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城市思想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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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研究的理论与意义对于都市研究的日趋重视,显然是世界范围内加速度推进的都市化进程的直接后果。
"都市化",按照《布莱克威尔社会学词典》的定义,是指在以非农业性为特征的社区(即城市)人口集中的过程,在这些城市中,生产主要是围绕服务和商品而设置的。
都市化进程最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开始,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劳动分工变化的必然产物,当时农业生产已经能够提供超出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和其他食物,这就使得人口中的一部分人能从事其他非农业劳动的工作。
但是在4000多年的人类历史中,城市发展速度和数量增长都一直非常缓慢,这种格局直到"18世纪末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
工业革命使得都市化的浪潮几乎触及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市化以一种爆炸性现象呈现了出来。
据估计,1800年,世界人口中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1900年,上升到14%,到1975年,上升到41%;预计到2025年将有60%的人生活在城市。
除了都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外,都市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所产生的作用也越来越巨大,因为空间及都市社区资源都可以用来产生利润"。
[1]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19至20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开创者虽然都没有预见到这种惊人的都市化发展速度,但他们依然将西方文明的本质看成是都市文明,认为正是在西方都市中产生了政党与政治家、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了西方艺术史上所有独特的现象、孕育了近代文明的承担者--市民阶级与市民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从城市现象入手探索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罪恶最生动的体现,又是社会进步力量最充分发展的空间。
与马克思相反,韦伯关注的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是部分而不是整体,但他同样认为城市的核心问题是它的经济和社会组织。
换句话说,首先城市就是一个市场,城市可以通过已经建成的市场体系而得到了解,其次城市必须被理解为部分自治机构,部分政治自治是城市的一个关键标准。
2002.11引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不断地探索着未来城市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
二战前,作为世界城市规划理论中心的欧洲,在其城市规划历史上先后产生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勒・柯布西耶的“现代城市”以及带状城市、工业城市等城市发展理论。
这些理论共同支撑着“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的构架,并且至今仍不同程度的影响着现代社会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
二战后,由于城市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自然生态文明的蓬勃发展,“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为了解决现代城市问题,各国有关专家、学者一直在进行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作为二战后规划理论与实践中心的美国,孕育并活跃着许多有关城市规划理论、设计与发展模式的思潮流派。
其中,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产生的“新城市主义”思潮正日益发挥影响,并引发了当代城市规划理论思想与城市发展模式的变革。
2“新城市主义”的思想起因“新城市主义”思潮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2.1社会公众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满现代工业文明追逐的是效率与标准化的生产,强调的是如何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商品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实现其最大的市场利润。
工业文明思想在城市开发中则体现为忽视公众利益的高强度开发和近乎标准化的开发建设。
结果,城市地方传统特色逐渐丧失,城市中到处是千篇一律的景象和冷冰冰的钢筋混凝土森林。
同时,由于过于强调城市功能分区,城市中传统社区与邻里关系弱化、社区活力丧失,人们在城市中无法找到家的感觉。
可以说,人们在城市不断延伸的高速路中、在冰冷的城市森林中失去了自我——这诱发了人们对美好家园的向往与渴求,也引发了城市规划界对城市发展思想与模式的探讨。
“新城市主义”的思想内涵及其启示刘昌寿沈清基Liu Changshou Shen Qingji摘要分析了“新城市主义”产生的起因,着重从生态的角度分析其主要思想内涵,并总结了“新城市主义”对我国城市规划与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及经验启示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可以分为不同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及实践经验。
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刺的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铭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1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
它主要是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而创立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西欧,以《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
英、法、德3国是其发源地。
作为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3个组成部分[1]。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2],而且影响很小,仅仅是介绍到中国的众多西方社会思潮中的一种思潮。
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迅速传播起来,并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2.1 早期救国之路的探索[3]1840年的鸦片战争,击碎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天朝大国”的迷梦,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自此开始,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屡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掠夺,中华民族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同时,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使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中国开始面向世界,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从而缓慢启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是使中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使中国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实现社会现代化,达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肩负着双重历史使命,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和实践,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它的现代性与当代性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的体系。
具体的讲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的观点、社会学理论和政治学说。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的理解和论述。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它系统考察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历史发展、在生产和阶级关系上的表现、严重恶果和致命影响,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它全面总结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经验教训,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概括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历程,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科学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确立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它在理论上武装和指导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
