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巨头博弈哥本哈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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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承诺摘要:一、哥本哈根会议背景1.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2.哥本哈根会议的目的和意义二、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地位1.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的责任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三、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承诺1.温室气体减排目标2.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3.资金和技术支持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应1.对中国承诺的肯定2.对中国进一步行动的期待五、中国实现承诺的挑战与机遇1.国内能源结构调整2.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3.国际合作与技术交流正文:哥本哈根会议是2009 年12 月7 日至18 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 次缔约方会议。
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 年至2020 年的全球减排协议。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并作出了重要承诺。
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国内政策,包括控制能源消耗、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以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作出了三项主要承诺。
首先,中国承诺到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下降40% 至45%。
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但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的责任担当。
其次,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如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农田和城市基础设施抗灾能力等。
最后,中国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承诺给予了肯定。
许多国家认为,中国的承诺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注入了信心,同时也对中国的进一步行动寄予厚望。
然而,要实现这些承诺,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国内能源结构调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等。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内政策制定,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发展绿色经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承诺摘要:一、哥本哈根会议背景及重要性二、中国承诺减排目标三、中国承诺的意义和影响四、国内外对减排目标的评价和期望五、我国在环保领域的政策措施六、全民参与环保的责任与使命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正文:自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以来,全球各国都在为实现低碳经济和环保事业而努力。
在这场大会上,我国政府郑重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至45%。
这一承诺展现了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担当。
哥本哈根会议是一次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大会,旨在推动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平台上,各国代表共同讨论了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以期达成全球性的减排协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在此会议上承诺减排目标,既是对国内环保事业的重视,也是对国际社会的负责任表现。
中国承诺减排目标,意味着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将加大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投入,严控污染物排放。
这一承诺对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中国承诺也向国内外传递了一个信号:我国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球家园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国内外对我国减排目标的评价普遍积极。
一方面,这一承诺展示了我国在环保领域的决心,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积极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这一承诺也体现了我国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为全球气候治理树立了榜样。
然而,也有人对中国承诺的实际执行效果表示担忧。
这也提醒我们,在实现减排目标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国内外各方的期望,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承诺得以兑现。
在实现减排目标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例如,推广绿色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大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改造等。
