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有一百元之常会出席费可图，于使南下议员即有三十余人先后随张鲁泉等返京。一时间“津浦道上，风尘仆仆”，而自政变后，北京两院常会及宪法会议已流会三月有余，至九月七日，众院常会，乃始开成“，当天就议定了延长任期案，全国舆论大哗。对此离京议员做出强烈反应：”征诸外国之成规，证之我国之先例，均无可比拟，岂容大冒不韪，自展任期。况国会一开其端，理由非颠破不灭，将来任总统，任法官者，均可借故把持要求延任，又何以塞野心者之口而善后耶？“留京议员以摄政内阁即将期满，加紧布置大选. 本日留守北京国会议员计划组织大总统选举会预备会，因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宣告流会.9月10日，国会留京议员举行“总统选举预备会”，吴景濂唯恐再度流会，乃虚报出席者已达四百三十六人，已达法定人数.9月11日，离京议员（字面上为483人）通电指责吴景濂捏报人数召开大总统选举会预备会一事。“查大总统选举会法定出席人数为五百八十人，现在京人数相差甚远，吴景濂既敢捏报于前，势必雇人冒充于后，总以完成盗窃名器之伪选会为务。”9月中旬以后，北京方面的贿选开始大张旗鼓的进行，部分国会议员丑态毕露，给国会的声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此种说法已成定论，在此不再赘述.10月4日，北京摄政内阁公布“国会组织法”及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改选令。修正国会组织法于第七条之后加“第八条前两条规定议员之职务应俟次届选举完成依法开会前一日解除之。”本日宪法会议法定人数已足，会议将地方制度全章通过二读会。10月5日，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本日两院开大总统选举会，出席议员五百九十人，曹锟得票四百八十票。”大政变之后的国会南迁运动至此彻底破产。国会尚存，国会制度却已破产。民初国会政治弊端重重，不必讳言。但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世界政治史上，各国代议制的实施也都出现过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以选举为例，就是在代议制发展最为成熟的英国，也一度出现“贿赂公行”，选票“涨价”的现象.尽管意识到有严重弊端，西方国家仍然通过改良，保留并完善了议会制度。而中国却在对议员失望的同时抛弃了国会制度本身。这一时期的舆论界并未意识到国会制度是现代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国会制度的支撑宪政只能沦为政权的招牌而已。中国政治家和民众对议会的批评当时主要集中在人的道德这一层面，每次国会的解散都是以对议员的人格失望为背景。1920年8月19日，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李盛铎、众议院议长刘恩格代表参众两院宴请张作霖和曹锟，以感谢其不解散之恩，翌日两院议员又公宴一次，《申报》对此事加以评论称：“国会议员至招伶设宴以谢曹张二使之不解散，可谓极尽国会之丑态者矣。以如此人格而尚得谓之议员，以如此议员尚得称之为国会，宁知世间尚有羞耻事耶？”此次国会选举结束之后，吴景濂送大总统证书赴保定，多名议员随行祝贺，又引起了舆论对于议员人格的抨击，国会议员原来被看作是官员的一种，现在又被目为军人的附庸。早在北洋内部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直皖战争之后，就有人评价“北京之内阁曰新内阁，其总理曰新总理，其国会曰新国会，直皖战争之崭然见头角者曰新人物，今日都中所见所闻，几无一而不新。……然所谓新内阁总理者，仍是安福时代之内阁总理，所谓新国会者仍是安福时代之国会，所谓新人物者仍是武人，所谓新势力者仍是武人。今日都中所见所闻，实无一而不旧。”国会跟北洋军阀等量齐观注定了国会会随着北洋军阀的逐渐消解而引得国人失望并最终被遗弃。对历次国会的失望导致了国会制度本身的信任危机。但是这种做法是否合宜值得商榷，当时便有人提出“此又岂制度之过哉”的质疑。其实就是议员本身的问题，也可具体分析，未便一概而论。有相当一部分议员，以为曹氏既无袁、段之凶，亦无袁、段之才，将其推为总统，或有利于国会实施对政府的监督，并借此完成制宪，将国家带入宪政的轨道，其“选”与“贿”没有多少关系。另有一部分议员不满政府多年欠其岁费，希望有所补偿，而将所得经费当成了政府补发的岁费，一些议员还将贿选内幕公开，以示与直系划清干系.在道德普遍低下的历史背景下，这些议员背离当时道德规范的严重程度，是否就如批评者想象的那么突出，值得商榷。舆论对贿选的抨击助长了整个社会对国会制度的怀疑，顾维钧对此他回忆到：“（当时）我的同事们-有些是我的至交好友，有些亦曾在国外留学-一般地不像是能理解国会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必要部分，
而且它的地位为宪法所保证。相反，他们把国会看作是令人厌恶的东西。”他特别就国人公开将议员称为“猪仔”提出批评，将它视为不能理解“国会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必要部分”的一个例证.以“民主”为特征的国会制度应该在中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除非我们全民族决定不走民主的道路而回到专制政治的道路上去”.1933年，邱昌渭在总结民初国会消亡的原因时，曾就议会与议会政治、内阁与内阁制的区别作了一番辨析，“民国十三年以前的中国，虽曾有过议会，但没有成立议会政治；虽曾有过内阁，但没有构成内阁制”。在他看来，当时国人普遍存在一种误解，“以为只要有了民选的代议机关，就是议会政治；只要有内阁的组织，就是内阁制”.实际上，议会政治是建立在相互制衡基础上的政党政治，是通过政党来联络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在邱昌渭看来，这种意义上的议会政治，民国初年并不存在，至少是被专制独裁者破坏了。因而尽管民初议会存在弊端，也不应该归咎于议会政治或议会制度。五、对权力明晰有效性的诉求-宪法条文分析大总统选举前后，《中华民国宪法》被匆匆通过。10月4日地方制度全章通过二读会，10月6日，宪法会议将国权一章和其他悬案系数通过二读会，并由主席制定蓝公武等三十人整理全部宪法条文字句.10月8日，蓝公武等三十人于7、8日将宪法字句整理完毕之后，本日下午二时召开第三百零二次宪法会议，将宪法全文付之三读，半日而成，共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此外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的“生计”、“教育”两章以及尚未起草的“施行附则”，因为时间局促，遂搁置不议。同日宪法会议咨达大总统和国务院“中华民国宪法，业经本会议制定，于本年十月十日由本会议依法宣布。”宪法会议还通电全国，并着手公布宪法条文. 《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颁布的宪法，规定了中华民国作为一个“统一民主国”的基本构成。宪法共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分国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之修正解释及其效力诸部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国权和地方制度两章，国权章对中央和地方事权的明确划分，地方制度章对省级自治的承认体现了《中华民国宪法》最重要的特点-即对权力明晰化和有效性的诉求。笔者谨对此两章做一个具体分析。在国权一章中，《中华民国宪法》明确划分了中央政府和省权的权限。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国权，属于国家事项，依本宪法之规定行使之；属地方事项，依本宪法及各省自治法之规定行使之；属于地方事项，依本宪法及各省自治法之规定行使之。”规定国家管理的事项包括：一外交；二国防；三国籍法；四刑事、民事及商事之法律；五监狱制度；六度量衡；七币制及国立银行；八关税、盐税、印花税、烟酒税、其他消费税，及全国税率应行划一之租税；九邮政、电报及航空；十国有铁道及国道；十一国有财产；十二国债；十三专卖及特许；十四国家文武官吏之铨试、任用、纠察及保障；十五其它依本宪法所定属于国家之事项。另有若干事项由国家和省共同施行。国家立法令地方执行之，而省在不抵触国家法律的范围内也可以制定单行法。一农、工、矿业及森林、二学制；三银行及交易所制度；四航政及沿海渔业；五两省以上之水利及河道；六市制通则；七公用征收；八全国户口调查及统计；九移民及垦殖；十警察制度；十一公共卫生；十二救恤及游民管理；十三有关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迹之保存。除此之外，还有专门事项归省实行之。具体包括：一省教育、实业及交通；二省财产之经营处分；三省市政；四省水利及工程；五田赋、契税及其他省税；六省债；七省银行；八省警察及保安事项；九省慈善及公益事项；十下级自治；十一其他依国家法律赋予事项。划归省的事项中，有涉及二省以上者，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得共同办理。其经费不足时，经国会议决，由国库补助之。增加国权一章的主要目的从当时现实情况来看可以约束北京政府和各省的争权夺利，从长远来看在于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构建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框架。汤漪认为增加国权一章的理由有三：“国权”一名词自有其精确之界说，为国家及地方分别行使之事权，然必以宪法为根据，则其赋予为赋予而非固有可知，绝对不与“主权”二字相蒙混，此其一。为包含中央地方一切权力之总称，不得误为“国家事权”一名之省文，如丁议员佛言所谓“国权列举”实指中央所有一部分事权而言。则亦名实不符，
