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如何进一步限制死刑

浅谈我国如何进一步限制死刑
【摘要】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如果说我国的死刑已经历了从产生到广泛适用、限制适用的漫长过程，那么目前我国已具备严格限制死刑的经济、思想和社会条件，应该步入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的阶段。

严格限制死刑可以从立法、司法及文化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死刑；立法；司法
在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今天，死刑却以其残酷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

就国际趋势而言，当今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而在我国，死刑罪数和死刑的覆盖范围却是名列世界前茅。

具体表现在：（1）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刑法》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犯罪，而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仍然有55个死刑罪名，数量多。

（2）历年来，全世界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中国内地都占了绝大部分，这也成为许多国家抨击我国人权问题的最有力证明。

如何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从立法上限制死刑的适用
（一）明确死刑适用标准
刑法第44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罪行极其严重”如何理解，刑法中并没有对这一关键条件作出明确的解释。

其规定过于原则，使得实务中操作起来存在很多问题，对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适用死刑条件也起不到指导性作用，容易导致司法适用上的混乱，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

笔者比较认同考虑了主观和客观且两方面都要求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体现了刑法的谦抑原则。

在总则严格界定死刑的一般标准的同时，也应该以此为指导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罪名作出适用死刑的详尽规定，将个罪死刑的适用标准明确化、具体化。

如对于故意杀人罪，因杀人罪多种多样，有预谋杀人和激愤杀人，有杀一人和杀多人，有残忍杀人和一般杀人等，立法中就应该对这些杀罪作出比较具体的界定，并规定哪些情况适用死刑，哪些情况不适用。

（二）削减死刑罪名，调整刑法结构
1、大幅度削减经济犯罪中的死刑罪名。

从理论上说，人身权大于财产权，单纯经济犯罪所侵害的客体是经济秩序和财产关系，非暴力犯罪其造成的损失都为经济性、财产性损失，可以通过追赃、无偿劳动等方面得到一定地弥补，对非暴力犯罪适用死刑，有违公平、正义的观念。

因此对于经济犯罪特别是无具体被害人的犯罪和对他人人身基本权利不存在潜在危险的犯罪如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型等应当通过立法及时废止。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是我国严格限制死刑在立法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而对于贪污、受贿罪这类
职务犯罪，对此类犯罪分子只要剥夺其职务即可防止其再犯，但由于公众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可以考虑增设资格刑，扩大财产刑的适用，在立法上和司法上提高其适用死刑的条件，减少对此类犯罪适用的范围，再考虑逐步废止死刑。

2、调整我国刑罚的整体结构。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存在着刑罚轻重的不协调，死刑过重、生刑过轻，一死一生，轻重悬殊。

在严格限制死刑的情况下，废除某些死刑后应该加重生刑的设置，突出自由刑的刑罚功能
3、进一步缩小死刑适用对象。

我国刑法规定，死刑不适用于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但除此之外，我们应该进一步缩减死刑适用的对象，通过立法排除以下两类人：（1）七十五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体现了刑事立法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了对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理性认识，有助于贯彻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

（2）新生儿的母亲。

对新生儿的母亲不适应死刑，是基于对婴儿和母亲的合法权益的特殊保护。

限制对哺乳期婴幼儿的母亲适用死刑，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也得到了国际组织的公认，我国已经在立法上规定对怀孕的妇女不适应死刑，也应该增加对新生儿母亲不适应死刑的规定。

二、从司法上限制死刑
（一）慎重进行司法解释
在我国，司法解释活动十分频繁并在刑法实施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准立法。

但由于现行的刑事司法解释中存在越权解释即没有司法权的主体进行司法解释以及法律授权进行司法解释的机关违背法律规定的本意进行解释的现象，而且目前对之又缺乏必要的监督，一些司法解释对正确进行死刑司法无疑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因此，在进行司法解释的时候应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更应该保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在整个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过程中都要贯穿对人的保护。

正如有学者指出，在死刑限制适用方面，刑法学者首先要做的是，将削减死刑的刑法理念落实于具体的解释结论，以削减死刑的理念为指导解释有关死刑的刑法条款，从而使削减死刑的目的得以实现。

