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违法的成本与收益分析by chaoyung最近，新闻媒体报道河北邯郸成安县要求农民收割自家地里的玉米时必须办秸杆放倒证，当地政府规定，没有这个证件的农户属于“违规作业”，将按“影响农机统一作业”论处，有农民未遵照规定即遭到工作人员的打骂。
村民们虽然还是以传统方式收割玉米，但心里都不踏实，害怕日后会受到政府处罚。
新闻一出举国哗然，如此离谱的事情竟然出现在已经喊了十年“依法治国”的一个国家（从1997年十五大到2007年十七大刚好十年），不能不让人们对政府感到失望，对法治丧失信心。
众所周知“法治”的核心在于控制国家公权力，而这十年的法治进程对公权力的控制，政府却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决心和采取必要的行动，这从国家各级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情况以及由于违法受到追究与处罚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
现代国家已经步入行政国家阶段，行政权力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行政权的失控，会导致公众生活、社会运作的失序，社会上随处可见的“潜规则”即是行政权失控的一个后果和表现。
同样，成安县的做法也是行政权失控的一种后果，但这决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它代表了整个中国行政执法尤其是基层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的现状。
成安县的做法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都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然而为什么作为一个时刻宣称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敢于做出如此违法行政决定，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本人看来，行政违法泛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违法行政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失衡。
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基于自己的私利，力图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
同样，一个政治组织也是如此，他在政治活动中所采取的都是经过他仔细衡量能够为他带来最大收益的行动。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活动同样会出于私利的考虑而采取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来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当违法行政会对其自身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的时候，行政机关及其官员会因为成本增大成本大于收益而严格遵守法律保留的要求；而当行政违法并不会导致其自身不利后果甚至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时候，行政机关和官员就会无视法律保留的要求无视法律的规定，做出违法的但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行为。
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在很多情况下行政违法的成本远远小于其收益。
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官员任命机制的弊端、处罚机制的不力以及政绩评价机制的非科学性，使得行政官员们更乐于脱离于法律约束之外来使用自己的权力，充分发挥手中的权力在创造个人利益方面的价值。
首先，从监督机制方面而言，我国的法律构建起了庞大的权力监督体制，包括：人大监督、司法机关监督、行政监督、纪检委（党组织）的监督、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监督、以及普通公众的监督，单从类别上来看不可谓不全面，然而如此全面庞大的监督体制在实际中却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成了摆设。
由于我国人大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准行政化”，使得人大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依附于政府的，人大代表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官员，还有一大部分是与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各行各业的“精英”，真正的普通公众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在人大中很难与另外两类代表所抗衡，使得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成为了一句空话。
对于司法机关监督而言，我国的司法机关由于其自身的财权、人事权都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因此很难摆脱行政机关的影响而实现真正的独立，由于行政权的独大，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尤其是地方最高官员的监督是无能为力的。
行政监督体制在现实中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行政监督机构监察部门本身就是地方政府的一部分，要受地方政府的领导，在没有相应保障其人员和机构独立性的机制的情况下，行政监督也是不可能发挥作用的。
就党委和纪检委的监督而言，党委书记兼任地方最高行政首长的制度安排使得这一监督方式也不能有效监督政府官员尤其地方行政首长。
新闻媒体的监督因为我国新闻业的官方背景以及过于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得这一“第四权力”的监督力量很难发挥。
普通公众的监督尽管在理论上来说是最为根本的，但由于人大制度的弱化和异化以及普通公众信息来源的缺乏和表达渠道的不畅，再加上下面要谈到的官员任命制度等原因，使得普通公众对政府权力的滥用，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尽管十分痛恨但却无能为力。
其次，从官员任命机制来看，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因此党组织握有组织权，行政官员的任命都必须通过党委的提名，然后经过人大表决才能完成。
这种制度保证了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在实践中，一旦一个地方的党委出现了腐败，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地方官员任命体制的彻底变质，完全偏离制度本身所设计的保证官员政治方向和能力的初衷。
媒体所暴露出来的“买官卖官”案件就是这种制度非正常运作的后果。
再次，从责任追究处罚机制的不力来看，由于上面提到的监督机制与任命机制的问题，所以，行政机关和官员的行政违法行为很难进入责任追究和处罚的进程。
大量的行政违法都通过曝光、批评等一些无关痛痒的处理方式加以解决，而法律责任的追究、政治责任的承担以及组织责任的落实都通通被搁置一边。
