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

2、一篇诈文：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 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纽约大学的量 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在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 [美]艾伦.索卡尔（A· Sokal）在《社会文本》上 发表了题为《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 式的解释学》的文章原来是一篇诈文。
在《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 解释学》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 识性的科学错误，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 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是5位主编都没有 发现这些错误，也没有能识别索卡尔在编辑们 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 的“联系”，经主编们一致通过后文章被发表， 引起了知识界的一场轰动。这就是著名的“索 卡尔事件”。
所谓本质观，是“深入地辩证地看问 题”。“‘万变不离其宗’的‘宗’，就是 本质。这体现着‘道通为一’，即“在最深 的层次上，却是统一的”，“本质是相同 的”。 如《论语.尧曰》中的“允执其中” 就是要实事求是把握其度，不要不及，更不 要过，否则，物极必反。如自然界的“生态 食物链”一断，就有可能发生生态危机。如 “守弱居柔”，当年，朱元璋采纳“广积粮， 缓称王”策略，终于最后称王。还有，蜂巢 如此精巧美丽，符合能量最低原理和美学原 理。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由于受高考升 学率的驱动，在中学阶段过早实行文理分 家，让学生接受偏科的教育；到大学又过 早陷入狭窄的专业。高等教育也是如此。 1997年4月，在北京召开几所重点高校的 教学工作研讨会上，杨叔子院士讲了中国 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他总结为“5重5 轻 ”，即：“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 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 归根结底重功利轻素质。”
这一事件表明当代社会存在着后现代主义 的反科学思潮。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 后现代主义向科学领域中的渗透，在知识界出 现了对科学技术的价值持怀疑倾向的相对主义 观点。以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一直扮演着的反 对蒙昧主义、崇尚理性的角色形象开始模糊。 索卡尔说过，他写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 是要把科学从相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 “索卡尔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一场席卷 全球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由 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 卫士；另一方则是后现代思想家结成的联盟。 世界众多著名媒体的参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
今天，这些弊端并未除去，很多大学生 缺乏深刻的自我认识、社会责任感和与人交往 的基本能力。理工科学生埋首自己的专业研究， 而文科也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渐渐成为理科成绩 不好学生的避难所。长此以往，不仅难以培养 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也难以培养出学贯中西 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家。
面对国内科学与人文严重疏离的现实， 首都师大丁邦平教授认为“从国际看，新 的科学观是当前科学教育改革的核心问 题。...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的本质是什 么？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发达国家科学教育 改革的理论基石。科学教育改革首先要更 新科学观。”
三、杨叔子人文科学观的个性特征
有人说，我们中国缺少萨顿，但不能说 没有萨顿式的人物。我认为，杨叔子院士就 是中国的萨顿，而且他们在好多方面是相似 的。例如，杨叔子和萨顿都是文理兼通的大 家，他们在世界大战时都有过背井离乡的经 历，而且他们在有过科学研究的经历之后， 都非常重视科学的人文教育。因此，杨叔子 人文科学观与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一样都具 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杨叔子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高 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原华中科技 大学校长，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倡导 在全国高校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提倡科 学人文融合的“绿色教育”，在国内外产生强 烈反响。 杨先生的人文讲座之所以能刮起一场场 “人文风暴”，“绿色教育”观之所以能引起 共鸣，其精神之源是他的人文主义的科学观。 这次讲座的目的就是通过解读杨叔子院士人文 科学观，深入理解杨叔子院士科学人文相融教 育思想精神内涵，能对义务教育物理教学改革 有所启示。
1、杨叔子先生经历新旧两个社会，尤 其有过抗日战争时期逃难的经历，深切体验 了一个民族落后挨打教训，以及新旧两个社 会两重天的感觉。 2、杨叔子先生从小读私塾，有比较扎 实的传统文化的功底与积淀，尽管他后来学 了理工科，但传统人文文化对他学习科学文 化和科学观形成的熏陶与影响是深刻的。
1996年1月9日，应成功大学邀请，杨叔 子院士随团赴台参加“海峡两岸高等教育现 况学术研讨会”。 1月11日抵台南，蒙主人 盛情相待，有感，杨叔子院士即席填了一首 《浪淘沙》的词： 峡浪接云天，逝水流年，悲欢离合几多 篇？本是根生同一处，梦也团圆！ 举酒醉华筵，情意绵绵，心心相印永相 连。要领风骚新世纪，愿我黄炎。
20世纪50年代，英国科学家斯诺第一次明 确提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概念。人文文化阵 营是以文学家、艺术家为代表，文化阵营是以 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为代表。两大阵营 由于缺乏理解产生了很深的鸿沟。斯诺认为， 科学共同体集中体现了科学文化的特征，属于 共同体的科学家们彼此之间尽管也有许多互不 理解之处，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具有共同的价 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其约 束力甚至比宗教、政治和阶级的模式更强。
一、人文科学观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先从一场演讲和一篇 诈文谈起。 1、一场演讲： [英]查尔斯· 帕希· 斯诺 （C· P· Snow）1959年剑桥大学讲演《两种文 化及再谈两种文化》。他首次提出现代社会存 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 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分离对于我们个人、对于 我们大家说来都是损失，而对于我们社会来说 更具有潜在的危害。
新近出版的《萨顿科学史丛书》，在 上海书展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近日，该 书主编之一、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在 有关演讲中发出“中国需要一千个萨顿” 的呼喊，的确令人忧虑、耐人深思。
