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人民币的信用基础美元价格将进行历史性的重置。
人民币在美元价格重置过程中，将遭遇史无前例的信用危机。
人民币再也不是三十年前的人民币。
人民币的性质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已经被系统性地破坏了。
人民币信用基础被破坏，使人民币丧失了自定义价格的依据。
人民币不能不另有所本。
这就是以美元为本位的所谓联系汇率制度。
联系汇率制度使中国丧失了国际贸易自主定价的权力。
这标志着国家货币管理主权的出现了严重的隐忧。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管理主权不可避免地被撕裂和侵犯。
中国经济管理主权一旦丧失，中国经济将彻底沦为依附型经济。
人民币的信用基础是人民币价值的根本依据。
人民币的信用基础是抵御货币殖民主义的最后阵地。
如何重建人民币信用基础，不仅仅是现实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深远的政治问题。
一、人民币的历史与现实。
人民币是法币。
它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合法流通货币。
一般而言，人民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信用基础。
这里所说的“一般而言”，是指上述信用基础，既无法律规范，也无信托责任。
政府只承担或然义务，无须承担法律责任。
政府发行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并无现实的物质储备或精确配比的未来税收作保证。
人民币信用基础主要是建立在执政党和政府道德基础之上的。
人民币的信用管理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管理。
人民币的信用管理水平，标志着中国行政管理的道德水平。
这一点对于理解人民币的历史性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1，对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的评价。
建国初期，在没有充足物质储备和完备税制的情况下，人民币作为法币的信用基础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信任。
中国人民将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信任，转化为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信赖，并自然而然地延伸为货币信用。
人民币的信用基础，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双向忠诚。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近乎完美地履行了这份忠诚。
不要看低了这份忠诚，这是最朴实而最有效的信用。
人民信而用之，中国的现代金融得以诞生。
于是，在极端资本匮乏的时代，人民币成就了规模巨大的经济建设。
客观地说，人民币曾经达到过货币使用的极高境界。
笔者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金融集团。
在资本近乎零的起点上，由信仰出发建立信用，在不到三十年间，积累了庞大的公共财富。
尤为可贵的是，由人民币凝聚而来的巨大财富，没有流入个人腰包，没有流失海外，而是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大的综合国力。
这是全体中国国民的宝贵财产。
这些宝贵的物质财产是人民币币值的原始的物质基础。
请注意，计划经济时期的是中国净资产快速增长的时期。
是真实的财富增长。
这与单纯的营业额（GDP）增长不可同日而语。
净资产（财富）的增长长期保持着人民币坚挺的币值。
笔者由衷钦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
他们放弃了个人信用套现的机会，将之全部贡献给了人民，转化为人民币法币的强大信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全体国民集体进行了人民币的信用积累。
无数前辈们近乎无偿地为共和国服务，在漫长岁月里，他们艰苦卓绝地劳动，创造了天量的价值。
但是，他们没有按劳取酬，没有形成私人财产。
而是将天文数字的价值积存于人民币的内涵价值当中。
写到这里，笔者落泪了。
伟大的前辈们将巨额财富藏进“尺子”里了。
三十年前，我们接过了这把“尺子”。
然而，除了“尺子”之外，作为个人，我们几乎一无所有。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这把“尺子”一无所知。
我们手握巨额财富，我们竟然全然不知。
但是，有人却发现了“尺子”秘密，他们悄然地行动了。
于是，人民币在短短三十年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这无疑是一场悲剧。
价值创造者和他们的子孙们没有能够享有属于他们的财富。
无数人再一次走向相对贫困。
然而，“利益相关者”们组成了“特殊利益集团”，攫取了这笔宝贵的财富。
厉以宁们似乎很懂经济学。
他说社会主义是短缺型经济。
真聪明！买不到东西，叫短缺；买不起东西，叫什麽呢？商场里商品丰富，就等于“极大地满足了社会需求”吗？厉以宁们的话语老百姓很难听懂。
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听懂。
其实，他们的死穴是主体论。
主体论强调，自由是相对的。
厉以宁们和新自由主义者们每一句话听上去都是对的。
问题在于，主体的一切美好，正是客体悲惨的原因。
这种“买不起的自由”，正是“极大丰富”的原因。
三十年来，国内外的“自由主义者”们，获得了操纵人民币的极大自由。
他们的自由已经使人民币失去了自主定价的自由。
他们绝对的自由，将使中国通向被奴役的道路。
2，人民币在市场经济中的变化。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人民币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首先，市场化过程迅速增加通货需求。
通货迅速增长，导致人民币内涵价值迅速缩水。
笔者保守的估计，三十年来，人民币内涵价值缩水幅度超过100倍。
即相当于，三十年前拥有100元现金，此刻至少应该拥有10000元的等价购买力。
这意味着人民币持有者财富的内涵价值被无形地剥夺了。
很多在改革开放前拥有大额储蓄的人，应该足以拥有今天的房产。
但是，由于内涵价值的消失，很多老人反而陷入贫困。
老人们很难理解，为什麽越过越穷了？储蓄者被剥夺，意味着借款者财富的急剧增长。
借款能力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最有价值的特殊权利。
中国金融行业成就了中国近三十年新生的资产阶级。
他们当中，多数人获得的财富与他们创造的价值不成比例。
这就与计划时期的建国者们形成鲜明对照。
他们用特权套取信用，并用信用转换成个人财富。
近三十年，中国用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改造。
这样的历史轮回，确实很讽刺。