这一著作的现实意义在于指导我们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去认识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首先,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本质。
19 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垄断阶段,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一是高新技术的运用,使生产力呈现了较快的发展状态,经济发展出现了表面的繁荣;二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社会生产具有了一定的组织计划性,减轻了经济危机的致命威胁;三是实行高福利、高工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
有人因此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都有失误,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是对资本主义表面现象的肤浅理解。
其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得益于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所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私人占有关系的束缚,生产力本应有更快的发展速度。
所以,当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时就会发现,垄断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追求剩余价值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运转的轴心,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内必然要不断加重剥削,对外要加紧掠夺扩张。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全面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及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19世纪的思想巨匠,他们的科技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今世界的科技挑战仍具有深刻的启示。
我们将回顾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揭示其思想中的科技观及其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紧密关联。
接着,我们将深入剖析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科技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以及科技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价值。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大数据、生物科技等领域的伦理问题,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理论工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将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在当代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实践建议,以期为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正、可持续的科技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思想概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们的科技思想深刻地揭示了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
在他们的理论中,科技不仅仅是工具和手段,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马克思认为,科技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资本论》中,他详细分析了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指出科技的进步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加速了资本积累和阶级分化。
同时,他也看到了科技在改变人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认为科技是人类解放的重要工具。
恩格斯则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了科技的历史作用。
在《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他强调了科技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认为科技的发展既是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也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
他提出,科技的进步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让城市的明天更美好城市是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劳动分工加深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文明的象征。
如马克思所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城市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城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发展动因和形成机制。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为“绝对集中”时期: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增长。
随着工业化进入成熟的时期为“相对集中”时期:在人口继续向城市集中的同时,开始向郊区扩展,但城市人口的增长仍然高于郊区. 后工业初期为“相对分散”时期: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郊区人口的增长开始超过城市人口的增长。
所以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主要思想中主要有两大理论。
它们分别是城市集中主义和城市分散主义。
一、城市集中主义1922年,柯布西耶发表的“明天城市”的规划方案,从功能和理性角度出发阐述他对现代城市的基本构思。
规划的中心思想是提高市中心的密度、改善交通,全面改造城市地区,形成新的城市概念,并为人们提供充足的绿地、空间和阳光。
柯布西耶尤其强调了城市交通的重要性,首次提出了立体交通的概念,及中心去的交通干道由三层组成:地下走重型车辆,地面用于市内交通,高架道路用于快速交通,市区和郊区由地铁和铁路线来联系。
1931年,柯布西耶又发表了“光辉的城市”的规划方案,在方案中,他明确提出,集中的城市才有活而不是霍华德的“城市中的花园”式的田园城市。
柯氏的“现代城市”理论自然有其局限性的一面,但是,这却丝毫不影响《明日之城市》一书应有的价值。
如果能够将这些不同的规划名著加以比较阅读,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思考,必定能够加深对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需要承认,柯布西耶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各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活动。
例如,在城市中心采用立体式的交通体系,在市中心区修建高层建筑,扩大城市绿地,创造接近自然的生活环境等原则,已被许多城市的规划全部或部分地采用,最具有代表性的实例有昌迪加尔规划、巴西利亚规划和巴黎德方斯区规划等。
一、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及理论特质时代背景:1.社会历史条件:(1)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大生产为物质前提,引起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继在西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辩证性质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2)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越来越尖锐起来。
(3)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组织建立、壮大,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迫切需要以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正是适应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
2.自然科学基础是:19世界,地质学、动植物生理学和有机化学等一批说明自然联系和发展的科学纷纷建立并发展起来。
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使人们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周围世界成为可能,沉重打击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全面、深刻揭示世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科学依据。
理论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李嘉图、斯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利润、地租、利息、分工理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欧文、傅利叶、圣西门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尖锐的批判,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必将被未来的理想社会所代替);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思想(梯里叶、基佐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理论特质:1.批判性: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理论批判以往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不断地批判自身理论。
