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本文把当代自然主义分为三派：以奎因、吉尔和撒加德为代表的科学自然主义。
由于他们把认识论问题还原为科学问题，看作是科学的一部分，用科学替代哲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认识论的地位。
以劳丹为代表的规范自然主义把认识论同价值论联系在一起，把自然主义伦理学融入到科学哲学之中，描述性和规范性也融合在一起。
第三派认为认识论不但要自然化，还应该社会化、历史化。
该派着眼于认识的社会文化性，认为不但要研究个体的认识，还应着重研究群体的社会认识。
代表人物是瓦托夫斯基、富勒以及唐斯等人。
本文试图对各派观点加以评析。
【关键词】自然主义/认识论【正文】自然主义（naturalism）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它贯穿于欧洲哲学发展的全过程。
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把自然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萌芽时期；十七——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自然主义以及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
本文拟就当代的自然主义进行考查。
一、科学派的自然主义1.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在科学哲学中最早明确倡导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当推奎因。
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动机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不满。
我们知道，所谓传统的认识论主要是指经验论的认识论和唯理论的认识论。
在奎因看来，传统的经验论有两个教条：一是所谓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问题；按照奎因的观点，如果全部科学（包括数字、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它们只是沿着边缘与经验相接触，那么分析——综合命题便没有了明显的界限，因此，认识论问题便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了。
这是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起点。
二是所谓的还原论教条。
奎因认为，休谟欲将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为感觉印象是不成功的，因为关于存在的全称陈述以及关于将来事件的陈述是不能用感觉印象来确定的。
因此后来人们转向用语境定义（contextual definition ）和集合论来使知识还原。
如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等都企图将普遍科学语言翻译成逻辑的语言，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告诉我们，即使有自洽的公理，也不能涵盖整个逻辑系统。
因此，传统的经验论走入了误区。
对传统的唯理论的挑战则更为严重。
唯理论者追求一种内在完备的理性的逻辑建构，以作为知识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动摇了。
因为，人们已认识到，用以建构的那种元逻辑和元标准根本找不到，前提性知识无法建构。
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哥德尔定理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逻辑建构的内在缺陷。
所以不可能为科学知识建构一个可靠的逻辑基础。
[1]由以上分析可知，奎因的自然主义的一个来源是整体论（holism）；另一个来源是非再生的实在论（unregenerate realism），这种实在论所表现的是“除了科学内部可以商量的、不确定的事物之外，毫无惶惑之感的自然科学家的坚定状态”[2]。
这种非再生的实在论的目的是建立科学主义（scientism），而整体论提出的目的则是放弃第一哲学，即传统的认识论。
这两者的结合使奎因认为应该放弃合理重构，从而诉诸于心理学，把认识论看作是对认识的实际进行过程的记录，因此认识论者成了科学地探究人类知识获取的经验心理学家，“认识论的地位仅仅降低为心理学（因此，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
（［1］，p. 74）可见，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认为，传统的认识论虽然受到挑战，但在新的澄清的意义上认识论还存在，不过此时它已经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了。
它和传统认识论的一个明显区别便是我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经验心理学。
这实质上就是把科学认识论降级到自然科学内部，从而取消了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代之以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因此我们称以他为代表的一派观点为科学派的自然主义。
奎因的观点可参见陈波的文章（《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4.）。
在八十年代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不休之时，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引发了不同的自然主义流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r.n.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吉尔提出工具化认识论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主义失败了。
例如，莱欣巴赫不是在逻辑中而是在实际行为规则中寻找方法论基础，哈金（hacking）论证说，这些规则序列是随机的，从而也就不知道其是否合理。
而卡尔纳普则在方法论上采取归纳逻辑的计划，他的观点也受到严厉的批判。
继卡尔纳普等人之后，拉卡托斯和劳丹提出了元方法论。
吉尔认为元方法论不能为反对相对主义提供有力的辩护，因为劳丹的策略实际上是直觉主义的元方法论，它是以判断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直觉知识的合理性为起点的，因此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解明策略而不是辩护，合理性问题因而被抹杀了。
可见，元方法论也困难重重。
波普尔将其方法论建立在否定后件推理的简单规则之上，而拉卡托斯（katos）已经证明，若遵循波普尔的规则，会将一切理论证伪。
如果假定应排斥被证伪的理论，那么一切理论都应被排斥，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综上吉尔认为，想从事寻找基础的工作是不可行的，应该放弃方法论基础主义而选择自然主义。
“对任何科学来讲，都不存在哲学的基础，也不存在探讨科学的理论深度的哲学方法，存在的仅是科学方法本身”。
