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心理学健康教育课程
结业论文
《有话好好说》心理健康问题分析
我们在笑声中和惋惜中看完了《有话好好说》这部影片，它也给我了很深的感触。
对里面的一些特殊的拍摄手法和个性的台词，特别是其中那一个个人物，似乎是真实的生活中鲜活的存在着，也正引发了我的思考。
先来大概说一下影片的基本内容，这是一部非常轻松的城市荒诞轻喜剧。
《有话好好说》讲述的是一个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故事：一青年赵小帅以奇特的方式，狂热的追求漂亮姑娘安红。
不幸的是，安红正与某娱乐公司的老板刘德龙恋爱。
刘德龙为教训小帅，大打出手。
混乱之中，小帅抢过行人张秋生的背包，当武器抡打，将包内电脑砸的粉碎……最终小帅仍被打伤，他发誓要报复刘德龙。
从此，张秋生为索赔电脑奔波于小帅与刘德龙之间。
小帅为报复刘德龙寻找机会。
张秋生由此成为这一计划的诱饵，张对此却浑然不知。
然而得知赵小帅的企图，张秋生就想阻止他干蠢事，两个倔强的男人之间由此展开了一个个故事......影片表达的是“与人为善，一切都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去努力解决矛盾”（张艺谋语）的思想，这也是影片之所以取名“有话好好说”的原因。
再次来介绍一下里面的主要人物：姜文饰演倔强，没什么文化的个体书贩赵小帅，瞿颖演年轻漂亮的安红，安达娱乐公司开夜总会的大老板刘德龙，李保田饰演那个中年知识分子张秋生。
影片中两个当事人的行为和心理动机很单纯，结果却推向了荒诞不经的景地。
影片采用了一种动感十足的摄影手法，从镜头里看上去摇摇晃晃的试图用凌乱和荒诞来解释城市的现代性，而人物之间的关系则充满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
在拍摄风格上，导演试图用晃动的镜头将城市的不安和内心的冲动凸显出来。
城市的边缘人底层青年在处理感情和事情时的非理性方式，和知识分子处理事情的烦琐的理性方式，形成喜剧上的冲突效果，而这种冲突又转变为一种相互影响的地位互换，从而引发了荒诞的结局。
片子让我感受到了张艺谋那火热的情感、独特的表现方式。
我体会片子要表现的是赵小帅，安红的思想，他们也正代表了现在的一代人，包括部分的“我”在内。
这一代人的最大特点是：美丽的外表下面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只有空虚的灵魂、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享受，他们并不不知道自己，他们也为此而痛苦，但他们没法解脱。
他们就像我们现在这代人一样身上总是充满矛盾，赵小帅追求安红那让我们十分受不了但可以理解的方式，安红自身的思想及一些行为方式都很体现了这一点。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他们这种处理事情的非理性？
心理学意义上所谓的“理性的非理性疯狂”，自然指的不是精神病学上关于某种精神病的临床诊断。
这种疯狂本质上不是人在心理上彻底退回自身，从精神上断绝与世界的联系而导致的意识的混沌状态。
它只是一种性质上的词语“借喻”，更多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
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中早就指出贪婪、占有欲等也是一种病态。
而弗洛姆、霍妮等人则进一步指出：这种病态的实质就在于外在的社会文化环境扭曲了人的人性，导致了他的人格结构的畸变；他
本可以沿着他的生命潜能指定的道路成长，但在外界无处不在的具有压迫、奴役功能的指令的控制下，他失败了。
文化可以致病，这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恰恰需要文化的支撑，或者说，我们的存在就体现为具有了何种文化形态所规定的存在属性所展开的方式之中。
在当今的社会文化中充斥着更多多元化的东西，对人有利但也有不少有害的方面。
这样也就自然行成了一批一批想赵小帅、安红这类人。
接着要说说张秋生这个人物。
张秋生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代替着父亲的角色，实际上又扮演着一个索赔者、启蒙者、拯救者的父亲形象。
在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大潮中，作为知识分子的张秋生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市民阶层所构成的商业潮流中。
他既善良又卑微，既自傲又懦弱。
在市场大潮中，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所面临的尴尬境遇，使我们看到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失范和失语。
面对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的启蒙是那样软弱和无力，他们的拯救又显得那样可笑和滑稽。
我们可以把赵小帅和张秋生看作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社会结构中的两极，即消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冲突。
消费文化面对精英文化一厢情愿式的启蒙和拯救时，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显得那样从容而自信、执著中带着痞子气，控制着事情的局势而技高一筹；而精英知识分子的父亲则显得懦弱、渺小和无能，不得不以身试法，以自己彻底同世俗合流和共谋来达到拯救赵小帅的目的。
