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宪政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09英本3班在人文社科话语体系中，宪政指涉的是一种关于国家权力良性运作的政治思想、状态或者过程，追求一些崇高的价值。
我们在研究这一课题时，面临二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一是宪政发源于西方，二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目的是为中国宪政建设——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宪政——提供理论支持。
首先，什么是宪政呢？毛泽东在1940年对宪政做出了精辟而深刻的解释，说宪政就是：“民主政治”。
作为“民主政治”的“宪政”，具体而言，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一定的阶级领导进行革命，以期获得一定的“民主事实”而先于宪法存在的。
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虽然各国宪政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情况由于各国的具体社会条件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也使得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
但是总体上却都是在封建制度或者奴隶制度阻碍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条件下由代表少数有产者民主和利益的资产阶级领导以获得作为少部分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为目的而开始的。
先以英国为例，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资本主义宪政制度也最早在英国出现。
当历史的时针还在17世纪时，英国资本主义即已经很快成长，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从贵族中分裂出来形成新贵族阶层。
当时的封建制度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严重阻碍，英王查里一世的倒行逆施让广大人民和实际已为资产阶级的新贵族阶层强烈不满。
新贵族阶层代表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查里一世的高压和搜刮又为新贵族反抗提供了强大的民众支持。
正是在英国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在广大英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英国的资本主义宪政才冲破层层封建羁绊，获取一个又一个的战果的。
由此可见，英国宪政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同盟，反抗封建制度，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了它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再如美国，卖国的前身是隶属英国统治的北美洲13个殖民地。
18世纪初英属北美殖民地经济很大发展的前提下，以欧洲移民为主体，拥有约300万人口的美利坚民族同步形成。
与此同时，北美殖民地人民同英殖民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而新兴北美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日益成长和强大。
他们在人民支持下，展开了和英殖民统治者的斗争。
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打响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宪政革命运动开始了。
正是这场代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政革命运动——美国独立战争，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美利坚合众国，并成就了后来对美国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都至关重要的两部宪法文献——《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
再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以我们中国为例。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历史的国家，“宪政”意为“民主政治”，它是和“专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古代中国是封建君主、封建贵族和地主对农民施行专政的国家，严密而完善的封建等级制度形成了如宝塔般的制度体系，处于塔底的是广大中国农民。
这样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古代中国要滋生“民主”的意识进而形成“宪政”并产生宪法是不可能的；也决定了后来中国宪政产生的复杂背景和曲折过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使得中国的社会条件、阶级条件更为复杂。
清政府在觉醒的民族资产阶级促动下被迫宣布实行“新政”，又推出“预备立宪”，试图通过“宪政”的允诺最终实现“皇位永固”。
清末预备立宪只是一场骗局，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但是它却给长期处于封建等级制度桎梏下的国人以深刻的民主宪政启蒙教育，在中国催生了新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开创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吹响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号角，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利益。
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和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取得了旧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
但是，由此就论定真正意义的中国宪政制度已经开始了是不科学的。
因为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固有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以及当时复杂的社会状况，没有能力领导人民战胜本国的反动势力，亦没有能力领导人民战胜本国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也就不可能使中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以资本主义宪政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也决定了在中国更加不可能适合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
中国的宪政运动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而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时期。
尤其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更确切地说，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掀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改组共产党，开始北伐，开始走向救国救民，争取全中国贫苦人民的解放和民主那一天起，真正意义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广大人民头顶上的大山，于1949年建立了代表大多数人民主的、真正人民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并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历程。
