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马克思贫困理论分析我国贫困问题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的贫困理论与我国目前的贫困问题似乎无关，其实不然！时至今日，重读这一经典，每每都有新的收获。虽然马克思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的贫困问题，若去掉相关社会制度的内容，其中贫困理论的一般规律的分析，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困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的贫困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用了五章篇幅论述了资本积累理论。这一部分内容长时期以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阶级性最鲜明的体现，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的本质、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由此可以看出：首先，资本越大，生产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产业后备军越大；其次，与在业工人相比，产业后备军越大，经常失业的人口就越多；最后，失业的人口越多，工人阶级就越贫困。所以，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要义是说明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2]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也就会增大。一些生产资料（如劳动资料）的增加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另一些生产资料（如原料）的增加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无论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是生产资料的量与劳动的量相比增加了，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4]可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必然意味着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这一变化“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5]尽管由于社会总资本的增加，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并不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但是单位资本吸收劳动力的数量则减少了。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推动了资本的集聚和集中。而资本的迅速增大又促进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相对过剩人口。“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6]流动的过剩人口是指时而被解雇，时而被吸收，工作很不稳定，经常处于流动状态的工人；潜在的过剩人口是指农村的过剩人口，他们往往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从而掩盖着他们的失业状态；停滞的过剩人口是指为工厂加工但在家里干活的城乡居民，他们的工资低、劳动条件差、经常处于半失业状态。此外，相对过剩人口还包括处于社会底层、最需要救济的赤贫阶层。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必然恶化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拉大资本家与工人收入差距，造成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无产阶级消费的绝对量在整个社会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少；资产阶级消费的绝对量在整个社会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多，既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从以上论述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关于贫困理论的三个要点：第一，资本主义的贫困问题是其制度的必然产物。这就导
致了资本家的发财致富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呈正相关关系。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问题虽不同于资本主义早期，但问题依然存在。资本家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不争事实赫立在目，不容否定。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贫困现象仍不能克服，特别是危机发生的时候这种情况更是随时可能出现。在那些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贫富对立的局面仍相当严重，因为他们还不能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运用社会福利政策来缓解贫富对立问题。第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引起劳动者就业的困难，这是资本主义贫困的技术基础。一方面是新增就业人口要大于正常的退出就业人口，造成了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难题；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被排挤的劳动人口再就业问题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自然灾害到来时就会雪上加霜，难以克服。其实，马克思并没有讲资本主义全面的经常的贫困，因为“常备的过剩人口”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强调的是失业工人在危机到来时更容易遭遇贫困的情形。第三，马克思总结了过剩人口的三种情况，这是从表现形态层面上对贫困所作的阐释。它不仅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它社会形态中也是存在的。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制度决定、技术基础和表现形态三个不同的层次分析了贫困问题，构成了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
二、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⒈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按照人均年收入668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表明，我国农村2600万人属于绝对贫困人口，还有将近5000万刚刚脱贫的低收入人口。此外，2200万城市居民享受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属于各地政府的扶贫对象。目前约有9000万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还不足千元。[7]按照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贫困人口界定的标准也应当与时俱进。萧灼基教授就曾呼吁：“应该把贫困标准从目前的水平提高到1000元。”[8]
从上表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基本上是维持在7.1%～11.8%（除去85年的16.2%、89年的3.9%和90年的5.0%）；然而贫困线标准增长率没有真实反映出经济的发展，而且表现出极不稳定的波动性，甚至在2000年前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零增长和负增长。所以，我国贫困线标准的设定没有真实反映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以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国际通行标准和购买力平价折算，我国的贫困线应为年收入924元人民币，那么农村的贫困人口就达到了7580万人。
⒉原因分析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但还存在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毋庸置疑，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得国家具有强大的调控能力。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规律仍然会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因此，用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来分析我国的贫困问题还是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当然，这种作用是受到一定限制的。除此之外，我国的贫困问题更多的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部门间差距、区域发展不协调、自然资源不平衡等诸因素引起的，这是与资本主义的贫困问题的不同之处。
目前我国城镇所出现的劳动就业难与贫困问题密切相关，而劳动就业又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就会降低对劳动就业人口的需求，即使企业规模扩大，在就业人口总量有所增加的条件下，相对量的减少是一种必然性。近年来出现的大量下岗职工和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我认为，这种情