近几年国家审计署每年都会对一些部委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每次都会发现大量的违法情况，但却仅仅只是曝光了事，没有官员因为这些违法行为受到追究。
这就是责任追究机制运作不力而导致的。
最后，从官员政绩评价标准来看，从改革开放开始，对于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都是以GDP的增长为最主要的标准，除此之外，还包括城市建设、道路里程与级别等可以量化的，看得见的指标，对于普通公众的利益和感受这些很难评判的东西很少考虑。
正是因为这种非科学化的政绩评价标准，所以各地官员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招商引资，进行旧城改造，修建一条条道路，建设一幢幢气派的办公大楼。
为了完成这些工作，或者不惜牺牲普通公众的生存权（城管野蛮执法已经惹得全国民怨沸腾，以旧城改造为借口的野蛮拆迁也在全国屡见不鲜），或者将招商的指标分配到每个公务员，如果完不成即降职甚至撤职，或者将原本平坦的马路重新铺设，甚至修建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豪华办公大楼，并美其名曰为招商引资，建设投资环境。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行政违法行为的成本远远小于其收益，而合法的行政行为却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收益，甚至会出现负收益（某些实干型的官员尽管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会由于缺乏看得见的成绩，而不被征用甚至弃用）各行政官员们也就乐于脱离于法律之外使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了。
行政违法成本与收益的失衡导致了行政违法的泛滥，而要想杜绝消灭违法行政，则必须使这种失衡的成本与收益关系恢复过来，增大行政违法成本同时减少行政违法的收益，这需要从监督机制、任命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及政绩评价机制各个方面同时动手，而这种转变的速度与程度就要看社会的要求和政府考量之间的博弈了。
①②③④⑤政治行动委员会中支出最高的组织的排名排名捐助者民主党共和党1 美国州县市雇员联盟98 12 房地产经纪人协会50 493 全国教育联合会86 134 美国审判律师协会89 105 通讯工人协会98 16 服务业雇员国际联盟88 117 国际电力工人协会96 38 工匠和木匠联盟68 319 卡车司机工会85 1310 美国医学会28 7113 劳工联合会86 1317 高盛集团50 4920 花旗集团48 5021 美国联合快递公司29 70 25 全国步枪协会13 8636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31 6737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39 60 41 摩根斯坦利34 65 45 通用电气公司46 53 50 钢铁工人联合会97 2201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有望超过美国(2011-02-07 12:18:14)转载标签：杂谈宝隆昌分类：兴趣爱好杜振辉快乐营销体验式管理培训品牌中国十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3.2万亿美元，欧盟为美国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美欧贸易为975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欧盟货物和贸易出口4680亿美元,占美出口总额的21%,位居前五位的出口国分别为英国、德国、荷兰、法国和比利时。
如果中美能保持长期稳定的政治信任关系，美国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有望达到7500亿美元；2020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有望超过美欧双边贸易总额，中国将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
一、2010年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增长速度快于欧盟、美国、日本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２９７２７．６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４．７％，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
目前欧盟、美国、日本仍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０年与中国贸易额分别增长３１．８％、２９．２％和３０．２％。
同期，与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快速增长，进出口额分别增长37.5%、42.4%、46.5%、47.5%和43.1%。
统计显示，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地。
二、2010年中国在全球的主要贸易伙伴排名1、中国—欧盟：2010年，中欧双边贸易总值4797亿美元，增长31.8%。
中国继续保持欧洲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市场的地位。
2、中国—美国：2010年双边贸易额为3853.4亿美元，其中中国自美国进口额为1020.3亿美元，对美国出口2823.1亿美元；201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近3万亿美元，顺差总额仅为1831亿美元，其中对美顺差达1813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顺差的99%是与美国贸易中产生的，除对美外，中国贸易顺差几近为零。
3、中国—日本：2010年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2978亿美元，增长30.2%。
4、中国—东盟：2010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29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
其中，中国自东盟进口1545.6亿美元，增长44.8%；对东盟出口1382.2亿美元，增长30.1%。
2011年东盟有望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5、中国大陆——香港：2019年中国内地与香港贸易额达2305.8亿美元,同比上升31.8%｡其中,内地对香港出口2183.2亿美元,同比上升31.3%；内地自香港进口为122.6亿美元,同比上升40.9%｡6、中国——韩国：2010年中韩两国的贸易规模首次突破了2000亿美元。
中韩贸易过去平均的年增长率在25%以上，目前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速度，预计在2015年中韩的双边贸易能够超过3000亿美元。
7、中国大陆——台湾：2010年中国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1453.7亿美元，同比增长36.9%，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296.8亿美元，同比增长44.8%；自台湾进口为1156.9亿美元，同比增长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