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修辞哲学核心问题与思考

浅议三种修辞观修辞学是研究修辞的学问，修辞是加强言辞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

自语言出现，人类就有修辞的需要。

修辞学主要研究的是词格（即通常所说的修辞方法）、言语修辞活动（主要与语境、语体有关）、言语风格等修饰自己的文章、语言，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加深别人的印象和抒情效果；更清楚了解别人的意思，不会受修辞手法的影响而有所误解便於分析、欣赏文学作品。

当然，这只是笼统的定义修辞学，西方的修辞学就和我们认为的修辞学有所不同，而修辞在我国古代、现代也各有特色。

下面就浅议一下西方的修辞观、古代修辞观，现代修辞观。

一、西方修辞观：西方修辞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

自公元前五世纪起,古希腊就有修辞学的专著问世,并建立了专门教授修辞学的学校西方传统修辞学在其鼎盛的古典时期之后,经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主义时期,虽已逐渐失去了影响,但随着十九世纪科学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作为语言学学科之一的文体学及语言艺术研究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修辞学得以复兴,成为一门重要的交叉学科。

西方古典修辞学实际上是演讲学,它与论辩术相辅相成,即表现形式是演讲,实质是论辩。

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的第一句话就是“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

昆提利安认为“修辞学是最佳讲话艺术”。

论辩家或演说家以其演说技巧鼓其如簧之舌,打动听众,改变其观点、观念。

“劝说”是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关键词,亚里斯多德把演讲活动定义为“通过说理和论辩来劝说他人做出某种反应的活动”,他给修辞术所下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

这一定义说明了西方古典修辞学从一开始就以“说服”为目标。

二十世纪西方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曾经指出过,后世修辞学思想都是在劝说原则的基础上扩充和拓展而发展起来的。

二十世纪的新修辞学虽然扩大了古典修辞学的范围,但仍保留了修辞学的“劝说”传统。

为了达到劝说的目的,西方古典修辞学将修辞话语分为三大类,即诉讼演说、议政演说和典礼演说西方古典修辞学将修辞活动看作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部分,具有人文传统。

西方修辞学复兴视阈下的韦恩·布斯修辞理论研究纵观西方修辞思想史,修辞学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古典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二十世纪修辞学复兴时期,总体上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这段曲折而悠长的修辞学发展史,激发着后人产生新的智性感悟。

当代美国人文学者韦恩·布斯是二十世纪修辞学复兴时期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他致力于将修辞发展成一门能够指导一切交流活动的基础学科,在文学批评和修辞学领域都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

国内关于布斯修辞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成名之作《小说修辞学》中的几个概念上,尚无相对系统的相关研究著述。

因此,本文将聚焦于布斯的修辞和伦理批评理论,以其核心著作《小说修辞学》、《反讽修辞学》、《现代教条与同意修辞》、《批判性理解:多元批评的力量和局限》和《修辞的修辞:寻求有效交流》为个案研究样本,兼顾其它论著、论辩论文和相关的小品文,从布斯“一切叙事皆修辞”的修辞视角出发,将其著作置于西方修辞理论史和修辞复兴视域中,不断进行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抽丝剥茧地对布斯原典进行相对全面系统的探究,以期发现蕴含在其中的理论体系,为国内文学批评及修辞学发展开拓新视野。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布斯修辞理论的核心为“同意修辞”、“信任/倾听修辞”、“双向理解”,这对反驳修辞复兴时期的现代教条、构建“良愿修辞”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布斯的“隐含作者/读者”和“可靠/不可靠叙述者”等概念则为理解阅读过程、阅读策略和修辞本质提供了新视角;其独创术语“共导”则为文学批评开辟了崭新的修辞伦理批评语境。

同时,本文还通过探讨布斯的修辞伦理批评观及其哲学思想的多元基源,进一步发现,从《小说修辞学》的“内在批评”到《小说伦理学》的“外在批评”,布斯对于修辞的关注是一以贯之。