况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基础提高后的一种必然结果。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一难题的化解在于注重提高劳动就业率，并把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也要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特点上来把握这一问题。既要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又要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阶段和我国充足的人口资源优势，调节高、中、低程度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合理组合，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协调发展，切实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从源头上消除劳动就业问题所导致的贫困。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三种剩余人口的论述来分析我国的贫困问题。农民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从而掩盖了他们失业和半失业状态，这是一种隐态；其中的农民工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就是一种显态，他们成为了过剩人口，即“潜在的过剩人口”或“流动的过剩人口”。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场经济活跃的地区，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重新配置，使输出者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和创收机会。同时，在流动过程中实现输出者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这对于减缓农民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由农民转变成为农民工之后，就由原来的“潜在的过剩人口”变成了“流动的过剩人口”。他们时而被解雇，时而被吸收，工作不稳定，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之中。同时，与农民和土地分离相伴生的，还有国有企业工人与他们工作的企业即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了庞大的下岗工人队伍，这也应当归属于马克思所论述的“流动的过剩人口”或“停滞的过剩人口”。同时，我国的贫困人口还包括城乡的鳏、寡、孤、独等无生活保障人员。
三、我国反贫困的对策建议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贫困人口从2.5亿降到8500万，平均每年减少1000万。但是从1990年到2000年，即使政府投入很大力量，我们的贫困人口只从8500降低到3200万，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500万，为前面十年的一半。2001年，贫困人口只减少270万；2002年贫困人口只减少110万；2004年我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2003年增加了80万人。到2005年我国还有2610万的贫困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的反贫困任务还是相当严峻。
注：上图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虽然已经有两亿四千万的人口脱贫，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还相当低，只要发生疾病或是自然灾害，就会有大量的人口回复到贫困的状态。同时，贫困人口在发展中的相对弱势地位问题也相当突出，与非贫困人口相比较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差、文化技术素质低，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发展空间受到很大的约束。同时，贫困人口分布相对分散、构成极其复杂的现状使得政府实施反贫困的成本加大，难度增强。此外，在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之后，各种不良的社会问题成为经济发展伴生物而不断加剧。其中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造成贫困问题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现今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被公认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2003年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之大，已进入值得警惕的“黄灯”区。专家提醒，如不采取相应措施，到2010年后将进入“红灯”范围。[9]随着今后减少贫困人口的难度加剧，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在新的时期也进入了攻坚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反贫困所面临的这些严峻挑战，作者以马克思贫困理论为依托，提出如下反贫困政策建议：
1、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我国反贫困的制度保障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因此反贫困的主要对象是农民。1978年全国的贫困人口有2.5亿，占当时总人口的25%。在1978年之后，农村从集体生产转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了1985年的时候，贫困人口从2.5亿降到1.2亿。自政府从80年代开始实施的专项扶贫计划，到1993年时，贫困人口进一步降到8000万。1994年提出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2000年组织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增加了对农民和贫困地区的投入，到2005年全国的贫困人口减少到2610万。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全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绝大多数发生在中国。
这些成就的取得和我们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不断推进所有制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在现代经济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趋向于混合经济形态，即“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发挥作用。因为市场较好地回答了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同时运用政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在效率和平等之间进行博弈的同时实现了二者的平衡。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形态的存在，一方面有利于调动市场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必然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贫困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寻求社会公平、平等和协调发展的优势更加明显。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然要求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依归，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更容易得到“看得见的手”的调节。所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成为我国反贫困的制度性保障。
然而，当前反贫困问题难度加剧的现实，是我国持续多年的反贫困行动过度依赖于政府行为对贫困人口实行救济所至，这完全是一种“看得见的手”的行为模式，忽视了“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没有有效地完成混合经济形态的构建，也就没有从贫困的本源上消除贫困。要从根本上反贫困，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就要建立健全市场化的反贫困机制。
2、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反贫困的根本途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有的反贫困措施暴露出了较多的问题。比如，财政资源的汲取能力成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条件限制；国家扶贫的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在逐步弱化；贫困地区竞争劣势加剧，极易形成“马太效应”，等等。仅仅依靠政府行为的扶贫，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的同时也累积了复贫的风险。因为以往的反贫困措施始终游离于市场体制之外，只可能助长贫困的惰性，其结果必然导致贫困地区陷入更加贫困的深渊，区域发展的更加不平衡，统一的市场经济系统更难以最终确立。为此，有效的反贫困措施就是要达到治贫、脱贫的持久效力，通过改变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在贫困地区培植良好的发展机制，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要实现这一过程，必然的选择和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引入市场机制，即实现农业的市场化和实施市场化的反贫困措施。
农业的市场化要求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国家划拨的扶贫专项资金，在扶贫政策的指导下，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经营，从而融入统一的市场体系之中，循序渐进地参与市场竞争，以形成贫困地区良好的发展机制。同时，市场化的过程中应该立足于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正确认识农业市场化的现实困难，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选择切实可行的策略。一方面，在贫困地区要广泛传播市场的观念。要贯彻“治
贫先治愚”的原则，让贫困人口接受、认同并采纳市场的意识，真正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另一方面，大力推行市场化反贫困模式。将反贫困落实到行动上，就要让贫困地区直面市场，实现贫困地区的农业市场化，改供给推动型的扶贫模式为重视市场原则的需求拉动型的反贫困模式。[10]
