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中国大学之殇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0:03 本期由茶太郎小祖宗赞助播出来自杂家C只剩下大楼一般认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的Academos建立的“Academy”，是欧洲大学的先驱。
彼时正是中国的春秋时期，中华文明最灿烂的季节，百家争鸣，蔚为壮观，空前绝后，可惜当时的中国没有产生大学。
1810年，德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学家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nant von Humboldt，1767－1835）创建的柏林大学，则是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它的最大特点是把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并确立了大学精神：自治和学术自由。
那一年在中国，是嘉庆作皇帝，言论禁锢，万马齐喑。
知识分子们不过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继续从故纸堆中找寻“新发现”。
更不可能有洪堡意义的大学出现。
大学的使命，是衣钵传承人类的文明，并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新知识和新技术、新方法。
这也是人类赋予大学的崇高使命。
所以，大学必须是独立的，必须不能成为任何势力或者权力的附庸，甚至必须蔑视权贵，否则就不足以或者不配担当大学的崇高功能。
也因此，世界最杰出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Veritas），大学只能与真理为伍。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那个时候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1937年在抗战烽火中草草组成，偏居昆明郊区一隅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上四位即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金岳霖、闻一多、朱自清、费孝通、王力、陈岱孙、梁思成、华罗庚、吴有训、叶企孙、钱伟长…。
西南联大还培养了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钱钟书在内的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实业家、作家、艺术家等等。
直到今天，人们听到的最美丽的学人传说，还是那个年代、那些人的“趣闻轶事”。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的第一个大动作，是院校调整。
核心是模仿前苏联的模式，大办专业性学院。
连出了人文科学“四大导师”的清华大学，都转变成了一所专门培养工程师的工科大学，其文科大部分并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工科院系，调整到清华大学。
损失最大的应该是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这个曾经“亚洲第一”的大学，被完全肢解了。
经过此次调整，中国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至14所，工科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
总共323个专业中。
工科有183 种。
1947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
被污为“耍耍嘴皮子”的大学文科教育，被严重压制。
更重要的变化是，原来的大学，基本是独立王国，校长可以不理会“总统”。
但此后，大学被纳入了行政系统，实行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管理体制。
大学被分成三个档次：全国性大学、中央部委主办的大学，地方性大学。
大量部（含委属，下同）属学校的出现，是此次院校调整的主要成果。
比如北京，在重组北大、清华外（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取消，相关专业师生并入北大、清华等诸校，北大从城里的沙滩，整体迁入位于西郊的原燕京大学校园，即今日北京大学之燕园）就建设了“八大学院”，①全部是工科大学。
虽然有点折腾，但是，那个时期的中国大学，还是很有学术活力的，这是过去的良好基因在发挥作用。
文革之前的十七年，中国高等教育是有成就的，培养了一大批各行业的中坚。
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大学基因彻底突变，工农兵推荐，替代了入学考试。
学生大部分根本没有知识基础，大学做的是“无米之炊”，教学和学术功能尽皆丧失。
按照前苏联的经验，文科大学更是几乎全部停办，只在综合性大学保留了某些文科院系。
因为既然新中国已经成立，社会的前进方向已然明确，再探索那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命题，不但没有意义，还可能搞乱人们的思想，大学的主要任务，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做点实在的事情，做好技术性的工作，做好各个行业的工程师。
文科大学和文科教育，除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不但如此，就连五十年代大办特办的工科大学，也不受待见了，比如农业、林业、矿业大学最有用，但是在城里办学，被认为是“活见鬼”，于是搬到农村、林区、矿区去，“与工农相结合”去了。
留在城里的学校是政治斗争的中心，北大清华更是重灾区，文革最著名的写社论高手“梁效”，就是（北大和清华）“两校”中的几位大师级的人物。
在这乱哄哄中，一代青年人的学习、成才被耽误了。
文革结束，一些被停办的学校，也复活了，大学渐渐有了些模样，但是学校建设，欠帐太多了，校园破破烂烂，实验室陈旧不堪，缺乏基本的科研和学术条件。
上世纪80年代末，专业学院流行改名，学院改大学。
如北京航空学院改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钢铁学院改为“北京科技大学”，南京工学院改为“东南大学”等等。
大学的本意是多学科的集合体，无所不包，这样改名，多少有些矛盾，既然是航空航天这么专门的学校，怎么好叫大学呢？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是世界一流学府，也没改名成大学。
原来中国高等教育实行重点大学制度，主要是一些综合大学和工科学校，不同时期，由中央政府确定，前后总数大约是100所。