2.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的首创,并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石。
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实践观点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实践是一切认识包括理论的基础,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成果、演进理路和经验启示[1]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百多年来,不断地“化中国”,也不断地“中国化”,形成了“三次飞跃”的历史性成果,并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演绎了实践化、具体化和大众化的演进理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始终坚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守正创新基本理念、坚守人民立场价值取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演进理路;经验启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百多年来,在不断“化中国”和“中国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呈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成果和演进理路。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通过“三次飞跃”和“两个结合”系统全面概括了这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成果和演进理路。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成果,都是对当时一定社会关系和物质生活的反映,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实践。
通过对“三次飞跃”的历史脉络和“两个结合”的演进理路进行具体分析总结,可以为新时代具有诸多新的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良有裨益的经验启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成果(一)在民族危机中孕育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无数志士仁人尝试诸多救国方案,均以失败告终。
中国亟需新的思想指导革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自“五四运动”开始播入中国大地后,便以其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在中国独特复杂的革命形势中经受住了多重严峻考验,孕育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毛泽东思想。
大革命时期,在经历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打击后,党意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于是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序幕。
第35卷第12期2023年12月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SOCIALSCIENCESJOURNALOFUNIVERSITIESINSHANXI Vol.35No.12Dec.2023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专题 【主持人语】2023年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的日子。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本刊特开设专栏。
本期刊发的《毛泽东关于城市现代建设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一文,在揭示毛泽东城市现代化思想丰富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其对于新时代城市建设的重要现实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斗争策略的新时代意蕴及经验启示》一文,在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科学斗争策略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阐述了其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经验启示。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一文,基于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著《新民主主义论》的研读,着重阐述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现代化战略思想的基本内涵与当代启示》一文,在揭示毛泽东现代化战略思想核心要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其对于新时代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当代启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亦不可能脱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现实关怀,四篇文章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任务这一新时代现实关怀,从各自独特视角切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于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主持人:姚选民,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省毛泽东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后,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 收稿日期:2023-12-08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及对策研究———以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市为例”(YCSW2022007)作者简介:黄宣谕(1995—),男,广西百色人,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的典范——卡斯特《城市问题》析微作者:牛俊伟来源:《国际城市规划》 2015年第1期牛俊伟摘要:《城市问题》一书是卡斯特的成名之作,它把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应用于城市研究领域,建构了一个以集体消费为主导结构的城市系统模型,进而以集体消费的结构性矛盾重构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第一次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研究方法和参考框架,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应城市问题最初的也是最重要和最典型的理论成就,是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的经典范本。
当然,由于结构主义方法的限制,该书在突出主导结构的同时也颠倒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消费的基本逻辑,无形中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根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它的理论穿透力。
关键词:卡斯特;《城市问题》;结构马克思主义;集体消费作者:牛俊伟,博士,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niujw123@曼纽尔·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42 年出生于西班牙,1960年代在法国完成学术训练,1972 年出版了《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法文,以下简称《城市问题》)一书,成为与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哈维(David Harvey)齐名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的“三剑客”。
然而,相较于列斐伏尔和哈维,国内学界对卡斯特的研究并不多,原因大致有两个:一个源于卡斯特自身的思想变化,另一个则和卡斯特研究资料匮乏有关。
1970 年代,以《城市问题》为代表,卡斯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城市问题,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中坚力量。