3、合理的产业构成是我国反贫困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这一基本规律不但在《资本论》中有详尽的论述，而且在人类历史和现实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作为一个资源禀赋丰富，尤其是生产力资源丰富的国家，要实现各个产业的全面协调发展，就必须重视国情，合理搭配高、中、低程度的资本有机构成，协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这一基点上实现的经济均衡就会使得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表现出巨大优势。如果不顾这一现实，盲目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整个经济不但不能实现均衡发展，而且会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口。这一情况的发生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那样——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会形成三种过剩人口，进而发展成为贫困人口。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协调不同的产业类型，合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绝不容忽视。
当前，在我国许多地方建立的高新科技开发区，其对于国民经济的大力推动作用显而易见。但是，除去其在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自然资源等问题，无论是从古典比较优势理论还是新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来看，过度地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不重视国情的一种行为。我国拥有十三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按人均GDP来衡量，发展水平还很低，资本的积累能力仍然有限。因此，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状况决定了我国必然会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上体现出强大优势。今后随着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流出，工业和第三产业需要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必然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更多的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利于消除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因而是我国反贫困的客观要求。
4、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是我国反贫困的关键
收入分配不平等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期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步缩小。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发展历程来看，这是一个较普遍的规律，即西蒙·库兹涅茨倒U 曲线理论。其反映了收入差距是工业化发展自身的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收入分配也表现为库氏倒U曲线。收入差距在一定时期内的扩张会导致贫富两级分化，依靠市场力量自动平抑收入差距带来的后果需要漫长的时期。这时，政府的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缩短或延续这个过程的周期，其作用不容忽视。有目的地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范围和数量，调节高收入者过高收入，从而营造“中间大，两头小”的和谐社会结构。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关于个人所得税调整议案的相关讨论就是针对于此。对于城镇低收入者，可以采取适时适度提高贫困线标准和最低生活费、最低工资，发布工资增长指导线等措施；对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应当坚决执行反就业歧视和反工资歧视政策，进一步清理不利于、不便于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规定，逐步消除农民工因身份不同而遭受的工资歧视，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培训机会；对于高收入群体，政府通过税收手段来调节和保证收入的
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经济转型期城市反贫困思路重建
【摘要】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政策以物质贫困论为基础，以政府行为为主要治理手段，以社会救济为政策核心，因而其扶贫的效果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文章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对城市扶贫政策的理论基础、手段和途径进行反思，提出缓解贫困的新思路。
【关键词】社会资本经济转型城市贫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贫困现象成为中国一项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各级政府作了城市扶贫大量的工作，然而城市扶贫效果往往不能尽如人意。为什么中国城市贫困现象高居不下？中国城市贫困现象高居不下是否与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存在某些致命的缺陷有关？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并且对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理论基础、手段和途径进行反思，力图重建中国经济转型期城市反贫困思路。
一、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特征、理论基础和缺陷分析
1、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特征
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严峻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特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在扶贫主体上，以政府为扶贫主体。政府是扶贫资源的控制者，它主宰着扶贫计划制定、实施、管理和监督的全过程，体现了自上而下特征。（2）在扶贫内容上，以物质资源救助为政策核心。“送温暖工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制度、失业救济金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无一不是以物质资源救助为主的特征。（3）在政策类型方面，目前的扶贫政策基本上属于消极性扶贫。
2、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理论基础
目前中国政府扶贫政策这些特征与其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有关。（1）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论认为贫困现象是市场竞争的副产品；贫困现象具有比较大的外部性，这种通过非价格因素将负面影响强加给社会的外部性现象，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反贫困问题是一个公共物品的问题，具有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带有明显的政府行为特征。（2）狭义资源论。狭义资源论所指的资本有具体的物质形式如土地、劳动力、资源等。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人力资本的提出实现了“资本”向广义的扩展，使资本成为了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后来“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资本”，因此在广义资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综上所述，市场失灵论明确了政府在中国城市扶贫中的地位和责任。狭义资源论明确了中国城市扶贫的核心内容。据此，贫困是指在物质资料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因而扶贫主要是解决人们的物质资源的匮乏。
3、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缺陷
从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特征和理论基础来看，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1）扶贫渠道的单一化。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是在市场和政府的二维框架中里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限制了其他扶贫渠道功能的发挥。（2）夸大政府的能力，忽视了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在城市扶贫问题上，政府失灵表现在财力约束、能力约束和激励约束三个方面。所谓
财力约束是指国家财政有限；能力约束是指政府工作人员腐败现象和政府信息失灵，使得有限的扶贫资金不到位，即所谓的“瞄准”失灵；激励约束是指扶贫带来“等、靠、要”的心理。（3）扶贫目标的有限性。作为目前中国城市政策的核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无疑对于城市反贫困有着积极意义。但是，最低生活保障只能“救急”，而不可能“救穷”。因而最低生活保障并不等于反贫困，反贫困扶贫必须实现生存和发展两个目标。
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理论基础的和实践的双重缺陷要求我们必须引进新的理论来调整中国城市扶贫新思路。二、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城市扶贫政策新思维的转换