此其二。法家分权之说大别有二，纵分之则为立法、为行政、为司法，是谓三权分立；横分之则为国家事权、地方事权，是谓权力分配。国权之规定正所以分别部居，使三权之内涵外郛界域划然，既非重复，弥见精审，此其三。第十二章地方制度的核心是省务院民选和允许制定省自治法。首先，宪法规定行政事务归省务院，执行省自治行政，省务院“以省民直接选举之省务员五人至九人组织之，任期四年。在未能直接选举以前，得适用前条之规定，组织选举会选举之。但现役军人，非解职一年后，不得被选。”（第一二七条第二款）又规定省务院设院长一人，由省务员互选之。（第一二七条第三款）在条文上承认了省长民选。省议会为单一制之代议机关，依宪法第五章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得自制定省自治法。在这一点上是对联省自治运动的妥协，但是与此同时，宪法又对省议会的选举和省自治法的制定作了详细的规定，“省自治法，由省议会、县议会及各省各法定之职业团体选出之代表，组织省自治法会议制定之。前项代表除由县议会各选出一人外，由省议会选出者不得逾由县议会所选出代表总额之半数；其由各法定职业团体选出者亦同。但由省议会、县议会选出之代表，不以各该议会之议员为限。其选举法由省法律定之。”（第一二六条）这些条文的限制反映了宪法还是具有一定的集权倾向，虽然省级政权能够进行“自治”，但是仍然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中央政权在行政司法方面也保留对地方政府的惩戒权。宪法第一三三条规定：省、县自治行政机关，执行国家行政有违背法令时，国家得依法律之规定惩戒之。但是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违法认定的程序问题，为中央政府留下了很大的活动余地。围绕关于省制是否入宪的问题自民国建立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而《中华民国宪法》终于将地方制度专章列入宪法体现了这一时期省宪运动的强势特征。丁佛言在《说明对于省权限提案之理由书》中作了如下解释，“今日吾人当制宪之任，执建造国家之权，当然不得舍国家旧有已成之基础而采取先邦后国先省宪后国宪之倒逆手段。况国会恢复国权有所寄托，在事实上国家制宪业已占先，更无坐待省宪先成之余地，不过几经扰乱之后，大多数省份有此过分之要求，强于拂逆必不利宪法之施行，甚或激起极端之反抗，故不能不审时度势，与以相当之容纳，而国家旧有基础究未便毁于一旦，法统之紧束仍不可斩断，故不得已开放。省得制宪而又声明为国宪赋与且限以不得抵触国宪之范围内，可谓极审慎郑重之至矣。”六、宪法作为政治话语中心的丧失-宪法颁布后的各方反应10月10日北京政府通电全国，正式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舆论称之为“贿选宪法”或“曹氏宪法”。相对于各派势力对贿选的猛烈抨击，新出笼的《中华民国宪法》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尴尬地位，宪政在政治话语中的核心地位开始丧失。针对宪法通过的仓促，杨幼炯评论称：“计此次宪法会议之开会，不过三次，为时不及七日，遂举十二年来久孕不产之大法，全部完成，六七载争论不绝之问题，仓卒作表面之解决。进行之速，实属惊人。其最大原因，乃由‘贿选’议员急欲完成宪法，以图掩盖彼等之罪恶，动机既恶，岂能计及宪法之尊严。”除了最后阶段的匆促之外，对这部宪法损害更大的是议员的贿选。《东方杂志》作为沪上舆论的代表表达了在全国舆论普遍抨击贿选的情况下宪法能否成立疑问，“我们试想：倘使这部宪法不成于贿选声浪高涨，议员被斥为猪仔的时候，则全国上下，对于这宪法成立纪念将怎样的视为盛举，怎样的加以点缀！而现在则问题牵连，国中多有因不承认这次的总统选举，便根本的不承认北京的国会；因否认在京议员的人格，便牵累及他们所议定的宪法的效力。于是这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的新宪法，遂使人发生‘这究竟是否已成为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的疑问！”国人心目中的宪法除了划分事权外还有两重功用，“其一则拟一固定目标，使国民爱国爱政府之心咸有所归宿，以宪法可为国民之集中点也。其二则于世界视线集注之时，预呈中国统一之保证”，而此时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显然无法提供这两重功用。贿选告成之后，滞留上海的国会议员继续通电反对北京参众议院之宪法会议制宪，但是局面显系无法挽回，为此参议员潘大道等人提出新的制宪方案，主张将制宪权还给国民.提案所设计的制宪方案如下，“愚以为今日之事，宜由移沪国会议员定一制宪程序，其大纲以移沪国会议员组织一宪法起草会，将旧日宪法起草会所拟条，可从新厘正，布
之全国，由各省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商会投票为全体之‘赞’，‘否’，赞者宪法行于其省，否者不行焉。私计此案于有三利：简而易举一也；与国民制度之精神相合二也；为吾辈移沪国会议员自身计，了此一事以谢国民庶其无愧三也。或以不能全国遵守为疑，不知中国现势之分裂，决非可以宪法统一之。要宜省自为政，而联合其情势相同之数省共守一宪。”而最早提倡公宪说的章士钊此时认为在北京宪法会议抢先制定宪法全案之后，已经丧失先机，公宪之说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已。“公宪于护国、护法两役，可称宏识奇士；提议于今番国会南迁之始，不失为识时务之俊杰；今日而始议及，名实未亏，而时之为用大异，直降虏而已矣。”宪法全文颁布之后，北京舆论主张承认者居多，上海舆论则多有批评之意。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新宪法的文章，摆出了各方对待新宪法的三种可能的态度，认为对于新宪法来说承认等于否认，否认也等于承认，可谓明白透彻，兹录其文如下：“我们对于双十公布的宪法，似乎有几种可能的方法，现在分述如下：第一种是根本上推翻法统论。就法律的本质上讲，认法律和庙里的菩萨一样，现经一度把这个土偶打碎了，则再塑起来便是新菩萨，不能仍是那一个了；法律也是一样，既经一度毁坏，其生命便断绝了，若再恢复，则再塑起来，则外形虽同，而生命却另是一个，不能算继续以前的同一生命。照这样说，自民五时代洪宪政变以后，法律的生命断绝了好几次，早失了正统；今天的国会本只是一时权宜，并不是根据于正统。这种一时权宜的东西，当然可以根本推翻；所以根本上推翻法统论就是主张全部改造。第二是否认说。此说的根据，必在进行贿选诉讼。因为贿选的诉讼若不成立，则漫然否认，乃是绝对不通的，惟有无知识的人方作此种不通的议论的，我们不必去管他。进行贿选的诉讼若得成立，则大部分议员既触犯刑律，当然除名。除名又当在制宪之前，则宪法当然无效，不过此说在黑暗势力中绝办不到罢了。第三是承认说。以为宪法与大选是两件事，大选由贿而成，不能说宪法也是贿赂造成的，这还是讲逻辑。至于此说的根据即不在逻辑，而在政治的手段。以为这部宪法是匆促制定的，其中有许多地方是直派未必有利的，我们不妨严责其实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以他自己的圈套来箍他，自然比现在绝对没有法律的状态稍微好些。以上三个看法，是从这几天舆论中归纳出来的，我们对于第一个，以为在论理上理由最充分，是应得主张的，不过不免流于空论而不能即见效于目前的实际；至于第二，则绝对不能实现，不必批评；第三，以手段论故未尝不可，不过手段与实力仍有关系，试问所谓严厉督责其实行宪法是否也需要人民的实力？如其实力不够，又何以督责呢？所以归根仍是人民的实力问题，实力够了，难道不能改造么？实力不够，督责也是徒然。因此我们感到的是中国人根本上是过这种超法律的生活的：坏的法律固然被否认了无人爱惜；好的法律也除了要利用他的人而外，再不会有人来拥护。所以承认宪法其结果，也等于否认宪法；而否认宪法，其实际等于承认宪法。我们自信这两句话是最鞭辟近里的了，可把这件事完全绘形绘神描出来。“这三种看法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张君劢主张以儿戏之法承认之，利用新宪法钳制曹锟政府，在沪上舆论中独树一帜。“此种法律，不得颁布而已知其无效，与其但为言词之抗辩，不若兼取据法之力争。力争之道若何？第一，要求政府明定期限，裁减军队，以符宪法上军费限于行政费四分之一之规定；第二，撤退各省驻军，从速实行宪法上之国民军制；第三，各省要求制宪，使各省立于民治之下，不得由军阀干涉；第四，要求财政统一，军人不得据铁路夺国款。执此四者以争之，其得之也，则法之本无效者而进为有效，亦所以增进国民权利之一道也；争之而不得，则今后政府即为毁法之人，而宪法不取消而自取消，或者以为如所言赞成反对并采之说，等于儿戏；我则以为此儿戏政府，惟有以儿戏之法得之耳。”此所谓以“他自己的圈套来箍他”，用条文限制直系之意。汤漪和孟森则是“否认说”的代表。这些长期以来对宪政孜孜以求的人士虽然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但是主张延续现有的宪政传统。汤漪否认新宪法的三义“第一，宪法为建国根本，制宪尤为愚十年来之怀抱。然果由犯罪团议决而宣布之，在根本上已失其尊严，宪法争议由此益棼，我国民当然不负拥护之义务。第二，代议原则，在少数服从
多数；惟今日国会多数党以触犯刑律为唯一之武器，代议政制之信用因之破产，则凡所议决通过即使拥八百六十九人之多数，即使毫无捏报顶冒等情，而愚以藐焉中处之身，皆最以自明责任之义，绝对否认之。”在否认现存国会的同时，汤漪仍然主张在宪政和代议制原则下重订宪法。而孟森在《申报》发表《民主国之宪法》一文，阐发了将制宪权交给国民的设想：“故君主国之宪法，或可由国会代定，以国会箝制君主，理或宜然；民国之宪法，万不宜由‘冒民之名，因以为利’之国会代定，以少数间接之民，箝制多数直接之主，何可望其顺轨？近有倡议员奉还制宪权于国民之说，侧闻议员中颇有采是说者，苟能成会，必有提议之案，此足知真理之不可终湮。但国民亦不可静待其奉还，苟奉还之议不成，主人翁固当自动收回之耳。”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激进势力则主张立起炉灶，持“根本上推翻法统论”，以替代现存的代议制度。10月7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贿选，并声明对现行体制彻底失望，主张用五权宪法重建国家政权。“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官权，庶足制裁议会之专恣，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又五权宪法之考试、监察二权，既有以杜倖进于前，复有以惩溺职于后，尚安有崇拜金钱、丧失人格之贿选！”虽然在法统问题上还存在争论，但是以临时约法和第一届国会为代表的民国法统已经失效，不仅不能为国人所信任，甚至已经没有了作为工具的价值。“宪法的制成，在反直派视若无物，本不足怪；但北京的国会、政府也都于宪法之外忽又提到宪法施行附则。国会的意思是想藉此以再延寿命；政府的意思是想藉口施行附则未成，宪法缓期施行。新宪法的若有若无，于此可见。”七、变动社会中的宪政诉求-对1923年宪法总结从1922年到1923年间，国人对于宪政的期望尚存，“法统重光”后的第一届国会继南北国会制宪未果后开始了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的尝试。国会的恢复在法律上固然有些似是而非，在制宪过程中也存在因功利性目标而出现的种种违法行为，但就最终的宪法条文来看，《中华民国宪法》体现了对权力明晰化和有效性的诉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熟的宪法性文件。宪法条文的完备并不能造就一个宪政时代。恰恰相反，从《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背景、国会恢复后的运作、宪法制定的过程、成宪之后的舆论反应诸方面来考察，不论是宪法本身还是宪法的制定者国会都逐渐边缘化，直到淡出时人的视野。而这种局面并不仅是国会议员道德层面的原因而是国人对宪政的认识偏差和社会思想舆论流向转移的结果。