其理论在继承亚里士多德、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及伯克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使其理论表征出由内而外的发展轨迹。

从学术史上看,布斯小说修辞理论对小说修辞和文学批评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二十世纪修辞复兴的大环境下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修辞逻辑西方自由五艺修辞能力是西方修辞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修辞能力虽耳熟能详，但现有研究中却鲜见对修辞能力核心要素的构建。

修辞能力一般被视作修辞者的一种内在属性，是修辞者为履行修辞任务必须具备的各种具体能力的总和，因而其包含的内涵较丰富。

鉴于此，为提炼修辞能力的内涵，本文将基于西方修辞学发展历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尝试从修辞的定义出发厘定修辞能力。

依据修辞的概念范畴可知，修辞者、修辞对象、修辞情境、修辞策略与修辞目的是界定修辞能力的重要因素。

笔者在界定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视域下修辞能力概念的基础上，归纳出修辞能力的基本概念，认为把握修辞能力的概念对促进外语能力以及国家修辞能力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引言修辞能力作为西方修辞学领域的基本概念，伴随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学理积淀。

早在西方古典修辞学时期，《论言说者》等古典修辞学家就曾直接或间接论及修辞能力，Aristotle（1954：24）关于“修辞是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劝说手段的能力”的论述明确将修辞能力与修辞概念紧密关联，为修辞能力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美国传播学会（NCA）前会长Sproule在西方古典修辞学知识谱系下依托亚氏理论对修辞能力的表现形式进行的探索较具开拓性。

近年来，随着修辞学与交际学的交叉发展，学界对修辞能力与交际能力的研究逐渐呈交融趋势。

此类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将修辞能力视作交际能力或者将两者交替使用。

另外，目前研究中，修辞能力的研究内容多涉及演说、论辩能力等。

将修辞能力视作演说能力，探讨了后现代主义背景下演说能力的具体表现形式。

将修辞能力界定为在一定的语境中生成论题，调用多种学科知识形成理性的论辩，将论辩用最有效的顺序组织起来，并且以能被他人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劝说他人并最终导引行动的能力。

该定义凸显了修辞能力的“论辩”特征。

修辞能力虽耳熟能详，但现有研究中鲜见对修辞能力核心要素的构建。

关于西方修辞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作者：高吉利来源：《现代交际》2012年第05期西方修辞学具有其独特的个性，千百年来产生了很多著名的修辞学者和修辞学著作。

可以说，西方修辞学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文明的标志性学科。

西方多元化的文化与民族，促成了多元化而又彼此紧密联系的修辞学流派。

一、西方古典修辞学发达的原因众所周知，修辞学研究最早见于西方，而以西方最为发达，原因为何呢？細细分析起来，西方修辞学的诞生和发展有很多原因，诸如经济、文化、艺术、政治等方面。

但很重要的原因是古希腊罗马的社会体制，早期民主的城邦制度给了公民很多自由，他们可以畅所欲言，用语言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声誉，这样人们就很注重运用语言，注重运用语言才能发挥修辞的重要作用。

这样修辞学才能有发展的动力。

否则修辞学无用武之地就谈不上受重视，也就无从发展。

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都是帝王专制统治，封建王朝施行愚民政策，禁止百姓各种社会言论活动，百姓只能像奴隶一样埋头于生产劳动，自然无法形成重演说、讲修辞的良好风气。

而历朝历代却重视文章写作，曹丕在《典论•论文》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们对写文章的重视和对经史子集的钻研，以及后来科举制度的提倡促进，使得中国修辞学更多地偏向文章学和写作学，而这些历来是文艺学研究的领域，西方更多的是偏重演讲等口头表达的修饰，显然跟我们的修辞学大为不同。