“社会资本”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理论概念。总体来说，学术界比较认同普特南的定义，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形式。社会资本概念一经提出，即为社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关注。这是因为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了无形资源（资本）的重要性，阐明了社会资本这种非货币形式资本也和货币形式资本一样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从而超越了传统的狭义资源（资本）论的缺陷，使得人们更加注重在广义资本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框架中思考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了扶贫主体之间各种资本之间和治理机制之间相互协同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市场、社区三大资源配置主体的之间协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大资本之间的协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大社会经济治理机制之间的协同，从而超越了传统的“市场万能论”和“政府万能论”的缺陷。
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反城市贫困思路的启示在于：第一，建立综合性的城市反贫困手段和目标。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它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包括缺少发言权、权利和被社会排除在外。”也就是说，造成贫困的真正原因是能力剥夺以及机会的缺乏。实现有效的城市反贫困，应该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大资本之间的协同，既要满足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的物质需求，更要促进城市贫困者的社会参与，在社会参与中锻炼和恢复自己的竞争能力，把握获取收入的机会，融入主流社会防止走向边缘化。第二，建立综合性城市反贫困机制，形成国家、市场和社区（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框架。第三，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城市扶贫中的独特优势。世界银行在中国许多成功的扶贫项目检验表明，一个成功的扶贫行动所使用的资金很少，关键是促进当地人广泛地参与发展实践，形成社会资本。鉴于中国政府财力的薄弱和贫困人口规模的巨大，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法建立高效的社会保障机制，而政府借助社会资本，可以弥补政府能力和财力不足。
三、当前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与解决方法
当前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限制了社会资本在城市扶贫中作用。因此要发挥社会资本在城市扶贫的作用，必须分析当前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与解决方法。本文借用武考克的理论来分析问题。武考克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一文指出，“镶嵌”和“自主”构成了社会资本的维度。根据镶嵌（整合）和自主（链结）的高、低不同发展水平的相互组合，武考克分析了四种社会资本形态：低整合-低链结、高整合-低链结、低整合-高链结和高整合-高链结。
1、微观社会资本困境
贫困概念的经典释义——贫困经济学理论探讨之一谭诗斌 荆州扶贫信息网来源日期： 2003-10-30 本站发布时间： 2005-12-15 14： 44： 51 阅读量： 820 次形式逻辑学认为，概念是反映客观现象或客观现象本质属性的基本思惟形式。 概念的认识价值在于，能在对象中找到本质的、一般的东西。毫无疑问，科学的贫困概 念则是反映贫困现象本质属性的一种抽象。因此，研究贫困问题，必须首先把握贫困概 念的科学涵义。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贫困便一直成为迄今为止各社会形态中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 对于贫困这一社会存在，人们可以从感性上直觉它，但似乎很难从概念上把握它。 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中的贫困，人们能较容易地根据一些现象，如缺吃少穿、营养不良、没有足够收入、无法获得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来作出感性判断，但真正对贫困作出抽象判断并对其一般概念给出准确、科学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贫困的特征是大不相同的。 同时，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对于贫困的理解和评价也是大不相同的。 正因如此，有些学者对贫困概念的科学涵义的可知性表示怀疑，陷入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困惑之中。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贫困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贫困一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萨缪尔森著： 《经济学》第14版，上册，第658 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英国学者奥本海默也认为： “贫困本是一个模糊概念，它不具备确实性。 它随时间和空间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而变化。 ”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对“贫困”这一概念的涵义作出了种种解释。 较为经典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中国的传统解释——财货贫乏论中国古汉语对“贫”、“穷”、“困”的释义主要是指处于财货匮乏的境况。 关于“贫”，《说文》释义： “贫，财分少也。 ”《广韵真韵》曰： “贫，乏也，少也。 ”关于穷”，《广雅释诂四》释义： “穷，贫也。 ”也就是说，“贫”与“穷”含义大体相同，都是指缺乏财物。 但“贫”与“穷”有量或程度方面的差别。 《左传昭公十四年》说： “大体贫穷相类，细言穷困于贫，贫者家少财货，穷谓全无家业。 ”《荀子大略》道：
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穷人口――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然而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的实际操作性文章。在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世界）的感觉，需要梳理、归纳和评价它们，更需要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实践。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章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 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 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力，一无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 （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奥科克（Pete Alcock）首先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Alcock, 1993：4）。我以为，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政策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其二，政策可能再造贫困。后一层意思又可让我们具有两种可能的想象空间：（A）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B）政策本身就不是平等之策。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样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和性别问题1 张林秀 （1999年10月29日，成都） 引言 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在反贫困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内和国际上的统计资料，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有2亿多农村住户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1999）。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也很快。 一方面多数人认为贫困人口减少了许多，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原因不甚了解。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理解决定缓贫取得顺利的因素和贫困农村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学术兴趣本身。因为迄今中国仍有5千万到1.02亿人生活在国定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是否更多地得益于经济的增长？或者说，应该归功于国家的扶贫项目？在评价扶贫投资状况时，又引出了另外一些问题。国家的扶贫投资在瞄准上是否有效？投下去的资金能否对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指导制订就中国现有贫困人口的脱贫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回答上述的一些问题，为政策制定者们做出有助于今后改进缓贫工作的决策提供信息依据。