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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万利的候鸟猎杀利益链
面对非法捕鸟行为，除了林业部门具有综合执法的职权之外，涉及市场的应当归工商部门管理，涉及交通的应当归交通部门管理，网络交易可以由网络公安监督管理
文｜方圆见习记者 张振华 摄影｜方圆记者 张哲
10月中旬，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让候鸟飞”公益基金（以下简称“让候鸟飞”）
发布了一份调查：从9月25日至10月中旬，全国各地发现的野生鸟类伤害案件和线索至少30余件，一些线索指向以野生鸟类为食材的野味餐厅，北至内蒙古、南至广东，多达数十家。
“让候鸟飞”在这个时候发布该调查结果，缘起国庆前后在天津、河北等地发生的一起大量候鸟被非法捕猎的事件。
10月24日，天津市公布了集中打击整治非法猎捕、养殖、交易鸟类活动专项行动的最新成果，警方共侦破非法猎捕、贩卖野生鸟类案件1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收缴放飞野生鸟类1.5万余只，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8只。
《方圆》记者采访发现，在全国频发的捕鸟事件背后，已经形成“捕鸟—交易—食用或圈养”的一条黑色利益链。
捕鸟人的三种类型
在捕猎候鸟的黑色利益链条中，捕鸟是第一个
乐亭县大清河盐场的候鸟救助站里，树立着许多外国小朋友前来志愿服务时制作的保护候鸟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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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10月12日，天津捕鸟事件的志愿者拆网行动告一段落，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田志伟回到了他在乐亭县大清河盐场的候鸟救助站，继续照顾他救下来的候鸟。
一只东方角鸮，10天前刚送到救助站，还不会自己进食，田志伟必须按时给它喂食。
在救助站里，田志伟告诉《方圆》记者，根据他多年来的观察，近年来的捕鸟者基本上分为三个类型。
“一类是当地村民，捕鸟纯粹为了满足自己的口欲。
例如有一些地方流行吃鹰，仅仅因为鹰谐音‘赢’，可以助他们在牌桌上所向披靡。
第二种则是来找乐子的，这些人经济条件好，开着豪车，带着美女和啤酒，带着打猎器械，来体验猎鸟的‘土豪生活’。
”说到最后一种时，田志伟提高了声音，“最后是职业捕鸟人，也就是鸟贩子。
这些人对鸟的杀伤力度最大。
他们往往会配备专业设备，长期跟着迁徙的候鸟，机动作案，然后将捕到的鸟贩卖出售，并以此为生。
在职业捕鸟人的背后，往往有着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捕到的候鸟经过黑市交易，最终有流向餐桌的，也有成为观赏鸟类被圈养起来的”。
田志伟认为，天津捕鸟事件就是职业捕鸟人干的。
为了捕鸟的效率，职业捕鸟人习惯在候鸟迁徙的春秋之际集中捕鸟。
“在候鸟迁徙通道上实施捕杀候鸟的行为，主要是利用候鸟迁徙过境这个过程中，迁徙种群密度高、地点相对集中的特点，大部分以捕猎林鸟或滩涂涉禽（鹭、鹳、鹤等腿细长可涉水行走的鸟类）为主。
在越冬地的捕杀主要是雁形目的鸟类为主，比如鸭、雁、天鹅等。
”王建民告诉记者。
候鸟须经催肥才能上市
职业捕鸟人猎获候鸟之后，如果是食用目的，一般来说要在催肥之后才上市售卖，否则价格卖不高。
“让候鸟飞”负责人田阳告诉记者，职业捕鸟人获取候鸟后，一般都会卖给当地的鸟贩子，视候鸟种类定价；鸟贩子再转手卖给收购量更大的二道贩子，每只鸟可平均盈利5元左右；二道贩子买鸟后先养起来，经过催肥后再卖给南方的收购者，每只利润也有10元左右。
经过层层专卖，人们便可在一些以提供野味为名饭店里，看到将近2000元一只的活天鹅，以及1000元一只的活大雁，就算死去的天鹅，一只也能卖到数百元。
9月5日，“让候鸟飞”在唐山市海北镇大韩庄村发现的非法收售候鸟窝点中发现了野生候鸟36400余只，鸟贩子一边给候鸟服用抗生素，一边用油性较大的饲料强行喂养，数十天以后，等到候鸟脂肪层变厚，再把它们装进袋子里闷死，褪毛后冻在冰柜里，伺机销往各地。
10月12日，环保组织的志愿者在海北镇又发现另几处被捕候鸟人工催肥的窝点。
这处窝点位于一处普通民居内，民居里几个冰柜中发现了大量被催肥后冷冻的候鸟。
窝点的3间屋内鸟笼层层叠叠，笼子里关着禾花雀、红喉姬鹟等尚在催肥的候鸟。
记者在唐山、北京暗访期间，还发现了不少非法销售候鸟的鸟市。
唐山市乐亭县林业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每天早上，在乐亭城区几个主要市场的摊位上，经常有小贩兜售打到的野鸟，其实许多都是迁徙的候鸟。
还有少数职业捕鸟人，会有固定合作的农家乐或者饭店，一些外地游客慕名来吃饭，野生鸟类加工后的菜肴往往很受欢迎，价格不菲。
相比天津、唐山等地，北京的买卖更加火爆，在朝阳区的十里河、小武基、高碑店以及海淀区的北沙滩、丰台区的南沙窝桥、昌平区的半截塔等处，都可以遇到公开叫卖候鸟的人。
还有些鸟贩子更加无所畏惧，每天都盘踞在各地公园门口、寺庙门口卖鸟，喜欢放生的人也是他们的理想“客户”。
志愿者王建民也曾暗访过这些市场。
他告诉记者，天津市普济河道、大丰桥、王串场等几个大型鸟市每天交易近万只候鸟。
