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信息不完全垄断的社会，是指政府不再完全的控制舆论，公众信息来源出现多元化，而且通讯的手段比较发达和便捷。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尽管政府依然有着最为强大的信息收集、组织和处理能力，但是公众已经有了逆向选择的权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类保险市场的社会模式。
在这样的社会里，针对一些社会事件政府仍然有权利并且有强烈的动机去隐瞒或者传达一些虚假的信息，但是随着公众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公众会对政府传达出的信息进行判断，并在政府信息与其他途径传达出的信息之间做出选择。而且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一般都伴随着信息表达的多元化，在这样的信息传播途径下公众的思维是活跃的，大家不仅能识破政府的欺骗行为，而且很容易知道其他人是否也识破了政府的虚假言论，因而实现联合反抗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当前形势下，之所以地方上官民冲突越演越烈，这与现在的经济形势有关——政府与民争利，但是更重要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缺乏统一路径的信息表达和传达路径。出了问题就压，出了问题就瞒，地方政府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地方政府的官员已经将政府给“私有化”了。政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的地位作用越来越明显，而对它的公共服务部门的责任意识淡化，政府官员作为独立的社会人，企图通过信息垄断实现政府“内部人”的利益倾向明显化。
我国社会现在就处在信息不完全垄断下的社会阶段，与过去的那种政府完全垄断信息的时代相比，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近几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随着公共意识的逐渐觉醒，政府对舆论的控制难度在加大，社会舆论的开放甚至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历史趋势，虽然在一定时期政府管制会变得严格，但是再想退回到过去的那种政府完全垄断信息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了。
而内部性的改造更为重要。公众对政府的监督之所以会有效力，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它是权力的来源。要想组阻止公共产品变成私人产品，那么让公共产品的使用者——公众——参与到公共产品的生产中，即可大大消除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带来的对公共产品——政府行为——的不正当的怀疑。而政治生活中对公共产品的创造便是民主的选举制度。“权利之为它的来源负责”，只要一个政府是公众选举产生的——虽然从它被选举产生之处就已经有了维护政府这个“小集体”的利益倾向——它就会对产生它的权力的人表现出更多的服从。而且尤其是公众手握监督和弹劾的权利，使得它不敢不把——除关系国家安全的信息外——一些社会信息及时的如实的传达给公众。一个由民选产生政府的国家，它的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传达和表达实现了路径多元化的统一。如图所示：
这样的社会其实是政府的公权信息同民权信息进行博弈，如果政府遇事多选择隐瞒或欺骗，而且这种隐瞒或欺骗经常被公众所识破的话，则公权信息的权威性必然会削弱，长此以往，公权信息就会被公众所蔑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透支它的权威，一旦透支到一定限度，政权便危在旦夕。这就如同“柠檬”市场，一旦所有人都意识到“‘柠檬’充斥充斥汽车市场时，高质量车根本不会交易”，最终会使得交易无法进行。公众就会意识到重建一个替代市场的必要，并开始做出局部性的尝试。
导致稳定的一种情况
政府作为一个社会主体，它掌握有十分强大的社会信息的收集、组织和掌控能力。这也就使得在面对重大社会事件时，政府最具发言权，而且这种发言会对公众的情绪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舆论受到政府绝对的控制，而且这个国家的通信手段又十分的落后——社会事件的发生很难通过政府以外的途径被多数人知晓，而只被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那么这样的国家社会就会显示出一种稳定状态，就像现在的朝鲜。
而实现了信息的公开，让政府保持透明状态，则会使得政府“内部人”利用信息的私有化以实现个人利益成为不可能。而且政府信息公开化会使得政府自然地产生一种自我监督的取向，因为政府“内部人”出于理性考虑，会为实现其长远利益的最大化而对当下行为作出改进，而这种长远利益最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执政的稳定性。故而政府会努力的把一些问题处理的更好，让做奸者不敢任意地枉法，而且即使是“内部人”也会更加检点自己的言行。
实现稳定的另一种途径
政府保持最大限度的透明性，是在开放条件下实现稳定的最有力的措施，而且是唯一能保证长期稳定的手段。
如果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信息的对称，就像消除了汽车销售者的信息优势地位，使得“柠檬”销售者企图通过欺骗获取与质量好的汽车同样价值成为不可能。这样“柠檬”市场中的“柠檬”可能将不复存在，或者至少说消费者仅只付出了与“柠檬”质量相符的价值，同样好的汽车也能获得与其自身质量相符的价值，这样就会使好的行为得以激励，于是就不会出现“柠檬”驱逐质量好的汽车的事情，也就使得市场交易得以延续。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柠檬”所有者的效用受到了伤害，而消费者和质量好的汽车的销售者效用会增加，但从长期来看所有人的效用都是增加的。同样政府如果实现信息公开，在事实上就是实现了公众与政府信息的对称，也就使得政府企图通过谎言掩盖事实真相成为不可能，换句话讲就是剥夺了政府在解释性工作中进行二项选择的权利。
