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七发》主旨
摘要：对于《七发》的主旨众说纷纭，有“戒膏粱子弟”说、“谏吴王”说和“谏梁孝王”说两种。
本文从枚乘生活的时代背景、《七发》文本这两方面对其主旨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七发》的主旨并不是谏吴王或梁孝王，而极有可能是戒膏粱子弟。
关键词：枚乘、《七发》、主旨
对于《七发》的主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前人对其主旨的看法，总结起来有如下三种：1、刘勰的“戒膏梁之子”说。
《文心雕龙·杂文》篇云：“及枚乘摛艳，首创《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2、谏梁孝王说。
李善《六臣注文选》说：“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
”3、谏吴王说。
清梁章鉅《文选旁证》引朱绶说：“《七发》之作，疑在吴濞时，扬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也，若梁孝王，岂能观涛曲江哉。
”以上三种意见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第一种说法认为《七发》有劝谏膏粱子弟不应骄奢淫逸之意，而后两种观点把《七发》的写作是对诸侯王谋反的警告。
笔者认为单纯地把“谏吴王”与“谏梁王”作为《七发》的主旨有其不合理之处，本文将从枚乘生平经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从《七发》的文本对这两种说法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七发》的主旨。
一、从枚乘生平背景看，《七发》写作目的不是谏梁王或谏吴王。
枚乘字叔，淮阴人也。
为吴王湃郎中。
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吴王不纳，乘等去而至梁，从孝王游。
枚乘曾仕于吴，做过吴王的文学侍从，后来离开吴国投奔梁孝王，成为梁孝王的门客。
政治上，枚乘是维护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对于诸侯王的反叛他反对的态度相当坚决。
对于吴王要叛乱之事，他就曾写过《谏吴王书》和《重谏吴王书》来劝谏吴王刘濞，但是都得不到采纳。
因此枚乘再写《七发》谏吴王似乎是不必要的。
枚乘离开吴国后，吴王刘濞便开始发兵叛乱。
而对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事，梁孝王作为当时一位实力强大的诸侯王，功不可没。
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
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
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
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
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
”看得出梁孝王应该是没有叛变之心的。
加上枚乘曾仕于两国，对当时的情况必定很清楚。
因此，《七发》是写于“谏梁王”这种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二、从《七发》的文本看，也是没有劝谏诸侯王不要叛变之意的。
《七发》开篇以称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往探问，彼此寒暄过后，即开始主客问答。
这是一段序曲，叙述事情的因由。
然后引发吴客针对楚太子的病症而提出的七个诊治方案，分别为享受美妙动听的音乐，品尝美味的食物，乘坐名贵的马车，与门客歌伎泛览游观寻兴作乐，参与惊心动魄的田猎活动，观看波涛汹涌的江潮。
但这些方法都不能使太子忘记病痛。
最后，吴客提出的“要言妙道”便使楚太子听后即出了一身汗，病也忽然好了。
这些内容，让人很难看出枚乘劝谏诸侯王不要叛变之意。
而且如果《七发》真的是以劝谏梁王吴王不要叛乱的
话，理应直抒胸臆，而不用那么委婉暗指。
这也可以与《谏吴王书》和《重谏吴王书》这两篇文章进行比较。
《重谏吴王书》中有这样的内容，“昔者，秦西举胡戎之难，北备榆中之关，南距羌之塞，东当六国之。
六国乘信陵之籍，明苏秦之约，厉荆轲之威，并力一心以备秦。
然秦卒禽六国，灭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则地利不同，而民轻重不等也。
今汉据全秦之地，兼六国之众，修戎狄之义，而南朝羌，此其兴秦，地相什么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今夫谗谀之臣为大王计者，不论骨肉之义，民方轻重，国之大小，以为吴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
”这段内容对吴王反叛朝廷之事直言不误。
枚乘的劝谏之意跃然纸上，而这是在《七发》中是读不到的。
如果《七发》把那些劝谏诸侯王不要叛乱之意用那样华美铺排之辞，迂回婉转表达出来，是会很难达到劝谏的目的。
根据上述理解，笔者认为《七发》不是为吴王或梁孝王而作。
《七发》真正的主旨是“谏膏粱子弟”，劝说梁孝王这一类膏粱子弟戒除骄奢淫逸的生活，以学“要言妙道”为任，提高治国修身之道。
汉初，汉高祖刘邦结束了战国时期的封建割据，完成初步国家统一。
虽说诸侯割据的现象并未彻底根除，但总的来说，国家经济富裕，内忧外患基本平定，再加上当时社会风气开放，统治阶级附庸风雅，百姓生活殷实，“赋”这一文学体裁的出现便是很好的证明。
开化的民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便是贵族统治阶级滋生腐败奢侈的温床。
这可以从梁孝王当时的生活状况推断得出。
梁孝王是汉景帝之弟，又得窦太后宠爱，再加之平乱有功，其权势之显赫，生活之奢侈，无人可比。
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载，“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
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
广睢阳城七十里。
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馀里。
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
东西驰猎，拟于天子。
”还占据“四十馀城，皆多大县”，“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孝王的财富之多足可比拟中央，其生活的奢侈腐败也是在预料之中。
再从梁孝王的例子来看，当时其他诸侯王的情况便可不得而知了。
而枚乘曾仕于吴梁两国，必定对诸侯王的奢侈荒淫的生活有切身的体验和观察。
因此，《七发》的创作，极有可能是枚乘告诫梁孝王这类膏粱子弟不要骄奢淫逸的。
除此以外，在《七发》的文本上，亦有关于告诫诸侯王戒骄戒奢的描写，“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今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这段文字把奢侈腐败的宫廷生活比作“伐性之斧”、“腐肠之药”和“猛兽之爪牙”，说明这种骄奢生活下蕴藏了极大地隐患，这正是要告诫膏梁子弟不能因贪心而追求物质生活上无比奢侈豪华的享受，告诫他们那种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奢华腐败的生活方式是他们一切病痛的根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戒膏梁子弟”之意是《七发》的主旨。
但这也只是一种推测。
然而，无论《七发》是否有“谏吴王”或“梁孝王”之意，还是“戒膏梁子弟”之意，都不会磨灭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史记·列传》司马迁撰于童蒙编译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 2007
[2] 《史记·世家》司马迁撰于童蒙编译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 2007
[3] 《<七发>的创作渊源及其文学价值》杨贵刚
[4] 《论<七发>的主旨与写作时间》王涛西南大学学报2009
[5]《<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6]《枚乘<七发>主题再探》束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
[7]《文心雕龙今译》周振甫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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