西方古典修辞的高度成就是其他地域和国家所不能超越的，其后进入中世纪，在宗教黑暗的统治下，人们的言行空前的受到禁锢，于是整个修辞学处在衰退停滞期；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人们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的解放需要言论的自由，于是修辞学随即复兴；进入近现代，修辞学发展呈现跌宕起伏的状态，但总体是前进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媒体传播的手段扩大了人们的言论影响范围，加快了言论的传播与反馈，从而使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言说技巧和写作方法，同时科技的进步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削弱了传统意义上修辞学的根基和体式。

西方泛修辞观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西方泛修辞观是指西方文学中一种运用修辞手法来塑造文学作品的审美风格和语言风格的观念。

修辞学是文学批评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主要研究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运用的技巧。

在西方文学中，修辞手法被广泛运用，它不仅可以增强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也可以更好地传达作者的情感和思想。

西方泛修辞观的基本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修辞手法要符合文学作品的整体氛围和主题。

修辞手法不是为了炫耀作者的才华而存在的，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情感。

作者在运用修辞手法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技巧和方法，以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

修辞手法要符合文学作品的风格和语言特点。

每种文学作品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语言特点，作者应该根据文学作品的风格和主题来选择相应的修辞手法。

在诗歌中常常运用比喻和象征来表达抽象的情感和思想；在小说中则常常运用对比和排比来描绘人物的性格和情感。

修辞手法要符合读者的审美习惯和文化背景。

不同的文化和时代有着不同的审美观念和修辞传统，作者应该根据读者的背景和喜好来选择合适的修辞手法。

只有符合读者的审美要求，文学作品才能真正打动人心，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作家运用修辞手法创作出了经典的文学作品。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常常运用隐喻和对比来描绘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但丁的《神曲》中则运用恍示和象征来描绘人类的罪恶和救赎之路；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中则运用讽刺和对比来揭示社会的虚伪和堕落。

西方泛修辞观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的文学创作理念，它不仅能够丰富文学作品的语言和艺术表现力，也能够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情感和思想。

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和深刻把握是西方文学作品成功的关键，只有在此基础上，作品才能触动人心，留下深刻的印记。

【2000字】。

第二篇示例：西方泛修辞观（panrhetoric）是一种包容性修辞观，强调修辞的广泛性和普遍性。

它不仅仅限于修辞学领域，而是渗透到日常言语、文学作品、政治演讲等各个领域。

西方泛修辞观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西方泛修辞观是一种古希腊修辞学的传统，古代希腊人在竞技场上进行演讲时，为了吸引观众注意，他们利用了各种修辞手法来提升演讲的艺术性和说服力。

泛修辞观强调的是修辞学不仅是一种修辞技巧，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在西方文化中，泛修辞观被广泛应用于文学、政治、广告等领域，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和传播方式。

西方泛修辞观的核心理念是通过修辞手法提升文字或言辞的说服力、感染力和艺术性。

修辞手法包括比喻、暗喻、排比、反复等，通过这些手法，作家或演讲者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引起读者或听众的共鸣和思考。

在西方文学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和演说家都是泛修辞观的信仰者，如希腊演说家德摩斯特尼斯、莎士比亚、雨果等。

泛修辞观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善于运用比喻。

比喻是一种通过类比与对比来表达事物之间关系的修辞手法，它可以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呈现出深刻的意义和形象。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就是一个经典的比喻，通过比喻人生的困境和选择的矛盾。

比喻使作品更具有象征性和寓意性，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共鸣。

另一个重要的修辞手法是排比。

排比是一种通过对比和平行结构加强修辞效果的手法，它可以使文本更加生动和流畅。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问不是为什么》演讲中说道：“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这种排比的句式使演讲更加引人入胜，增强了说服力和感染力。

除了比喻和排比，泛修辞观还包括反复、修辞问句、修辞句等一系列修辞手法。

这些手法可以使文本更加生动、有趣和富有诗意，给人以美感和思考的空间。

在当今社会，泛修辞观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影响着文学创作和演讲艺术，也影响着广告传播和商业宣传。

通过修辞手法，人们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拉近与读者或听众的距离，引起共鸣和共鸣。