然而，在今天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被报道出来的群体性事件虽然越来越多，但是相比较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显然更多没有被报道，有数据显示，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达到23万起以上[2],比起2008年的12万起。而在这些群体事件中，官民冲突占很大一部分，像最近发生的安徽池州事件、云南昭通事件，过去的贵州瓮安事件、甘肃的白银事件等等。一些地方社会一旦出事，地方政府很少有第一时间主动通报情况的，而是先采取瞒和骗的手段，一旦瞒不住了，甚至出了更大的问题才被动的去面对舆论，面对公众。其实也不仅是地方政府是这样，中央的一些行为——如公布大量失实的统计数据，还有财政详细预算的非公开以及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缺失——和地方政府的瞒骗行为如出一辙。政府的这些行为极大的损害了政府的权威，这都是不正当的政绩观所导致的，都是践踏公众利益的表现。
政府透明化可能会使得一些具体的政府人员利益受损受损——对他们来说这是负帕累托改进，但对于更为多数的公众而言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且对政府这个整体而言也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但是“政府”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的权威就变得是历史的永恒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包括政府。如果党政责任明确，实现党政分开，使政府透明化，那么即使政府出问题，只要党撤换政府，党的权威是很少受到伤害的。而现在党政捆绑到一起，党或政府任何一方出问题，另一方也就跟着出问题了。
在这样的国家，群众对于信息只有接受的权利，而没有选择判断的权利。这就相当于一个完全垄断性的“柠檬”市场，即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效用受到了损害，但是由于不存在可替代的产品供给，也就只能选择无条件的承担，使得交易在极苛刻条件下成为可能，即政府的统治得以延续。
信息不完全垄断下的社会问题
这种只存在单一的信息传达和表达的社会完全是靠政府的控制力实现稳定的，公众只有政府这一个支点，而这种信息传达的路径是刚性的。一旦连接政府与每一个民众之间信息交流的路径不再能承受更大的压力，那么就必然会出现断裂。偶尔的或局部性的断裂，意味着那些民众被政府所抛弃，就像封建时期偶尔的地方起义被镇压一样；但是大规模普遍性的断裂则意味着社会的混乱，政府被社会所抛弃。于是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政权，重组社会信息的交流方式，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这就类似于封建王朝末期，民间起义丛生最终导致改朝换代。
当然政府透明化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把政府信息公开寄希望于政府本身，任何一个理性的社会主体或社会群体都有避险和防卫的趋向。实现政府透明化必须从政府外部着手，要么就彻底的改造政府。
政府信息公开化的手段
从外部性上来讲，就是要保障社会监督的权利。具体地说就是要开放言论，保障新闻媒体的独立与自由，保障言论自由，保障网络的自由。言论无罪，思想无罪，让公共舆论切实的参与到监督政府和政务公开当中去，这种外部环境的要求是实现政府透明化的最基本的条件。
“柠檬”市场[1]的启示
论政府信息公开与稳定
引言
严格的说这不是一篇有关经济学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的确是因为受到了经济学理论的启发。乔治?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誉为“信息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奠基性文献”，在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了美国二手车交易市场模型，指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柠檬”——质量较差的汽车——会驱逐质量较好的汽车。他的理论被广泛的应用于对保险市场、不规则市场、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信贷市场等众多问题的研究上。当他的理论应用于社会领域，更准确的说是政治领域，也同样的具有解释力和启发意义。接下来我将尝试着用“柠檬”市场理论，解释政府信息公开与稳定的关系，从而说明出政府性息透明性的必要，以及实现政府透明性的条件。
首先，政府本身是一个公共产品，而且政府的服务大都也是一种公共产品。但是同时政府还是社会的一个集体性的参与者，这种集体性是针对每一个公民个体的相对独立性而言的。接下来要讨论的可能关乎政府的建设性服务，也可能包括政府的政策性服务的一部分，但是最主要的是针对政府的解释性工作或服务而言的。
在市场上，政府可以被当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出售者，在本文里把政府的解释性信息看做其销售的产品，这种解释信息即是市场中的柠檬；而将公众看做“柠檬”——解释性信息——的消费者。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的信息。对于发生的任何社会事件，政府作为一个社会主体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尤其是为了维护它的为国为民的伟大形象，以显示其合法性——自然会做出一些防卫性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从根本上是歪曲了事实的，是错误的，这个国家的多数公众依然会相信。即使有少数人知道真相，明白政府不好，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传播手段，真相也只能局限在少数公众中间；而且即使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政府在撒谎，但是他们却不能确定其他人也知道政府在撒谎，除非是在多数人都忍到无法生存而不自觉的共同走向了反抗的道路，否则永远不会走向联合去改换政府。
这种稳定型的国家，它的信息交流途径是单一路径的或者说是平行路径的。即信息通过政府层层的传达到每个人，而每个人的信息也通过相同的路径逆向的层层传达给政府，最过分的不过是可能有个别的越级传达信息，而公众之间大规模的信息交流几乎没有。这种信息传达的路径在封建专制社会和集权社会最为典型。在我国的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现在依然存在这样的信息传达路径：中央的信息通过地方政府传达到村委会，再由村委会传达给每个村民；村民如果有什么问题——多是什么“冤情”——多是走“越级上访”的道路。这种单一的信息传达和表达路径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