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宪政

宪法与宪政
一、什么是宪法?
什么是宪法?这不是能够拿一句话精准而周密地解答的。

任何东西，都不是能拿一个简单的概念充分地说明的。

列宁曾说：“太简短的概念尽管很方便，因为它归纳了要紧的内容，可是若是你要从概念专门明显地看出它所说明的那个现象的各个极重要的特点，那就显那个概念很不够了。

”[i]这是对的。

概念是为了总括地说明一个东西的内容，但它所说明的内容，必然是不充分的。

关于宪法，也是如此。

唯其是如此，因这人们关于“什么是宪法”这一问题，也有各类不完全一致的解答。

有人说：“宪法是规定政府的重要职权，人民大体权利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全然法”(詹姆士)；有人说：“宪法是国家的全然法，包括政府成立的原那么，规定主权的划分，指明行使各部份权利的人物和方式”(库力)；有人说；“宪法是一个全然法，政府依据它而组织，个人和法人的权利也依据它而确信”(查里士)；有人说：“宪法是规定政府组织及人民和政府间各类权利义务的全然规那么或法律”(蒲莱斯)；孙中山先生给宪法所下的概念那么为：“宪法者，国家之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序》)。

确实是说：宪法的内容，是一方面规定国家的组成，他方面保障人民的权利。

所谓国家的组成，确实是国家体制(在社会主义的苏联，那么连成为国家的基础社会制度也规定在宪法内)，政权组织(如依中山先生权能分开的学说，那么主若是治权组织)；所谓保障人民的权利，那么不外在宪法
中明确规定政府和人民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咱们在《宪法与宪政运动》一文中，曾说：“所谓宪政，确实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和政府和人民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不管谁都不准违背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如此一种政治形态”，也确实是说宪法是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和政府和人民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

而如此的法，是一个国家的大体法。

因此若是咱们要勉强拿一句话来解答“什么是宪法?”这一问题，而给它下一个简单的概念，那么能够如此说：“宪法是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和政府和人民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大体法。

”
就宪法(Constitution)这一字的本义言，原先是组织、制度、原那么、基础、规那么的意思。

因此一个国家的宪法，确实是规定一个国家的制度、组织的大体法。

保障人民的权利的规定，似乎不是宪法的必要内容；事实上，有些国家的宪法，也就没有把它规定进去，象法国一八
七五年的宪法和德国一八七一年的宪法。

可是所谓国家体制和政权组织，不外是各类社会的力量的彼此关系的具体表现，也就不外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彼此关系的表现。

革命的政府是代表人民的政权组织，反动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权组织，为了使前者能够忠实地充分地行令人民所给予的政权，为了使后者不能任意地滥用人民所没有给予的
政权，都应该在宪法中规定政府和人民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关系，简单说，即关于人民的权利的保障。

假使没有这种规定，那么所谓国家体制和政权组织的规定，便像空中楼阁，无所寄托。

且就宪法进展史来看，保障人民的权利，实为宪法的最要紧的任务，因此宪法中，也就不能没有如此的规定。

像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所表现，各国人民最初争取宪政的要紧目的，便在保障人权，而宪法即是“人民权利之保障书”。

欧战后，各国新宪法关于保障人民权利，莫不有着繁密而具体的规定；俄国革命后一九一八年所制定公布的苏俄宪法，也曾列《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因此咱们绝对不该该因为有些国家的宪法没有规定关于人民权利的保障，而把它排斥在宪法的含义之外。

咱们如此解答“什么是宪法?”这一问题，尽管已不是仅从形式方面来看宪法，而是相当指出了它的实质，但这不够完全，不够深切；为了加倍完全地、深切地说明起见，应该略加如下的补充。

即第一，宪法是力”，是“强制的力’。

拉萨尔氏在他所著：《关于宪法的本质》中，曾指出“宪法是什么?”这一问题，而加以解答说：“大炮!这确实是宪法；牢狱!这确实是宪法；枪剑，这确实是宪法。

”他的意思是说大炮是“力”，是强制的工具，因此是宪法，换句话说，宪法确实是“力”，确实是强制的工具。

这是对的。

法是制裁违法者的“力”，宪法是制裁违宪者的“力”，离开强制的“力’，就没有宪法。

第二，宪法是一大部份或一小部份社会力量的表现。

宪法既是“力”，那就必有“力”所
加的对象，宪法既是强制的力”那就必有被强制的对象。

中山先生曾说：“欧美诸国有行民主立宪者，有行君主立宪者。

其在民主立宪不管矣，即在君主立宪，亦为民权涨进君权畏缩之结果。

”(《中国革命史》)，即宪法表现的“力”，是君主之外的“力’。

可是同时，中山先生又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即宪法所表现的“力”，只是资产阶级的“力”。

相反地，在苏俄那么在《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曾明白宣称：“任何政权机关都不能有剥削者插足的余地。

政权应当完全地、绝对地属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全权代表机关。

”[ii]即宪法表现的“力”，是剥削者之外的劳动群众的“力”。

在我国，中山先生曾说：“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

详言之，那么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集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尽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不管其为集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即宪法所表现的“力”，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集体的“力”。

总之一句话，宪法是表现一部份社会力量的“强制的力”。

二、宪法和宪政的关系如何?
咱们曾经说过：“所谓宪政，确实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和
政府和人民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不管谁都不准违背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如此一种政治形态。