所谓的宪法和宪政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西化的产物，而它看重自由和制衡的内涵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大相径庭，这就无法将其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开展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我们在清末民初看到了无数的或要求速成宪政或改成君主立宪的签名请愿，但是其主体对于宪政的了解和体认程度是颇为值得怀疑的，受到利用的证据倒是比较充分。同样，宪政的确立也不仅仅是政治顶层博弈的结果，舆论、知识分子和体制内机构在其中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才能自上而下的促进国人对宪政的亲和并自下而上的推动决策层的变更。中国宪政进程的动力从来都不是来源于最上层，套用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上层建筑的变革永远落后于经济基础，在社会经济工业化过程中，决策的最顶层还是奉行已经中国传统政治中“无法无天”的运作模式。而这种模式的改变只能通过外力的推动。在这次宪政尝试中，以国会议员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相互倾轧，为争夺制宪主导权而用传统政治手段在内部划分“君子”“小人”系统，为一己之私利而不顾宪政之大局并最终使国人对宪政尝试丧失信心，殊为可叹。以这部宪法的湮没为标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以建立宪政为核心的欧美政治制度模仿阶段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中国历史转而以模仿俄国为契机进入了党军时代。此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转折，今后致力于中国宪政事业之人不可不察。
大道之行也——《礼记》 一、作者作品简介 孔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礼记》，儒家经典之一，亦称《小戴礼》或《小戴礼记》，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全书包括《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乐记》《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除有关我国古代社会情况和各种礼节制度的记述外，还包括了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一些小故事。 《礼记》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又是一部重要的仁义道德教科书。是孔子以后战国至秦汉之间儒家的作品，全书保存了先秦时代的重要史料。其语言也简洁生动，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二、知识拓展 四书： 《论语》《大学》《孟子》《中庸》 五经： 《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简称：诗、书、礼、易、春秋） 三、写作背景 本文是《礼记·礼运》开头部分里的一段话，主旨是阐明理想中的“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原文此前还有一段文字记述孔子说这番话的来由，照录如下：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参加国君在年终举行的祭典，蜡，读zhà），事毕，出游于观（读guān，宫门外两旁的台楼）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意思是鲁国已经丧失了国礼）。言偃（即子游，孔子的学生）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的英贤），丘未之逮也（因出生晚，未能赶上）而有志焉。” 读准字音 选贤与能（jǔ）讲信修睦（mù）矜寡孤独（guān ）男有分（fèn ） 货恶其弃于地也（wù）门闩（shuān ） 四、学习课文
（一）读课文：自读【诵读指导】 第一句“大道之行也”用提顿语气读，表明以下三句即“大道”的内涵；“天下”三句当用分列语气读。 第二三句用排比对偶句式，共有四组，每组后当作一顿，要读出层次感。有些字有统领作用，如“故人不独……”中，“人”统领以下两句，“使老有所终……”中，“使”统领以下四句，其后均当作一顿。最后一组谈“货”“力”观念，此两字后亦当作一顿。读至“不必为己”，要作稍长停顿，收住这一层文字。 第四句“是故”用承上作结的语气读。“谋闭而不兴”中“闭”属下读。“而不闭”一语后停顿可稍长。末句是全文结论，要读得字字分明、语气肯定。 （二）读课文：齐读注意文中的生字、词;注意朗读的节奏、感情等;边读边勾画不理解的词句 （三）读课文：自由朗读,结合注释了解文章大意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行,施行. 政权（也可以把社会财富包括进来）属于社会的全体成员，而不属于任何个人。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jǔ)通“举”，选举培养 选举有贤德的、有才能的人（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 动词，以……为亲可译为奉养、赡养动词，以……为子可以译为抚育。 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 矝, 同“鳏”，老而无妻的人 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 分,职业、职分归,女归宿 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对于财货，人们憎恨把它扔在地上的行为，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关于宪政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美国政治家萨托利将宪政的要素概括为：1、有一部叫做宪法的高级法，不管其是否成文;2、存在司法审查；3、有一个独立的法官组成的独立的司法机关；4、存在基本性的正当法律程序；5、存在有约束力的立法方式上的程序规定，可以作为赤裸裸的法律意志进行有效控制机制。 路易斯·亨金认为，宪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只能根据其条款来进行统治受制于其限制”。还有学者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理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也以宪政蕴含的法治要义来阐述宪政，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与约束国家和官员相关。” 中国学者提出的不同的观点如下： 学者刘军宁认为：“宪政的本质的确是而且必须是限政。在宪政主义看来，不论一个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都不得存在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 学者贺卫方认为，宪政大致上是指宪法条文得以在生活的现世中兑现的状态，但是以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宪政的要义乃是将一切专横的权力纳入规范轨道的事业。 学者康志方认为，宪政里的宪其实就是动词化，政就是指政府就是要把政府用宪法来控制，不能有超出宪法所规定的权利。 有的学者认为，宪政就是国家依据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法进行活动，以充分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目的，以科学规范国家权力的运作为保障，以宪法精神的充分贯彻为樗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它是由宪法所确认和规定的民主政治法治化的整个过程。简言之，就是以宪法来治理国家，即所谓“宪法治”。 宪政就是宪法政体，它的主要特点在于限制国家权力，尤其是对多数派决策的限制，防止多数民主机制造成的民主暴政或者多数人的专制，保护少数派权利。宪政的特点简单归结为以下三点： 1、宪政要以宪法实施为前提和基础 2、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实施目标 3、宪法观念与意识的普及是宪政建设的根本保障 我国社会主义宪政由民主、法治和人权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其精髓是人民主权原则。民主作为宪政的第一要素，是由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这两大支柱来支撑的。我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民不可能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人民的权力，只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种代议制形式来实现。人民通过选举，选派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这些机关受人民的委托，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渠道。但是，仅有选举制度并不能保证国家有真正、完全的民主。这是由于，第一，选举很难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性，难以保证选出的代表和官员真正代表民意。也就是说，即使是民主的选举也会有选错人的时候。第二，即使选出的代表和官员起初能够代表和执行民意，但也保证不了这些代表和官员在任期内始终如一地代表和执行民意。这是因为人的认识会发生变化，人可能会犯错误，权力也会腐蚀人，使人变坏。所以仅有选举制度和代表机关还不足以保证国家制度的民主性质，还必须建立、健全国家监督制度，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