此外,政府还倡导全民参与环保,让每一个公民都认识到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我国政府和企业不仅要承担减排责任,还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人大经济学院指出哥本哈根会议只是一场政治博弈“哥本哈根会议只是一场政治博弈”尽管哥本哈根会议不尽如人意,但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所以,我还是很乐观的。
杨,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去年12月,以联合国大学代表团专家代表的身份出席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
昨日,杨志教授做客小谷围科学讲坛,与200余名广州听众共同分享她亲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所见所闻。
“哥本哈根会议只是一场政治博弈,但低碳经济的大潮正在来袭。
”杨志对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充满期待。
“会议组织就像个大车店”有人把哥本哈根会议想得非常神圣,其实是乱七八糟。
我们到了丹麦哥本哈根入住宾馆时,发现没有参会人员住,全部都是警察。
原来离机场比较近的旅馆全部被警察占据了,所有的专家都给转移了。
在被警车送往另一家酒店的途中,我们满耳是不远处的口号声和刺耳的警车声。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入住酒店,然后抓紧乘地铁直奔贝拉中心。
地铁上,我们被通知“由于贝拉中心车站发生火灾,乘客们请提前一站下车”,我们只能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参会者一样,用自己的“11路车”前行。
到了贝拉中心,我们没有看到有半点“火灾”。
会场外天天有游行的,警笛整天响,各种警察如临大敌。
会议组织之差,你没法想象———每天两三万人的会议,只开两个小门,进会场时间最长的要排队8个小时。
我作为联合国直属机构的专家,在寒风中等待3个小时才被“安检”,这已经是颇受照顾的了,N G O的代表一般都要排5个小时甚至更长才能进场。
我亲眼看到旁边一名非洲男子,坐在地上,一点一点往前挪。
北京环境交易所的一名老总以N G O的身份去参会,第一天排了6个小时,终于排到了,工作人员告诉他“下班了,明天再来”。
第二天,又排了4个小时,眼看要到了,又被告诉“N GO不让进场了”。
组织会议的能力太不敢恭维了,议程变来变去就像大车店一样。
你说哥本哈根会议就这么一种组织方式,它能成功吗?“发达国家的一场秀”2009年12月16日,哥本哈根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突然辞职了,大会主席由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接任。
《亚太发展蓝皮书2010》,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4月“哥本哈根会议”与亚太地区能源供求朴光姬[①][内容提要] “哥本哈根会议”的演变轨迹、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及参会各方的主要主张表明,各国在削减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有各自的基本利益。
对亚太地区国家来说,“哥本哈根会议”倡导的国际气候治理必须与本地区特有的能源赋存、供求结构相适应,政治性的决定不足以改变地区的能源供求结构。
[关键词]哥本哈根会议气候变化亚太地区能源[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core issues in addition to main claims by lead part icipants in the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Copenhagen 2009indicate that the fundament al interest of each participant varies on the issues of reduc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 ission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In practice, the international clima te governance advocated by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 2009 needs to be in consiste nt with Asian-Pacific regionally specific energy endowment and supply-demand struct ure, which is unlikely to be changed by political decisions.[Key Words]: the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Copenhagen 2009, Climate Change, A sian-Pacific region, energy, supply-demand structure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博弈思维为期12天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于2009年12月19日以近乎失败的结局收场,将本应达成的有约束力的减排协议推迟到2010年的墨西哥会议去完成。
回顾被称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国际会议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各国就减排承诺,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技术与资金援助,力主与反对“三可”所展开的合纵连横,起伏跌宕的会议局势,不由得令人想起了博弈论。
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过程来看,各国就协议内容的安排所提出的主张非常具有策略性,但是博弈的类型其实有多种,并不是单一的某种博弈类型。
一、“囚徒困境”博弈在人类面临共同的危机的时刻,需要全球减排。
问题是,全球这么多的不同国家,减排的任务如何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是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的短期和长期利益的问题。
减排任务多的国家,面临影响其长期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样也影响其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从而减排的任务分配就变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
每一个国家的占优策略,就是尽量让别的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自己极小化地承担减排。
这样既可以享受全球减排带来的环境改善,又可以保证自己的经济发展,还可以保证自己国家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从而保证本国的政治地位。