第二篇示例：西方泛修辞观是一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其核心概念是修辞。

修辞的概念：修辞最初指的是语言的表达，中国古代的修辞学是放在作对联和作诗当中，讲究文字的对仗工整。

西方的修辞注重的是语言的表达，思维逻辑。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开创《修辞学》，又名《雄辩术》。

观点：真理并不必然更能说服别人，追求知识的科学并不能取代修辞学的作用，修辞术的价值不在于完成某个偶然性的说服过程，而要对普遍性的说服原理进行阐明。

定向思维：定向思维是我们经常说的“经验“，是在动力定型（习惯）驱使下的按照既定方向或程序进行思维的活动过程。

逆向思维：是将定式思维“反其道而为之”，对司空见惯的定位进行反过来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

发散思维：又称放射思维、扩散思维，或求异思维，是指大脑在思维时呈现的一种扩散状态的思维模式。

批判性思维：面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断而进行的言之有据的反省思维，包括积极地和高度技巧化的概念、推论、分析的综合，或者评估收集而来的或产生的信息，观察，实验，沉思，推理，或者交流，作为一种对信念和行动的指引。

中世纪代表修辞学家：奥古斯丁主张传道者学习修辞学和雄辩术要比学习基督教教义更加重要。

布道者应该担负三重责任：教诲、愉悦、促动（说服）受众。

中国古代专论文章修辞的着作：汉朝《毛诗序》、《春秋繁露》、《论衡》，魏晋南北朝的《典论》、《文心雕龙》、《诗品》，唐朝《史通》、《文镜秘府论》，宋朝《文则》、《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修辞监衡》，明朝《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清朝《闲情偶寄》、《文史通义》、《续锦机》、《艺概》。

中国古代孟子、告子的辩才，东汉的赵岐《孟子题辞》中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

”名家：又称“辩者”、“刑（形）名家”，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

邓析两可之论惠施合同异遍为万物说日方中方睨公孙龙坚白论白马非马开放式提问：开放式提问是指提出概括范围较大的问题，对回答者的内容限制不严格，能给予回答者充分自由地发挥空间和余地。

封闭式提问：为引导谈话的主题，由提问者选定特定话题来希望对方的回答在限定的范围内。

哲学的修辞术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哲学的修辞术是哲学家们在表达思想和观点时所运用的一种艺术技巧。

修辞术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被认为是一种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说服力的重要手段。

哲学家们通过修辞手法来加强自己的论证，使得思想更加深刻、生动和引人入胜。

在哲学的漫长历史中，修辞术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帮助哲学家们更好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思想，引导读者深入思考和理解其中的真谛。

修辞术的运用在哲学论文、演讲、讲义、对话等各种形式的表达中都能见到。

哲学家们通过修辞手法来使得自己的思想更加生动有力，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兴趣。

修辞术强调运用恰当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通过选词、排比、修辞问句等手法来美化和增强言辞的说服力，使得文章更加易懂易记，并进一步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共鸣。

修辞术中的排比是一种常见的手法，通过反复使用相同的结构和语句模式来强调和突出某个概念或观点。

比如苏格拉底在对话中经常运用排比，通过反复提出问题或观点来引起读者或听众的兴趣和关注，使得思想更加深刻和生动。

另外修辞问句也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通过提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来引导读者深入思考和思辨，从而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观点和意图。

修辞术的运用还可以体现哲学家的思辨和批判精神，通过质疑、反问、对比等手法来引导读者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本质。

比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对比现象和物自身的概念来探讨认识的界限和局限性，通过反问的方式来质疑自我意识的根源和存在形式。

修辞术的巧妙运用不仅可以增强作者的逻辑说服力，还可以深化读者对问题的理解和思考，使得哲学的表达更加丰富有趣。

在当代哲学中，修辞术的运用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哲学家们不仅可以运用古典修辞手法，还可以结合当代语言和文化来创造新的修辞技巧。