二、杨叔子的人文科学观 中国不仅需要有自己的萨顿，更需要 有自己的科学观。怎样确立我们自己的科 学观？对此，杨叔子院士做了有益的探索。 杨叔子从中华文化哲理中所凝练的科 学观，主要体现在整体观、变化观与本质 观这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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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价值观的“变质”，不仅导致科学与人文分 裂日益加深，造成现代社会陷入了人口爆炸、资源破 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空前的困境，而且随着人 文关怀的远去，人终于变成了极端自负、无所不能的 神物；对自然、对异族横加掠夺、压迫，造成了人与 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极度紧张，人最终也被异化了。 如果，科学技术的进步最终导致这种局面，那么，人 类文明的进步就是一句空话，甚至人类之间会产生更 大的相互残杀，或者人类会遭受自然的毁灭性的打击， 人类文明有可能毁于一旦。所以，怎么看待科学，怎 么使用技术？或者说用怎样的科学观来维护世界和平， 来促进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确是我们应严肃考虑 的重大问题。
所渭整体观，“是全局地有联系地看 问题”。“中华文化哲理一大精华就是讲 整体、讲全局、讲“天人合一”、讲“四 海一家”、讲“古今一体”。客观世界是 一个整体，主观世界是一个整体，主、客 观世界也是一个整体。人与人、个人与集 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是一体的”。 例如，都江堰工程就集防洪、灌溉及排沙 等功能于一体，造福成都平原几千年，人 称“天府之国”。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 古老的都江堰工程经受了考验，除解放后 的加固工程表面有裂纹外，原来的主体工 程没有任何损坏。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由于近代科学 革命诞生于西方，而且长期以来中华民族 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尽 管受到左的路线干扰，但是，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促进生产力发展，提升综合国力， 还是一条主线。在这条主线的影响下，我 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还是盲目崇拜的成 分多一些，理性思考的成分少一些。尤其 是在教育界导致了文轻理重、文理分离的 现象发生。
杨叔子在《道法自然：科学家和哲学 家眼中的<老子>》的演讲中谈到，“东方 的直觉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实证科学所得出 的结论殊途同归。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中 国先哲们的智慧。了解我们源头文化，不 仅使我们认识到祖先的伟大，深深地挚爱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与优秀的民族文化， 而且与现代相结合，与科学相结合，更可 使我们对世界的本源有一个更加正确的认 识，使我们在攀登科学高峰时有一个更为 正确的思维”。我想，这段话是对杨叔子 人文科学观的最好诠释。
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 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它活动的多种 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 他主张既要重视科学的物质价值，更应重视科 学的精神价值。他认为，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 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 到解决。于是，他提出了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 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的思想 集中反映在他的名著《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 之中，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至今还在激励着当 代的人们。
整体观、变化观与本质观这三者又是 紧密相联而不可分割的。我国东汉时提出 的“‘易’含有‘简易，变易，不易’三 义，就体现了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 在《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 的演讲中，杨叔子还将中华文化哲理所蕴 涵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上升到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度来加以阐发， 并说明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以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 不息”为内容的“爱国主义”。杨叔子的 科学观也由此打下了坚实的中国人文精神、 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
3、“两种文化” 形成与分离的社会文化背 景。 从古希腊开创人文和科学两种哲学传统， 到文艺复兴时期兴起世俗人文主义；从近代科 学革命的爆发，到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科学 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扮演角色越来越重要，而人 文则黯然退居次要位置。人们从崇拜科学技术 进而出现唯我独尊的科学主义，刚刚从古希腊 文化中找回的人文精神又迅速远去。科学与人 文分裂对立的负面效应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就 已显现。对此，科学史之父萨顿指出，这是 “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很快，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更大悲剧就验证了萨顿的“预 言”。
所谓变化观．是“长远地发展地看问 题。中华文化哲理精华之一就是承‘变’。 《易》的‘易’，实质就是‘变’”，正 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而且，这种变 化是“动态的或运动的而非静止的，是变 化的或发展的而非停顿的，是有机的或相 互作用的而非僵死的”。《易经》就是讲 “变化”的经典。其中“太极生两仪，两 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表明了我们祖先 利用阴阳创造万物的基本思想与过程。 《易经》八卦生成跟二进制原理如此一致， 也跟数据结构中的“二叉树”（Binary Tree）的原理和过程完全相同。
杨叔子科学观的主要观点还有：“科 学求真，立世之基；人文求善，为人之 本”。它回答了科学是什么，人文是什么 的问题。“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 文，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和 “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技，一打就垮； 没有民族文化，不打自垮”。解决了科学 与人文的辩证关系以及科学、人文与民族 自立与发展的关系。
“人文思维是原创性思维的主要源泉。 没有人文思维，就没有原创性”。回答了 人文思维与原创性思维的关系。杨叔子指 出，中国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是以形象思 维（灵感思维）为基础，而后上升为理性。 当代一些原创性成果，就是受到中国文化 哲理的启示而诞生的。
还有，“人性的开发与培育，主要靠人 文教育；灵性的开发与培育，既要靠科学教 育，也要靠人文教育”；“绿色教育是科学 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其思想与观念的核 心就是素质教育”。这是杨叔子在人文科学 观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与人文交融的绿色 教育观，对科学教育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这次国培计划的实施，体现了全新的教师 教育的指导思想。它以教师的自身完善和个性 解放为最高目的，强调人的科学素养和人文修 养的辩证统一，重视和加强以本学科为中心的 文化拓展，实现教师教育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的融合，培养出基础教育改革所需要的、能 领悟教育生命意义、能开发实施科学教育和人 文教育相融合的新课程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