影片最后给了我们一个光明而欢快的结局，以知识分子/父亲身份的张秋生终于以自己的行动拯救了赵小帅，使赵小帅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使世俗的消费文化和启蒙的精英知识分子达到和谐共处，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的带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想象。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张秋生是有头脑的一个人。
最经典的就是李保田关于“菜刀算凶器，板砖不算凶器”的妙论，结果却带来了小帅“双保险，先是板砖，再菜刀”的回应。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张秋生这样做的却是可以理解的，他比赵小帅要冷静，比赵小帅要有谋略一些。
做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最后张秋生竟然拿起刀十分不理智的砍向赵小帅，，最后自己却在拘留所呆了一个星期。
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让他的心理瞬间变得扭曲，疯狂？是出于他对赵小帅的关心帮助造成的？是赵小帅说他疯了造成的？是厨师对他的施暴？是周围那些嘲笑声？我觉得应该是这些原因综合起来最终硬生生的把他逼的了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即使是一个文弱书生在逼急的情况下也会爆发。
而那时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疯狂的大吼大叫，喊着杀人，让人恐怖，惋惜。
那么好好的一人竟然……
可以说张秋生的疯癫是一种不安的象征，它不仅表明理性的脆弱和人类存在的条件所导致的存在困境，更表明人类把握自身理性的健全的无力。
其结果是，他离自身越来越远，只能依靠外在的社会机构和秩序来构成并生成他的存在。
于是外部现实被他当成了全部的真实，而内心的真实湮灭于对威胁的想像和对外部现实的接纳之中。
疯癫是一种悲剧性的对自身的体验，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我与本我》中，将人的心理结构表述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
电影《有话好好说》正是在分析这三者矛盾的基础上，对现代人的心理进行解构。
看过《有话好好说》的人，对影片最后赵小帅与张秋生结局的对位想必都记忆犹新。
要砍人的人成了被砍的，而一门心思劝阻别人砍人的人最后却抡起了菜刀……是命运使然吗？不是。
影片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将二者的内在心理转变作了详实而细腻的解构。
剧中赵小帅无疑是作为“本我”的象征出现的，他对于安虹，即所谓“爱情”的追求是赤裸裸、无所顾忌的。
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以自己的意愿为核心。
为了等待安虹的出现，他可以接连几天“坚守”在安虹楼下；为了对刘德龙进行报复，他能直接冲到刘德龙的办公室里拿刀砍他。
在他身
上，看不到丝毫社会道德的影子，有的只是“性本能”的直接宣泄。
而张秋生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社会道德的观念在他的脑子里根深蒂固。
他循规蹈矩，一切按社会道德规范行事，用影片里的话说是“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是“超我”的最好体现。
但在一场飞来横祸中，他被拖进了赵小帅与刘德龙的矛盾之中，并在无可奈何下充当起了二者之间的调停者。
他不辞辛劳，试图按照正常的社会道德准则（注意，不是法律）解决赵小帅与刘德龙的矛盾。
但在赵小帅的欺骗与利用之下几乎彻底失败。
而正是赵小帅的欺骗使他遭受了第一次打击。
他没想到作过的承诺竟然可以说变就变，他所遵循的社会道德在赵小帅面前竟是这样的苍白无力。
影片中赵小帅告诉他实情之后，他那惊异的眼神，正表现了他内心的极度失落。
但这还不足以让他的理念趋于崩溃。
不过第二次打击接踵而来，周围的人全都把他当作疯子让他难以理解，“他（赵小帅）要杀人”的事实阐释竟被作为自己是“疯子”的确证。
他想按正常的社会道德行事，但社会道德（以胖大姐为代表）却将他排斥在外。
当他被绑在杂物间里时，眼神了透露的已不仅是愤怒，而是对这个世界的控诉。
但给他致命一击的却是胖师傅。
那近乎非人的残酷折磨让他最终挣脱了“超我”的束缚，自身的本能冲动让他觉得只有“剁”了胖师傅才能获得解脱。
因而，一切阻碍得到的都应当是毁灭。
不过，他在剁下那一刀前，曾犹豫了许久，“超我”在不顾一切地压抑“本我”的毁灭性冲动，他那迷茫而绝望的目光显示的正是他内心的剧烈冲突。
影片在最终选择剁那一刀的同时，也将“力比多”
欲望宣泄得淋漓尽致。
（弗洛伊德把无意识主要归结为性本能，性本能被压抑、包裹在无意识之中，成为决定人的行为的巨大心理能源，即力比多（Libido），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真正原动力或内趋力。
《有话好好说》对现代人心理的解构，更多的是立足于“超我”与“本我”二者矛盾冲突的展示。
这种冲突的最终解决只有依靠“自我”的协调来实现。
影片中两次出现警察苦口婆心的教诲，表明了影片所确认的价值取向：一切行动都应当按照现实主义原则，与周围环境协调后进行。
从这部影片我懂得了做人就应该学会调节自我，事情都会有最好的解决办法的应该努力在生活中寻求一中平衡，要有话好好说，找到好的方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