但从1980 年代开始,以《城市与草根》(1983 年英文版)一书为标志,卡斯特逐渐从马克思主义立场退却,转而代之多元理论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方法,更加关注各种新社会运动中的行动取向、文化认同等主体性和偶然性因素,并最终放弃了城市集体消费的结构性矛盾必然导致现有社会结构重大变革的基本结论。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3, 12(10), 1928-1932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3 in Hans. https:///journal/acpphttps:///10.12677/acpp.2023.1210319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及其现代启示刘灿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收稿日期:2023年9月12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3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16日摘要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趋势,并且就城市功能发展的历史态势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着眼于城市建设而研究城市功能问题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们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理,将马克思恩格斯城市思想同我国城市建设实际相结合,努力使城市建设合理化、规范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城市建设The Urban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and Its Modern RevelationsCan Liu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anghaiReceived: Sep. 12th, 2023; accepted: Oct. 3rd, 2023; published: Oct. 16th, 2023AbstractThe city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arx and Engels revealed the general law and trend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put forward many profound insights on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urban function devel-opment, which is still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us to study urban function issues with an eye on urban construction today.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combine Marx and Engels’ urban thought with the reality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strive to rationalize and standardize urban construction.刘灿KeywordsMarxism, Urban Thought, Urban Construction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licenses/by/4.0/1. 引言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对城市进行系统研究,但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城市快速发展的时代。
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环境设计的启示摘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认为认识的发展过程是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回到实践如此循环往复向前发展的辩证过程。
实践的唯物主义要求对事物一定要从主体、人的实践方面来理解,寻找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点和关节点。
世界处于普遍联系之中,艺术作为马克思揭示的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之一,环境设计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可以通过对环境设计的认识联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之中加强对两者的理解。
关键词:环境设计;方法;马克思主义;平衡;一、对环境艺术设计的理解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门复杂的交叉学科,是指对于某一或一些主体的客观环境,以设计的手法进行整合创造的实用艺术。
环境设计包含的学科相当广泛,主要由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公共艺术设计、景观设计等内容组成。
它包括作为环境的主体的建筑设计及相关的室外环境和室内环境设计。
同时,各环境因素之间的协调关系和规划内容也属于这一范畴。
环境设计是个新概念。
大,涉及整个人居环境的系统规划;小,关注人们生活与工作的不同场所的营造。
设计一词可以理解为创造,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制造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设计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现代环境设计理论,把平衡社会利益、公众参与、信息交流和价值评估等概念引入设计中,对环境的视觉质量、“环境行为关系、环境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历史文化的延续和保护,使用者的特殊需求,环境生态平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环境设计在协调人与物、人与自然、物与物、物与自然的关系上,得到完美体现。
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认为认识的发展过程是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回到实践如此循环往复向前发展的辩证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人们正确解释社会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实现了革命性的伟大变革。
作为现代大学生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时不在指导着我们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央性飞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理论,它的核心观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原则。
然而,要将这些理论原则应用于中国这样特殊的国情,存在一定的挑战和困难。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和创新,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
这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进程取得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斗争阶段。
中国在20世纪初期,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双重压力。
此时,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急需一种思想武器,来指导他们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理论,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
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当时的欧洲工业化社会有所不同,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斗争中起到了关键的领导作用。
他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乡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道路。
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充分考虑了中国农村人口多、农民经济基础薄弱的特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建设任务和经济困难。
这就要求中国进一步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改革开放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决定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这一决策需要在保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动摇的同时,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需求。
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理论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这一概念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分配原则仍然有效。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形成了适应中国实际的经济体制改革路线。
唯物史观的城市逻辑:基础视域、核心问题与阐释边界桑明旭内容提要唯物史观的城市逻辑不是一种重新再造的理论,而是唯物史观关于一般社会形态的生产逻辑分析范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分析范式在现代城市社会的具体展现。
推动唯物史观城市逻辑的当代出场,既是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摆脱对唯物史观隐性教条主义理解的需要。
唯物史观的城市逻辑更加重视和关注空间问题,但其基础视域并不是国外城市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空间视域,而是对更加综合立体的城市资本的辩证批判视域。
城市资本不是各种资本的简单相加或拼凑组合,它在组织生产之前已经是一个整体。
“空间转向”的实质是资本主导形态的变迁,现代城市社会空间问题的凸显,根植于资本主导形态演变至城市资本阶段的价值增殖方式的调整。
