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汉代的实施情况

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2）'\xa0\xa0\xa0二（一）《二年律令》的出土首先解决了这样一个历史疑案，即战国秦汉时期是否存在过关于土地占有的制度。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据此，商鞅变法时似建立了一套田宅占有制度，对不同爵秩等级的人占有田宅的数量进行了制度上的限制。

汉代文献中也常能见到“田宅逾制”的说法，[1]\xa0汉代的许多政论家还多次为政府献言，提倡“限民名田”，[2]\xa0汉哀帝时甚至公布过限民名田宅的法令，[3]\xa0这些史实似乎提示汉代存在过关于田宅占有的制度，而且它应该与商鞅变法确立的以“爵秩等级”“名田宅”的制度有渊源关系，确切地说是这一制度的延续。

但是，杜佑在《通典·食货·田制上》却说：“（鞅）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4]\xa0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所引吴氏语也持这种说法：“井田受之于公，毋得鬻卖，故王制曰：田里不鬻。

秦开阡陌，遂得买卖。

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

”马端临也同意这一说法：“秦废井田之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后遂舍地而税人。

”[5]\xa0因此，关于商鞅变法以后特别是西汉王朝建立以后，是否存在田宅名有制度遂成了一桩历史疑案。

一些学者基于战国秦汉时期豪强权贵大量占有土地的事实，赞同杜佑和马端临的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根本不存在对土地占有的限制，汉代政论家关于限民名田的主张只是以井田制为蓝本的乌托邦式的空泛议论，哀帝和王莽的限田努力也因此遭受失败。

[6]\xa0另外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看法，他们鉴于睡虎地秦简中有“受田”的简文，[7]\xa0主张秦统一前实行土地国有制，国家对土地的占有实行限制。

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8]\xa0后，土地私有制确立，才放开对土地占有的控制。

2017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述评2017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在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上使该领域研究水平较上年有所提高，但也存在某些问题重复研究，研究视野狭窄等情况。

兹分述如下。

总体性论述抑商问题始终是先秦秦汉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

齐秀生认为，抑商政策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表现出一贯性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是抑商政策的形成阶段，秦汉时期是定型阶段，而魏晋以降则是抑商政策的推行阶段①。

袁林认为中国古代作为经济政策的“抑商”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国营商业。

中国古代“抑商”政策对交换环节影响甚小，而对分配环节作用较大。

②周春生等强调，2000多年来在如何处理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问题上，人们的主导思想与政府政策经历了从农本工商末、农本俱利，到重本轻末、禁末，再到三者皆本、并重的二次重大转变。

③柳思维认为夏商至春秋时期，中国并未产生明显的轻商思想。

战国时期轻商思想开始形成。

轻商思想在中国的长期延续与自然经济的根深蒂固和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直接相关④。

魏明孔指出中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七个特点：家庭副业手工业一直比较活跃、官府手工业自始至终相当发达、集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前店后坊模式比较普遍、合伙制具有近代企业的某些特征、民间手工业生产者有土地投资偏好、工匠身份变化比较大、工匠技术的传授主要通过父子相承或兄弟相承⑤。

小农经济研究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关注。

程念祺认为，从战国到秦汉，中国小农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低投入和低产出。

在其后的中国经济史上，由于高额的租税剥削，低投入的情况甚至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经济史上“枣”与“桑”的并称，反映出粮食替代品生产对维持农民生活的重要性。

正是这种重要性，导致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种种的制度安排。

研究中国经济史而忽视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过高地估计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以及过高地估计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水平⑥。

张翔迅认为古代农业财税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解决纳税不均和逃税等问题。

张家山汉简律令所见葬俗制度及其在汉魏时期的演进摘要:张家山汉简律令分别规范了葬期、赏赐敛衣与棺椁诸项葬俗制度。

其中在“归宁”律法与《置后律》的双重约束下,葬期与继承制度相互制约,反映了汉初重视葬制从速的同时,适当关照了“致忧之义”。

在《赐律》中,敛衣与棺椁的赏赐具有明显的等级区别,这是汉初身份等级制在葬制中的集中体现。

汉魏时期,葬期的法律规范与葬具等级制的形成及其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魏时期薄葬与厚葬的并存。