社会主义宪政运动从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保障下有了更快更好的发展，尤其是文革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道路。
直至今天，中国的宪政仍然在向前健康有序地发展之中。
由此可见，当一个国家的民主革命打响时，这个国家的宪政就开始了，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
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根本性质的区别：即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目的指向的是建立代表少数有产者利益和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争取的是作为少数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事实；而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革命则以解放所有的广大贫苦人民群众最终建立真正人民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绝大多数群众的平等和民主为目的的，争取的是作为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民主事实。
而不在于时间上的先后差别。
即他们都是在掀起民主革命的那一天起，开始了本国的宪政历程的，虽然它们所代表的民主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建立实质宪政，宪政与宪法关系密切，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实施的结果。
宪法与法治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在人类历史上，法治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原则和制度要求，但主要体现为一种价值追求。
宪法作为体现和塑造一国客观价值秩序的首要文件，引导着一国法治的主要价值追求。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在于坚持法的权威至上。
在现代国家中，宪法统帅着一国的法律体系，如果放任宪法被践踏而得不到遵守，法的统治将沦为空谈。
从这个意义上讲，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法治首先是宪治，宪政是法治的必然结果。
一个国家奉行什幺样的法治理念，践行什幺样的法治模式，就有什幺样的宪政实践。
宪政主要关注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并通过一序列制度构架来限制政治权力的行使。
宪政将这一价值追求诉诸于法律的统治，宪法则担当起总体制度构架的重任，如1787年美国宪法通篇只规定国家权力。
自法治在西方国家确立以来，体现在制度层面和实践维度的宪政便同时出现，法治建设的历程也是宪政建设的历史。
与法治的历史流变相关，宪政也经历了从追求形式正义到追求实质正义的阶段性变化。
但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时序上，形式法治是西方法治的第一站，随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转向垄断经济，法律工具导向的形式法治转向了价值导向的实质法治。
但是，实质法治并没有代替形式法治，形式法治还是法治的主体，实质法治只是在形式法治的框架内对之加以补充和修正。
“在现代民族国家，只要利益导向的市场经济、科层制的官僚政治和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形式法治就会继续成为主导型法治形式，实质法治只能处于一种补偏救弊的地位。
”同样，与形式法治相适应的形式宪政在当代民族国家居于主导地位，而建立一个完全的实质宪政尚待时日。
在我们看来，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建立实质宪政。
事实上，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很早就看到了形式宪政的局限和弊端，他们从现代化的高度剖析了形式宪政的弊端，为社会主义超越形式宪政建立实质宪政开出了一副革命性的良方妙药。
马克思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一部分的形式宪政有其光辉的一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资产阶级高度的赞扬：“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他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他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行行色色的封建羁绊。
”但马克思认为现代性并非是和谐的整体，矛盾、二律背反贯穿其中。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具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
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穷的根源……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形式宪政向实质宪政转向的根本动因在于经济的发展。
前者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后者则以社会市场经济为支撑。
当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的干预，社会市场经济一统天下时，实质宪政却并没有随之取代形式宪政，其根源就在于私有制。
卢梭在论述不平等的起源时就揭露出不平等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出现的唯一基础上；他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一种灾祸。
马克思同样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经济根底，因此他号召说：“哲学家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认为只有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实质宪政的实现创造经济和政治上的条件。
社会主义实践也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将为实质宪政的实现提供先决条件。
这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为经济上的平等提供了前提。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是生产条件（既包括他所耕种的土地，也包括他用来劳动的工具）的非所有者”，“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表现为劳动者不能占有他自己的产品”，这种状况仅仅“是法律上的合理存在，而不是经济上的合理存在”。
这种“法律上的合理存在”必将导致形式宪政的出现，而作为经济上的不合理存在，则必然阻止形式宪政向实质宪政的转化。
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狭隘性，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
“如果土地所有权归人民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基础，使劳动条件变成一个独立于工人之外并同工人相对立的力量的基础，就不再存在了。
”这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将使资产阶级失去剥削的工具，为经济上的平等创造条件，进而为形式宪政向实质宪政的转变扫清了障碍另外，社会主义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民主制度，使人民的意志在法律中得以体现。
从奴隶社会始，国家权力经历了从所有权与行使权合一到逐渐分离、国家权力所有者从单个主体到多数主体乃至属于全体国民的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国家权力同时向社会成员权利转化和回归，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在宪法中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公民享有种种政治权利。
在现代国家，要保证主权属于人民，只能建立某种形式的代议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