比如德里达运用了讽刺、隐喻和反讽等手法来解构西方哲学的固有逻辑和表达形式，使得思想更加前卫和独特。

哈贝马斯通过对话和寓言的形式来批判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和技术理性，使得哲学的表达更加生动有趣。

修辞的力量柏拉图对话体中的哲学摘要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伟大的代表之一，他以对话形式展现了他的哲学思想。

本文将深入探讨柏拉图对话体中修辞的力量，包括它在对话中的运用以及对读者思维和理解的影响。

柏拉图（Plato）是古希腊哲学家，他的作品以对话形式创作、传递他的哲学思想。

柏拉图对于修辞术的运用非常独特，通过精心选择的语言和对话结构，他能够深入探讨各种复杂问题，并引导读者思考，达到一种思维上的共鸣。

本文将围绕柏拉图对话体中修辞的力量展开讨论。

主体1. 对话中修辞的运用柏拉图的对话通常由两个或更多个人物进行，在这些对话中，修辞扮演着重要角色。

修辞是一种运用言语技巧和修饰技巧来表达观点和论证理由的艺术。

在这些对话中，柏拉图通过人物之间的互动和语言技巧来传递他的思想。

首先，柏拉图经常使用比喻和隐喻来增强叙述和理解力。

比喻是一种将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进行类比，以便更好地理解或阐释目标概念的手法。

通过使用比喻和隐喻，柏拉图能够将抽象概念转化为更具体且易于理解的形象，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好地领会他所表达的哲学思想。

其次，柏拉图利用对话中角色之间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来表现修辞性。

不同角色之间就一个问题进行争论，并通过交流和辩论来推动对该问题更深入的思考。

通过这种方式，柏拉图能够展示出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性，并引导读者思考并参与到这个讨论中。

2. 修辞对读者思维和理解的影响柏拉图通过修辞运用创造了一种饶有趣味且引人深思的读者体验。

他通过选择合适的词语、比喻和隐喻等手法来增强他所表达的意义，并创建了一种与读者感知相契合的语境。

首先，修辞性使得读者更容易接受并理解复杂的哲学观点。

通过使用比喻和隐喻等修辞性手法，柏拉图能够将抽象而复杂的概念转化为更具象化和容易理解的形式。

这样一来，读者可以更容易地追随思路，并深入探索所提出的问题。

其次，修辞性引导读者主动参与思维过程。

在柏拉图对话体中，角色们争论问题并从不同角度提出观点。

通过阅读这些对话，读者可以被引导去主动思考，并且根据自己所持有观点去判断、评估各个观点之间争论背后所隐藏的智慧。

clear and distinct ideas 迪卡尔修辞学说迪卡尔（René Descartes），法国哲学家，被誉称为“现代哲学之父”。

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特别是在修辞学说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式。

在迪卡尔的修辞学说中，最为核心的观念便是“清晰与distinct ideas”。

他认为，人们在进行思考和表达时，应当力求观念的清晰与明确。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误解和混淆，从而为真知的追求奠定基础。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迪卡尔倡导人们通过怀疑一切的方式，审视现有的知识和观念，从而确立真理。

怀疑一切，这似乎是一个极端的观念。

然而，在迪卡尔看来，这正是追求真理的必要途径。

在他著名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中，体现出了他对清晰思维的执着追求。

这句名言不仅是他对自身存在的一种证明，更是对清晰思维的呼唤。

只有通过怀疑，人们才能剔除那些模糊、混淆的观念，进而找到确实可靠的真理。

在实际生活中，迪卡尔的修辞学说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实践应用。

首先，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至关重要。

在学术领域、工作和生活中，我们需要具备独立思考、审视问题的能力。

批判性思维能够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从而提出解决方案。

此外，在沟通表达过程中，清晰、明确的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误解，有效地传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在我国，迪卡尔的修辞学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提高国民素质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通过学习和运用迪卡尔的修辞学说，人们可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从而在各个方面提升自身素质。

其次，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迪卡尔的修辞学说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我们需要鼓励年轻人勇于质疑、敢于创新，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最后，迪卡尔的修辞学说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