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
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策略是不同的。
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工业化历史中已经大量排放,未来由于在资金和科技上具有优势,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是集约型的了,减排的压力相对小,所以要求发展中国家与自己完成相同的减排任务,既可以使得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又可以让缺乏资金和技术,进行着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减慢,保证自己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经济领先地位(从而领先的政治地位)。
这实际上是“以邻为壑”的策略思维。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则把新兴经济体不再适用于旧有“发展中国家”范畴为由,以气候乃全球应共同面对的问题为据,想把强制性义务扩展到发展中国家,这就是哥本哈根谈判的最大冲突所在。
哥本哈根会议的博弈分析【摘要】历时13天的哥本哈根会议最终只达成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以失败而告终。
本文首先构造了一个简单的博弈分析框架,通过逐步引入约束条件分析了为何环保作为一项为全人类造福的事业,却遭遇如此尴尬境地。
【关键词】哥本哈根会议博弈论分析责任共担一、哥本哈根会议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这一会议也被称为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09年12月7日—19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
12月7日起,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
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
2009年末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5次会议将努力通过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如果《哥本哈根议定书》不能在2009年的缔约方会议上达成共识并获得通过,那么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全球将没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
因此,很大程度上,此次会议被视为全人类联合遏制全球变暖行动一次很重要的努力。
二、博弈分析(一)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在以上介绍的基础上,本文首先要构造一个博弈论分析框架。
这次大会的主要矛盾是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减少更多的排放量,而这对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过早背负起碳减排的责任和义务,将带来巨大的打压。
由于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这次会议也就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
令A:发达国家,B:发展中国家。
假设现在不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异质性,双方都面临着两种选择:多减排温室气体(以下简称多减),少减排温室气体(以下简称少减)。
减排温室气体意味着发展的减缓,也就是说多减排时产生的经济收益比少减排产生的经济收益要低。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1. 引言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也被称为第1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于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
该会议是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的首次会议,旨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达成一个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
2. 背景2.1 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全球气温的升高、海洋酸化、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等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科学家普遍认为,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特别是工业化和化石燃料的使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2.2 前一次的《京都议定书》1997年,《京都议定书》作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设立了国际气候变化的法律框架。
然而,《京都议定书》存在一些问题,如排放限额不合理、参与国家范围有限等,因此需要通过新的协定来解决这些问题。
3. 会议议程3.1 会议目标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寻求一项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以取代《京都议定书》,以更公平、更全球的方式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3.2 关键议题会议讨论的关键议题包括:•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达成一致的减排目标,使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资金和技术支持:确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机制,以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透明度和核查:建立透明、可核查的减排和适应行动的机制,以确保各国履行承诺。
•森林保护:制定有效的森林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政策,以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碳汇的流失。
4. 会议结果4.1 哥本哈根协议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达成了一项名为哥本哈根协议的协议。