首先，简要描述中国的贫困地区的政策，以四川省的县级资料来分析对贫困县的瞄准是否准确。其次，重点分析扶贫项目对增长的作用。评估一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有多少是由于国家的扶贫政策所至。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透国非农就业具体地考察一下农村妇女问题。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通过收入指标来考察贫困。虽然在收入和其他福利指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Wang和Zhang （1999）以及世界银行（1999）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地区和文盲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表现较差的地区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考察瞄准和决定增长的因素时，我们用的是西部贫困省的数据，即四川省。 贫困地区的政策 虽然1986年中国并没有出台明确的全国规模的扶贫方面的政策，这并不等于说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没有受到过特殊关注。考虑到贫困地区对整个经济的边际贡献小，即便改革不成功损失也不会很大，改革者们允许让贫困地区的人民公社比其他地区早些解散（早在70年代末期）。当时中央政府已在对贫困地区进行补贴了，有的是通过直接的预算转移支付（Park 等，1996），有的通过粮食销售补贴或其他方式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帮助（Park, Rozelle和Cai，1994）。然而，由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开，预算资源越来越稀缺，这些支持一直在减少2。市场改革导致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产量和收入普遍提高（Weersink 和Rozelle,1997）。这些变化帮助一些人摆脱了贫困，尤其是在中部和沿海深受“以粮为纲”政策影响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根本就不适合生产粮食（Lardy，1983）。 8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改善边远闭塞地区资源匮乏农户的贫困状况，这些地区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将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国务院，1989a至1989e;1991）。为此国务院专门组建了一支扶贫工作队，即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或LGEDPA）负责新的一轮反贫困战争。领导小组的工作重心是官方划定的“贫困”县。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负责从预算中划出一部分，同时让银行从扶贫专项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为贫困地区提供贷款。下面，我们将描述一下贫困县的选取过程，考察一下几个主要的扶贫项目。 1该文主要摘自于以下两篇文章：（1）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黄季火昆合写的“中国的反贫困战争”；（2）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Andy Mason 合写的“新的机遇和阻碍：中国农村的非农工作、工资和性别”。
第十三章贫困问题 概述： 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但社会发展至今，贫困问题却日益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严峻课题。人类社会渴求摆脱贫困，不断地寻找脱贫的出路，但结果并不如人所愿。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重任。本章从贫困的一般概念类型出发，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和中国反贫困政策进行深入剖析。 世界：（观看世界贫困图片）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财富增加了7倍，但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也日益恶化，据有关国际组织2005后统计，在最近5年里，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0亿增加到13亿，有10多亿人缺乏安全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每天有亿人挨饿。目前，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约占其人口的1/3以上，其中9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南亚、南洲、中美洲、巴西和中国。非洲人口的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拉美地区有近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50万妇女死于分娩及有关的并发症，700万人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800万儿童死于因饮水和空气污染而引起的疾病，这些数字之和远远超过战争所造成的死亡。由于营养不良，发展中国家5000万儿童智力和体能不健全。此外，有亿学龄儿童失去了入学机会，其中80%是女童。 我国：（观看中国贫困图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国现在面临的贫困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最新消息）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副司长刘书文2014-12-15日公布的消息，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1年的最新标准，相当于每天1美元，25年保持低标准，终于接近世界扶贫标准）的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有8249万人；按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美元的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约还有2亿多。在湖南、河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这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
社会资本与贫困：一个理论框架的解释(一) 文章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过去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并尽量克服以往贫困问题研究的片面和不足,力图破解现代社会贫困存在之谜,也就是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来认识贫困,以便为贫困群体增加“三种资本”的能力寻找新的获取途径。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V.B?觟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
A-F方法介绍 贫困的内涵很丰富，也有很多种界定方式。从最早的绝对贫困，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到的资源贫困、能力贫困等。对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从单一贫困到多维贫困的转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人均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也包括了人均寿命、卫生、教育和生活条件等社会文化因素。直到2010年，UNDP第20个《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多维贫困指数MPI，认为贫困的维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收入不足的范畴，其涉及到不良的健康和营养状况、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谋生手段的缺乏、恶劣的居住条件、社会排斥异己社会参与的缺乏等诸多方面。 A-F双临界值方法，在2007年5月，由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的Sabina Alkire和James Foster基于Sen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发展为多维贫困的测量方法，简称为AF 方法，并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如前文提到UNDP与2010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了AF方法计算得到的MPI指数。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小林（2009）采用A- F方法，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王艳慧等（2013）对河南省南阳市四个国家贫困片区县进行了多维贫困度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A-F双临界值方法的优势是能够同时将离散型的定型数据和连续型的定量数据纳入测试模型进行测量。同时，A-F双临界值方法提供的是一种测量多维贫困的框架，非常具有弹性，更多的关键选中留给研究中自己决定，包括选中贫困的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各维度的权重以及贫困的临界值等。 Sen (2002)把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可行能力。人们的这些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因而导致贫困，所以，多维贫困测算的目的就是识别出哪些个体的哪些可行为能力被剥夺，从而测算出标示贫困个体多维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指标(H)，标示贫困深度的“平均剥夺份额”指标（A），以及标示贫困人口群体综合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指数”指标（MPI）。 