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穷人口――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然而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的实际操作性文章。在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世界）的感觉，需要梳理、归纳和评价它们，更需要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实践。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章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
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
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力，一无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 （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奥科克（Pete Alcock）首先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Alcock, 1993：4）。我以为，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政策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其二，政策可能再造贫困。后一层意思又可让我们具有两种可能的想象空间：（A）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B）政策本身就不是平等之策。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样
一种观点：“谁决定政策？如何实施政策？谁就对决定人们在社会体系里的生活环境（包括贫困状态）起重要作用”，因为“政策行为随时准备或时刻能够左右社会结构”（Alcock, 1993：13）。类似的论述也体现在文森特（Vincent）对20世纪英国贫困史的讨论中，他说，贫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穷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穷人是由那些反映贫困的经济政策创造和再创造的。因此，在文森特看来，治理贫穷状况的政策的历史，就是贫困本身的历史。而马克格拉杰（MacGregor）则从政策失误导向不平等，尔后产生贫困的角度去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政策是政治家决策的产物，贫困就相当一个政策概念。
群体间利益的争夺是遭遇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根源，这是冲突学派的贫困观。冲突学派认为，不平等和贫困是社会各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每一个不同群体在任何一种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中都倾向于为自己争夺更多的利益，但是由于各个群体所拥有的权力和占有的资源不等，也由于能够给予争夺的资源总有短缺，利益争夺的结果必然是出现不同群体间利益的不平等分割，进而使部分群体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伦斯基（Lenski,G.E.）在他的《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一书中说，贫困者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很少。具体而言，穷人在经济领域里缺乏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因而难以获得较多的经济收入。在政治领域里他们缺乏政治活动的参与能力和机会，因此不可能对决策、投票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穷人无力于影响教育、传媒和社区组织，他们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总之，是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不合理，迫使社会部分成员“失能”而陷入贫困或长期陷于贫困。其结果往往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和偏见，加剧了社会矛盾（参见，Lenski,1966）。
与冲突论的观点相比，功能学派在指认不平等现象存在的同时，并没有任何需要消除它的意愿。相反，功能论者的信念是：大凡某种社会事实屡禁不止，又不断出现，就一定有它不能不如此的社会功能。不平等或贫困现象就是如此。功能主义贫困观的基本视角是，贫困乃社会功能之需要。其中，最具代表的为美国学者甘斯(Herbert J. Gans)有关贫困的诸多论述。他主张，社会不平等是由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需要共同决定的。这种理论首先假定社会中各种职位在实现社会价值目标中的重要性程度是不同的，同时假定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程度也不同。社会为了有效地达到其主要的价值目标，就需要一些天赋优秀的人去担当较为重要的角色。为了吸引天赋高者去占领这些更重要的社会位置，并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就必须赋予这些位置较高的报酬。同样，那些对实现社会主导价值目标的重要性程度不高的职位，社会所提供的报酬就较低。甘斯还估价了贫困所具备的社会正功能，即对社会整体的运行和发展起到某种积极作用。譬如，穷人可以去承担社会中较为低下、肮脏的工作；穷人为劳动市场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也间接促进了职业者的劳动积极性；穷人的消费，延长了一些商品的经济使用寿命；穷人可以成为社会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代价等等（Gans,1979：275-289）。总之，不平等和贫困的存在，在甘斯等功能主
义者眼中，乃情所必至，因为社会需要它们“调色”。
失业：经济力制造的贫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一个人是否有工作、是否能获得自己喜爱或合适的工作，以及工作报酬的高低等都经常取决于经济力──市场结构中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贫困是个人的选择行为和市场调节的结果。就像亚当?斯密所说，贫困是由经济体系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人口的生育情况共同决定的。依靠工资维持生计的工人，其所获工资是他劳动的基本价格，即维持工人及其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在市场中，工人的实际工资为劳动的“市场价格”，它是随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的。当劳动力供大于求时，劳动的市场价格会低于其基本价格。此时，劳动报酬降低，部分工人会因此而陷入贫困。而贫困又会使劳动者的供养能力降低，从而抑止人口的增长，减轻劳动力的过剩，使经济复苏，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劳动的市场价格上升（亚当·斯密，1972：73-74）。显然，斯密认为，贫困是市场情境中劳动力供需关系波动的结果。他提醒我们注意的一个社会事实是：由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动而产生的贫困是不可抗拒的。
经济力不可抗拒的社会事实还可以用另一个社会事实──反贫困政策失败─