与此同时,葬制与礼俗的调整与革新也构成了葬制相关律令存续或废止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张家山汉简;律令;葬期;殓衣;棺椁学术界对于汉晋葬俗制度由薄葬到厚葬,再到薄葬的风气演变基本达成共识,同时也充分关注到这一时期薄葬与厚葬并存的现象①。

在汉魏葬俗研究中,法律资料增补了礼制和墓葬考古所不具备的内容,尤其是张家山汉简中的五则律令对于探讨汉魏丧俗的演进颇具启发意义,分别阐释如下。

一、葬期之法《后汉书·陈宠列传》记载:安帝时,陈忠曾上疏言“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

“宁告之科”谓何,史书有缺。

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则律文可增补之。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女子甲通奸”案,简180—181:“律曰:诸有县官事,而父母若妻死者,归宁卅日;大父母、同产十五日。

”②《二年律令·置后律》简377:“父母及妻不幸死者已葬卅日,子、同产、大父母、父母之同产十五日之官。

”③在汉代,“宁”指“处家持丧服”④,“归宁”则是法律术语,特指官府准许有事县官者归家为父母、妻、祖父母或同产服丧。

根据简文,为父母与妻服丧与入葬后向官府上报亡故者的期限相同,都是30日;为祖父母与同产服丧与入葬后上报的期限一致,并且子、父母同产入葬后上报的时限也一样,定为15日。

也就是说,在法律意义上,有事县官者必须在归宁期限内治丧。

以上二则律令均出自汉初法律文献,其法律效力毋庸置疑。

在此规范下,葬制与继承制度相互关联,同时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范畴。

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对张家山汉简的初步研究【内容提要】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为基础材料，全面研究了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

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军功赐田和授田制度及其田税征收方式。

授田以名籍为准，数量依然是每夫一顷，军功爵者则依次增加，但级差复杂；明确规定二百四十步为亩，土地一经授予即归私有，可以在法定的范围内买卖、赠予、世袭。

以授田为基础，西汉继续实行定额田税制度，并更具有时代特点：明确规定按顷计算、按户征收；改实物税制为实物、货币并举而以货币为主的制度。

这既促进了汉初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个体农民的破产。

过去对汉代土地、田税制度的诸多争议因此解决。

【关键词】汉简/授田制/土地私有化/田税制度/小农命运【正文】授田制度是战国通例，而以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最为典型。

统一之后，秦始皇整齐制度，把六国的授田制度统一于秦制之下，云梦秦简《田律》的“入顷刍稿，以其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云云，就是秦统一以后的通制（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页。

）。

这“授田之数”就是指授予农民的土地数。

农民从官府领取土地之后，无论种与不种、收成如何，都要按照每顷刍三石、稿二石的标准缴纳刍、稿。

从法权的角度看，这是土地国有制。

董仲舒：“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注：《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7页。

），系过秦之词，而非自商鞅以来就实行土地私有制。

这已是学界的共识，无须赘言。

（注：参见吴荣曾《战国授田制研究》，《思想战线》1989年第3期；杜绍顺《关于秦代土地所有制的几个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李瑞兰《战国时代国家授田制的由来、特征及作用》，《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林甘泉、童超《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4～94、102～118页；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60页。

专题研究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 张家山汉简与秦简比较研究之一张金光提要:!二年律令∀中的土地制度,是普遍授田制度的延续,应以土地国有制标识其土地性质。

#名田∃性质具有不确定性,亦非制度,不宜用以表述其时土地制度的整体属性;中国私有地权从国有地权中衍生而出,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便是土地私有权制度的确立。

通过普遍授田制对国有地权的层层分割,以及份地使用权和占有权的长期凝固化,最终完成于汉文帝废止普遍授田制之时。

关键词:秦简二年律令普遍授田制名田!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年律令∀载有大量授田律文,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自先秦以来普遍授田制的第一个最为详备的法律文本。

然而,这个授田法律文本,与传统国家普遍授田制却有很大距离,可以说是普遍授田制的新版本。

正唯其如此,才为我们研究先秦秦汉间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转型,即由土地国有制、国有权,向私有制、私有权过渡的具体历史进程,不仅首次提供了较为详细而可靠的法律文献资料,更重要的则是为之提供了一个新的比较角度和坐标体系。

