ＤＯＩ编码：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８８４ｘ．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４编者按：本期专栏主持人邀请了在国内社会学界，特别是本土化研究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翟学伟教授撰文来对本土性研究进行了阐述和探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翟学伟教授深入浅出、条分缕析的阐述，会给管理学界探索本土管理研究的同道打开一扇新的窗口，也许那里的风景会更好。
另外，本期韩巍和李宗克两位学者的回应评论，也是观点新颖，视角独特，一并刊出以飨读者。
中图法分类号：Ｃ９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４Ｘ（２０１７）０５－０６６３－１４煮茶问道·本土管理研究论坛栏目主持：赵向阳博士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８试论本土性研究的正当性与可行性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近来，笔者参与过一些国内管理学方面的小型论坛和研讨，感触最深的是主办方与参与者的开放性。
尽管这样的开放性未必是管理学研究的主流，但这恰恰说明了一些管理学研究者愿意用开放的心态来倾听和接受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便汲取自己所需要的部分。
而尤为难能可贵的地方是，这样的姿态还不是普通研究者或学习者，其中还有一些卓有成就的翘楚们。
相比较而言，其他学科的学者似乎没有这样的开放胸襟，他们习惯墨守成规，固守于某种理论或方法。
如果有人对其理论与方法提出批评，他们往往不是乐于倾听和思考，而是固执己见，排斥异己。
管理学的开放性为本土性的视角、理论与方法之探索提供了契机。
的确，本土化或本土性（本文采取本土性，不用本土化，其中的差异可参见笔者在其他文献中的论述①）是部分管理学研究者眼下热议的话题之一。
其中所连带出来的方法论之争，其激烈程度亦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想象的。
“本土性”不容易被学界接受，主要是因为其强调了地方性知识，凸显了文化类型以及人之社会行为的多样性。
而以上这些基本观点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倡导的普世性规则及理论解释上的普遍性等都有诸多相悖之处。
其隐含的价值立场或许还很容易被定义为这样的研究是想守住传统，无视当今社会文化的融合，也看不到当今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有我族中心主义之嫌。
笔者以为，以上这类想法和判断都是对本土性研究的误读。
实际情况是，如果没有全球一体化或者现代化，根本就没有本土性的问题，因为没有前者，每一个民族和地区的知识都是当地的。
比如，中国的所谓国学，便是地地道道的一套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
只要生活在那个时代，知识结构就是如此，即使排斥它，也只能在儒道释中选择。
显然，本文所倡导的本土性之意不是希望拿国学来解释中国人与中国社会。
如果这样看待本土性研究，那么无需倡导和努力，而且高峰期已过。
比如，一部《易经》或半部《论语》外加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等已经足够了，今人还能做什么？本土性的意义何在呢？笔者认为，它首先是一个社会科学性的思考，而不是人文性的思考。
这样的思考方式需要使用社会科学的逻辑与规范来创立自己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它所反对的是套用或照搬外来的视角、理论和方法。
本土性研究发生的最根本理由不是民族自尊心的或者情绪化的使然，而是因为现有学科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运用于研究和解释本土社会时，的确没有有效地说清楚这样的社会运行及其成员的行为方式为何如此。
当然，建立有效的解释性框架，其途径也不是一种，完全可以沿着现有的理论和方法前行，像西方学者那样永第１４卷第５期２０１７年５月 管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１４Ｎｏ．５Ｍａｙ．２０１７ 不满足地创立更好的理论和方法，却也可以从自身的社会文化问题出发，获得一种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生长出来的地方性知识。
关于后者，笔者同意台湾地区学者黄光国的观点，即要想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就必须对西方的科学哲学有所了解。
但笔者一直认为黄光国这句话只是说了一半，我们一直在等他后半句，但他始终没说。
也即，了解了西方的科学哲学后怎么就可以构建本土化了？难道那些不赞同本土化的学者就不了解西方科学哲学？或许他们反对的理由恰恰是太了解西方科学哲学了。
笔者认为，本土化的研究要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含义，是要让本土性研究符合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如遵循科学哲学，尽管其中也有争议，但总有其基础与共识）；同时，也让中国传统思想与知识有机会发生创造性的转化，而不再像国学自带的那种人文方式来对人与社会进行悟性式的阐述与教诲。
显然，在社会科学范畴内所建立的本土性研究是在具备某种特定的逻辑推演与经验研究中来完成自己的体系建设的。
其实，回看社会科学的发展，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是在此含义中不同于欧洲的社会科学研究。
本土性的思考与研究完全不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想现代化，或融入全球化。
其关注点在于：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由于本土性特征所持续发挥的作用，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及其问题。
比如，现已明显地看到中国人在对外来文明及知识的运用中出现了阻碍、扭曲、误读、变异等。
本土性研究可以探讨如何来求得一种看清楚这些现象及其问题的视角、理论和方法。
人们不能想象一种制度或者管理模式在其他社会被认为是正确的，套入自己的社会也会正确；在其他社会有效，拿到自己的社会也一定有效；更不能想象其他社会成员认可，本地成员理所当然就会接受。
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而非一个理所当然的答案。
如果有人非要坚守这样做就是正确有效，那这不是一个经验的或检验的问题，而是一个建立于某种假设上的信仰问题。