但是,由于缺乏一致性和明确性,以及一些关键国家的不同意见,协议并未获得总体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取代《京都议定书》,而是作为一个政治承诺或意向表达存在,并没有具体的法律约束力。
4.2 主要成果虽然哥本哈根协议没有达成所有预期的成果,但仍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由各国自愿提出减排目标,并在协议中登记。
哥本哈根会议与低碳经济革命离12月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的哥本哈根会议越来越近了,许多人在越来越多地关注与谈论哥本哈根会议。
在我看来,哥本哈根会议面临的是一场意义重大、任务艰难、挑战严峻的绿色博弈。
◆重大,是说哥本哈根会议涉及世界各国从高碳排放的工业文明向低碳消耗的生态文明的革命性转型;◆艰难,是说世界上的不一致经济体对哥本哈根要达成的低碳进展目标与路线图有着各自的利益与办法;◆挑战,是说中国未来进展在低碳经济的格局中需要有既符合自己进展权益又对世界承担责任的表现。
各个国家都相信今年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将是气候变化问题的里程碑事件。
不管哥本哈根会议的具体结果如何,世界确信将走向低碳经济的绿色进展道路。
就中国而言,尽管依靠于煤炭供应的能源结构,对中国未来的绿色转型是严峻的硬约束,但是应该看到,中国转向低碳经济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
中国转向低碳经济的关键挑战与战略性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衡量标准的中国低碳经济的目标情景,同时以此为目标倒过来调控我们的经济增长规模与方式。
讲演者小传诸大建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可持续进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
兼任联合国全球绿色新政咨询专家、瑞士达沃斯《世界资源论坛》国际专家委员会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建设部可持续进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与环保部循环经济政策研究咨询专家、2010年上海世博会环境顾问、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等。
要紧研究可持续进展与管理、城市进展与管理、宏观政策与管理等。
1.哥本哈根会议的关键议题以欧盟为主的研究者提出了二氧化碳减排的“收缩-趋同理论”,要求世界总体到202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然后进入绝对减排状态,最终到2050年能够实现比1990年减少一半的目标。
哥本哈根会议的难点,在因此否认同到2020年实现峰值的中期操纵目标。
从2007年到2009年的这三年,能够看作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从怀疑走向行动的关键岁月。
“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国际博弈内容摘要: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闹得不可开交。
原本气候变暖该是本次会议的重点,但似乎争夺各国的发展,各国的利益,各国的政治地位成了各国博弈的焦点,形成了国际气候政治呈现出群雄纷争、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哥本哈根会议减排利益标准政治2009年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COP15)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CMP5)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
由于全球气候问题科学家们给予的最终时间表非常紧迫,这次大会被寄予很大的期望。
谈略的核心问题是2012~2020年中期减排目标和机制。
确定各国减排多少,以及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援助方案。
这次哥本哈根会议是在全球范围内就气候变暖这一热点问题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其时代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浪漫之都注定只有浪漫的童话,博弈却成为这次会议主题的内核。
一国际博弈(一)利益冲突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国家利益过度分散,美国希望中国和印度承诺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顶峰时间,并要求两国政府制定严格的有关报告、监控和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减排量的标准。
中国则重申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印度政府表示不会接受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认为在考虑固定的排放峰值之前,需要发展和经济增长,而发达国家肩负采取更多限制性措施的历史责任,因为它们才是导致几十年来气候遭到损害的罪魁祸首。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从决定国际气候进程走向的主要力量来看,欧盟、美国,以及77国集团加中国这个阵营作为三股力量中间的博弈。
这种永远无法调停的口水战难免扼杀各国代表对减排是项联合行动的信念,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全会阶段再次爆发争执,各方相执不下的问题包括谁应该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支出埋单,以及富裕国家应该为贯彻减排作出怎样的努力。
美国已经拒绝了富裕国家贡献至多1% GDP的建议,争执的核心表现为资金问题的尖锐分歧。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全球政治博弈中的中国官商民作者:本刊特约记者姚遥来源:《文化纵横》 2010年第1期本刊特约记者姚遥哥本哈根会议的热闹其实是个很大的意外,迄今为止,受到全球最多瞩目的这场会议,本质上并不比此前14年的其他会议更加特殊。
最初,主办方丹麦对这次会议规模的估计仅仅为1.5万人,所有气候问题缔约方为此次也仅仅准备部长级会议,而最终,他们都发现自己错了。
事实上,这次会议的注册代表早早超过了1.5万人,据估计总共有超过5万人为了此次会议抵达哥本哈根,这个安静的北欧小城被填塞得像一个中国的城市。
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得不三改议程,参与到这次举世关注的元首级会议。
国际局势的变化就是如此迅速。
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完美地演出和谢幕,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策略操控能力。
否则就会严重失分。
