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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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关系
1.科学技术
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的计算机、通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企业的迅速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促进了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有力地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实践证明,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为人类提供了广播、电视、电影、录像、网络等传播思想文化的新手段,使精神文明建设有了新的载体。
同时,它对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破除迷信等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不断庞大,作为科学技术变化、发展最高理论概括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辨证法)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动的反作用日益凸显,现代科学技术日益社会化、体系化和复杂化都使得科学技术必须纳入到哲学的视域中考察,哲学也就自然对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以往的那种把哲学排斥到科学技术之外的观点应该得到更正。
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因历史时期而不同,从技术领先到科学领先发展,从技术与科学分离到科学与技术精密结合,现代科技的发展更加使科学的基础研究与技术的应用开发之间的时间缩短,尤其系统科学的诞生,导致了自动化、计算机、通讯技术从科技到产业化的迅速转化,而系统科学应用于生物医学又导致了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之间偶合,将迅速导致系统医学与系统生物工程的应用,从而导致个体化医学、转化医学与医疗工程化系统的生物医学与生物工业革命,使科学技术越来越凸显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生产力。
现代科技
高科技就像沟通现实与未来的使者,引导人们不断开拓发展的空间,走向的具有活力的新世界。
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当代科技革命在全球蓬勃兴起,标志着人类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历史性跨越。
信息技术包括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成像技术、显示技术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向数字化、高速化、网络化、集成化和智能化迅速发展。
它的高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引导着众多高新技术领域的变革,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科技创新画面。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社会。
正如马克思“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把今天和几千年前相比,我们是居高临下的;把今天和几百年前相比,我们是幸福舒适的;把今天和明天相比,未来是美好光明的。
以前人们穿的衣服,质量一般,面料单一,如今我们的衣服,风格多样,质量也很好,让我们的生活变的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以前我们的食物只能是离家比较近的的地方生产的,但是冷藏保鲜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可以吃到南方的水果也能吃到北方的蔬菜,还能品尝到国外的很多美味食品。
以前我们出门只有自行车,汽车,火车,现在我们有地铁,轻轨,磁悬浮列车,这为我们的出行节约了不少时间,也使得我们的时间得到了高效的利用。
以前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不高,现在随着新型装修装饰材料的研发,我们的居住环境更加美观和环保。
总之科技时时刻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科技不单单改变了我们的衣、食、住、行,更是改变了我们的各个方面,改变了我们农业的发展,医疗技术的革新,通讯技术的提高,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快捷、幸福。
科技对农业的影响非常之大,以前播种、灌溉、收割都是人工作业,效率低,成本高,产量也提不上去,但是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现代农业全部都是机械化操作,免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产量也是翻了几番;随着生物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品种得到改良,产量和成活率都大大提高。
可以说科技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科技的发展,很难想象中国怎样用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来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
科技使医疗技术迅猛发展,医疗环境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挽救了大量生命垂危的病人,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得到了提高,以前人们认为的绝症,现在都顺利的、成功的治疗了,现
在发达的医疗技术,不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医疗难题。
科技也使通讯技术得到了飞跃的提高,因为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就算是远隔万里,也能通过视频看见对方,从海角天涯变成了近在咫尺、视频聊天、鼠标一点尽知天下事。
科技改变了一切,大到一个国家,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它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使人们迈向更高的文明,我们应该感谢它,但是当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巨大好处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科技是一枚双刃剑。
人类在科技领域已经不止一次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欣喜之余,又经历了更大的不安甚至灾难。