（二）合理设置死刑复核权
自2007年1月1日起下放多年的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回最高院，这不仅是对生之权的尊重，也开启了中国的少杀时代。

最高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则最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完善死刑复核制度。

笔者认为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实现死刑复核的公正和慎重兼顾效率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1、规定死刑复核的期限。

死刑复核期限一般以三个月为宜，重大、疑难案件可以延长一个月，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两个月。

2、明确死刑复核的范围。

死刑复核主要审查案件的程序正当性和法律适用的正确性，而不考虑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等实体性问题。

3、增加死刑复核程序的透明性。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死刑复核庭，给予检察机关、被
害人或其家属、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权利，让各方诉讼主体知晓复核的具体过程，使死刑复核公开透明化，逐渐实现司法和谐的目标。

4、完善被宣告死刑人辩护权制度。

应当制定相应的规范，允许被宣告死刑的人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行使辩护权尤其是其律师的辩护权行使应当得到充分重视。

（三）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制度上的一个独创，它为死刑适用留下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形成了一个强有力地限制死刑的过滤层。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死缓的适用条件予以一定的改革，具体如下：1、认清“应当判处死刑”既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也是死缓的条件。

2、正确理解“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一实质性条件。

在立即执行与死缓的选择适用中，必须遵守不论是从罪刑均衡、刑须治罪的报应角度还是从罪恶相称、刑足止罪的功利角度，不论是从伸张正义的角度，还是从维护秩序的角度而言，都没有任何理由时，才可认为系“必须立即执行”，才应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3、缩小解释死缓改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即“故意犯罪”的涵义。

在司法实践中要从严把握故意犯罪，不是一旦发生故意犯罪不论轻重不论犯罪形态就要执行死刑，应该有所区别，这样必能更好地体现我国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

（四）死刑相对刑主义的选择：尽可能不适用极刑
死刑的设定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死刑绝对刑主义，即对某些严重犯罪的严重情节只规定了死刑一种刑罚；一种是死刑相对刑主义，它是指在死刑适用的罪名中，死刑并非是对其严重情节的惟一刑罚，而是死刑和其他多种刑罚（包括无期自由刑和有期自由刑）相并存。

刑法中关于死刑罪名的规定以相对主义居多，这赋予司法机关极为重要的自由裁量权。

因此，在尚不能于立法上大幅度削减死刑的情况下，对死刑案件具有管辖权的中、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尤其是后者，能否明智地利用法定刑的可选择性，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甚为关键。

三、公众刑罚理念的转变与公布死刑统计数据
（一）转变仅仅刑罚理念
要真正从各方面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公众观念上的转变是必不可少的。

而观念上的问题主题表现在对重刑，特别是在预防犯罪时对死刑的过分依赖甚至迷信，以及民众“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的报应观念浓厚。

因此，立法者和司法者应该引导公众科学地认识犯罪原因，犯罪是由一定的社会因素、个人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等相互作用的产物。

解决犯罪问题的关键在于消除产生犯罪的社会原因，采用尽可能完善的措施去防范犯罪。

我们应该理性和科学地引导民意，淡化报应观念，培养宽容仁爱精神。

事实上广大民众对死刑的看法感性多于理性，通过宣传死刑的弊害，引导他们淡化报应观念，必将减少推进死刑严格适用中的阻力我们的法官也应该理性地对待民意民愤，保持司法理智观念，自觉排斥任何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坚持在适用死刑时，犯罪人的罪行程度是决定性因素，应该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正确的判决。

（二）公布死刑统计数据
我国每年到底有多少死刑案件？这属于需要保守的司法秘密。

而究其原因无非是死刑案件数量太多，公诸于世有损我国的国际形象。

可是中国刑法规定的可适用死刑的罪名最多，并且判处的死刑案件也最多却是一个路人皆知的事情，根本没有保密的必要。

相反，如实公布每年的死刑案件统计数，一者有利于就死刑对严重犯罪的威吓效果进行较全面的实证研究，从而为正确地认识死刑的功能和作用提供较为客观的科学的依据。

二者使死刑的适用置于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监督之下，有利于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

限制死刑适用，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达到的目标。

一个在国际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需要过多地适用死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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