”这确实是说，宪法所规定的内容确实是事实上所实行的宪政，而事实上所实行的宪政确实是宪法所规定的内容；也确实是说，宪法是宪政的法律的表现。

而宪政是宪法的实质的内容。

自然，宪法和宪政的完全一致，只是理论上可能，而在事实上，他们中间却常存在着不同和隔离。

有时，有良好的宪法而没有良好的宪政；有时，进步的宪政会冲破了宪法的桎梏。

在前一场合，宪法变成了具文；在后一种场合，要求宪法的修改。

因为宪法是死的条文，宪政是活的事实；死的东西是不变的，活的东西是常变的；二者之间，自不能完全一致了。

但这决不是说宪法完全无用，宪政能够不要宪法。

第一，宪法是形式，宪政是内容。

形式固不能制造内容，决定内容，但却能表现内容，阻碍内容；形式固不能离开内容，内容也不能没有形式，严格地说，形式不外是内容的一部份，咱们不能想象会有无形式的内容存在。

第二，死的条文固然不必然完全适应活的事实，但它却能成为活的事实的指标和堡垒，在某种限度内，指导活的事实，保障活的事实。

因此，有良好的宪法，虽未必有良好的宪政；而有良好的宪政，便常有良好的宪法。

因其中山先生说：“咱们要有良好的宪法，才能够建设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家。

”(《五权宪法讲演》)。

因为宪法是宪政的形式，宪政是宪法的内容，因此宪法只能表现、保
障和在某种限度内指导宪政而不能无中生有地制造宪政。

列宁说：“苏维埃宪法不是依照什么‘打算’写出的，不是在书房里制定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家强加在劳动群众身上的东西。

不，那个宪法是阶级斗争进展进程中随着阶级矛盾的成熟而成长起来的。

”[iii]他又说：“那个宪法记载了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国内和全世界剥削者的斗争体会和组织体会。

”[iv]斯大林也说：苏联“新宪法草案是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总结，是已经取得的成绩的总结。

因此，它是把事实上已经取得和争取到的东西记录下来，用立法手续固定下来。

”[v]这都是指明宪法并无制造宪政的力量。

民约论者把宪法看做制造宪政的社会契约，和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要依据自己在书斋里所拟的打算，制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一样，完满是非科学的观点。

中山先生因此批评中国的立宪派，也确实是因为他们把宪法当做万应膏，要凭白纸黑字的宪法，改变已经存在的事实，而不顾及何以实现宪法，何以运用宪法，何以拥护宪法。

他所说：“要有良好的宪法，才能够建设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家。

”只是说在建设共和国家时，必需有一个良好的宪法，并非是说，只凭一个良好的宪法，便能建设真正的共和国家。

宪法既是“在事实上已经取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的记录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因此它和纲领不同”。

斯大林说：“纲领和宪法有重大的不同。

纲领上说的是尚未的东西，是要在以后取得和争取到的东西。

相反，宪法上应当说的是已经有的东西，是此刻已经取得和已经争取到的东西。

纲领主若是说以后，宪法却是说此刻。

”[vi]确实是那个意思。

可是，咱们必需注意，所谓“此刻已经取得和已经争取到的东西”，是就各类社会力量的大体的彼此关系和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样的事实而言，并非是把一切个别的、局部的事实，全数包括在内。

第二所谓“已经取得”，并非只限于“完全实现”的，连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实现，但为一切旧的力量和制度，专门是宪法所桎梏、束缚和阻碍而“不曾实现”的部份，也包括在内。

例如，苏联新宪法[vii]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代表选举采普选制，凡年满十八岁之苏联公民者，不分种族及民族、不分性别、不分信仰、不分教育程度，不问居住期限，不问社会身世，财产状况及过去活动如何，均有权参加选举。

”即给予过去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布道士、白党分子和一切过时的人，和不参加有利于社会的劳动的人们的选举权。

这并非是新宪法公布以前，已经存在的事实，而是“必要”和“可能”实现的事实，但为应该修改的旧宪法的条文阻碍了它的实现。

若是说一切“必要”和“可能”实现的情形，也不该该规定在宪法内，那么只是保留旧宪法好了，什么缘故要有新宪法？尤其在宪政运动当中，所要求制定的宪法，不能不多少含有一些纲领性，因为宪政运动的本身，即是“争取”，还不是“已经取得”。

最后，应该要说到的，是宪法既然是宪政的表现，宪法既然是为了宪政而存在，那么制定宪法，便应立刻实行宪政，如不能实行宪政，又何贵乎制定宪法?宪法不是装璜品，也不是奢侈品，搁在那里供人赏玩，供人消遣。

制定宪法应该慎重，应该有预备工作，这是不待说的。

但
一经“决定”，便应“公布”，“实施”，不该“搁置”。

因此《建国大纲》第二十三条规定：“那么建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颂布之”，第二十五条规定：“宪法公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那么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

”这确实是说，宪法的“制定”，“公布”和“实行”，是一种不可中断的情形。

[i] 《列宁选集》第2卷，第809页。

[ii] 《列宁选集》第3卷，第406页。

[iii] 《列宁选集》第3卷，第685页。

[iv]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29页。

[v] 《斯大林文选》第90页。

[vi] 《斯大林文选》第89页。

[vii] 指1936年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