一传统国家普遍授田制的延续(一)!二年律令∀中土地制度的国有权性质!二年律令∀中所见土地制度的性质及其土地资源配置和运作方式,只能用土地国有制及国家授田制概念来表达,使用其他概念,诸如#名田宅∃制、#赐田∃制等,似乎不足以确切反映其土地制度的本质属性。

!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年律令 户律∀简310 313载: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褭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

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

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户]%田予之。

其已前为户而毋田本文为国家规划项目#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研究∃(04BZS025)阶段成果之一。

张家山汉简研究综述作者：刘宁来源：《现代企业文化·理论版》2008年第07期【摘要】近年来，张家山汉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文章将史学界近年来对张家山汉简的研究作一个归纳性的综述，从官制、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傅役制度、户籍问题、货币制度六个方面入手，较为全面地展示张家山汉简的丰富内容，同时也深入挖掘了张家山汉简的珍贵历史价值。

【关键词】官制；土地；税收；傅役；户籍；货币【中图分类号】 K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145（2008）11-0081-02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了竹简2787枚，其中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引书》、《算术书》、《盖庐》、《历谱》、《遣策》等8种古文献资料。

这批珍贵的资料内容十分丰富，涵盖面宽，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

尤其是竹简中《二年律令》部分，它是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全部律令的总称，共有竹简527枚，占该墓出土竹简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它包含27种律和1种令，共28种，内容涉及到汉律的主要方面。

《二年律令》的出土，使散佚两千余年的汉律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其史料价值的确是不可估量，可以称之为研究西汉前期社会制度的一把钥匙。

2001年11月，《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正式出版，由此在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新的研究热潮。

下面就将近年来学术界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简要分析与归纳。

一、官制官制中的爵制研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因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保存了大量二十等爵制方面的资料，且大多为传世文献所示载。

其中，朱绍侯先生的四篇系列研究力作引人注目，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他认为西汉初年军功爵曾划分为侯级爵、卿级爵、大夫级爵、小爵四大等级；指出“名田宅”并非西汉通制，而是吕后当政时为适应其政治需要而制定的具体政策，培植了大批军功地主，形成汉初军功地主掌权的局面；通过分析官爵对比、军功爵制下的妇女待遇等问题，以及爵位的后子继承问题，说明吕后时期军功爵制还被人们所重视。

简牍所见秦名田制蠡测［内容提要］不论是井田制还是名田制，都是根据一定的身份等级占有田宅。

周爵以世卿世禄为原则，秦爵以食有劳而禄有功为原则。

与此相应，井田制下的禄田可以为同一家族世代享用，因而相对稳定；名田制下的田宅，由于爵位的降等继承而有较大的流动性。

名田制尽管没有公田与私田的划分，但劳役地租仍然以“庶子”及“人貉”的形式残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汉代才为雇佣劳动和租佃制所取代。

汉名田制与秦名田制虽有很大不同，然而，其以户为单位并以爵位为基础的田宅等级标准，就基本原则而言，与秦名田制却是一脉相承的。

［关键词］井田制名田制爵制The Ming-tian System of Qin Period in the Bamboo DocumentsYU Zhen-bo(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China)Abstract: The ming-tian system is similar to the square-fields system in possessing farmland and curtilag e according to one’s title. Under the square-fields system， the farmland as salary was stable and could run in the family because the aristocratic titles were hereditary. On the contrary， under the ming-tian system， the farmland andcurtilage were not stable because the titles must be awarded to those who had contribution or achievement， and would be demoted when the titles were inherited. The farmland under the ming-tian system was not pided into public farmland and private farmland， but the land tax paid by means of forced labor in the name of shuzi and renhe remain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was not replaced by wage labor and tenancy until Han Dynasty. Despite many differences， the principle of the ming-tian system， such as regarding each family as a unit and basing on the system of aristocratic titles， ca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from Qin Period to Han Dynasty.Key words: the square-fields system; the ming-tian system; the system of aristocratic titles.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在秦国实行名田制，然而，对于这一制度在秦国和秦朝的具体情况，我们所知尚少。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含部分注释）【说明】《二年律令》共有竹简526枚，简长31厘米。

简文含27种律和1种令。

律、令之名均与律、令正文分开另简抄写。

《二年律令》是全部律令的总称。

简文中有优待吕宣王及其亲属的法律条文，吕宣王是吕后于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赠与其父的谥号，与《二年律令》共存的历谱所记载最后年号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故推断《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施行的法律。