试析宪政视野里的社会制度观念批判(1) 一、宪政语境里的社会制度概念的辨证 社会制度作为社会中的人、组织的行为规则，它起到抑制人际交往中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的作用。它通过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积累和人为的设计路径而得以产生。目前学术理论界关乎社会制度的理论观点大致有二，其一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形态学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阶段。这些社会阶段是由不同质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来区分的。这些社会阶段是具体的历史的。每一社会形态都有其具体的特殊的本质，这些特殊的本质通过其社会制度表现出来。 另一类观点则是通过对社会规则的实证考察，对社会制度的一般逻辑构成进行分析。认为社会制度的构成主要包括观念。是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某种制度产生及施行的合理性根据。规范。包括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范，是制度的基本内容。组织。是保证社会制度实施的实体。设备。包括物质设备和象征设备在内。上述两类观点不同点是，前者将社会制度范畴置于意识形态范域中进行考察，社会制度的概念界定服务于社会的政治斗争的目标，这种观点否认了一般社会和社会一般的存在。后者则是希望通过对一般社会存在的视角，分析社会制度的共性特征。其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社会制度
是社会中的人和社会组织的行为规则体系。笔者对社会制度概念的界定则通过对社会制度概念的比较分析，着重于考察在宪政体制的背景下，在观念层面对社会制度的应然语义解析，研讨在宪政背景下的社会制度的合理安排。 人类社会生活的广泛的范域决定了社会规则在外延上的宽泛性，但从人的社会生活的实质和主于方面看，影响和决定社会发展进程的主干是关乎人的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若从量的考察角度，自可分为规范以人与自然关系的经济生产规则体系和以规范人与人的交往模式的政治规则体系为主，包括文化教育和家庭制度构成的社会制度体系。不可否认的是，在各作为子系统的规则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影响，甚至，也不排除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彼此之间发生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各子系统之间总是服从和决定的关系。现实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现实的社会存在不可能从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逻辑结构中推演出来。 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现存的宪政模式本身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逻辑结构而是现实的历史的社会演进的进程的产物。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模式之下的社会制度设计的价值考虑的立足点自是应当在宪政背景下，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体系进行合理的安排。 二、宪政意味.通过宪法和法律实现对社会制度的安排，意味，社会制度对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超越，意味.社会制度
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古往今来，多少先哲对理想社会做了无数个假设模型，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理想社会；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与世间纷纷扰扰隔绝的理想社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西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理想社会等等。每个人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标准不尽相同，想法不仅相似，那么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哪一种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模型。 我眼中的理想社会并不是“终极的”、“完美的”人类社会。无法和礼记中提到的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大同社会想媲美。没有痛苦也就没有快乐，所以，人们常常谈论的完美世界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我认为我们应该现实一点，而不是思绪空无边际的幻想，理想社会并不是遥不可及或虚无飘渺的，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从五个方面体现：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环境。（一）政治方面： （1）、公民：首先，每个人在法律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不应因为其它一些因素（经济、性别、族别、身体状况等）而在法律和人格方面有不平等。其次，作为国民应该享有政治上的应有的权利，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权利，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最后，公民还应该享有监督国家政府机构工作的权利。
（2）、国家：首先，制定和贯彻相关法律法规努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氛围，倡导人民积极有序参与政治，管制政治；其次，积极接受接受人民的监督，并做必要的政务（除国家机密或重要事项）公开，积极做“阳光政府”；最后，国家积极治理腐败问题，对于腐败的个人或团体给予严格的惩罚。腐败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二）经济方面： （1）、国家从社会各方面促进国家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2）、人们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得到解决，人们基本生活有保障，快乐幸福； （3）、人们各有所职，就业问题不再烦恼人们，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三）、文化方面： （1）、每个人都能接受科学知识教育，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都得到提高； （2）、社会的文化气息浓厚，各种文化多姿多彩，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3）、人们有良好的道德意识； （四）、社会生活方面： （1）、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各社会机构有序运行，人们按良好的社会秩序生活、学习、工作；
宪政的基本价值 摘要：在现实社会，对公民权利和自由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公权力。所以，在现代宪政理论中，宪政的核心在于“限权”。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根本价值在于通过保障与完善民主，规范与指引法治，发展政治文明，来维护人权，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关键词：宪政价值；民主；法治；人权；政治文明 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的内容；人权保护作为宪政的核心价值，也因此得以在中国确立。这不但引起海内外广泛的关注，而且激发了学界讨论宪政价值的热情。这是因为，宪政价值“揭示了宪政产生、存在的合理依据”；[1]研究宪政价值，对中国宪政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宪政建设、制度构建具有指引、评价和整合功能。 中国的宪政意识、思想及理论，都是“从西方宪政文化中萌生的”[2]，“是西方的宪政思想和理论在中国境况下的一种特殊表现”。[3]然而，由于中国宪政的先行者以“拿来主义”的迫切心情对待西方宪政，对其宪政文化、理论及其制度理解得并不透彻，加之中国历史上没有宪政的意识与传统，使得中国的宪政“勉强得其形而未能详其实”。[4]客观地讲，西方近代宪政理论确有可资借鉴的地方，但宪政建设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宪政价值的研究，需要独立的思考，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一. 宪政价值的构成 从宪政的表现形式上看，“宪政是由宪法确认的和规范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其实施”[5] ；就其功能而言，宪政是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是限制政治权力的规则和制度；概言之，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6]宪政是政治民主化的结果，也是政治民主向更高层次发展完善的保障。作为时代的产物，宪政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 从历史的角度看，宪政是在与专制的尖锐斗争中产生的，自其产生之日起就肩负着限制权力专断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历史使命。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因其内含了国王的权力应受到限制的理念而被公认为近现代宪法之源。随之而进行的宪政建设，将重心置于平衡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从宪政的制度构建分析，宪政是在民主与法治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民主的渠道能保证权力的来源和归属及其行使的正当性。法治则是宪政的制度性基础。只有把法治作为社会控制的根本准则时，宪政才得以实现。法治是判断一种政治秩序是否属于宪政的首要标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民主、法治是宪政价值追求的应有之义，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则是宪政所追求的根本目的，是宪政的终极价值所在。