─来加以说明。奥科克在考察20世纪3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三次世界经济不景气时期出现的，由大量失业遭致大幅度贫困现象的案例后指出：“失业、低工资、早退休、高税收等引起了贫困，因此，国内外各种各样经济力量的变化都可能而且正在引起贫困，这类经济力量的影响不得不被归属到宿命论者的悲哀之中，因为几乎任何政府、任何政策都无法真正抵御或改变它。”我们永远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将来这些经济力不会被修正，但至少现在“政策意愿和经济力的互动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因为经济力是导致贫困现象的原因。”（Alcock,1993：32）很多反贫困战略的失败往往都因为它们不敌一些或然的也可能是必然的经济力。在这层意义上说，任何解救贫困的政策措施都好似建立在漂浮不定的沙滩上。对此，有人干脆模仿功能主义的说法，赋予它合法之地位，这就是“市场需要贫困”。换言之，市场为了有效地运作，需要相当一部分穷人徘徊于市场的边缘。贫困者的等待与徘徊，会以一种无形的压力，作用于在职的工人，鼓励他们勤勉工作、克服懒惰（参见Novak, 1988, 转引Alcock,1993：33）。
按是否拥有职业，穷人可以分为两类：失业的穷人和工作的穷人。针对工作的穷人，美国学界有所谓“利益均沾论”（trickle down theory）。该理论假设：经济增长能有效地抑制贫困。安德森（Anderson）在1964年发表的《利益均沾：经济增长和美国家庭贫困的程度》一文中提出，经济增长有助于减低贫困的发生。在后续的研究中，人们根据安德森的理论，归纳了经济影响贫困率高低的主要理由为：经济繁荣，劳动力市场紧俏，此时雇主少有余地去选择他们雇用的人，穷人尤其是有工作能力的穷人就容易找到工作，而工作的穷人也会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进而
摆脱贫困。人们称这种现象为“利益均沾经济”，并且视这些穷人为成功的政府财政政策的得益者。遗憾的是，这一论点并没有在经验层面上被认证。事实是，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利益均沾”的经济现象并没有发生，贫困率并没有就此降低。为什么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威廉姆（William，1994）指出，这种事实说明，并非每个人皆能在利益均沾的过程中获益。具体而言，当经济领域发生了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信息业的结构变迁后，威廉姆认为，美国的经济呈现出三个阶段：大众生产阶段、超大众生产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每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本性都赋予穷人一个完全不同的雇用关系。总起来讲，这些阶段性变化成全了“自动化、钢铁、消费电子产品工业中的高收入工作的欠缺”，穷人不是缺乏工作，而是缺乏技能去承担这些高收入的工作（参见Kelso,1994：226-246）。大量“微卑工作”(lousy jobs)涌出，壮大了穷人的队伍；又有相对“高精尖的工作”创造了“高收入”工作的富裕阶层。愈来愈明显的两极分化，愈来愈壮大的穷人队伍，突显在经济发展之后，这不能不让人再度触觉到经济力的谜幻。经验报告对这种谜幻的答复是，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变贫困，经济成长与贫困率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
分析与结论
社会力和经济力对贫困的结构解释各有侧重，但它们都是悲观地看待结构：结构是具有无法满足全人类需求的架构。明确而说，几乎结构的方方面面，都会引起和制造贫困，而且结构的调整不能真正解救贫困。
结构的“悲观”反映在两个方面：(1)实际操纵结构的智者，像每一个结构解释那样，往往仅注意结构条件对发展的某一方面的限制，注意到引起贫困的某方面原因，而忽视结构整体，忽视结构具有联系的方方面面。因此，每一个理论、每一个在理论之上建立起来的具体脱贫的举措，都经常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譬如，利益均沾论的局限在于，它仅着重市场中报酬的多寡问题，没有考虑家庭收入的其他来源。于是，劳动力市场的报酬就成为政策注视的目标。（2）社会转型时确实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空间。在上述结构解释中我们看到，社会力和经济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贫困，但两相比较，前者似乎更多人为的因素；后者则多少归诸于或然的、具有人所无法预计的种种可能性。人可以凭借社会力发展经济，创造自己的富裕；人也可以运用社会力剥夺他者的权利，有意制造贫困。但是，人却不能真正主宰经济力。这种无能，表现在诸多的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的发展结果中，譬如，原本抑制贫困的种种政策却无意间引发出贫困加剧的局面。因此可以说，社会力在改造经济、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受经济力之约束。
谈或然性的时候，其实也包涵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事物的发生、滋长和消亡都不会沿着绝对笔直的路线的进行。福利政策就是这样。当它出台的时候，也许遵循简单的直线思路──“缺啥给啥”，十分奏效。可是，久而久之，救济就成为一种穷人习惯了的获取，失业者不再积极渴望拥有一份谋生的职业，城市“底下层”的
涌现成了发展的讽喻，福利国家制度或福利思想失败。失败并不能单靠撤销政策就宣告结束。我以为，这种非预期结果的发生揭示了一个问题：单一的经济发展、经济援助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任何政策都是某种理论研讨的实际结果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结构解释面对种种失败的反贫困策略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困现象，莫非本身并不单单是经济现象，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反思的依据在理论上或许出自这样的逻辑推理或假设：一方面，当结构变迁时，往往文化的变迁滞后于结构。换句话说，观念的转变落后于物质和技术的变化。这种文化上的滞后，形成一种阻力，阻碍着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我们也说过，贫困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克服的现象，或作为发展的产物，同样属于发展的阻力。那么，两方面的结合，是否可以认为：作为阻力的贫困问题，恐怕其中更多反映的就是固有文化对结构变化的阻碍呢？如果答案能够成立，我们就可以说，当结构造就出既定的贫困时，我们用文化因素去解读贫困应该颇具说服力。
不管上述推理是否能够成立，从20世纪60年代起，已有许多的学者开始尝试着用文化解释来理解贫困。
文化取向的解释
贫困文化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一批经典的论及贫困文化的书籍相继问世。其中，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班费尔德(Edward C. Banfield)的《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哈瑞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类美国》，通过来自墨西哥、意大利和美国等不同社会的经验资料，共同构筑起贫困文化的概念架构。他们的出现和后来者的许多著书及争论，都确确实实使当时的贫困研究，尤其对当时激烈展开的有关“城市底层阶级”的讨论，实现了一次解释框架的转向，这就是，从结构解释转向了文化解释。
人类学家刘易斯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在题为“贫困文化”的一文中指出，“贫困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它表达着“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Lewis,1968：215）。贫困亚文化的存在，一方面是穷人在社会强加的价值规范下无法获得成功，而采取的种种应对挫折和失望的不得已选择。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穷人，他们完全心甘情愿生活于自己的文化圈。无论是那一种存在，刘易斯以为：“一旦穷人具有了阶级意识，或者积极于组织起来，或者能够以国际化的观点看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有贫困文化了，尽管他们可能还是穷人（Lewis,1966：215）。从这层意义上看，贫困亚文化可能是主流