○每条律令的开头□缺若干字□缺一字* 无法打出的字体■原有的律令篇名p 表示该条位于文物出版社所出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的页码文字中及各条之后的数字，表示第几号简■二年律令⑴1背⑴《二年律令》，书题，写在首简的背面。

同墓所出的历谱是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间的；简文中有优待吕宣王及其亲属的法律条文，吕宣王是吕后之父的谥号，始用于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故《二年律令》的“二年”应是吕后二年。

贼律○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⑴成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1要（腰）斩。

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其坐谋反者，能偏（徧）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

2⑴乘，《汉书·高帝纪》“坚守乘城”注：“乘，守也，谓上城而守也。

”按：据图版，简1所见“同产，《后汉书·明帝纪》注：‘同产，同母史弟也。

’”可备一说。

我们认为，西汉时期之“同产”亦指同父所生兄弟，《汉书·孔光传》：“绥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无继嗣，至亲有同产弟中山孝王及同产弟子定陶王在。

”明确把中山孝王刘兴与定陶恭王刘康稻作汉成帝的同产弟，但他们是同父异母所生，《汉书·宣元六王传》：“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传昭仪生定陶恭王康，冯昭仪生中山孝兴。

”故西汉早期之“同产”，不可排除其包括同父异母兄弟的可能。

“其坐谋反者”句之“坐”字，整理小组注：“坐，连从。

”我们认为此字亦可解释为坐罪。

2006年第6期(总第185期)学术论坛ACADEM IC FORUMNO.6,2006(Cumulatively NO.185)张家山汉简与汉代户赋制度新探朱德贵[摘 要]根据新刊布的张家山汉简相关材料考证,汉代户赋的征收并非人头税按户征收,也不是始终按照 每户每年出户赋二百钱征收。

其实,在汉初户赋是按爵位分等级来征收,其后随着爵制的泛滥,逐渐为以訾征赋的标准所取代。

[关键词]汉代;户赋;以訾征赋[作者简介]朱德贵,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哲学博士后,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6-0151-03一、问题的提出先秦时期常征性的户税已经出现。

!国语∀晋语#记载: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

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

此则材料载明,晋国大臣赵筒子曾派他的家臣尹锋到晋阳去按户征税。

又如!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 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

这里的 宥孤寡,杜预注云: 宽其赋税,孔颖达疏: 孤子寡母,宽其赋税。

由此可见,这里所 宽的 赋税,当系户口税,因为它不仅仅限于成人,而且及于孤儿。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 左司马沈尹戍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而还。

杜预注: 在都邑之士有复除者。

有的学者因之认为:复除指免除其徭役与赋税,则一般都邑之士原来也是要缴纳口税的,这是正确的。

但同时又认为:楚人所征户税,其中也包含着口税,故可合称为户口税[1](P134-135)。

实际上,楚国此时所谓户口税,是指以户为征税单位的税目[2]。

那么,秦汉户赋征收的具体情况如何呢?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争论不已,主要有如下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有学者认为,整个两汉从未发现有什么户赋的实施[3];其二,汉代存在户赋,但是它只不过是征收方式的改变即人头税按户征收[4]。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注释尹宏兵声明：本注释体例系参照杨建《〈津关令〉注释》，以下说明全文引自《〈津关令〉注释》，仅依据本文内容作相关修改。

[说明]：1、注释仅收录《二年律令·田律》部分竹简释文，以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的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二年律令·田律》释文与注释（称“原释文”或“原注释”）为底本和参考。

2、简文中原有的墨点、钩识及重文符号原释文并未尽数标示，此次注释对照原简图版一一补出，并以“mg”表示墨点，以“cw”表示重文符号，以“gs”表示钩识。

3、注释中，简文字迹模糊无法辨识用“□”表示，每字一格，根据文意推测拟补字以其字外加方框表示；竹简残断用“…”表示。

其它所用符号一般袭用原释文，如：通假字、假借字、异体字随释文写在“（）”内；简文脱字在“［］”内补足；简文错字以“〈〉”表示；不确定释文在其后用“（？）”表示等。