“综观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确立的国家，其建立宪政的宗旨，无不在于废除或防止专制独裁，建立和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7]这些价值理念是宪政本身所含有的，蕴于制度之中，成为评判制度正当与否的标准。我们实施宪政，进行制度构建的依据正是宪政所包含的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并力求沿着这些价值理念所指引的方向运作。凡真正的宪政，都必须由这一价值来指导规则和制度的设计、制定和实施。 二．宪政保障民主的真正实现 民主是宪政的基础，“宪政是民主通过宪法而实现现代国家最理想的形式”。[8]宪政的要旨在于“限制公权力”与“保障私权利”，其着眼点就在于规范和监控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异化为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与独裁的工具，以保障和推进民主，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宪政为民主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构建，不仅可以弥补民主制度本身的不足，还可以推动民主的完善和发展。 宪政不等同于民主。民主涉及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涉及的是对权力的限制；民主重在保证权力的来源和享有，而宪政致力于对公权力行使的规范和私权利的保障。因而宪政的理念与运作方式与民主有所不同。宪政是关于设防的学说与政治：它建立于“人性恶”的哲学思想之上，不相信民主选择的决策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所遵守的程序能够保障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它要防备专制，不论这种专制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民众，来自少数还是来自多数。抛弃了专制主义形式的民主制度由于自身存在缺陷而无法杜绝专制；多数决定的原则并不能保障当选者保护选民的权益，更不能确保少数派的权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主具备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特性。“这一特性使民主潜藏着危险。它可能损害宪政主义者所珍视的自由。在民主制度上仍
浅议宪政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发表时间：2012-03-06T10:56:07.620Z 来源：《时代报告（学术版）》2011年12月（下）供稿作者：张韵[导读] 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需要坚实的和谐社会主义宪政文化支撑。 张韵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委政策研究室，西藏 852000) 中图分类号：D60；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2-0059-01摘要：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需要坚实的和谐社会主义宪政文化支撑。我国目前的宪政文化状况不容乐观,制约了建设和谐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进程。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重视对宪政文化基本功能的研究，进而将宪政文化理念运用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之中，从而发挥宪政文化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宪政文化；和谐社会；意义 宪政文化，就是人类在追求和创建宪政这一政治形式的政治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有关宪政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组织机构。能否顺利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不仅取决于我国社会各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协调发展,而且更取决于宪政文化在我国国民心里的萌芽和生长。因为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制度基础,宪政文化是支撑民主政治有序稳定运转的基石,因此,宪政文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宪政文化成为和谐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不仅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社会的政治文化方面。历史上,每一种政治文化理念的生成都对应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正是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适应的良性关系,社会才具有一种既有序又和谐的发展状态。其原因在于“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1]。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指导性,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着巨大的精神支配作用。它不仅对现实社会起着一个维续的功能,而且不稳定的政治文化还可能带来现实社会的迅速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显然,我们要建构的和谐社会,既不是专制集权式的和谐社会,也不是平均主义式的和谐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不容置疑,这种全新社会的实现和维持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来支撑，这就是宪政文化。因为宪政是以民主、法治和人权为基本要素,宪政文化的特点是:合法的权力必须分立与制衡,国家宪法必须至高无上,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确认和保障。在一个宪政文化基础深厚的社会,其公民的政治和权利意识就会强烈,对宪法和法律的认同程度也较高,参与政治活动热情,能积极行使公民权利 ,并善于接受社会的政治变革。所以,可以直言，没有社会主义宪政文化的建构,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二、宪政文化成为建设和谐社会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从宪政文化的性质来看，它是宪法文化、法治文化,与我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建设宪政文化也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把我国建成法治国家、宪政国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使国家政治活动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框架内有序运行,公民合法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为实现此目标,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挥先进文化的作用,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实行“两手抓”,并进行相应的普法宣传。先进文化以其先进的内容来鼓舞人、引导人和塑造人；同样宪政文化作为先进文化,也是要以其先进的宪政理念来鼓舞人、引导人和塑造人,为构建宪政国家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我国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建设宪政文化和宪政国家的重要指导方针。培育先进的宪政文化,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表现。宪政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国的宪政文化建设才刚刚起步,理论研究工作和实践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为了最终把我国建成真正的宪政国家,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下大力气建设宪政文化。笔者相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具备先进宪政文化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新的现代宪政国家。 三、宪政文化能为和谐社会公民参政提供行为规范 从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而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善治的社会,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3]。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社会利益关系必定交错复杂,为实现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和谐运行,协调好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倘若两者互不信任、互不合作,甚至相互对立,就算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再高,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和谐。所以,和谐的社会应是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有着良性互动关系的社会。