贫困概念的经典释义——贫困经济学理论探讨之一谭诗斌 荆州扶贫信息网来源日期： 2003-10-30 本站发布时间： 2005-12-15 14： 44： 51 阅读量： 820 次形式逻辑学认为，概念是反映客观现象或客观现象本质属性的基本思惟形式。 概念的认识价值在于，能在对象中找到本质的、一般的东西。毫无疑问，科学的贫困概 念则是反映贫困现象本质属性的一种抽象。因此，研究贫困问题，必须首先把握贫困概 念的科学涵义。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贫困便一直成为迄今为止各社会形态中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 对于贫困这一社会存在，人们可以从感性上直觉它，但似乎很难从概念上把握它。 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中的贫困，人们能较容易地根据一些现象，如缺吃少穿、营养不良、没有足够收入、无法获得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来作出感性判断，但真正对贫困作出抽象判断并对其一般概念给出准确、科学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贫困的特征是大不相同的。 同时，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对于贫困的理解和评价也是大不相同的。 正因如此，有些学者对贫困概念的科学涵义的可知性表示怀疑，陷入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困惑之中。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贫困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贫困一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萨缪尔森著： 《经济学》第14版，上册，第658 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英国学者奥本海默也认为： “贫困本是一个模糊概念，它不具备确实性。 它随时间和空间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而变化。 ”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对“贫困”这一概念的涵义作出了种种解释。 较为经典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中国的传统解释——财货贫乏论中国古汉语对“贫”、“穷”、“困”的释义主要是指处于财货匮乏的境况。 关于“贫”，《说文》释义： “贫，财分少也。 ”《广韵真韵》曰： “贫，乏也，少也。 ”关于穷”，《广雅释诂四》释义： “穷，贫也。 ”也就是说，“贫”与“穷”含义大体相同，都是指缺乏财物。 但“贫”与“穷”有量或程度方面的差别。 《左传昭公十四年》说： “大体贫穷相类，细言穷困于贫，贫者家少财货，穷谓全无家业。 ”《荀子大略》道：
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穷人口――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然而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的实际操作性文章。在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世界）的感觉，需要梳理、归纳和评价它们，更需要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实践。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章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 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 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力，一无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 （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奥科克（Pete Alcock）首先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Alcock, 1993：4）。我以为，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政策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其二，政策可能再造贫困。后一层意思又可让我们具有两种可能的想象空间：（A）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B）政策本身就不是平等之策。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样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和性别问题1 张林秀 （1999年10月29日，成都） 引言 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在反贫困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内和国际上的统计资料，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有2亿多农村住户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1999）。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也很快。 一方面多数人认为贫困人口减少了许多，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原因不甚了解。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理解决定缓贫取得顺利的因素和贫困农村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学术兴趣本身。因为迄今中国仍有5千万到1.02亿人生活在国定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是否更多地得益于经济的增长？或者说，应该归功于国家的扶贫项目？在评价扶贫投资状况时，又引出了另外一些问题。国家的扶贫投资在瞄准上是否有效？投下去的资金能否对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指导制订就中国现有贫困人口的脱贫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回答上述的一些问题，为政策制定者们做出有助于今后改进缓贫工作的决策提供信息依据。首先，简要描述中国的贫困地区的政策，以四川省的县级资料来分析对贫困县的瞄准是否准确。其次，重点分析扶贫项目对增长的作用。评估一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有多少是由于国家的扶贫政策所至。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透国非农就业具体地考察一下农村妇女问题。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通过收入指标来考察贫困。虽然在收入和其他福利指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Wang和Zhang （1999）以及世界银行（1999）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地区和文盲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表现较差的地区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考察瞄准和决定增长的因素时，我们用的是西部贫困省的数据，即四川省。 贫困地区的政策 虽然1986年中国并没有出台明确的全国规模的扶贫方面的政策，这并不等于说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没有受到过特殊关注。考虑到贫困地区对整个经济的边际贡献小，即便改革不成功损失也不会很大，改革者们允许让贫困地区的人民公社比其他地区早些解散（早在70年代末期）。当时中央政府已在对贫困地区进行补贴了，有的是通过直接的预算转移支付（Park 等，1996），有的通过粮食销售补贴或其他方式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帮助（Park, Rozelle和Cai，1994）。