当下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列世界第三,而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中,称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达到世界第七,而中国军力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
中国举办了奥运会,还将举办世博会,全世界都可以买到中国的产品。
所以,无论我们如何声称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凡有国际游戏的地方,灯光总会打到东方,打到中国。
因此,在国际社会这个舞台上,我们也必须迅速地总结和反思,调整策略。
否则,输掉的就是国际地位和形象。
中国需要国际化。
我们不再仅是通过火车皮、飞机、集装箱,在物资和人力流动上与国际互动往来,我们还需要心态上的全球化,技术上的全球化,了解和接受国际游戏规则,了解国际社会,也让国际社会了解我们。
一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烟花散尽,各家都有不同的解读。
而将中国社会的各个部件放在国际考场上的结果来看,这次大会更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警示我们融入国际游戏尚有不小的挑战。
中国面临的全球压力隐约出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次在哥本哈根对外的会议场合采访中国人,最常见的回答总是谦虚地说:“我是来学习的。
”对于企业家和民间组织而言,这种谦虚无论是真是假,都无可厚非,但是官方代表团是不能来这儿学习的,这里是个残酷的战场。
哥本哈根峰会:只是一场“闹剧”哥本哈根峰会只关心美元?今年68岁的詹姆斯·汉森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首次提出气候变暖的危险性,是最早提出气候变化威胁的科学家。
汉森选择在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将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儿孙们的风暴》,他在书中警告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显著地改变我们地球的生态,可怕的危险正在慢慢逼近我们的星球,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的机会。
”被称为“气候变暖研究之父”的世界顶级气候科学家、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主任詹姆斯·汉森博士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一场闹剧,峰会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果,他呼吁抵制峰会。
因为这次会谈里所谓的减排计划是基于一个“制定排放上限并且排放量可以交易”的机制。
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也说,哥本哈根峰会不是一个气候大会,而是一个经济的无声剧本;这无关星球,而是美元。
这个解释虽然有些极端,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到了实质。
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各国在碳排放上能否达成协议、将达成怎样的协议,关系到各国乃至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的轨迹。
各国将在碳排放上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来承担责任,这一切都与GDP息息相关。
更重要的是,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背后,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抢占低碳经济控制权的一场博弈,谁赢得了这场博弈,谁就能在低碳经济未来发展上处于有利地位;谁能把握低碳经济的核心技术,谁就能主宰未来世界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
全球变暖,碳减排已成为挽救我们共同的地球的出路,而碳减排的过程将产生无限商机。
有识之士早就断言,近年来不时洗刷着人们大脑、网络点击率极高的热门词语——“低碳经济”,将成为世界上第四次技术革命。
目前,在低碳经济布局上,重视环保的欧盟各国已先行一步。
近年来,欧盟各国从国家元首到外交部长、企业接连不断地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缔造低碳外交,不久前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增加500亿欧元发展低碳技术,欧盟抢食低碳大餐的意图非常明显。
这也可以解释,国际金融海啸爆发后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什么一改往届总统在碳排放上的强硬态度,面对惨遭危机冲击的美国经济,吹响了进军新能源领域的号角。
上海科技报/2009年/12月/4日/第B04版地球家园哥本哈根大会:一场国家利益的博弈陈文仙即将于本月7日-18日举行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外界普遍认为很难预测大会将达成何种结果。
尽管最乐观的看法是,与会国能够积极协作,就减排问题达成一致并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但从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难度很大。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博弈届时将在哥本哈根上演。
受客观因素影响,发展中国家无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减排,并且需要“实实在在”的财政援助;而拥有大量资金和技术的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责无旁贷,理应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绿色、绿色、绿色”,发达国家日前极力呼吁在经济危机过后全球必须要实现“绿色复苏”和发展“绿色经济”。
当然,前提是各国都要做出减少碳排放的具体承诺。
然而看似对地球是件好事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实则是发达国家以“气候变化”为由牵制发展中国家。
如何在哥本哈根续写《京都议定书》,实质上是一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益问题上的博弈。
如果这次博弈没有结果,那就意味着哥本哈根大会不会有实质性成果,急需取代《京都议定书》的新协议就会难产。
就目前而言,在各国的减排原则和减排目标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对此次会议所能取得的成果不可过于乐观。
排放问题就是发展问题《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正式签署,然而花费了长达8年的时间才得以真正生效,这足以表明,气候变化谈判的背后无疑是各个国家利益的博弈。
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是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澳大利亚也是直到2007年才最终签署了这份议定书。