而这种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保持,很大程度是取决于公民参政议政意识的发展和提高。公民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能够增强其主人翁责任感,促进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同时,它能增强政治系统的传导和反馈功能,有利于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及时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政治参与带来的政治稳定程度,与政治制度化是成正比的,政治制度化程度越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越理性和有序,社会的政治稳定程度就越高；而政治制度化程度越低,公民的政治参与越盲目和无序,社会的政治稳定程度就越低。 因此, 通过普及宪政文化,实现政治的宪政化，以提高公民参政的理智性、有序性和有效性,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只有当一国宪政和宪政文化取得了根本性的发展,该国政治制度化水平才会得以提高,该国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才会更理性规范和有序。在一个公民与政府和谐相处的社会里,公民理性的、规范的和有序的政治参与行为都将有力地维护好和谐社会。 四、宪政文化能塑造和谐宪政社会的“软环境” 人类政治社会发展过程之中的各项制度的产生与演进，都有其特有的社会环境或时代背景，宪政制度也不例外。在过去的一百年之中，我们曾经设计过十分优美的宪法文本，十分理想的宪政制度，但是这些理想的制度由于缺乏适宜的生长环境，或者因水土不服、营养不良而夭折，或者被旧环境所改造而变异。历史启示我们，中国之所以没有法治，之所以没有宪政，并不是中国人设计不出优良的法律或者宪法制度，而是因为中国缺乏法治和宪政生长的适宜环境。今日我们欲行宪政，首先要为宪政培育出一个适宜的环境。宪政理想之花，只有在适宜的环境之中，才能够绽放。而在社会环境中，文化是核心。文化是一切环境因素中的第一因素；对于一项制度而言，适宜的文化就如同适宜的土壤、空气和水分之于生物一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018年中考思想品德时政热点专题复习 三、社会建设 （一）改善民生 材料材料一: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材料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年均一千三百万人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 设问 1.“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说明了什么? 答:①我国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④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⑤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教育事业发展迅速。 2.为什么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答:①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③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造福人民，需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决定了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3.党和政府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有什么重要意义? 答:对社会:①有利于保障公民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②有利于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维护教育公平;③有利于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持续发展，加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对个人:①有利于保障公民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②有利于每个人平等地享有发展的机会和权利;③有利于调动公民的积极性。 4.请结合材料谈谈如何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答:①努力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落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④加大对医疗、教育、养老保障等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⑤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政府要依法行政，确保人民群众依法行使各项权利，运用法律武器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5.请为当地政府解决好民生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答: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为解决民生问题奠定物质基础;②制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制上保障民生问题;③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行政，严厉打击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违法行为;④加大对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投入，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⑤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听取人民群众对民生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6.青少年能为解决民生问题做些什么? 答:①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立志成才，报效祖国;②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全面提高自身素质;③积极宣传党和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方针、政策;④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
我心目中理想的小学 作者：张晓雷 摘要教育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车轮，教育是一份造就未来的伟大事业，教育是促进我们茁壮成长不可或缺的“养料”。从小到大，我们一直都在接受着各种各样的教育，教育是造就未来的事业，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生产力，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建设者。但是教育不是企业工厂。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够在未来世界生活得更美好。教师对于教育的本质目的的理解和认识，直接决定着他的工作态度、方式、途径的选择和潜力的发挥 关键词传统教育；自由教育；小学。 理想中的小学教育什么样？有人说，这个主题很有诗意，但讨论起来却很残酷，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理想中的小学教育应该什么样，但当我们面对现实时，我们又只能把理想搁置起来，无奈地为孩子作出各种选择和安排，“什么都从小抓起”，用他们童年的幸福和快乐换取未来的成功。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讨论理想。因为，理想给了我们的奋斗目标，如果连理想都不谈了，那我们就真的只剩下梦想了。 有人说，教育的理想是天使，教育的现状是魔鬼。这话有失偏颇，却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当下不少人对教育的不满。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就提出，当前的小学缺乏三种教育：一是公民教育，二是生活教育，三是平民教育。这种缺失使得我们的教育出现了这样的怪圈，即所谓的好小学是把初中的课上好，好初中是把高中的课上好，好高中是把大学的课上好，而大学却在讲小学、幼儿园就应该学的东西，比如养成教育。 我认为理想的教育应当是以快乐为前提，在教育的过程中注重习惯的养成和方法的学习和积累. 首先是快乐，因为只有快乐才有兴趣，有了兴趣才有坚持不懈学习的动力，只有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取得的成功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成就。在愈来愈激烈和残酷的社会竞争面前，在就业压力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现在大多数的父母都在担心孩子未来生活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为了孩子将来生活过得高人一等，能胜人一筹。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就将本应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的孩子，用所谓的兴趣班和培训课把小鸟关在了封闭的牢笼，把孩子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并且自以为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全然不顾孩子的意愿。忘记了揠苗助长的寓言，让孩子失去了人生中一段本应快乐的童年，而换来的往往是物极必反的结果。其实适当的给孩子一个选择的机会，他们会对自己所选择的事情投入百分之百的热情，以快乐的心情学习，在学习中享受快乐，这是教育的最佳形式。 最后我认为要注重方法的学习和积累. 方法包括学习的方法和做人的方法。古语：“得其法者事半功倍,不得法者事倍功半.” ，学习本是一项艰苦而复杂的脑力劳动，只有掌握学习的方法才能够真正的学以致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理想的教育应当是教会方法，而不是一味的题海战术。教育不仅仅是对知识的教授，我认为更应当是对做人的培养和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在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育缺少对素质的教育，对责任的教育，现在的我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往往太过以自我为中心，眼中只有他人的错误，苛求老师完美，而从不检讨自己的行为。举个例子来说，学生可以上课睡觉，而老师却不可以。学生可以不交作业，而老师却不可以不判作