本文利用“维度加总”和“维度分解”策略来综合评价贫困个体在各个维度的具体贫困状况。其中，“维度加总”能够计算贫困个体所有维度指标的综合贫困指数——MPI，“维度分解”则可以计算出各个维度指标对综合贫困指数的贡献程度。所设计的具体算法如下（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图1为多维贫困测算的流程图，表1为变量释义）： 1)根据所构建的多维贫困维度指标体系，把入户调查数据中各户所对应的数据项导入到数 据矩阵中。构建农户数据矩阵Y（n?d）。其中，n表示测算个体数量，d表示指标数量。 2)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中确定的指标临界值以及农户数据矩阵Y，可以得到相应的剥夺 矩阵g0（n?d）。剥夺矩阵g0用来表示存储农户被剥夺的情况，如果农户在某指标下是被剥夺的，在剥夺矩阵中该农户该指标的值为1，表示其为剥夺状态；否则该值为0，表示为不剥夺状态。 3)在剥夺矩阵中根据贫困临界值K确定出多维贫困个体，并且把非贫困个体的剥夺值进 行归零处理，剔除非贫困个体的剥夺信息对贫困加总的干扰，把归零后的剥夺矩阵称为已删减矩阵g0（K）（n?d）。该矩阵能够记录表征为多维贫困个体的指标剥夺情况，矩阵中的K表示贫困临界，即被确定为多维贫困个体的被剥夺指标数不小于K值。 4)根据已删减矩阵的贫困个体剥夺信息进行贫困加总，计算出多维贫困发生率、平均剥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 2017年08月14日 01 版2017年6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1000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13个县（区、市）中还有10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八十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胜枚举。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2012年，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第一章中国的贫困儿童：概念及规模 一．概念的界定 基于研究主题，与贫困儿童有关的概念包括两类，即基础概念和与现行救助政策有关的操作性概念。 ㈠．基础概念 基础概念主要有两个：儿童和贫困（家庭）儿童。如有需要，本报告也会把贫困儿童的概念延伸至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 1．儿童 本报告指称的“儿童”，采用的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有关儿童的定义，即18周岁以下的任何人。这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的“未成年人”（18周岁以下的人）的年龄界定相同。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中的“儿童”和“未成年人”指的是同一群体。 2．贫困家庭儿童 本报告把贫困家庭儿童简称“贫困儿童”。由于贫困标准有绝对与相对之分，特别是我国城乡、地区之间贫困状况和实践标准仍存在较大的差异，要认定科学统一的贫困儿童概念实属不易。基于研究主题和困境儿童的实际状况，本文把贫困儿童聚焦于下列三类群体：城乡低保家庭中的儿童、孤儿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之所以如此界定，一个最主要的理由是：衡量儿童贫困的标准相对统一，即其家庭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所有儿童，一方面避免了贫困儿童多样性特征给本研究带来的困扰，另一方面，上述数据无论是完整性还是可及性也较为理想。 3．低收入家庭儿童 低收入家庭儿童是指城乡低收入家庭中的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简称“低收入儿童”）。由于“低收入家庭”尚无全国性标准，各地各部门执行的标准也有很大差异，本文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尊重各地各部门的现行标准，不刻意强求统一。从目前的情况看，低收入户一般是指家庭月人均收入在当地城乡低保标准的110—150%之间的家庭。
㈡．与现行政策相关的操作性概念 讨论了概念以后，还要将这些基本概念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这就引出了一系列与现行政策相关的操作性概念，这包括：低保家庭儿童、孤儿、农村五保儿童、城市福利机构收养的孤残儿童、城市救助保护机构收容的流浪儿童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 1．低保家庭儿童 低保家庭儿童在本报告中亦简称“低保儿童”。是指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农村特困户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城镇低保家庭中的儿童（简称“城镇低保儿童”）和农村低保家庭及农村特困户中的儿童（简称“农村低保儿童”）。之所以把农村特困户中的儿童作为农村低保儿童统计，是因为农村特困户救济制度仅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一种过渡形式，其覆盖人口将于2007年绝大部分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孤儿 是指父母双亡和事实上无人抚养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主要包括两类群体：一是失去父母的未成年人，包括集中或散居的孤儿、弃婴；二是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包括暂时查找不到家庭或无法查明身份的流浪儿童，因父母服刑或其他原因暂时失去生活依靠的未成年人。 3．农村五保儿童 农村五保儿童特指已经或即将被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救助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本报告中亦简称“农村五保儿童”。这包括两个部分人：已经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未成年人和应该享受但仍未享受五保供养待遇的未成年人。农村五保儿童是我国农村孤儿中处境较为困难的群体。 4．城市福利机构收养的孤残儿童 系指由城市中的专门的儿童福利院以及其他福利机构中的儿童部集中收养的孤儿或被家长遗弃的儿童（弃婴）。 5．城市救助保护机构收容的流浪儿童 系指由城市救助保护机构收容，18周岁以下，脱离监护人有效监护，无力自行返家或者不愿返家，在外游荡、乞讨、捡拾的未成年人。 6．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 是指受艾滋病打击的儿童。主要包括四种类型: 一是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
贫困的测度和标准及计算方法 贫困测度是贫困研究的基础，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重要依据。 Sen（1976）指出，贫困测度必须要面对以下两个问题：（1）贫困的识别；（2）利用贫困的信息构造贫困指数。建立在正确选择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的贫困测度，才能更好的为反贫困事业做出贡献。 早期的贫困测度中，贫困识别是依据居民收入或支出的高低。（在贫困主体的识别过程中，贫困标准的确定至关重要，一般是根据当地居民生活的最低保障水平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进行制定，因此各国贫困标准的设置不尽相同。贫困标准（即贫困线制定）上，根据《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2010年1期，中国采用2100大卡热量作为农村人口贫困营养标准设定食物贫困线，并用回归计算方法推算出非食品贫困线，再将食品贫困线与非食品贫困线相加得到贫困线。但中国的贫困标准被认为相对较低。）而这种单维贫困测度，以收入或支出作为贫困标准，忽视了个体的脆弱性和贫困的长期性，个体的健康、教育、财产状况以及公共品的可获得性都会影响到个体的贫困程度。 杨改兰一案中，13年其家庭总收入为元，在12月的低保户动态评议上，因为家庭收入高于当年农村低保标准，核销了低保资格。这就是以收入为贫困标准的体现。虽然在这一惨案中，我认为低保资格的撤销并不是悲剧造成的主要原因，心理的病态和教育的贫穷才是主要的原因。她的生长环境导致她的心理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又缺乏关注和因其缺乏教育而没能及时采取纾解干预手段，种种矛盾叠加，让杨改兰长期处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无法纾解，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是一种心理健康的“贫穷”。 Sen（1999）认为，贫困应当被视为基本能力的剥夺。“能力贫困”意味着人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难以借助于现代教育、信息扩散、知识外溢、社会资本积累等效应来充实自身的经济能力，以致人力资源含量、知识与技能水平极低，在发掘经济机会、参与经济政策决策、增加对自身的投资、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创新性经济活动中获利、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等方面“无能为力”。所以要正确衡量个体的贫困程度，就必须从多个维度来考虑个体被剥夺的状况。