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
现今社会,工业废物的排放、农业中农药、化肥的滥用,带来了危及地球生命和人类社会的“全球问题”。
除了全球性环境危害,我们还面临着一些细小的,难以发现的危害,如手机、电磁炉、微波炉等现在各种家用电器的辐射,汽车排放尾气对身体的危害,这其中又以手机表现的最为突出。
其次,人身安全越来越没保障.现在平均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犯罪行为发生.而其犯罪手段大多都与高新科技相关.科技发展使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霸权主义者利用现代科技武器入侵他国,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也远远不是以前可比的。
第三,人类素质大不如前.随着科技发展,气车,火车,飞机等各种交通工具的出现使人类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人类已经不再总是依赖自己的两条腿,因而现在的人类的身体素质和以前相比已经是不能相提并论.以前项羽"力拔山河气盖兮"在当今的社会已经是不可能再出现.而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则有可能使人的四肢萎缩,使人类出现一个新的形态.而且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用机器运转全面取代人的躯体活动,用电脑代替人脑工作,用各种人造物取代自然物,人类不断用“技术物”来超越自身,使人类从劳动的“苦役”中解放出来。
然而这种“技术化生存”在减轻人的负重之时也导致了人对技术和技术物的依赖,这种依赖性将无情地而又必然地上升为技术对人的控制,而人类受控的直接结果将是人类自由度的剧减。
当现代生物技术能够让人类完全可以创造生命时,它也把人类进化推向骚乱的边缘。
第四,生物技术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人们在开发利用生物技术时,
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安全问题。
正如目前广受关注的各类转基因活生物体环境释放后对生物多样性所构成的危害。
此外,基因工程药物、疫苗,转基因食品,基因治疗等都可能存在类似问题。
生物技术的误用以及生物技术的非道德应用也可能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体细胞克隆人的研究使是突出一例。
二是各种新兴病菌不断出现,很多病菌的杀伤力已经远远超过以前的病菌的破坏力。
这是由于医药科技的迅速发展加快了病毒的变种.以至于科技的发展速度已经跟不上病毒的变种速度.或许有一天人类会灭亡于某一场大的瘟疫。
二、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应对这就是现代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喜与忧,它们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同时又给人们带来了矛盾。
在这里,我要告诉所有的人们:“科技发展是为了更好的帮助人类的进步,帮助国家发展,不是为了帮助人们消磨时间。
同时我希望大家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把握分寸。
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它在给我们带来福利的同时,都蕴含着某种对人类构成巨大安全隐患的威胁。
科学发展的责任,不仅在于推动技术的进步,同时也在于限制这种技术的负面作用,防止这种技术被不恰当地使用,从而可能对人类产生危害。
2. 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原始社会、渔猎社会)→人类的行为的后果尚在纯自然的生态安全的范围之内,没有超出纯自然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循环再生的能力。
“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人类的行为的后果越出了纯自然的生态安全的范围之外,作为人类实践产物的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则缺乏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循环再生的机制与能力。
人工的自然界:人类实践的成果、实践手段所及从而被改变了的那一部分自然界。
包括人工自然物,人为现象和过程,以及受到人类实践活动影响的地球与空间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信息社会)→建立与健全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循环再生的机制与能力,将人类的行为的后果有效地控制在纯自然的生态安全范围之内;把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结合起来,从“地球村”的整体角度重建社会圈与生物圈-水圈-岩石圈-大气圈的平衡。
2.1 三种论调
一是“人类中心论”,即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是自然的中心、主宰、征服者、统治者的唯一主体,人对自然有着绝对的自由支配权利。
二是“自然论”,又称自然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即认为人与自然没有区别,根本否认人的中心地位、忽视人的利益和创造力,主张以生态为中心、一切顺应自然、自然与人有同样的地位和权利。
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认为人类在其与自然共存的生产活动中,应该反映自然生态规律、社会经济规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应该考虑其他物种的利益,应该尊重、保护、合理利用自然,实现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和谐、“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工业革命以后的二百多年是人类的激奋时期。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突变性发展,使人类过于自信,虽然生产发展速度较快,然而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尖锐。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从全世界角度讲,人类更为成熟了,开始比较冷静地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于是保护环境的思想、和平发展的思想,与自然共生的新意识产生了。
应当指出的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人作为主动的一方,加强对这一关系探讨和研究,自觉地、主动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接合点,有着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2.2 四个方向
人类探索存在的自然界的三个方向分别是:
(1)向宏观层次方向发展:我们研究“分子-生物大分子-细胞-生物个体-种群-人类社会” ;