市场上的鸟类主要为近期过境本市的候鸟品种，如“红脖”“蓝脖”“虎皮”“禾花雀”“眉子”等，都是重点保护野生鸟类，有的甚至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一本万利的食鸟市场
除了就近上市的候鸟，大量的候鸟其实被运往南方销售，南方的食鸟市场更大。
采访过程中，广东省某市森林公安局局长向记者透露，通过多年调查，他发现火车运输已经成为候鸟南下的“绿色通道”，“最好国家相关部门能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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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总公司沟通，让铁路运输负起监管责任，堵死这条运输通道”。
2015年6月，广州警方曾查获一批通过火车运送过来的野生鸟类。
整整两货车野生鸟类，均来自河北沧州，托运标签上写着“鸽子”。
经办案人员当面清点，共查获疑似国家“三有”和广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麻雀3300只、珠颈斑鸠2556只、黑水鸡642只、夜鹭198只，均为活体。
据广州当地人称，这种情况持续已近10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野生鸟类被运到广州。
“这些鸟类的发货站点主要集中在河北邢台、邯郸、衡水，以及河南漯河、驻马店、信阳、三门峡等地，全部通过客运列车进行托运。
”
正是因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才促使捕鸟人不惜屠戮无辜的候鸟，也要挣这一笔钱。
记者了解到，职业捕鸟人的捕猎成本实际上并不高，诱捕器只需要几十元，一张七八米长的鸟网至多二十元，用于支网的竹竿几元，这些器材还可以回收反复使用，基本上可以算是无本买卖。
国内目前已经有9省明确禁止使用捕鸟网，其中吉林省更是将捕鸟网生产和销售也列为非法行为。
但是，单单禁掉捕鸟网并不能阻止捕鸟人。
记者在多地的农贸市场发现，除了捕鸟网之外，毒鸟的药品和工具随处有售。
专门用来捕捉鸟类和野生动物的铁夹子，在许多地方的集市和临街商店内都能轻易买到，价格从10元到80元不等，型号齐全。
由于有关部门对药物类商品管制比较严格，商贩销售毒鸟药并不像捕鸟网、鸟夹子那么明目张胆，他们通常只卖给熟悉的人，面对陌生人的试探，往往保持高度的警觉，稍觉得不对劲就会停止交易。
这些商贩倒卖的所谓毒饵，其实大多是拌了呋喃丹毒药的玉米粒，而玉米粒非常受候鸟欢迎，是候鸟最喜欢吃的食物。
有商贩告诉记者，他们卖的药都是批发来的，一袋只赚几元。
在候鸟利益链的最末端，记者才了解到捕鸟的巨大经济利益：在广东、广西等地的一些野味店中，一只禾花雀至少五六元一只，大型野生鸟类价格可以卖到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收购贩卖链条移至网络
10月15日，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和“让候鸟飞”主办的天津候鸟保护会议暨遗鸥保护研讨会上，来自北京、河北等地的环境学者就天津“万米网海”捕鸟事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让候鸟飞”执行主任刘慧丽认为，治理猎捕候鸟的现象，不能完全依靠民间组织的行动，应当有行之有效的常态化机制来杜绝捕鸟现象。
“捕鸟的成本太低了，鸟网被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很快他就可以再挂起来。
清理鸟网需要一个高密度的、非常艰辛的巡护。
”刘慧丽说。
田阳表示，一方面，全国各省市应当全面禁猎，而不是分时段禁猎。
“禁猎期的规定早已不能满足国内目前对候鸟保护的需求，大量候鸟在非禁猎期被猎捕，同样破坏了鸟类生态，而且禁猎期的规定使得相关执法部门易生懈怠，给案发之后的取证也带来困难，所以应当全面禁猎。
”田阳说。
另一方面，田阳表示，捕鸟行为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进行惩处，该入刑的入刑，而不是一律以训诫为主。
目前国内法律对于非法猎鸟的处罚，分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猎捕、买卖国家级、省市级保护益鸟，由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获物及猎捕工具，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
非法捕获20只以上普通野生鸟类，或捕获国家一级、二级普通野生保护鸟类1只的，可以刑事立案。
2016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其中，第24条明确禁止使用网捕等方法猎捕野生动物，第32条还规定了禁止野生动物的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市场。
新法将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专家表示，新的法律给了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新的武器，应当积极履行法律义务，打击非法捕鸟行为。
10月16日，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迄今为止查获的全国最大系列猎捕、出售、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25名犯罪嫌疑人来自全国10省23个市。