[摘要]：有宪法未必有宪政，作为西方泊来品的宪政文化是宪政得以实现的深层次原因。文章在探讨西方宪政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回顾百年中国立宪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的宪政文化建设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宪政宪政文化 有宪法未必实现宪政，宪法仅是宪政的前提之一，是实现宪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今在学术界已成为基本通识。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不立宪的国家已几近于无，但实际上真正实行宪政的国家却仍然为数不多。回顾中国立宪史，自晚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来，中国立宪已逾百年，然迄今宪政始终却未能在中华大地上实现。究其两者的原因，固有多端，然宪政文化之缺失乃为其深层次之原因。这里所谓的宪政文化，指的是人类在追求和创建宪政这一政治形式的政治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有关宪政的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它包含了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培养人们对宪法发自内心的尊崇，以使宪法规范得以落实，保证宪法最高权威的实现。[1]因此，结合中国百年立宪的历程，探讨宪政的文化基础，对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不无裨益。 一、宪政文化是西方的泊来品 宪政是西方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当代中国的宪政文化建设，必须追溯到西方文化的源头对西方文化作简要的巡礼，以探寻宪政文化的历史根源。 1、“性恶论”假说——制度建设的前提 西方“性恶论”来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即人类远祖亚当、夏娃犯下的原罪，认为人身上有其不可消解的罪恶，在完美的神性与不完美的人性之间，永存幽暗。[2]基于这种发自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阴暗面和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黑暗势力的正视和警惕的幽暗意识，西方文化对人性持低调的态度。“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 [3]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4]休谟认为，“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那在设计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5]托马斯？杰弗逊说过：“信赖，在任何场所都是专制之父。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6]在西方思想史上，这类论述府拾皆是已成通识。正是基于对人性的怀疑而产生的对拥有权力的政府的不信任感激发了有限政府以及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来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由此构筑了宪政理念的理论假定前提。 2、社会契约理论——政府产生及其权力正当性的来源 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上，社会契约理论是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理论。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安提丰较早地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思想。[7]古希腊的伊壁鸠鲁最早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社会契约思想，“用社会契约观点来说明法律，认为公正是社会的、彼
宪政视野下高考加分政策的教育“公平”之辩 作者简介:刘晓红(1966-),女,江苏南通人,南通市第三中学副书记、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主要从事教育政策研究。 摘要:高考加分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考制度的缺陷,有助于高校选拔多样化人才。但它在对一部分人群进行补偿的同时,往往又会造成新的不公平。鉴于高考加分政策影响到的是公民在宪政层面所享有的受教育权和平等权问题,因此必须从宪政的角度加以治理,统一立法,强化监督机制,使其回归理性与公平的轨道,才能真正有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关键词:高考;加分;教育公平;宪政;治理 中图分类号:G 639.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1)02-0025-03刘晓红 (南通市第三中学,江苏南通226000) 高考加分政策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政策,直接关系到成千上万考生的前途和命运,自其诞生以来就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关于该项政策是非曲直的论争也是此起彼伏。近年来,由于社会上高考加分舞弊事件频发,高考加分政策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引发了全社会对教育公平的深层思考。本文意在通过回顾高考加分政策制定目的与分析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就如何从宪政的视角对高考加分政策加以治理谈几点看法。 一、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 —促进“教育公平”众所周知,高考制度是一种基于能力原则对高 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公平分配的机制,具有公平、高效、省力、操作简便、可比性强等优点。而且它能够有效抵挡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但也有统得过死、不利于偏才和怪才选拔、无法有效考核品行等制度缺陷。因此,为了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和对德才表现优秀者进行鼓励,弥补高校招生制度的某些缺陷,国家便出台了高考加分政策,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高考加分政策也是在目前应试教育体制下,克服高考制度中“唯分数论”的弊端,鼓励广大学生注重自身素质全面提高的一项具体措施。 自从1950年开始,我国便在高考招生中逐渐对革命军人、少数民族考生、华侨子女、烈士子女等特定的社会对象实行适当降分录取的优惠政策。 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为加大人才选拔力度,逐步开始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艺术特长生、受政府或军队表彰的优秀青年等实行高考分数优惠政策。[1]1987年4月27日,国家教委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详尽规定了可以享受鼓励性加分的项目和分值。该条例奠定了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度基础。从此以后,我国高考加分政策便成为一项稳定的高考政策延续下来,在实践中对于加分的项目和分值却多有调整,而且调整的幅度很大。高考加分政策的类型逐渐演化为:照顾性加分、鼓励性加分和政策性加分。[2] 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旨在维护教育公平的加分政策却日益成为滋生教育不公的土壤。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考加分政策已和择校费、大学高学费一起成为公众心中的三大“教育不公平”。有76.9%的人建议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高考政策,让高考重新“裸”起来。[3]笔者以为,“一刀切”取消高考加分项目虽有因噎废食之嫌,但是却表达了公众对高考加分政策在实践中出现变形走样等教育不公平现象的焦虑。 二、高考加分政策在实践中的“扭曲”———对教育公平的“冲击”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 25··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教学设计 一、教育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总体小康成就的表现，只到总体小康存在的不足，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能力目标：分析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现状的能力，理解国民经济重大发展战略的认识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信念，培养和增强学生政治认同和科学精神。 二、教学重点、难点 1. 教学重点： ①正确理解和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②理解全面小康社会经济建设的新要求 2. 教学难点： 总体小康与全面小康的三大区别 三、教法