然而，由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开，预算资源越来越稀缺，这些支持一直在减少2。市场改革导致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产量和收入普遍提高（Weersink 和Rozelle,1997）。这些变化帮助一些人摆脱了贫困，尤其是在中部和沿海深受“以粮为纲”政策影响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根本就不适合生产粮食（Lardy，1983）。 8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改善边远闭塞地区资源匮乏农户的贫困状况，这些地区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将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国务院，1989a至1989e;1991）。为此国务院专门组建了一支扶贫工作队，即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或LGEDPA）负责新的一轮反贫困战争。领导小组的工作重心是官方划定的“贫困”县。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负责从预算中划出一部分，同时让银行从扶贫专项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为贫困地区提供贷款。下面，我们将描述一下贫困县的选取过程，考察一下几个主要的扶贫项目。 1该文主要摘自于以下两篇文章：（1）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黄季火昆合写的“中国的反贫困战争”；（2）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Andy Mason 合写的“新的机遇和阻碍：中国农村的非农工作、工资和性别”。
第十三章贫困问题 概述： 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但社会发展至今，贫困问题却日益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严峻课题。人类社会渴求摆脱贫困，不断地寻找脱贫的出路，但结果并不如人所愿。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重任。本章从贫困的一般概念类型出发，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和中国反贫困政策进行深入剖析。 世界：（观看世界贫困图片）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财富增加了7倍，但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也日益恶化，据有关国际组织2005后统计，在最近5年里，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0亿增加到13亿，有10多亿人缺乏安全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每天有亿人挨饿。目前，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约占其人口的1/3以上，其中9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南亚、南洲、中美洲、巴西和中国。非洲人口的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拉美地区有近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50万妇女死于分娩及有关的并发症，700万人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800万儿童死于因饮水和空气污染而引起的疾病，这些数字之和远远超过战争所造成的死亡。由于营养不良，发展中国家5000万儿童智力和体能不健全。此外，有亿学龄儿童失去了入学机会，其中80%是女童。 我国：（观看中国贫困图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国现在面临的贫困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最新消息）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副司长刘书文2014-12-15日公布的消息，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1年的最新标准，相当于每天1美元，25年保持低标准，终于接近世界扶贫标准）的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有8249万人；按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美元的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约还有2亿多。在湖南、河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这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
社会资本与贫困：一个理论框架的解释(一) 文章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过去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并尽量克服以往贫困问题研究的片面和不足,力图破解现代社会贫困存在之谜,也就是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来认识贫困,以便为贫困群体增加“三种资本”的能力寻找新的获取途径。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V.B?觟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
A-F方法介绍 贫困的内涵很丰富，也有很多种界定方式。从最早的绝对贫困，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到的资源贫困、能力贫困等。对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从单一贫困到多维贫困的转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人均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也包括了人均寿命、卫生、教育和生活条件等社会文化因素。直到2010年，UNDP第20个《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多维贫困指数MPI，认为贫困的维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收入不足的范畴，其涉及到不良的健康和营养状况、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谋生手段的缺乏、恶劣的居住条件、社会排斥异己社会参与的缺乏等诸多方面。 A-F双临界值方法，在2007年5月，由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的Sabina Alkire和James Foster基于Sen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发展为多维贫困的测量方法，简称为AF 方法，并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如前文提到UNDP与2010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了AF方法计算得到的MPI指数。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小林（2009）采用A- F方法，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王艳慧等（2013）对河南省南阳市四个国家贫困片区县进行了多维贫困度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A-F双临界值方法的优势是能够同时将离散型的定型数据和连续型的定量数据纳入测试模型进行测量。