４、简文后的数字编号为原释文编订，本篇注释未對原释文简序作调整，简序编号一仍其旧，惟改用阿拉伯数字。

每条律令的大意也在按语中简述。

5、需要出注的字、词、句，在其句末右上角用“【】”号内排列序码表示，尽量引用相近时期的历史文献和秦律资料，以相对应。

原释文重复的字句一般只在首次出现时注释，遇一词多意时，不排除再次出注。

原释文句读有变化的，在相关注释中简要说明，不单独出注。

田律田不可田者，勿行；当受田者欲受，许之。

239入顷芻稾，顷入芻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

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

收入240芻稾，县各度一岁用芻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芻稾。

芻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

241（166）芻稾节贵於律，以入芻稾时平贾（价）入钱。

242县道已豤（垦）田，上其数二千石官，以户数婴之，毋出五月望。

243田不可豤（垦）而欲归，毋受偿者，许之。

244盗侵巷術、谷巷、树巷及豤（垦）食之，罚金二两。

汉代农民的土地占有状况与其地权丧失后之流向黄今言【摘要】农民的地权问题,从它产生到逐渐完善,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其田亩占有量,战国时期通常为“一户百亩”(小亩),汉时乃出现从一户百亩到几十亩(大亩)不等的情况.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汉代地权的转移方式,既有土地买卖,也有依仗权势的超经济强制.丧失地权后的农民流向很广,他们除了在租佃制下成为佃农外,还有许多人外出为“庸”,且为庸的范围涉及农业、矿冶、工商、运输等多个领域,明显体现出劳动力商品化.【期刊名称】《社会科学》【年(卷),期】2015(000)012【总页数】11页(P149-159)【关键词】汉代;农民私有土地;地权转移;农民流向;劳动力商品化【作者】黄今言【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江西南昌33002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34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自来为学界所重视，研究成果丰硕①这方面成果很多，主要有: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一书中有关“土地制度”系列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40页;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于琨奇:《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黄山书社1991年版;赵丽生:《试论两汉的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文史哲》1985年第5期;李根蟠:《春秋战国时期农民份地的私有化与地主经济的形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杨生民:《汉代土地所有制两重性诸问题试探》，《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张金光:《试论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金光:《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等等。

但与农民地权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农民私有土地的形成、发展，土地占有状况及其地权丧失后的流向等，以往缺乏专文集中讨论，有些方面认识也不尽一致，确乎仍有探讨的必要。

《中国通史》纪录片第十七集解说词：秦国崛起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来成为强者。

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是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

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

公元前九世纪末，嬴姓族长非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

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丰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

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

此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

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使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因为当时秦国的地处西陲、落后，立国时间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两个多世纪，和西戎杂居在一块，所以中原这个国家盟会的时候，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认为秦国这个是野蛮落后的国家。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骞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的将西戎的使臣由余招至麾下，大败西戎。

然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

从张家山汉律看汉初国家授田制度的几个特点
汉初国家授田制度，即“五行制”，是汉朝时期实行的授田制度，其最初出现在《张家山汉律》中。

下文将结合《张家山汉律》中对此制度的记载，来阐述汉初国家授田制度的几个特点。

首先，《张家山汉律》提及，汉朝时期，大家族、一座老宅共用于田亩，而小家族只有一户百分之三十的田亩，其剩余的土地则归汉朝所有。

从此可见，汉初国家授田制度实行了人数比例分配的原则，以此来保证家族的公平。

其次，汉初国家授田制度给了贫穷公民厚重的膜拜，宣扬着财富分配的公正和由“天”来损坏穷苦民众的享乐。

比如，《张家山汉律》提及，境内不足者无田不犯，以家财补足，量将伤贫愈者有田亩以补赔之，且队夫皆曰：“天之公闲也，安抚百
姓之授田制度也”，从此可见汉初国家让弱者并不受剥削。

此外，汇合制度也极具特色，例如《张家山汉律》规定：万姓传物按步月令、定年之届，比律奇非，曷循之希，是乃汇合制度。

其中，南宋尚高主义学者章光祖把汇合制度定型为“绳形”，指出比律、奇非、汇合并称，其目的是为了方便广大百姓领取多余的土地。

最后，汉初国家授田制度逐步实现了天下百家百宅老宅共用而建筑自至，能够毋须贵乡出行，实现了乡老百宅巨室共用、归宿只一处的规定，使番地有序整齐，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推动文化的发展变革。

