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讲先秦时期的思想与科技文化
考点角度题号
先秦时期的思想
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 1
墨家主张的功利性 2 《春秋》成为儒学经典的原因 3 法家思想的影响 4 诸子百家思想的融合 5
先秦时期的科技文化汉字的功能 6
综合7
一、选择题
1.(2017·河南天一大联考)春秋以前,“天”被尊为最高神,是人类的监视者、执法者。春秋时期,祭神祀鬼虽仍是“国之大事”,而“天之爱民甚矣”。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
A.祭祀活动巩固了宗法制度
B.政治演变发展了天人关系
C.天道权威萌发了民本思想
D.神权观念强化了贵族政治
解析:B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宗法分封制渐趋瓦解,贵族政治遭受冲击,故A、D 两项错误;民本思想的萌发并非源于天道权威,而是民众力量显现的产物,故C项错误。材料表明,春秋时期,“天”由人类的监视者、执法者转变为人类的关爱者,这是当时王室衰微,传统政治秩序趋向瓦解的现实逼迫人们修正传统的天人关系的反映,故B项正确。
2.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并提出了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葬、节用等主张。与当时儒家的思想相比,墨家更注重( )
A.区别等级名分
B.维护血缘关系
C.讲求实际功利
D.强调重义轻利
解析:C 墨子主张的兼爱是没有等级差别的爱,不论“王公大人”还是普通“万民”,都不分轻重厚薄;孔子所说的仁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是有等级差别的爱,A、B两项错误。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葬、节用等一系列主张,都贯穿着讲求实际功利的精神,与儒家强调重义轻利是针锋相对的,C项正确,D项错误。
【新知生成】孟子对墨子的批判
孟子对于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完全否定的,在孟子看来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对于宗法血亲社会的否定,缺乏社会基础和人性基础。但另一方面,墨子的兼爱思想的思考点是恰恰作为儒家代表的孟子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孟子曾批判墨子“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3.(2017·河北张家口期末)《春秋》是鲁国史官对时事流水账似的记录的总称。从历史的眼光看,是一部后人所谓的“断烂朝报”,但经孔子修订整理后,成为儒家典籍,被后世统治者所推崇。原因在于其( )
A.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
B.具有了伦理教育的功能
C.起到了维护贵族社会的作用
D.确立了纪传体史学体裁
解析:B 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故A项错误;经孔子整理后的《春秋》能被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推崇,不可能起维护贵族社会的作用,故排除C项;由材料“对时事流水账似的记录”可知《春秋》是编年体史书;题干中《春秋》经孔子修订、整理后,成为儒家典籍,结合
所学知识可以判断,它具有伦理教育的功能,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所以被后世统治者推崇。
4.(2017·河南新乡三模)有学者认为:“秦亡以后,历代统治者大多耻于与法家为伍,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理论面临着要么改变、要么消亡的命运。”出现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法家思想( )
A.是主张专制集权的思想理论
B.不利于政治局势长期稳定
C.是秦朝暴政形成的理论依据
D.违背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
解析:C 根据材料分析法家思想不被统治者采用是鉴于秦亡的教训,因为其主张以严刑苛法统治人民,最终导致秦朝因暴政短命而亡,故C项正确。法家主张专制集权的思想理论在秦亡后依然一直被各朝代采用,且该思想有利于政局的长期稳定,排除A、B两项。法家思想不受重用不是因为违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故排除D项。
5.战国末年,吕不韦认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又说:“一则治,异则乱。”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撰成《吕氏春秋》。材料表明吕不韦是想( )
A.强化君主专制统治
B.融合诸子百家思想
C.礼乐与法制并举
D.强调思想文化专制
解析:B 从材料信息看,吕不韦认为,道家、儒家、墨家思想各有特色,应该把不同的思想统一起来,于是,组织宾客编写《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故B项符合题意。其他三项均与材料信息不符。
6.(2017·河北邢台检测)在甲骨文里,“帝”字形所象的是架起木燃烧的样子,表祭祀最高天神的褅祭,属专用动词;后演变为单指被祭祀的最高天神——天帝,成为名词,最后又发展成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帝”的字意演变说明( )
A.人神共治是中国特有文化
B.汉字是文明的载体
C.君权神授催生了天人关系
D.皇权源于宗教祭祀
解析:B 人神共治的说法是错误的,故A项错误;汉字中的“帝”字的字意不断发生变化表明汉字是文明的载体,故B项正确;天人关系催生君权神授,不是君权神授催生天人关系,故C 项错误;皇权不是源于宗教祭祀,故D项错误。
二、非选择题
7.(2017·河北衡水调研)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先秦时期,儒法两家虽共同认识到了官吏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但在选官层面上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如荀子所说:“虽王公大人之子孙也,不能成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法家则认为,个人素质、个人喜怒等因素都是主观任意的,靠不住的,严明的刑罚会使官吏望而生畏,官吏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听命于君主,在官与官之间用“刑无等级”来严格约束,使官吏无任何非分之想,以“刑治”达“吏治”。
——龙昶等《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材料二龚自珍基于朝廷“而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者亦三十年”的现实,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魏源认为要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关键在于要用“贤能之士”,用人应以“德”“才”为标准。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变法”必须“变人”,变人必须改革“官制”。章太炎要求“在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