重点大学就是国家重点投入的大学。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实行新的重点大学制度，名为“211工程”，也就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或者学科。
211工程学校，就是新的全国重点大学。
除了教育部所属的全国性大学、各部委所属的大学外，地方高校，基本按照地域来分配，每个省级行政区至少有一所。
在本质上，211工程是提升学校硬件的投入工程，高校建设的大跃进开始了。
省属学校最积极，各种公关手段用尽，因为进入211，就意味着不但能得到所在省的财力支持，也能得到中央政府的更大支持，但是，得益最多的还是那些老牌重点大学。
一种说法是，全国211工程一半的资金，给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
199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纪念大会讲话中提出，要面向21世纪，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就是著名的“985工程”的由来。
985第一期只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共9所大学，后来又有30所学校加入，最后39所大学进入985工程。
985工程大学，是中国大学中的国家队，是重点中的重点。
跟在经济领域，政府搞重点工程、大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如出一辙，认为一流大学，包括世界一流大学，可以通过政府的规划、大规模投入，辅以引进高层次学术领军人才产生，是政府主导“211”和“985”工程的背后逻辑，也表现了中国在经济迅速增长，国力日益强盛背景下，渴望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迫切愿望。
985工程学校，每年动辄得到几亿到十几亿的政府资金。
经过211和985工程的带动，中国的大学的硬件水平，包括校园建设、教学设施、实验室建设、后勤设施都与发达国家大学相媲美，有的校园已经美轮美奂。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大学似乎更像大学。
不但如此，中国的大学，学科齐全，教授众多，论文数量也排在世界前几名，国际交流频繁，还招收了国际学生，如果从数字和报表上看，已经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强国。
梅贻琦（1889－1962）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先生是清华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也被清华师生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梅先生这句名言，传诵至今，因为道出了大学核心精神之一部分。
中国的大学，在大楼上，已经不输给任何国家的大学。
但是，60多年来，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一位学术大师，无论是理科、工科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有人说，理科、工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法本身是不科学的）。
如果说以前有10多年文革的耽误，但是，改革以来的30多年，确是高等教育春天，天时地利人和齐聚，还是没什么收获，就值得反思体制问题了。
各有关部门，包括大学自己，也都觉得奇怪：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啊。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规划、计划十分认真，投入十分巨大，而且完全比照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建设的，各项指标都考虑到了，还是几无所获，真乃咄咄怪事。
其实，资金是重要的，大楼是重要的，但是，不是必要的。
“四大导师”那时候，大楼还没有呢。
计划、规划更是不值一提，有哪个世界一流大学，是计划、规划出来的呢？一流大学和大师的产生，需要深厚的土壤，这土壤不是资金，也不是大楼，而是学术自由的氛围。
这是所有一流大学的唯一共同的特征。
我们什么都做了，就是没做到这一点，什么都重视了，就是忽略，甚至漠视了这一点。
而学术自由，才是一流大学最核心、最灵魂的东西。
表面上，中国大学也倡导和标榜学术自由，《高等教育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但是，学校和老师们，理解政策的能力很高，实践上也并不身体力行这种提倡，而是心里有根弦，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研究什么不该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校和老师们。
中国大学对学术自由，是有一点叶公好龙的。
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是实实在在地努力做的。
只画龙而不点睛。
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在校友榜上，永远把那些高级官员排在最显著的位置，然后再是学术界的人士，即使你学术造诣再高，也只能屈尊。
而外国大学，不敢这么排列，即使你当了总统，可能也不能那么显眼。
比如牛津大学，出了几十个国王、首相，但是在学校网站看不到这些杰出校友的介绍。
大学就是大学，学术大师，才是最尊贵的。
现在，在中国的大学，只剩下了大楼的外壳。
行政化新中国之前，中国的大学私立的多，国立的少，即使是国立大学，政府也基本不干预，教授是学校真正的王，学校是独立的，校长也是有很大权力的，他可以不听命领导人，但是，却怕教授。
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高等教育全部由政府举办，这跟高校的新的目标，即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有关。
学校的行政化，在开始就定型了。
改革之后，民办高校出现，但是重要性和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中国正规大学，仍然都是政府举办的。
《高等教育法》第39条规定，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具体列明了校长的职责。
但是，在实际的管理上，校长却并没有那么多的权力。
首先，校长是主管部门任命的，不是真正由学校民主过程选举出来的，也不见得懂得高等教育。
985或者211大学的校长，基本是院士或者某行业的知名专家，但是，院士专家不见得就懂学校管理，可能根本是外行。
而且，正由于是著名的专家，更可能一意孤行，排斥异见。
自然校长要听命于主管部门的。
不止是主管部门的领导，就是主管部门的一个处级干部，也能得到学校“充分的尊重”，因为手里握有学校所需要的重要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