(2)向宇观层次发展,我们研究“行星-恒星-星系-星系团-总星系,黑洞的形成,类星体和暗物质……”;
(3)向微观层次发展,我们研究“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夸克-……”;
(4)向非线性和复杂性方向发展,我们研究各种物质形态、层次、结构和功能以及信息的相互关系。
2.3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自然科学的发展说明,在自然界中物质结构的层次系统,并不是单一的直线序列,而是错综复杂,多种多样的,如此形成一个系统。
系统由若干要素组成。
系统的要素之间存在着特定关系,形成特定的结构(数量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相互作用结构)。
系统的结构使它成为一个有特定功能的整体。
功能是在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
只有那些由于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并且形成新的属性突现的联系,才能构成系统。
客观地说,人类的出现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当代人类能够自觉地调整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自然又一进化的表现。
因此,人类毫无例外地应当服从于统一的物质世界的整体规律。
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有利于人类更加清醒客观地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自然的对立物;只有善待自然,才能与之和谐共处。
在认识根源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人们对于有可能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生存环境的行为缺乏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对于自身行为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缺乏科学的分析和预见,因此,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目的之间往往不一致,而且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的多。
”
在阶级根源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贪婪和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只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和高额利润,而置其行为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后果于不顾,因而加剧了对自然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
“一个一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
“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2.3.1 我国境况
自然环境脆弱
我国大部分地区自然环境脆弱,西部地区尤为明显。
西北地区有土缺水,西南地区有水缺土,部分地区水土皆缺,适于动植物生长的水、土、热等条件恶劣。
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山高谷深、地形破碎、降雨丰沛、平原零星分布、山大坡陡,土壤保土保水能力差,侵蚀切割强烈、水土流失严重,“缺地、缺水、缺肥”问题尤为突出。
在黄土高原区,生态系统脆弱,土壤结构疏松,降雨集中且强度高,植被稀疏,水土流失异常严重。
黄土高原土体结构松散,地形支离破碎、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水土流失严重。
在西北干旱区、气候干旱、降水稀少,自然植被退化、土地荒漠化、土壤盐渍化、沙尘暴灾害性天气等生态环境退化恶化现象不断加剧。
在青藏高寒区,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气候高寒,植被和土壤形成发育过程缓慢,草地严重退化、沙化和盐碱化。
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
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不合理、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护、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使生态恶化的范围扩大,程度加重,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等问题突出,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
集中表现为:一是森林质量下降,草地退化,湿地萎缩,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
近十几年来,中国森林覆盖率虽然逐年增加,但同期有林地单位面积蓄积量却在下降;生态功能较好的近熟林、成熟林、过熟林不足 30%。
中国九成的草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土地发展年速度由八十年代中期的 2100 平方公里发展至九十年代末的3436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大。
目前,淮河水资源利用率为六成,辽河六成五,黄河六成二,海河高达九成,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三成至四成的水资源利用警界线。
华北地区因地下水超采而形成了约 3-5 万平方公里的漏斗区。
初步统计,中国累计丧失滨海湿地面积约 219 万公顷,占滨海湿地总面积的 50%,江河断流、湖泊萎缩现象加剧,水生态环境仍在恶化。
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两倍,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
中国污水灌溉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中东部地区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占污灌面积的 20%。
全国畜禽养殖污染物的产生量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两倍多,农业面源污染成为中国的污染大户。
2000 年,16 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市场的监测表明,农药总检出率为 20%-60%,总超标率为 20%-45%。
三是有害外来物种入侵频繁,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生物资源破坏形势不容乐观。
据不完全统计,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达 200 余种,全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都有外来物种入侵。