[3]第二个原因是虽然库恩、汉森、奎因和坎贝尔（campbell.d.t）等人使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计算科学成为自然化认识论的基础，但是在吉尔看来，这些学科尚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
第三个原因是从六十年代起，认知科学开始出现并且对哲学的内容和方法，以及语言哲学、心理哲学和认识论产生了影响，进而也开始影响到科学哲学。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哲学家开始把认知科学作为对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所做的哲学研究的一种手段。
吉尔正是其中的一位。
为把这种研究手段推向深入，1988年以后，他又把认知科学分为三束：①人工智能，②认知心理学，③认知神经科学。
其中每一束都为科学哲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提供了模型。
这样，吉尔自认为已经完成了把科学哲学建立在认知科学基础之上的任务。
这也正是他的工具化认识论（即自然化科学哲学）的核心所在。
即“理论是通过一种包括个体判断和社会关联两者的自然过程而被接受（或放弃）的，并不涉及什么理论选择的合理性原则”。
（［3］，p.7）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不需要定义合理性，因为“理论选择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它从真正的行为者在其实际科学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选择开始”，[4]“对我来说，存在的唯一一种合理性便是为达到已知目的而去运用经验确认策略的工具”。
[5]可见，吉尔把合理性看作是工具性的，因而也就无需对其进行定义。
因而我们称他的观点为工具的认识论。
伊弗朗（n.j.efron）和费池（m.fisch）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批评吉尔。
他们认为，吉尔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合理性问题。
吉尔在判断模型的相对优势时过分强调其自然的模型技巧，过分强调自然的直观推理（uatural heuristics），而对刻画科学活动的模型、发现错误以及模型化的系统尝试等的反省却不够重视。
因此，“科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这一方面——即创造性的、思辨性的、反应性，简言之即说明的合理性方面——在吉尔的研究中完全被忽视了。
”这样看来，吉尔对科学的说明像其它自然主义者的观点一样，确切地讲排除了关于科学的很重要的且最需要解释的方面。
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吉尔放弃了合理性，才使他的理论的解释性价值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由于合理性对科学的探究来说是基本的，因此“吉尔的众多洞察和深刻的分析的结合并没有象他所说的那样能真正地解释科学”。
[6] 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观点总结如下：一方面，科学不单单是纯形式的模型建构过程，它还有非逻辑的因素，后者恰被吉尔忽视了；另一方面，吉尔应该为自己的自然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然而他却放弃合理性，从而也就无法为自己辩护。
总之，吉尔的工具的认识论本质上与奎因的观点一样都诉诸科学以解决认识论问题。
他们或者把认识论看作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或用认知科学研究认识论。
二者都使认识论问题“实证”化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认识论问题。
不过，与奎因相比，吉尔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从而上承分析哲学的方法论余绪，而更靠拢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
他以工具为出发点，试图使自然主义有解决描述和解释两方面的认识论问题的能力。
但是吉尔忽视了科学认识的文化学方面，这一点伊弗朗是对的。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库恩、汉森以来，对科学认识的社会研究（即科学的社会认识论）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科学的非逻辑方面也得到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从这一点上说，吉尔在自然主义诸流派代表人物中，受传统分析哲学的影响似乎较深，而同人文主义和价值论最为疏远。
3.撒加德、丘奇兰德、西蒙等人的计算化认识论如果说奎因、吉尔等人的自然化科学哲学的观点仍然有相当浓厚的抽象理论特色的话，那么，撒加德的思想则试图实际地把认识论实证化。
在《计算的科学哲学》一书前言中他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用一种解题和归纳的计算机程序来解释计算的观念同关于科学理论的发现、评价以及应用等的关联”。
[7]可见，撒加德试图在计算机的框架内解释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其观点如下：a.理论是在计算机系统中的复杂资料结构；它们存在于由规则、概念以及解题所构成的高度组织的集合之中；b.解释和解题是由规则、概念以及解答等作为中介的计算机程序；c.理论的发现和评价是在解释和解题的语境（context ）中引出的子程序；d.理论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产生于发现程序，并且与其它概念有关联；e.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理论活动和实验活动都是基本的，二者不可偏颇；f.科学应如何研究，关于科学如何运行的描述性研究可以作出根本性的贡献。
（p.189）撒加德认为这个科学理论性质的计算性说明是较全面的。
他对pi系统充满信心，认为它能解决认识论的许多问题（如规范和描述之间的关系）。
但是后来他发现pi系统至少有两点不足。
一是，现时的模型不能解释问题如何出现，因为pi要求的是给出问题；另一个不足涉及到pi中观察信息的来源，因为许多科学问题产生于观察和实验，而pi对新观察和实验的来源没有发言权。
（［7］，pp.175—176，）由于pi系统有局限性，所以撒加德近来又发展了他的观点。
他从注重科学自身转向也注重科学的社会性，并给出一种新的模型，“该模型从布散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 artificial intellegence.dai ）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共同体”。
[8]亦即对科学的、心理的以及社会因素给出一种综合的看法，实际上这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模型。
因为此前有一种方法论个体主义学说认为，所有解释社会现象和个体现象的尝试肯定只涉及有关个体的事实，据此可知，社会解释能够而且最终会被还原为心理学解释。
不管这种学说是否成立，撒加德认为，把科学看作布散式计算的系统并非是以该学说为先决条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