同时，A-F双临界值方法提供的是一种测量多维贫困的框架，非常具有弹性，更多的关键选中留给研究中自己决定，包括选中贫困的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各维度的权重以及贫困的临界值等。 Sen (2002)把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可行能力。人们的这些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因而导致贫困，所以，多维贫困测算的目的就是识别出哪些个体的哪些可行为能力被剥夺，从而测算出标示贫困个体多维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指标(H)，标示贫困深度的“平均剥夺份额”指标（A），以及标示贫困人口群体综合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指数”指标（MPI）。 本文利用“维度加总”和“维度分解”策略来综合评价贫困个体在各个维度的具体贫困状况。其中，“维度加总”能够计算贫困个体所有维度指标的综合贫困指数——MPI，“维度分解”则可以计算出各个维度指标对综合贫困指数的贡献程度。所设计的具体算法如下（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图1为多维贫困测算的流程图，表1为变量释义）： 1)根据所构建的多维贫困维度指标体系，把入户调查数据中各户所对应的数据项导入到数 据矩阵中。构建农户数据矩阵Y（n?d）。其中，n表示测算个体数量，d表示指标数量。 2)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中确定的指标临界值以及农户数据矩阵Y，可以得到相应的剥夺 矩阵g0（n?d）。剥夺矩阵g0用来表示存储农户被剥夺的情况，如果农户在某指标下是被剥夺的，在剥夺矩阵中该农户该指标的值为1，表示其为剥夺状态；否则该值为0，表示为不剥夺状态。 3)在剥夺矩阵中根据贫困临界值K确定出多维贫困个体，并且把非贫困个体的剥夺值进 行归零处理，剔除非贫困个体的剥夺信息对贫困加总的干扰，把归零后的剥夺矩阵称为已删减矩阵g0（K）（n?d）。该矩阵能够记录表征为多维贫困个体的指标剥夺情况，矩阵中的K表示贫困临界，即被确定为多维贫困个体的被剥夺指标数不小于K值。 4)根据已删减矩阵的贫困个体剥夺信息进行贫困加总，计算出多维贫困发生率、平均剥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 2017年08月14日 01 版2017年6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1000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13个县（区、市）中还有10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八十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胜枚举。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2012年，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第一章中国的贫困儿童：概念及规模 一．概念的界定 基于研究主题，与贫困儿童有关的概念包括两类，即基础概念和与现行救助政策有关的操作性概念。 ㈠．基础概念 基础概念主要有两个：儿童和贫困（家庭）儿童。如有需要，本报告也会把贫困儿童的概念延伸至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 1．儿童 本报告指称的“儿童”，采用的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有关儿童的定义，即18周岁以下的任何人。这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的“未成年人”（18周岁以下的人）的年龄界定相同。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中的“儿童”和“未成年人”指的是同一群体。 2．贫困家庭儿童 本报告把贫困家庭儿童简称“贫困儿童”。由于贫困标准有绝对与相对之分，特别是我国城乡、地区之间贫困状况和实践标准仍存在较大的差异，要认定科学统一的贫困儿童概念实属不易。基于研究主题和困境儿童的实际状况，本文把贫困儿童聚焦于下列三类群体：城乡低保家庭中的儿童、孤儿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之所以如此界定，一个最主要的理由是：衡量儿童贫困的标准相对统一，即其家庭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所有儿童，一方面避免了贫困儿童多样性特征给本研究带来的困扰，另一方面，上述数据无论是完整性还是可及性也较为理想。 3．低收入家庭儿童 低收入家庭儿童是指城乡低收入家庭中的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简称“低收入儿童”）。由于“低收入家庭”尚无全国性标准，各地各部门执行的标准也有很大差异，本文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尊重各地各部门的现行标准，不刻意强求统一。从目前的情况看，低收入户一般是指家庭月人均收入在当地城乡低保标准的110—150%之间的家庭。
㈡．与现行政策相关的操作性概念 讨论了概念以后，还要将这些基本概念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这就引出了一系列与现行政策相关的操作性概念，这包括：低保家庭儿童、孤儿、农村五保儿童、城市福利机构收养的孤残儿童、城市救助保护机构收容的流浪儿童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 1．低保家庭儿童 低保家庭儿童在本报告中亦简称“低保儿童”。是指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农村特困户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城镇低保家庭中的儿童（简称“城镇低保儿童”）和农村低保家庭及农村特困户中的儿童（简称“农村低保儿童”）。之所以把农村特困户中的儿童作为农村低保儿童统计，是因为农村特困户救济制度仅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一种过渡形式，其覆盖人口将于2007年绝大部分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孤儿 是指父母双亡和事实上无人抚养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主要包括两类群体：一是失去父母的未成年人，包括集中或散居的孤儿、弃婴；二是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包括暂时查找不到家庭或无法查明身份的流浪儿童，因父母服刑或其他原因暂时失去生活依靠的未成年人。 3．农村五保儿童 农村五保儿童特指已经或即将被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救助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本报告中亦简称“农村五保儿童”。这包括两个部分人：已经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未成年人和应该享受但仍未享受五保供养待遇的未成年人。农村五保儿童是我国农村孤儿中处境较为困难的群体。 4．城市福利机构收养的孤残儿童 系指由城市中的专门的儿童福利院以及其他福利机构中的儿童部集中收养的孤儿或被家长遗弃的儿童（弃婴）。 5．城市救助保护机构收容的流浪儿童 系指由城市救助保护机构收容，18周岁以下，脱离监护人有效监护，无力自行返家或者不愿返家，在外游荡、乞讨、捡拾的未成年人。 6．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 是指受艾滋病打击的儿童。主要包括四种类型: 一是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