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贫困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青睐。在现代传统经济学中，贫困问题往往被简化为收入问题，许多贫困或经济平等的测量指标如基尼系数，都是以人们的收入作为研究基础。而阿马蒂亚·森在对大量的贫困问题研究后提出了更加全面和有效的贫困度量方法，并且从权力缺失的考虑出发，对贫困的实质进行了重新解释。本文将介绍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延续其研究思路，以期给经济学补充一个从更深刻的伦理层次认识贫困的视角。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伦理经济学贫困理论权利失败 贫困的概念 （一）贫困度量的传统方法 在度量贫困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基尼系数”等一系列指标。然而，以上指标只是从一个方面即收入的低下去衡量贫困，充其量只能作为识别穷人的一种方法。在一些传统的研究中，度量贫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先定义一个贫困线并以此统计出穷人的数量，再把贫困定义为贫穷人口与社会总人口之比，即“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ead-count measure），记为H。在这种方法下，全体贫困线以下的人的收入的降低丝毫不会影响贫困程度，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只要不越过贫困线，也不能得到任何体现。二是度量全体穷人的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距离总和，即比较流行的“贫困缺口”度量法，可以公式化为“收入缺口比率”（income-gap ratio），记为I。而这种度量法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只要穷人之间的收入转移不突破贫困线，收入缺口比率对收入转移就肯定是不敏感的”。 （二）贫困的识别和加总：森贫困指数 由此，阿马蒂亚·森提出一个较全面的贫困定义应该包括两个要素：一个识别穷人的方法和一个把穷人所构成的集合的特征进行加总，以形成贫困的总体印象，即贫困的“识别（identification）”和“加总（aggregation）”。上述两个指标H 和I分别度量了其中一方面，H代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而I代表与贫困线相比绝对收入的贫困比率。为了弥补度量中缺少的收入分配问题，阿马蒂亚·森引入了基尼系数G，G度量的正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从而阿马蒂亚·森得出了一个更精确的衡量贫困的指数P，P=H{I+(1-I)G}（阿马蒂亚·森，2001）。P指数很好地把握了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识别”和“加总”了贫困，而且反映了分配的不平等程度：P随着G的增大而增大，当分配绝对平均即所有人的收入都相等时，G为0，此时P=HI。 （三）权利方法 在考察了贫困的度量之后，阿马蒂亚·森转入了关于贫困成因的分析。阿马蒂亚·森（2006）认为生活的贫困不仅指这个人确实身处贫困状态中，而且包括由个人环境和社会限制造成的机会的缺乏，从而使其不能自由地选择其它生活方式。经济贫困的表象如低收入等最终也应将被视为能力的剥夺，人们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缺少获得正常生活条件的能力，“权利丧失”才是贫困的根源。 在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经济权利包括了：生产权利、交换权利、劳动权利和继承转移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自由行动并获得所需的基础，其中的任何一个权利散失或遭到剥夺都将影响人们的可行能力。在贫
农业经济问题 (月刊) 2009年第10期 理解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与能力 评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丁士军 赵 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处在巨大的社会经济转型期,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进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贫困现象与弱势群体。在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还有一部分受到直接冲击和影响的人群,如国有企业转型带来的下岗职工和大型工程项目建设造成大量的工程移民。这些受到直接冲击的人群,经历了职业、环境和生计等多方位的改变,承受着因为社会政策和外来力量的介入导致的失业、贫困等问题,成为社会的边缘化人群。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工程移民。在当前的研究中,人们对主动外出务工经商的自愿移民群体问题有很多关注和了解,而对工程移民问题的研究和认识还是更多局限在工程和技术层面;对于工程移民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多关注制度安排和安置环境,缺乏对移民群体的社会经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 由杨云彦、黄瑞芹、胡静和石智雷合作的新著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8年12月出版。该书尝试从新的视角研究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与能力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这是作者历时三年多完成的一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南水北调工程与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以工程移民作为研究社会变迁中介入型贫困的切入点,在南水北调中部工程库区第一手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工程移民群体在外力冲击下的村社和个人特征,深入研究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移民缓解贫困的作用和运作机理。作者不仅对社会变迁过程中贫困易发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和明确的理论解释,还就介入型贫困的缓解对策和能力再造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通读全书,这本专著有以下一些特点和创新: 第一,全新的研究视角。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贫困人口和贫困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很早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论解释,更缺乏足够深入的实证分析。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是问题研究的关键,不然,所有论述只能游浮于表面。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一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以重大工程建设带来的大量非自愿移民作为研究社会变迁导致群体贫困问题的研究对象,具有原创性。进一步地扩展到受社会变迁影响的其他边缘化群体,如农民工、下岗职工以及失地农民等等,还涉及到农村贫困以及在外力冲击影响之下的可持续发展。该书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方面突破了研究社会变迁中贫困问题的实证难问题,这不仅对于贫困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社会变迁以及贫困问题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作用;另一方面突破了学术界研究工程移民就事论事、局限于移民群体、缺乏理论升华的问题,为研究工程移民打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预示了重要的研究前景。对这一点,我相信仔细阅读过这部著作的读者将深有体会。 第二,重要的理论创新。社会变迁会带来一部分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并成为贫困高发人群。为什么在外力影响下会带来一部分人的贫困?其贫困的特征和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该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提出并研究 介入型贫困 和弱势群体 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学术专著。该书对以上问题给 108
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理论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现象的理论，它由美国学者刘易斯（O．Lewis）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而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在社会中，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穷人的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使得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出贫困。 贫困文化理论基本上属于贫困的个人责任论。虽然刘易斯并不认为这种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是这种理论还是遭到许多批评。主要的批评观点包括：贫困文化理论夸大了穷人与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差异，实际上穷人本身并不是同质性很强的群体，各群体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反映，贫困文化理论未能解释穷人贫困的起始原因。 贫困作为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相生的社会现象，人们长期以来总是将其看作自然环境的产物，或者当作一种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了物质的考察或经济、技术的分析，从而认为土地、资本乃至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是阻碍发展、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这类分析往往暗示，只要消除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是实践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消除了其中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依然如故。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乃是源自于贫困文化。 一、什么是贫困文化？ 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他的―贫困文化‖这一概念涵盖了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和个人心态等方面的描述。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人们常常将―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后者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二者之所以被混淆，主要是由于二者包含的―文化‖一词所引起的。―文化贫困‖中的―文化‖几乎可以等同于―知识‖ 一词的含义，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知识层面的贫困，即通常所指的知识缺乏、知识不足或文化素质不济等。然而，―贫困文化‖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的，它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总而言之，―文化贫困‖主要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智力状态，而―贫困文化‖是指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安于贫困的价值观念。