其实,很多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也是大都无法完成该议定书规定的第一阶段减排目标,它们对哥本哈根会议多持“冷淡”态度。
发达国家普遍不情愿的态度颇让发展中国家失望,后者担心如果不能在哥本哈根大会上达成一个类似《京都议定书》这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发达国家要实现它们的减排目标就很难,至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更会是“没影”的事情。
能源巨头博弈哥本哈根会议
自从石油天然气行业诞生以来,国际能源公司的关注重点就始终落在价格波动和引起价格波动的国际地缘政治变化上——俄罗斯、中东、拉美乃至近年来的非洲政局些微的变动都时刻牵动着全球能源市场和国际石油公司敏感的神经。
然而,一个新问题——气候变化——的出现不仅吸引了众多国际能源巨头的注意,并在某种意义上将彻底改变能源产业的运行方式以及国际能源市场未来的面貌。
在《京都议定书》签订时,国际石油公司对控制碳排放问题并不在意。
1997年,当BP 时任CEO约翰·布朗在美国加州的一次能源高层集会上呼吁工业界共同努力逐步减排温室气体、遏制全球变暖的时候,绝大多数能源高管对他的意见嗤之以鼻。
不过,12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有了大幅提高,国际能源公司也纷纷意识到一定要采取必要行动来控制过度碳排放。
当BP和壳牌做出积极动作、雪佛龙放弃顽固抵抗采取观望态势的时候,各界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然而,国际石油巨头马上又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发生了巨大冲突,令各界对实施实际行动的前景普遍悲观之外,不禁对国际石油巨头的真实用意产生了一丝怀疑。
虽然国际石油巨头都对即将开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问题——世界各国政府需要决定一个清洁、持续的能源管理结构——达成了一致,但各方对采用何种机制则分歧巨大。
BP、壳牌、康菲三家公司倾向于“限量交易”(cap and trade),而埃克森美孚、雪佛龙与意大利的埃尼则支持“烟尘排放税”(carbon tax)。
世界几大主要能源生产商分成两派,各执己见,考虑到他们背后的众多利益建团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强大政治游说力量,国际能源巨头之间的分歧将对即将开幕的哥本哈根会议产生几个层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两种解决措施实质上是两种经济理念的碰撞,任何一种经济理念在世界环境问题这样一个意义重大而涉及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关键问题上的应用势必影响未来各国经济政策制定的思路,逐渐主导政府经济政策走向。
作为治理外部性的措施,配额与征税的核心都是让使用者为污染排放付出代价,从而限制污染,两种方式由来已久,然而这两种措施孰优孰劣也是始终存在争议的未解难题。
以现在石油行业的问题为例,BP与壳牌支持的“限量交易”实际上是配额的变体,通过限制每年碳排放的总量来确保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减少,通过经济管制的方法实现政治目标。
但是,“限量交易”把碳排放的成本,即能源价格中“污染的价格”,交由市场来决定,不仅会影响能源价格的稳定性,而且容易滋生“黑市行为”,即附带政治条件的配额转让与难以监管的配额外排放。
另一方面,埃克森美孚与雪佛龙支持的“排放税”则是给碳排放固定一个价格,有利于能源价格的稳定,有利于项目投资测算,从而有利于企业对环保新能源技术的投资。
然而这种排放税只能寄希望于能源用户出于经济目的而减少使用量,并不一定能削减绝对碳排放总量。
正如前文所述,“限量交易”的实质是配额,核心是政府监管,虽然配额的定价权交由市场决定,但其主旨是政治目的对经济交易活动的限制和指挥。
而“消费税”虽然税额由政府决定,但这只是增加了产品的成本,并没有限制交易活动,将政治对经济的干预降到了最低限度。
“限量交易”与“消费税”的实质差别,在于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两种资源配置方式配比结构的不同,也是人类在遇到世界性共同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所选用的态度的不同:在一个必须
要解决的问题上,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
其次,两种解决措施反映了世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
在这次国际能源公司的冲突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阵营的差别:以欧洲为根本的BP、壳牌、康菲支持“限量交易”,进而支持政府监管与统一标准在新能源环境格局中的重要性,他们的态度背后是欧盟一贯以来的主张和信条。
而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与雪佛龙则强调“排放税”对稳定市场价格,保护企业的影响,这也是美国政府凭借政治、经济、军事的优势在平等、市场规则的旗帜下纵横全球的一贯主张。
在主要国际能源巨头之外的大型石油公司中,迟迟不表态但实则暗中支持“排政府为了增强法国在欧盟中的地位而与美国开始了新的蜜月期,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政府无论与布什还是奥巴马都关系紧密。
鉴于能源公司的重要性和与政府的紧密联系,能源公司的态度冲突完全可以看作是政治力量碰撞的预演。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几十年来的强势地位出现动摇,其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运行模式也遭到了质疑。
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后元气大伤,冷战期间又沦为两大军事集团交锋前沿的欧洲在最近二十年间迅速发展、融合,政治实力与地位大幅提升,一个逐渐统一的欧洲已经可以在一些问题上与略显疲态的美国角一角力。
第三,两种解决措施还反映了对财富、福利分配不均问题的碰撞。
美国作为全世界耗能总量最高和人均能源消费量最高的国家,长期以来过渡享受着世界福利,消耗着世界财富。
“排放税”只会为这个人口仅占世界人口5%但消耗着世界能源总量25%的国家找到一个合理合法挤占全球福利的借口——只要付得起钱,你就可以高耗能,高污染。
而人口总量远超美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相仿的欧盟国家则可以通过“限量交易”的方法在世界福利蛋糕中获得更多的份额——无论按人口还是按经济总量,欧洲的配额都不会少于美国。
而已经适应本国本地区经营模式的国际能源公司有充分的政治、经济动机去将有利于自己的标准推广成世界标准——如果实行“限量交易”,美国公司将会被捆住手脚,而欧洲国际能源公司的全球市场分额注定大幅度提高。
最后一种也就是最坏的影响,则是双方各自坚持毫不退让的态度,将使新能源政策陷于折中并继续研究的泥潭,实质上使解决环境问题的措施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损害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