贫困的测度和标准及计算方法 贫困测度是贫困研究的基础，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重要依据。 Sen（1976）指出，贫困测度必须要面对以下两个问题：（1）贫困的识别；（2）利用贫困的信息构造贫困指数。建立在正确选择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的贫困测度，才能更好的为反贫困事业做出贡献。 早期的贫困测度中，贫困识别是依据居民收入或支出的高低。（在贫困主体的识别过程中，贫困标准的确定至关重要，一般是根据当地居民生活的最低保障水平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进行制定，因此各国贫困标准的设置不尽相同。贫困标准（即贫困线制定）上，根据《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2010年1期，中国采用2100大卡热量作为农村人口贫困营养标准设定食物贫困线，并用回归计算方法推算出非食品贫困线，再将食品贫困线与非食品贫困线相加得到贫困线。但中国的贫困标准被认为相对较低。）而这种单维贫困测度，以收入或支出作为贫困标准，忽视了个体的脆弱性和贫困的长期性，个体的健康、教育、财产状况以及公共品的可获得性都会影响到个体的贫困程度。 杨改兰一案中，13年其家庭总收入为元，在12月的低保户动态评议上，因为家庭收入高于当年农村低保标准，核销了低保资格。这就是以收入为贫困标准的体现。虽然在这一惨案中，我认为低保资格的撤销并不是悲剧造成的主要原因，心理的病态和教育的贫穷才是主要的原因。她的生长环境导致她的心理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又缺乏关注和因其缺乏教育而没能及时采取纾解干预手段，种种矛盾叠加，让杨改兰长期处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无法纾解，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是一种心理健康的“贫穷”。 Sen（1999）认为，贫困应当被视为基本能力的剥夺。“能力贫困”意味着人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难以借助于现代教育、信息扩散、知识外溢、社会资本积累等效应来充实自身的经济能力，以致人力资源含量、知识与技能水平极低，在发掘经济机会、参与经济政策决策、增加对自身的投资、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创新性经济活动中获利、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等方面“无能为力”。所以要正确衡量个体的贫困程度，就必须从多个维度来考虑个体被剥夺的状况。
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贫困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青睐。在现代传统经济学中，贫困问题往往被简化为收入问题，许多贫困或经济平等的测量指标如基尼系数，都是以人们的收入作为研究基础。而阿马蒂亚·森在对大量的贫困问题研究后提出了更加全面和有效的贫困度量方法，并且从权力缺失的考虑出发，对贫困的实质进行了重新解释。本文将介绍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延续其研究思路，以期给经济学补充一个从更深刻的伦理层次认识贫困的视角。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伦理经济学贫困理论权利失败 贫困的概念 （一）贫困度量的传统方法 在度量贫困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基尼系数”等一系列指标。然而，以上指标只是从一个方面即收入的低下去衡量贫困，充其量只能作为识别穷人的一种方法。在一些传统的研究中，度量贫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先定义一个贫困线并以此统计出穷人的数量，再把贫困定义为贫穷人口与社会总人口之比，即“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ead-count measure），记为H。在这种方法下，全体贫困线以下的人的收入的降低丝毫不会影响贫困程度，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只要不越过贫困线，也不能得到任何体现。二是度量全体穷人的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距离总和，即比较流行的“贫困缺口”度量法，可以公式化为“收入缺口比率”（income-gap ratio），记为I。而这种度量法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只要穷人之间的收入转移不突破贫困线，收入缺口比率对收入转移就肯定是不敏感的”。 （二）贫困的识别和加总：森贫困指数 由此，阿马蒂亚·森提出一个较全面的贫困定义应该包括两个要素：一个识别穷人的方法和一个把穷人所构成的集合的特征进行加总，以形成贫困的总体印象，即贫困的“识别（identification）”和“加总（aggregation）”。上述两个指标H 和I分别度量了其中一方面，H代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而I代表与贫困线相比绝对收入的贫困比率。为了弥补度量中缺少的收入分配问题，阿马蒂亚·森引入了基尼系数G，G度量的正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从而阿马蒂亚·森得出了一个更精确的衡量贫困的指数P，P=H{I+(1-I)G}（阿马蒂亚·森，2001）。P指数很好地把握了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识别”和“加总”了贫困，而且反映了分配的不平等程度：P随着G的增大而增大，当分配绝对平均即所有人的收入都相等时，G为0，此时P=HI。 （三）权利方法 在考察了贫困的度量之后，阿马蒂亚·森转入了关于贫困成因的分析。阿马蒂亚·森（2006）认为生活的贫困不仅指这个人确实身处贫困状态中，而且包括由个人环境和社会限制造成的机会的缺乏，从而使其不能自由地选择其它生活方式。经济贫困的表象如低收入等最终也应将被视为能力的剥夺，人们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缺少获得正常生活条件的能力，“权利丧失”才是贫困的根源。 在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经济权利包括了：生产权利、交换权利、劳动权利和继承转移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自由行动并获得所需的基础，其中的任何一个权利散失或遭到剥夺都将影响人们的可行能力。在贫
农业经济问题 (月刊) 2009年第10期 理解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与能力 评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丁士军 赵 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处在巨大的社会经济转型期,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进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贫困现象与弱势群体。在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还有一部分受到直接冲击和影响的人群,如国有企业转型带来的下岗职工和大型工程项目建设造成大量的工程移民。这些受到直接冲击的人群,经历了职业、环境和生计等多方位的改变,承受着因为社会政策和外来力量的介入导致的失业、贫困等问题,成为社会的边缘化人群。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工程移民。在当前的研究中,人们对主动外出务工经商的自愿移民群体问题有很多关注和了解,而对工程移民问题的研究和认识还是更多局限在工程和技术层面;对于工程移民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多关注制度安排和安置环境,缺乏对移民群体的社会经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 由杨云彦、黄瑞芹、胡静和石智雷合作的新著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8年12月出版。该书尝试从新的视角研究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与能力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这是作者历时三年多完成的一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南水北调工程与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以工程移民作为研究社会变迁中介入型贫困的切入点,在南水北调中部工程库区第一手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工程移民群体在外力冲击下的村社和个人特征,深入研究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移民缓解贫困的作用和运作机理。