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 740 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占 189 种。
中国野生水稻、大豆等遗传资源保护不力,七成以上的野生稻已被破坏。
仅美国从中国引进植物资源已达 932 个种 20140 份,大豆资源就有40452份,其中一半以上未经中国政府批准。
生态功能继续衰退,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自然生态系统防沙治沙功能减弱,沙尘暴危害严重。
水源涵养功能退化,黄河上游 1990 至 1996 年来水量比此前 34年平均流量减少了 22.7%。
洪水蓄调
功能下降,1998 年,长江洪水灾害造成下游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345 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国水灾损失的 52%。
五是复合性环境污染加剧。
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了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的态势。
在某些区域已出现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也使我们频频遭到报复,仅 1998 年以来,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涝灾害,渤海大面积赤潮、黄河提前断流,以及内蒙古地区的沙尘暴、北京的土雨,无不是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带来的恶果。
生态污染严重,环境质量降低,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双重挑战:既要使经济高速增长,又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但是,我国目前的环境形势相当严峻,城市污染仍在加剧,并向农村蔓延,生态破坏的范围在继续扩大,随着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
据国家环保局资料,在全国 600 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 l%,污染严重的城市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标准近 10 倍。
本溪、兰州一度成为“卫星看不见的城市”。
我国酸雨发生区占整个国土的 30%,频率高达 70-80%。
此外,目前全国 532 条河流有 426 条严重污染。
由于化学工业发展,大量化肥、农药广泛使用,地下水也遭到了污染,加之用氯气杀菌,二次供水管道、水池年久失修,其中有大量的重金属离子如铁、猛、汞、铅、铝等,这些有害物质仅仅靠烧开水,是解决不了的。
据《工商时报》报道,全国大约有 80%的人在饮用二次污染水。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 80%的疾病与水有关。
著名医学博士林秀光说:“每天饮用的水是造成疾病的原因,不改变水质的话,人类会因水而死亡。
”由上述可以看出水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大气污染还导致我国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有证据表明,在我国 11 个大城市中,燃煤产生的烟尘和细颗粒物每年使 5 万多人死亡,40 万人感染上慢性支气管炎。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导致癌症、畸形的发病率提高和生殖能力下降。
随着工业的发展,人类生产的化学品越来越多,导致大量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排放到环境中,成为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隐形杀手”。
目前,一类具有持久性、生物富集性和毒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和内分泌干扰素(Eds)在我国某些地区的环境介质中常
有检出。
例如,在珠江三角洲一些城市的大气中,挥发性毒害有机物(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的浓度已大大超过一些发达国家水平;在我国个别城市的奶粉、牛奶甚至母乳中已检出高含量二噶英类化合物。
它们主要来源于城市、医院废弃物的燃烧过程、热处理过程、工业化学品加工过程等。
近年来,在森林火灾、有机垃圾燃烧等过程中都发现它们的存在。
2.3.2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涵。
和谐是指系统中各要素、各部分之间配合得匀称和得当。
一个生态系统,无论是在全球、地区,还是局部区域,都是复杂的生物群落与所处的环境(包括水、大气、土、岩石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对稳定又有自我组织功能的一个系统。
所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指以人为本,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与协调。
自然不一定需要依存于人类,但人类必须依存于自然。
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体的生命活动始终遵循自然规律。
在自然界的长期演化中,人类形成了超越其他物种的智能,并建立起极其复杂而严密的社会组织体系。
虽然人类同其他生物和无生命的物质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特别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是人类本身是自然长期进化的结果,而且始终同自然之间保持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
没有人类,自然照样存在,即自然不依存于人类;但是人类只有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才能生存,即人类始终依存于自然。
2.4 解决方法
第一,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树立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瑞典、芬兰、挪威等北欧国家的执政当局最早呼吁从全球高度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问题。
1972年瑞典执政当局主动承办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并在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呼吁“人类业已到了必须在全世界一致行动,共同对环境问题采取更审慎处理的历史转折点”。
2003年,在许多国家执政的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在《圣保罗宣言》中提出了“新的发展观”,认为环境问题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同等重要,主张把生态、经济和社会结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