在一个充满怀疑、追求真理的氛围中，社会将不断进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总之，迪卡尔的修辞学说强调了清晰思维和怀疑精神在追求真理过程中的重要性。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并在实际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古希腊时代是思想睿智大放光彩的时代，各种哲学思想轮番上场，探讨着世界如何形成的问题，探讨着人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

在争鸣中，哲学家们都以语言为武器追求真理，讲演、论辩之风日盛。

因此，时代的需要也迫使社会产生了掌握讲演术、论辩术的需求。

柏拉图就曾认为，讲演术是“任何城市里的人们本身的自由和对他人的统治的最大利益和原因”，因为，“言语能够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会的议员、会员以及一切集会上（不论是什么样的国民集会）上所有的人”。

于是，雄辩家纷纷登场。

雄辩名篇也不断展现。

如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在雅典五百公民法庭上的答辩》，著名演说家德谟西尼的《斥腓力演说》等，都是辩论讲演中的珍品，千古传诵。

在这一时期，希腊社会也出现一批专门收取学费以传授修辞学、讲演术和论辩术的人。

由于这些人中的著名代表普罗泰戈拉第一个自称“智者”，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智者学派”。

这些智者们大都具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感觉主义倾向，在早期，由于他们所传授的是实用的知识，所以也很受人尊敬，如普罗泰戈拉和智者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高尔吉亚，就都以传授讲演术和修辞术而闻名于世，普罗泰戈拉还以其为传授辩论术而做出的贡献，被世人称为“辩论学之父”。

但随着社会日益增长的政治、诉讼等方面的实际需要，智者学派中的一些人，对辩论的表达方式的重视超过了对问题实质的重视，有的甚至到了对事物的是非黑白不管不顾的地步。

为了纠正这风气，苏格拉底做了很多工作，以各种针锋相对的态度跟智者派斗争。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种谨慎、认真、细致的态度，要求演讲者以求真之心进行演讲、辩论，否则再动听再煽情的演讲也是无益甚至是增加思维的混乱。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恰好反映了这一点。

修辞学在古希腊语中并非指写作的艺术技巧，而是指演讲艺术，或称“雄辩术”。

所谓的修辞学家就是指演说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是“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目的在于说服人。

当代西方修辞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修辞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修辞实践规模的壮大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修辞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上面,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其一,当代西方修辞学对修辞的本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为恢复修辞学的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成为当代修辞学发展的一股动力;其二,哲学家、修辞学家努力地修补自柏拉图以来修辞学与哲学的分离,大大地巩固了修辞学的学术地位;其三,重新认识了修辞的作用,把目光投向社会,力图从修辞的角度去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使人类摆脱现代社会的种种困扰。

修辞学理论的更新和深化扩大了修辞学的视野,为修辞学的跨学科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

这门已经衰落了 1 0 0多年的古老学科重新出现生机,引起诸多学科的关注。

关于修辞本质的讨论———为修辞学正名对当代西方修辞学影响最大的是新修辞学运动。

在上世纪的50 - 60年代,由于受到理查兹(I A Richards)和伯克(KennethBurke)等人的修辞学思想的影响,西方修辞学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

当时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修辞本质的认识问题。

修辞学究竟是什么?是柏拉图所说的“讨好听众的雕虫小技”呢?还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劝说手段呢?不管怎么说,修辞学在古人的眼里都有着浓厚的诡辩色彩,充其量也只是“小技”而已。

新修辞学在理论上证明了修辞是人类固有的行为,融化在人的血液里,体现在人的行为中,人是修辞动物。

这就是当代的修辞观,新修辞学就新在这里(Lucaites,1 999:7)。

自古以来,柏拉图就被认为是修辞学的大敌。

尽管当代修辞学已经证明,柏拉图当初之所以排斥修辞学,是因为他鄙视修辞学的实践性,以示他捍卫“理想修辞学”的纯洁性,但诡辩论的紧箍咒从此就一直套在修辞学的头上。

亚里士多德为了挽救“好”的修辞学免受糟蹋而建立起来的古典修辞学体系,在其后绵延 2 0 0 0多年的历史中,在学术领域占有不容置疑的地位。

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把修辞活动当作是劝说与诱导的艺术,用于说服他人,使他人的信仰与行为服从于自己的意志。