作者不仅对社会变迁过程中贫困易发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和明确的理论解释,还就介入型贫困的缓解对策和能力再造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通读全书,这本专著有以下一些特点和创新: 第一,全新的研究视角。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贫困人口和贫困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很早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论解释,更缺乏足够深入的实证分析。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是问题研究的关键,不然,所有论述只能游浮于表面。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一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以重大工程建设带来的大量非自愿移民作为研究社会变迁导致群体贫困问题的研究对象,具有原创性。进一步地扩展到受社会变迁影响的其他边缘化群体,如农民工、下岗职工以及失地农民等等,还涉及到农村贫困以及在外力冲击影响之下的可持续发展。该书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方面突破了研究社会变迁中贫困问题的实证难问题,这不仅对于贫困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社会变迁以及贫困问题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作用;另一方面突破了学术界研究工程移民就事论事、局限于移民群体、缺乏理论升华的问题,为研究工程移民打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预示了重要的研究前景。对这一点,我相信仔细阅读过这部著作的读者将深有体会。 第二,重要的理论创新。社会变迁会带来一部分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并成为贫困高发人群。为什么在外力影响下会带来一部分人的贫困?其贫困的特征和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该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提出并研究 介入型贫困 和弱势群体 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学术专著。该书对以上问题给 108
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理论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现象的理论，它由美国学者刘易斯（O．Lewis）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而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在社会中，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穷人的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使得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出贫困。 贫困文化理论基本上属于贫困的个人责任论。虽然刘易斯并不认为这种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是这种理论还是遭到许多批评。主要的批评观点包括：贫困文化理论夸大了穷人与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差异，实际上穷人本身并不是同质性很强的群体，各群体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反映，贫困文化理论未能解释穷人贫困的起始原因。 贫困作为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相生的社会现象，人们长期以来总是将其看作自然环境的产物，或者当作一种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了物质的考察或经济、技术的分析，从而认为土地、资本乃至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是阻碍发展、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这类分析往往暗示，只要消除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是实践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消除了其中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依然如故。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乃是源自于贫困文化。 一、什么是贫困文化？ 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他的―贫困文化‖这一概念涵盖了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和个人心态等方面的描述。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人们常常将―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后者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二者之所以被混淆，主要是由于二者包含的―文化‖一词所引起的。―文化贫困‖中的―文化‖几乎可以等同于―知识‖ 一词的含义，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知识层面的贫困，即通常所指的知识缺乏、知识不足或文化素质不济等。然而，―贫困文化‖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的，它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总而言之，―文化贫困‖主要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智力状态，而―贫困文化‖是指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安于贫困的价值观念。
马克思理论与我国的贫困问题 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困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依据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制度决定、技术基础和表现形态等三个层面,并结合我国二十多年扶贫的实践,分析当前贫困的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提出进一步加快有效反贫困的对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贫困，反贫困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的贫困理论与我国目前的贫困问题似乎无关,其实不然,虽然马克思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的贫困问题,若去掉相关社会制度的内容,其中贫困理论的一般规律的分析,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困问题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一)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按照人均年收入668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表明,我国农村2600万人属于绝对贫困人口,还有将近5000万刚刚脱贫的低收入人口。