总的来说，汉初国家授田制度以公平公正的精神弥行到现今，它实现了公平分配，照顾到弱势群体，推广汇合制度、全面开发有序的耕地，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实现了民调宝地百姓共同生活的圆满。

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内容提要】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考察战国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形态——以爵位名田宅制。

这套制度在商鞅变法时确立，并作为大体的土地制度为其后的秦帝国和西汉王朝所继承。

它的大体内容是：以爵位划分占有田宅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名有田宅，田宅能够有条件地继承、转让和生意。

国家通过爵位减级继承制操纵田宅长期积聚在少部份人手中，并使手中不断有收回的土地，它和罚没田宅和户绝田宅一路组成国家授田宅的来源。

文帝以后由于国家再也不为土地占有立限，使这套制度名存实亡，“名田制”仅仅作为土地记录的手腕而存在。

名田宅制的厘清，不仅使长期困扰学界的诸多问题得以解决，而且也向已往的历史熟悉提出挑战。

【关键词】名田宅二十等爵授田咱们目前关于战国秦汉土地制度形态的熟悉和构架，专门大程度上是成立在假设、演绎和推理之上的，历史提供给咱们的材料如此之少，咱们乃至难以把握它的核心骨干，更遑论一个完整的框架和进展脉络。

史学界对战国秦汉土地制度形态熟悉的长期不合正源于此。

这种情形下新的材料专门是第一手材料的显现，关于此项研究和研究者来讲意义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1983年出土的张家山汉简正是具有此种价值的新材料。

在2001年刊布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1]中有大量关于土地制度的法令，据挖掘者和释读者推测，此“二年”系吕后二年（前186）。

如此大规模的完整的西汉初期土地制度法令的出土，不仅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使咱们对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形态有了更深切具体的了解；而且也给咱们的熟悉带来了庞大冲击，咱们由此发觉由于教条地、生搬硬套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史学界关于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存在着某些误区，咱们需要在充分研究中国历史实际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和重构。

这些宝贵的资料也将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增加点，借助于它所提供的材料和视角，咱们能够从头凝视更长历史时段的土地制度形态和进展轨迹，而咱们对土地制度熟悉的推动也必将推动咱们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熟悉。

汉初限田制和田税征收方式对张家山汉简再研究李恒全(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210097)内容提要: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之受田宅律文,其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系统的复员人员,而非全国人民,是∀法以有功劳行田宅#精神的具体体现;∀授田#授予前属于国有,授予后即归被授者私有。

∀授田#现象在历代王朝基本上都有过,有的是土地国有制,有的则是土地私有制。

汉代国家一方面承认民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同时对土地的转让、买卖和继承予以一定的限制,其方法是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限额,因此,汉代土地制度是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限田制。

刍稿税与田税是不同的税种。

张家山汉简 算数书!的大量材料证明,汉初田税是以亩为单位,按实有亩数计征,这与刍稿税按顷计征截然不同。

关键词:汉代 土地私有制 田税 张家山汉简一、汉初土地制度是限田制传统观点认为,秦∀使黔首自实田#令颁布,标志着土地私有制在法律上的确立。

近年来,随着张家山汉简的发表,学术界多认为汉初继续实行商鞅变法以来的土地制度,即国有制形式的授田制。

∃此种观点有两点基本认识:1、授田对象是全体人民;2、授田是国有性质,被授予者对授田没有私有权。

这可以说是对传统观点的颠覆。

但汉初继续实行战国授田制形式土地制度的结论却有诸多值得疑问的地方,如我们是根据什么理由确定授田对象是全体人民的呢?被授予者对授毋没有私有权,但授田却是可以继承、转让和买卖的,这种矛盾又如何解释呢?因此,笔者认为,对汉初土地制度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张家山汉简反映的军功授田二年律令!受田宅律文并没有昭示律文具体的实施对象,然而研究者一般认为其实施对象是全体人民。

这大概是认为汉初军队中不存在庶民、司寇、隐官等群体。

那么,汉初军队是否存在庶人、司寇、隐官呢?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把张家山 二年律令!受田宅律文摘录如下: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简310)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二十五顷,公乘二十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简311)更四顷,簪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