西方修辞哲学的几个核心问题
邓志勇
【期刊名称】《外国语文（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7(023)002
【摘要】修辞哲学从认识论、方法论、人的社会本质等角度来思考修辞现象.从修辞涉及的几个基本因素入手,首先探讨修辞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进而论证修辞哲学关于修辞主体人的哲学观点以及修辞哲学的知识论和本体论的思想.【总页数】5页(P69-73)
【作者】邓志勇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09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
【相关文献】
1.西方修辞哲学核心问题与思考 [J], 陈昌奇;邓志勇
2.当代西方修辞学哲学传统和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学科思考 [J], 鞠玉梅
3.现代西方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几个问题 [J], 舒炜光
4.语言哲学修辞论:一个猜想——西方语言哲学系列研究之十 [J], 钱冠连
5.中国古代修辞学属于哲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修辞学(之一) [J], 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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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联书店!""#年底推出的《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以下略为《追求象征的力量》)是一部角度新颖、观点独特的探讨西方修辞的专著。

书中的论述既植根于有关西方修辞传统和实践的内部洞察和真知灼见,又不是对西方现有流行表述不加分析批判的简单重述,既达到了极大的理论深度,又处处充满对当代重大实际问题的关注,不阿附那种一味追求玄远抽象,为理论而理论的学术时尚。

正如其作者刘亚猛教授在该书《后记》中所指出,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向中国读者介绍那些在实际上指导着西方话语实践的修辞思想观念,尤其是那些出于各种原因尚未得到明确理论表述的预设、认定,以及其他形式的所谓,不可言传-的知识($%&’$()*+,-./0.).,并希望"通过对这些往往深埋不露的思想观念的挖掘和表述,能够为一切对全面认识当代西方话语实践、掌握西方修辞理论有兴趣的读者和学者提供一个居高临下的观察平台,使得原来令人眼花缭乱、不得要领的各种跟西方修辞相关的现象、问题和理论观点变得清晰起来.。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并且"力图突破狭义的修辞学理论视野,摆脱西方修辞权威自我表述(1.-234.54.1.*$%$’+*1)的束缚,对西方修辞思想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审视,在修辞传统和当代规范、修辞理论和修辞实践以及哲学、语言、政治、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探讨修辞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由于作者的意图和方法在论述中得到充分贯彻和体现,这本书为一切有志于研究与修辞相关的各种话语实践尤其是东西方话语交流的学者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学术框架、平台和模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书的出版不管是对国内有关西方修辞的研究,还是对比较修辞的研究,都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笔者作为以当代西方修辞实践为主攻方向的研究生,拟从专业的角度谈几点读后的感想。

6.!浅入深出"话修辞什么是西方所理解和实践的"修辞./这一局外人以为十分简单的问题却是使修辞学家们倍感困扰的一个难题。

西方修辞论辩理论研究
西方修辞论辩理论研究是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以基督教传统和文艺复兴思想为基础，研究语言的表达力及其形成、传播和接受的权利，旨在解决几类微妙而有深度的语用问题。

西方修辞论辩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修辞概念：强调调节作用，即帮助说话者在提出事实时辩护自己的立场。

2、修辞目标：强调通过改变说话者的言论，促使听众接受说话者的观点。

3、修辞技巧：强调语言的表达效果，以及在不同的情境中使用不同的修辞技巧来改变对方的情感。

4、修辞原则：强调修辞技巧的灵活运用，把握修辞发挥的最佳效果，以及在某些特定情境下的正当应用。

西方修辞论辩理论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的表达力，更好地掌握修辞技巧，进一步提高我们的陈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