此外, 2200万城市居民享受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属于各地政府的扶贫对象。目前约有9000万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还不足千元。 ①按照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贫困人口界定的标准也应当与时俱进。萧灼基教授就曾呼吁:“应该把贫困标准从目前的水平提高到1000元。”② (二)原因分析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但还存在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毋庸置疑,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得国家具有强大的调控能力。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规律仍然会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因此,用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来分析我国的贫困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当然,这种作用是受到一定限制的。除此之外,我国的贫困问题更多的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部门间差距、区域发展不协调、自然资源不平衡等诸因素引起的,这是与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不同之处。 目前我国城镇所出现的劳动就业难与贫与贫困问题密切相关,而劳动就业又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就会降低对劳动就业人口的需求,即使企业规模扩大,在就业人口总量有所增加的条件下,相对量的减少是一种必然性。既要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又要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阶段和我国充足的人口资源优势,调节高、中、低程度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合理组合,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协调发展,切实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从源头上消除劳动就业问题所导致的贫困。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三种剩余人口的论述来分析我国的贫困问题。农民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从而掩盖了他们失业和半失业状态,这是一种隐态;其中的农民工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就是一种显态,他们成为了过剩人口,即“潜在的过剩人口”或“流动的过剩人口”。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场经济活跃的地区,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重新配置,使输出者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和创收机会。同时,在流动过程中实现输出者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这对于减缓农民贫困问 ①中国有9000 多万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 http: / /www. sanxiau. net/dep t/ jcc / read. asp? id = 447. 2005 - 5 - 27. ②萧灼基. 贫困标准应从目前水平提高到1000元。 http: / / finance. sina. com. cn / economist/ jingjixueren /20050527 /22001631932. shtml
一部探讨福利与贫困理论及现实的著作 ——《福利与贫困研究》评述 庄贵阳 提 要 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世界56亿人口中,有20%以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仍是全人类不容忽视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生活?贫困的内涵是什么?当今世界的贫困状况如何?一个贫困的人被剥夺了哪些基本需求和权利?哪些人是容易贫困的脆弱群体?国家在利益与责任的分配中,尤其是在保护和提高人类福利方面都起到哪些作用?贫困的原因是什么?消除贫困的措施都有哪些?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达斯古柏塔教授所著的《福利与贫困研究》(A n Inquiry into W ell2being and D estituti on,1993)一书,全面地向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 主题词 福利 贫困 世界银行在1990年的年度报告中对“贫困”作了如下定义:“由于基本需求和权利的缺乏而没有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准”。主要表现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较高的婴儿死亡率,较低的平均预期寿命,较少的教育机会,较差的饮用水,较少的医疗服务,简陋的住房和决策程序中缺乏积极的参与意识”。目前,贫困现象遍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社会。亚太地区有8亿贫困人口,非洲有3亿,拉美有2亿。从资源状况和农业结构来看,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亚洲,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比较突出;非洲却是土地贫瘠和环境资源基础薄弱;而拉丁美洲最显著的特点是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作者把人口、资源、环境、贫困、营养状况等作为相互联系的因子,利用了人类学、人口统计学、生态学、经济学、流行病学、地理学、道德和政治哲学,以及环境、营养和政治科学等学科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福利与贫困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福利理论与实现的制度框架 贫困是资源分配问题。要想实现福利,首先必须满足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这些基本需求与基本权利是福利的商品基础。社会体制和政府对福利的实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机构,它有权威实施它的影响。社会契约是福利实现的保证。只有遵守原则,自由才能实现。原则是社会契约的指导原则。社会契约,不管它是否明确,都应该是简单有效的。契约不应该对行动限制太多,也不应对意外事件过分敏感。用来指导人类繁荣的社会契约必须简单。社会契约理论着重强调了自由。幸福生活的特征因人而异,就是其他条件都相同的话,人的天分、欲望和爱的能力还不尽相同。一个人的政治、公民和社会经济的背景对福利实现的影响最大。但是自由,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自由,都是一个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无论一个人想得到什么,他首先想得到的就是自由。这是契约主义的一个特征。国家的责任应该局限于确保公民得到适当数量的基本需求。一个合理的契约不应让国家管得太多。社会契约的一个作用应是获得和提供基本需求商品的使用和价值方面的信息。 个人福利的组成在数量上难以表现,如果不考虑度量上的实际问题,有两种方法可以评价社会福利及其变化。一种是度量福利的组成(利益和自由),另一种是评价福利的商品决定因素(商品和服务是福利生产中的投入)。前一方法度量产出(如人体健康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