其次，人民币价值尺度变化导致了商品价格的波动。
商品价格波动，损害了人民币的信用基础。
人民币终于丧失了自定义尺度的能力，必须另有所本。
于是，中国实施了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
至此，人民币开始异化为美元兑换券。
初步丧失了人民币的管理主权。
人民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变动，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
笔者不否认，人民币价值变动具有某种积极意义。
或许在形式上，这一变动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损害人民币信用基础的机会主义逻辑，没有能够系统保障中国国民的整体福利，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人民币持续贬值的经济学含义。
首先，从纯粹经济学角度分析，货币贬值，相当于贷款人向存款人征收的财产税。
这是特权拥有者通过货币政策实现的，对无特权者的财富进行的强制性剥夺。
无特权者是指无法获得贷款的存款者。
后者包含了普通国民、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
人民币持续贬值导致的财富转移，粉碎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经济伦理。
更为严重的是，它制造了特权食利者阶层。
其次，从纯粹经济学角度分析，货币贬值，相当于本国国民对外国消费者的消费补贴。
人民币持续贬值，使中国商品价格脱离真实的价值内涵。
形成长期的对外财富赠予。
由货币政策形成的国际财富转移，往往具有增加就业的短期效果。
但是，长期的、大规模的、国际性的财富转移，必然损害人民币信用的物质基础。
最后，人民币贬值意味着国民财富缩水。
这制造出一种怪异的经济现象。
总营业额（GDP）不断增长，总资产净值不断降低，总国民收益相对减少。
人民币贬值是对中国国民福利的剥夺。
人民币持续贬值极大地损害了人民币的信用基础。
4，人民币的现实状况。
今天的人民币，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信用。
理论上讲，人民币的信用主要依托于国有资产和国家税收。
但是，由于人民币信用的精神基础和管理基础均已遭到破坏，单纯的物质基础无法支持一种国际货币。
人民币信用无法作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结算和支付手段。
中国迅速发展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只能借助美元作为中介。
在联系汇率制度安排下，中国无奈地放弃了通货数量管理权。
人民币通货数量与外汇结算挂钩的制度性安排，已经间接地丧失了人民币的铸币权。
我们看到一种奇特的货币悖论出现在人民币身上。
一方面，中国的物质基础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人民币信用基础不断被削弱。
事实上，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已经变得极其脆弱。
当中国经济学家热烈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有多少中国人真正意识到人民币已经处于严重危机之中了。
中国已发行的人民币通货，已经远远超过真实商品交易需求。
中国政府匹配通货的商品供给能力受到国际贸易的严重制约。
中国已经形成严重的国际贸易依赖。
脆弱的国际贸易稳定一旦被打破，通货的平衡将彻底失控。
人民币存在崩溃的可能性。
总之，人民币的历史实在太沉重。
人民币的现实确实很严重。
二、纸币的信用基础。
笔者将纸币的信用基础归结为三大基础：精神基础；物质基础；管理基础。
精神基础。
就哲学意义而言，纸币是由信仰延伸出来的信用。
信用总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超越物质形式，凝聚公众的念力，从而产生的超越物质的精神力量。
美元之所以印上“IN GOD WE TRUST”，并非儿戏。
这里面蕴含了基督教新教伦理。
这是一种承诺。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有义务恪守独立、自由、民主、平等、诚实、公正、勤劳、节俭、效率等普世价值，并将这种普世价值体现在货币的价值当中。
正是许许多多的人，认同这一信仰，形成基本的信任，才有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美元信用。
请注意，金币是不需要信仰的，它的价值就是其自身；纸币是需要信仰的，作为一种符号之所以有价值，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力量。
这一点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
这意味着，铸币者需要坚守基本的道德底线。
任何忽略和轻视纸币精神基础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古今中外，亡国灭种者，无不源于信用破产。
换句话说，一方小小的纸币，昭示着该国治国者的道德水准。
物质基础。
货币作为通货，具有相对稳定的价值。
作为代币的纸币，最终需要发币者充足的商品供应能力作保障。
这种商品供应能力就是纸币的物质基础。
这一点在经济学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当政府提供的通货与实际交易商品不相匹配，就会产生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
同时，通货的周转效率，往往意味着资本增殖的效率，这就直接关系到资源配置合理性的问题。
从这一意义上理解，纸币的物质基础不仅仅是一个数量控制问题，而且是一个速度（效率）控制问题。
二者需要平衡。
这就揭示出货币管理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强大的生产能力是强势货币的必要前提（但未必必然形成强势货币，例如前苏联卢布）；二是强大的流通能力是强势货币的基本保证（但未必必然产生强势货币，例如香港港币）。
结论是，纸币的物质基础，决定于发币者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综合能力。
管理基础。
通货与商品交易之间的平衡考验着发币者的管理水平。
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交易的时间和空间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货本身和与通货相匹配的商品如何供给，需要极其强大的管理能力。
这种强大的管理能力就是纸币的管理基础。
这一点在政治学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当政府不真实拥有强大的资源掌控能力，就无法有效地进行大范围的通货匹配，也就无法管理一种强大的国际货币；当政府不能建立公平、高效、完整的市场体系，通货就无法充分发挥资本配置资源的功能，本币必然成为低效率货币，本币通货的效率决定了它的竞争力，也决定了它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