他们不过是坚信全世界的社会及其成员的活动具有同质性，人的行为方式应该符合“科学规律”。
① 翟学伟．心理学本土化之我见［Ｍ］／／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② 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Ｍ］．台北：心理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２当然，这样的坚守之合理性在于人的问题如果回归到其基础部分，比如，动物性、生理性或动物的群体性等方面，是相同的。
由于人类心智由动物演化而来，除了复杂化了一些，同动物又有多少差异呢？本土性的很多思考一定是从文化开始的。
所谓“一个心智，多种心态”的提法②，很多学者都对此表示赞同。
但笔者却不以为然，这是因为其中的潜台词是人类具有相同的大脑，因此，具有一样的认知能力，至于心态那自然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
显然，在前者的含义上没有什么文化问题，在后者意义上就有了文化问题。
试想，在这一美妙的说辞中，心智其实是连猩猩、猿猴等灵长类动物都具备的智力和感知。
至于心态，谁又会否认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的价值观、看法与做法的差别？对此进行否认，实证主义者自己也将无所事事。
例如，实证主义者调查的那些不同地区的价值观、阶层意识、代际、代沟其实又有何意义？由此，在笔者看来这句话里没有什么重要的见解，也没有可争议的空间，属于一个所有不同立场的学者都倾向同意的正确的废话。
或许这里可能引发的争论是对“心智”和“心态”含义的理解各有不同，尤其是心态这个概念，它或许被任意使用了———想扩张到指称文化类型、社会结构与运行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
笔者对此的看法是这样的任意扩张是不允许的，这是因为文化类型、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自然环境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既限定了心智，也限定了心态，而不受其限定的部分，只能指人的先天性。
其实即便如此，至少心态也受其自身与特定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而有所差异。
如果说在各自的文化背后，真有所谓一致的文化深层结构，那么这本身不是文化的问题，而是脑神经系统的进化与构造问题。
再者，回到本土性研究的文化视角上来看，每一个真心思考管理问题的人都会经验地发现，有的文明不排斥外来的物质文明，但排斥其他民族的精神文明，甚至不太乐意接受其制度文明。
例如，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科学没有人反对，民主就艰难了。
原因何在？因为科学伴随着物质文明的改观，几乎人人都坐享其成了其优越性，可民主则要求制度文明的变更，它使得当权者到知识分子再到普罗大众等都有自己的想法，也会引发社会向何处去的不确定性。
有企业家告诉笔者，引进设备、照搬其他企业的做法都不难，难的是存在其背后的企业文化学不了。
人家这样做是因为知道自己是个“葫芦”，我们这样做是以为这不过是个“瓢”。
笔者深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那些持管理学报第１４卷第５期２０１７年５月有全盘西化的人来说，一味地为其所欣赏的西方文化及其知识叫好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们在民众那里没市场或时常被篡改。
其实，中国在现代化的层面已经引进了不少西方的管理制度及社会制度，但很快地就出现了问题，金融、企业、保险、养老、信用等许多制度的源头都来自西方，但都出现了大量的不可思议的问题。
然后，就按照国情来修改，可是越改则离原有的设计初衷越远，也越心中没底。
笔者更惊讶地发现，那些为西方叫好的学者也就是在课堂里、文章中亦或饭桌上叫好，如果让他们自己来管理一所院校或一个企业，其管理方式本土得连我这个研究本土的学者都会无语———他们对人情和面子的运用是何等的出神入化。
由此而生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理论上或建模上头头是道的学者为何自己不用其所叫好的管理模式来实行管理？原来他们自己也知道行不通，要慢慢来。
这样一来，也就很容易地意识到，什么是本土性的问题了。
也明白了为什么即使对西方的管理学理论和模式心悦诚服，但仍需研究本土性的问题。
可见，本土性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一种被看好的东西不被接纳或者表面上被接纳，但骨子里只用其来装点门面而不是玩真的，而且即便真刀真枪地实践还得思考一下中国人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亦或者说，本土性的研究意义在于，究竟是什么在左右着本地人的思想与行动。
如果找到了这样的答案，就等于找到了地方性的知识。
而这样的地方性知识理应是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也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理论或者模式延伸于其他社会，就如同于某些大家所熟悉的外来理论通过“拿来主义”来检验我们的社会是否也是如此一样。
请注意，这里使用的概念是“思想与行动”，而非心智或心态。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自然科学的启示，很多坚守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或者实验主义立场的学者是从自然科学的发展看到建立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之可能的。
可这其中的转换在于其研究对象已经变了，即自然科学之自然在这里已经成了社会科学之社会。
坚持自然科学之法的人以为自然之法就是社会之法，而反对者认为社会之法不是自然之法。
比如，一个物理学原理拿到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一样成立，但一个个体行为上的模式拿到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说，社会还无法实验。
行为与社会方面的研究几乎不能与物质研究相提并论，就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思想与行动。
当你在研究物质，包括人的生物与生理机能时，它任你研究，不受意识所左右；但当你在研究人时，其自有的社会文化会教其如何反应、谋略或伪装，以及由此造成的各自在理解上和解释上的差异。
由此，笔者的看法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分野在于意识觉醒与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