基于此,唯物史观城市逻辑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指向对城市资本的特定属性及其运行方式的批判,另一方面指向城市资本批判基础上的现实的城市公共性建设$当前的理论阐释需要正确处理如下四组关系:“空间”“空间生产”与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关系,唯物史观的城市逻辑与生产逻辑、资本逻辑的关系,唯物史观城市逻辑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的关系,唯物史观城市逻辑的原初语境、当代语境与中国语境的关系。
在任何一组关系问题上越界都将脱离唯物史观的立场,因而它们构成了唯物史观城市逻辑的阐释边界。
关键词唯物史观城市逻辑基础视域核心问题阐释边界全球城市化和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城市社会的关注与研究$在西方理论界,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理论家们据此开启了“城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并以城市为总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升级”“改造”“重构”。
与之不同,我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切入现代城市社会,或者基于现代城市社会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阐释和展现的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城市逻辑。
唯物史观的城市逻辑不是一种完全重新再造的理论,而是唯物史观关于一般社会形态的生产逻辑分析范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分析范式在现代城市社会的具体展现。
关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思考黄德平,潘裕文(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摘 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层出不穷的城市问题掀起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判的浪潮,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将空间观念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中,这种创新性再思考的研究范式为我国研究城市和城市化开拓了崭新的视野。
重新回顾新马克思主义城市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城市发展、总结城市经验、规划城市空间、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美好生活。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城市观[DOI]10 13939/j cnki zgsc 2017 05 180 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有机体,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重要凝聚点。
人(尤其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并非一个孤立存在的抽象个体,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从而,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只有生活在共同体中,才能成全人的天性,[2]才能成全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的特性;而在一切共同体中,城市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体,对人的生存和生活至关重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人的日常生活的好坏。
由此,我们不可否认,城市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焦点,也是人们孜孜不倦进行探索的课题之一。
因此,研究城市———重新回顾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发展的理论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和摸索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
1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研究概况随着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面临层出不穷的“城市危机”,城市问题日益凸显,因此以列斐伏尔、卡斯特尔、哈维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致力于城市研究,尝试着用新的视角去考察城市化进程,其关注焦点集中在空间批判、“城市权利”等方面。
在城市空间批判方面,列斐伏尔指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知识的直接介入,“在空间中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从而“自然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伟大历史意义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
这股思潮在开始时没有自称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1955年,M.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G.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
在这以后,人们就广泛地用这个概念称呼这一思潮。
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异化制度的思想武器。
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起来,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见解。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有两种不同的趋向:①按照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②按照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逐渐不适应历史运动,并对非马克思主义获得的成就加以排斥,因而经常处在不理解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变化发展的经验的危险之中。
为了防止和克服这种危险,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由每一代来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
在“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方面,而指责、否定其另一个方面;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批评恩格斯和列宁阐述的某些原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一致强调借用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成就,它们或者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那里系统借用概念、术语和范畴,或者进而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混合物。
马克思现代城市思想及其启示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创立的唯物史观作了高度概括性的经典表述。
这种概括,从时间的视角看比较充分和适当,但从空间的视角看则显得过于抽象,从而给人造成了不关注人类历史发展空间表现形式的印象。
其实,如果我们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应用及发展过程,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历程的空间表现形式还是相当重视的,只不过受历史任务的制约,他对此问题的强调不太充分罢了。
在对历史发展空间问题的思索中,现代城市问题居于重要地位,而现代城市也就成为马克思现代空间理论的核心范畴之一。
一、现代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里我们首先需要解释马克思视野中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城市。
我们知道,马克思有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的思想,即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三大阶段。
在写于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1]107-108在这里,第一大社会形态指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第二大社会形态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大社会形态则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或者说后资本主义社会。
而我们又知道,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他视野中的现代社会。
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
”[2]在《资本论》第1卷1867年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还这样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3]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把现代社会等价于“现代文明”[4]425。
因此,以现代社会为中轴,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把马克思视野中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理解为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而与我们对马克思现代社会的界定相一致,这里所谓的现代城市,就是指现代社会中的城市。