庭审相关报道显示，首批被检察机关公诉的张某等15名被告人利用腾讯QQ、微信等网络平台，通过快递、客运车辆等方式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金雕、游隼、猕猴、网纹蟒等26只。
据悉，15名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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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80后”、“90后”年轻人，其中有在校大学生、公交司机、医生，还有私营业主、打工者、无业人员等，年龄最小的仅19岁。
很长一段时间来，国内对贩卖野生动物行为的执法不力、普法宣传不够，从类似的捕鸟案件中便可看出，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一部分捕鸟利益链转移到网络平台之上，使得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越发难以发现和查处。
全国鸟类环治中心主任陆军表示，除了打击盗猎候鸟之外，应联合多个部门协作，严查运输、贩卖等环节，把威胁候鸟迁徙安全的利益链彻底清除。
“一方面加强宣传，把猎捕候鸟的危险因素告知公众，让野味远离餐桌；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志愿者、民间团体和社会力量来加强对候鸟的保护，建立长效机制对乱捕候鸟等违法行为及早发现、阻止”。
采访中，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朝霞指出，面对非法捕鸟行为，除了林业部门具有综合执法的职权之外，涉及市场的应当归工商部门管理，涉及交通的应当归交通部门管理，网络交易可以由网络公安监督管理，“如果该履行职责而没有履行职责，都应该追责，情形严重的，还应当追究渎职责任”。
天津、河北两地林业部门认为，盗猎候鸟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既有监管难度大、执法人员少等客观问题，也有一些责任意识的问题需要解决。
10月19日，针对天津、河北等地十分猖獗的乱捕滥猎和非法经营候鸟等野生动物现象，国家林业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0天的“清网行动”。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陈凤学在部署会议上说：“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执法懈怠、思想麻痹、行动不力等问题仍然存在，致使乱捕滥猎、非法经营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危及候鸟等野生动物种群安全，损害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迫切需要集中力量加以整治。
”
《野生动物保护法》
2016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
该法第20条至第24条，以及第30条至第33条等明确规定，在相关自然保护区域、禁猎（渔）区、禁猎（渔）期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未取得特许猎捕证、未按照特许猎捕证规定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
上述行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猎获物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
《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其他法律法规
上述两部法律的相关规定还有具体的实施条例或司法解释来促进实施。
例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18条规定，禁止使用军用武器、气枪、毒药、炸药等狩猎装置，进行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等狩猎。
《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规定，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的，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方法狩猎等情形的应予立案。
其中，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50只以上，为重大案件；非法狩猎100只以上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详细规定了《刑法》第341条中“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界定标准。
非法捕鸟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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