马克思理论与我国的贫困问题 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困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依据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制度决定、技术基础和表现形态等三个层面,并结合我国二十多年扶贫的实践,分析当前贫困的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提出进一步加快有效反贫困的对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贫困，反贫困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的贫困理论与我国目前的贫困问题似乎无关,其实不然,虽然马克思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的贫困问题,若去掉相关社会制度的内容,其中贫困理论的一般规律的分析,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困问题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一)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按照人均年收入668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表明,我国农村2600万人属于绝对贫困人口,还有将近5000万刚刚脱贫的低收入人口。此外, 2200万城市居民享受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属于各地政府的扶贫对象。目前约有9000万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还不足千元。 ①按照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贫困人口界定的标准也应当与时俱进。萧灼基教授就曾呼吁:“应该把贫困标准从目前的水平提高到1000元。”② (二)原因分析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但还存在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毋庸置疑,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得国家具有强大的调控能力。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规律仍然会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因此,用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来分析我国的贫困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当然,这种作用是受到一定限制的。除此之外,我国的贫困问题更多的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部门间差距、区域发展不协调、自然资源不平衡等诸因素引起的,这是与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不同之处。 目前我国城镇所出现的劳动就业难与贫与贫困问题密切相关,而劳动就业又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就会降低对劳动就业人口的需求,即使企业规模扩大,在就业人口总量有所增加的条件下,相对量的减少是一种必然性。既要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又要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阶段和我国充足的人口资源优势,调节高、中、低程度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合理组合,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协调发展,切实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从源头上消除劳动就业问题所导致的贫困。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三种剩余人口的论述来分析我国的贫困问题。农民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从而掩盖了他们失业和半失业状态,这是一种隐态;其中的农民工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就是一种显态,他们成为了过剩人口,即“潜在的过剩人口”或“流动的过剩人口”。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场经济活跃的地区,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重新配置,使输出者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和创收机会。同时,在流动过程中实现输出者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这对于减缓农民贫困问 ①中国有9000 多万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 http: / /www. sanxiau. net/dep t/ jcc / read. asp? id = 447. 2005 - 5 - 27. ②萧灼基. 贫困标准应从目前水平提高到1000元。 http: / / finance. sina. com. cn / economist/ jingjixueren /20050527 /22001631932. shtml
一部探讨福利与贫困理论及现实的著作 ——《福利与贫困研究》评述 庄贵阳 提 要 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世界56亿人口中,有20%以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仍是全人类不容忽视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生活?贫困的内涵是什么?当今世界的贫困状况如何?一个贫困的人被剥夺了哪些基本需求和权利?哪些人是容易贫困的脆弱群体?国家在利益与责任的分配中,尤其是在保护和提高人类福利方面都起到哪些作用?贫困的原因是什么?消除贫困的措施都有哪些?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达斯古柏塔教授所著的《福利与贫困研究》(A n Inquiry into W ell2being and D estituti on,1993)一书,全面地向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 主题词 福利 贫困 世界银行在1990年的年度报告中对“贫困”作了如下定义:“由于基本需求和权利的缺乏而没有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准”。主要表现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较高的婴儿死亡率,较低的平均预期寿命,较少的教育机会,较差的饮用水,较少的医疗服务,简陋的住房和决策程序中缺乏积极的参与意识”。目前,贫困现象遍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社会。亚太地区有8亿贫困人口,非洲有3亿,拉美有2亿。从资源状况和农业结构来看,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亚洲,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比较突出;非洲却是土地贫瘠和环境资源基础薄弱;而拉丁美洲最显著的特点是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作者把人口、资源、环境、贫困、营养状况等作为相互联系的因子,利用了人类学、人口统计学、生态学、经济学、流行病学、地理学、道德和政治哲学,以及环境、营养和政治科学等学科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福利与贫困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福利理论与实现的制度框架 贫困是资源分配问题。要想实现福利,首先必须满足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这些基本需求与基本权利是福利的商品基础。社会体制和政府对福利的实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机构,它有权威实施它的影响。社会契约是福利实现的保证。只有遵守原则,自由才能实现。原则是社会契约的指导原则。社会契约,不管它是否明确,都应该是简单有效的。契约不应该对行动限制太多,也不应对意外事件过分敏感。用来指导人类繁荣的社会契约必须简单。社会契约理论着重强调了自由。幸福生活的特征因人而异,就是其他条件都相同的话,人的天分、欲望和爱的能力还不尽相同。一个人的政治、公民和社会经济的背景对福利实现的影响最大。但是自由,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自由,都是一个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无论一个人想得到什么,他首先想得到的就是自由。这是契约主义的一个特征。国家的责任应该局限于确保公民得到适当数量的基本需求。一个合理的契约不应让国家管得太多。社会契约的一个作用应是获得和提供基本需求商品的使用和价值方面的信息。 个人福利的组成在数量上难以表现,如果不考虑度量上的实际问题,有两种方法可以评价社会福利及其变化。一种是度量福利的组成(利益和自由),另一种是评价福利的商品决定因素(商品和服务是福利生产中的投入)。前一方法度量产出(如人体健康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