在马克思看来,城市不仅古已有之,而且更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
在他看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4]162,而“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4]184。
显然,上面引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体现着马克思从分工入手考察城市之为城市的意蕴,也提示了我们马克思从城乡关系考察人类历史的视角。
应当说,这一视角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视角。
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
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5]408对于这一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望月清司早有过揭示[6]。
但马克思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进一步从分工的角度进入生产的角度,认为现代城市是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的,是现代生产特别是工商业生产在空间上集聚的产物。
他指出:“大工业应当首先创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业城市和廉价而便利的交通”[4]196;大工业“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5]194。
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现代城市本质上是体现现代生产本性的城市。
那么,现代生产的本性是什么呢?是建立在劳动者获得自由或者说劳动力成为商品以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基础之上的商品生产。
与此相应,现代城市就是由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市民和资本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组合。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城市与前现代城市的关系是复杂的,现代城市可能是在前现代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更多情况下是在现代生产的作用下在农村的某个地域新建起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有个说法:“如果说农奴逃往城市是城市制度的历史条件和前提之一,那么,这决不是发达的城市制度的条件,决不是它的现实的要素,而是城市制度的过去的前提,是城市制度形成时的前提,这些前提在城市制度存在时已被扬弃。
”[1]451在马克思那里,所谓发达的城市制度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现代城市制度。
马克思不仅认为现代城市与现代生产密不可分,而且进一步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乡村的城市化,就是城市主导农村的社会,而正是这一点,体现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异。
“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1]473-474。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4]185。
在上面的引文中,马克思从城乡的矛盾关系出发,认为在传统社会乡村占主导地位或者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到了现代社会则是城市占主导地位“,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4]194。
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乡村城市化,意味着一些乡村转变为城市,而决不是指所有的乡村都转变为城市,因为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意味着城市成为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中心,而乡村则处于边缘地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4]405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观点从现代城市的起源和所发挥作用的角度看,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还进一步认为,现代社会是由地域性社会走向各地域发生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性社会。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404。
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194。
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普遍交往的社会,在空间上突出表现为以城市为纽结或关节点的交往,这些纽结构成了普遍交往的骨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城市之间的交往成为了普遍交往的核心内容。
在马克思看来,城市之间交往的原因在于相互的需要和分工,而“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4]187。
概括地说,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城市作为现代生产的伴生物,它取得了对农村的主导权,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中心,并形成了现代社会发展骨架的城市网络。
二、现代城市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现代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标识,其发展是在结构性矛盾运动中体现出来的。
从马克思的视角看,至少以下五个方面是值得重视的。
一是城市与乡村的矛盾。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马克思认为城乡矛盾是一对贯穿人类文明史始终的矛盾,这对矛盾存在着城市还是乡村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但不存在一方消灭另一方的问题。
在城市化还没有完成的阶段,农村服务于城市、屈从于城市、部分农村城市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当城市化完成之后,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同样会体现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后面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也充分意识到了。
大家知道,《共产主义原理》一定程度上是《共产党宣言》的准备稿。
在这一文章中,恩格斯就提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用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将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制度变革,要通过“城乡融合”的办法解决“城乡之间的对立”[4]308问题。
大家还知道,《共产党宣言》的最初版本中关于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10项措施中第九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对立”这个概念不确切,可能造成思想混乱,所以在《共产党宣言》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把“对立”改作“差别”;而在1888年英文版中把上述第九条整个地加以改写,变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4]422。
这些事实都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城乡关系的演变趋势有一种宏观的把握。
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立论,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我们就可以把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分成传统乡村社会、现代城市社会和后现代的城乡融合的社会这样三个大的阶段。
二是城市与自然的矛盾。
在马克思那里,传统乡村社会、现代城市社会以及后现代的城乡融合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传统乡村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是自然界为主导的物质变换关系,现代城市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是现代城市社会为主导的物质变换关系,后现代城乡融合社会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协调的物质变换关系。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
”他还在同一个段落中指出:“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
”[5]579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还对后现代的城乡融合社会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作了论述,认为人们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
可以说,上述的设想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思想的具体化。
在1844年手稿中,他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8]在这里,“纯粹自发的状况”“对立发展的形态”“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这三种形态,体现着马克思从城乡关系视角看待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比较具体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