1. 讲授法：教师系统地讲解重点难点，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框架，能够突破难点。 2. 启发教学法：展示图片、视频，使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下通过对其所见的分析，理解和把握相关知识。 3. 自主探究法：通过向同学们提供一些探究活动，引导同学进行自主探究，做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培养和锻炼其探究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学法 1. 自主学习法：阅读课本，根据材料和探究活动，完成问题，掌握知识目标，培养阅读能力和自学能力。 2. 合作学习法：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结合现实材料，利用基本知识分析我国经济建设的新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 五、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 六、课时安排：1 课时 七、活动设计
（一）、课前准备 教师课前准备：多媒体课件制作，学案准备。对学生进行分组，方便 学生搜集资料和课上小组合作探究。 学生课前准备：预习课本内容，基本理清知识网络。按照老师分组布 置的任务，进行资料搜集。 （二）、课堂教学活动设计 情境导入：课前播放歌曲《领航新时代》，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歌曲，让学生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调动起学生情绪，带着激情进入本框的学习。二是，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原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文中提到这个新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以此导入本课课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范文最新推荐------------------------------------------------------ 论文：关于在宪政视野下的法律援助论文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制度在中国已经推行多年，它和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一样，被列入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在“有限政府”理论的意义上，这种公共财政行为，已经将法律援助纳人宪政范畴进行实践。法律援助既是政府政策博弈的过程。也是法治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其中蕴含的制度设计意义不可小觑。法律援助从(政府)行为到(法律)制度的实践模式，具有宪法意义和宪政效应．它对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明显的作用。一、法律援助的宪法实践属性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法学界一般认同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概念定义，即“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因此，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不只是保障人权、公民权的途径，其本身也属于人权、公民权的范畴。法律援助的实践，不因尚未实现宪法上的规范性而有所减灭。也正是这一实践，反映了宪法的适应性和实践理性。不过，法律援助具有的宪法实践属性，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宪法规范的实践，而是回归到人权保障的意义上。作为宪法性行为，先于规范(如宪法文本)和规范救济途径(如违宪审查)而在实践中存在，践行宪法理念．使得人权保 1 / 8
我心中的理想社会 中国是一个拥有无限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我对祖国的发展、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但是现如今社会中有许多不和谐的现象发生，这些现象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在我心中有一个理想社会… 我心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政府官员廉政为民、官民和谐的社会。伴随着中国不断的向前发展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很多地方“贪”“受贿”已经成了一个潜规则，你不接受 这个潜规则你就无法生存。我国公务员人数每年递增20％，而且用于公务员吃喝的公款竟 是教育经费的好几倍。更有甚者有些官员滥用职权欺负弱民。在理想社会中以上现象都不会发生。当官是为了给民做主，官员各司其职、严于律己、爱民如子、公平执法与子民共享繁荣。 我心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重视教育、科学教育的社会。当代教育给人的直观印象，多是光鲜的教学大楼、现代化的电气化教室、规范的通用教科书、数目繁多的考试、五花八门的证书以及想象中的功名富贵、读书和教育只是生存的必要技能和手段。在理想社会中教育不是这样的，教育是追求卓越使人变得优秀；教育是为了造就卓越的人，是对智慧、思想、创造精神、想象力和崇高价值的追求。学生不再是为了成绩而学习，而是为了成长而学习。这样的教育才能教育出高素质高技术的人才。 我心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互助互爱的社会。在路上遇到有老人摔倒人们避而远之、有人搭讪问路一句“不知道”躲开、公交车上对老人孕妇视而不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这样的社会让人感到寒冷。在我心中理想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温暖和善良的，每个人之间都是真诚的互信、互助，人与人之间没有欺骗讹诈，每个人都是热情善良的。尊老爱幼、互助互爱的社会才能让人感到温暖。 我坚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严于律己、积极配合，这样的社会就会不仅仅出现在心里，而是变成现实！
宪政与法治的关系 摘要：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宪政反过来又保证了法律内容和形式的公正，维持法治人治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法治宪政关系 一、相关概念 首先，就“宪政”的概念来看，目前，对于宪政的解释尚无一致的明确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宪政是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决定的一系列特殊道德观点，如尊重人的尊严，承认人生而平等和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有的学者认为，宪政是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定和钳制政治权利的公共规则和制度；有的学者认为，宪政是一种制度安排和较好的政治条件等等。而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从本质上将宪政定义为民主的政治。而实际上，宪政就是指以民主事实为政治内容的宪法的实施。（1） 其次，就“法治”的概念来看，法治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法治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遍适用性、稳定性和权威性。而对于法治终究是好是坏自古便有争论。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
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 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又如何建立法治社会呢？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 最后，就“关系”的概念来看，第一指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第二指人与人或人与物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第三指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第四泛指原因、条件等。 二、正文部分 第一，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宪政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府体制，因此并不完美，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宪政却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制度框架。当人们在这个法律框架内治理社会时，即实现了法治与人治的结合。同时，因为宪政对领导者的较大限制，因此一定程度避免了完全人治带来的弊端，也就因此维护了法治的地位。法治不仅是宪政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如果没有法治，那么所谓的宪政在统治者的手中只是一种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并不能真正做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