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1947天津之行

1948年“金圆券风潮”及其他（一）1948年7月29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台湾省财政厅长兼美援会联络人严静波（家淦）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

这一行人从南京乘专机至杭州，再经由京杭国道，到武康县（今德清县）三桥阜，换乘肩舆上山。

从三桥阜到山顶的公路，抗战时就已被毁，尚未修复，登山就要坐轿子，一路之簸摇，想必不是一件惬意的事。

其间，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翁文灏等人三桥阜下车，守候在路旁的轿夫，竟冲着身材矮瘦的翁文灏一拥而上，无一人理会王云五，据说是过于肥胖，“轿夫不愿高抬”。

这件趣事，是当时甫卸浙江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职务的阮毅成后来在一篇有关王云五的文章中披露的。

说起来，自是朋友间的相与笑乐，但轿夫们这种“不愿高抬”的现实心理，对于这次力主币制改革的王云五来说，或可成为接下来发生“金圆券风潮”最好的注脚：民众切身利益决不容忽视，任何改革，都不可重苦国民。

这时的中国，经历八年抗战之后，生命财产毁损难以计数。

作为执政的国民党，理应给刚刚摆脱战乱之苦的中国人，一个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发展经济、休养生息的机会。

不料，战后仅十个月，内战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

美国政府派来刚获准退休仅十天的马歇尔将军居间调停，中共所坚持的底线是，反对“一党独大”，和谈之外，以武力抗争；国民党不愿放弃执政优势，则希望在局势稍加稳定、全国性的危机爆发之前，能够迅速解决中共问题。

当时双方兵力和地盘，国民党占绝对优势；但随着战后经济不断恶化，以及接收措施丧失民心，形势此消彼长，国民党的颓势正逐渐明显起来，这不止反映在政治层面上，经济和金融等问题处理得也是一团糟。

以沦陷区为例，抗战结束后，政府一纸命令规定：不准使用伪银行货币（中储券、联银券等），伪币二百元对一兑换法币。

如此变易，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二百分之一。

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小快乐”很不快乐。

这位1940年代上海最受欢迎的滑稽艺人，一直以来用他尖酸刻薄的时政笑话来娱乐上海大众，甚至在日本人占领下最黑暗的时期，他瘦削的尖嘴里都能吐出足够的插科打诨来唤起人们的笑声。

但在1947年5月，人们在“天声”电台里听到的却是“小快乐”连讽带骂的挑衅唱腔：苦哈哈长着把土耗子脸，嚼了草根吃树皮，但米铺的老板却没心没肺，坏了良心，囤积居奇――“他们是发了财的米蛀虫，肚皮钱袋都塞满，盖了新洋房，买了五辆车，还有个小老婆家中藏。

”不出所料，这段唱词引爆了大众的愤怒――这毫不奇怪，连续两周来疯涨的粮价已经让人们心头的怒火越发高涨，而这段唱词恰好唱出了人们的心声，还很坦白地为大众找到了一个公敌――米商。

在人们看来，正是这些“米蛀虫”把控粮食，肆意抬高价格，他们是合谋杀害了人们吃饱肚子的单纯快乐，甚至就在这首“米蛀虫”传唱开了的该周周末，米价就上涨了一倍多。

但米商却对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感到愤怒和冤枉――毕竟价格疯涨的又不是他一家，实际上，几乎所有东西都在涨价，这种狂飙式的上涨已经持续了将近三年。

从1945年9月开始，到“小快乐”的“米蛀虫”登上全城热歌排行榜首位的1947年5月，上海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70倍，到1948年那个热死了不少街头乞丐和车夫的8月到来时，物价指数又上涨194倍，此时“小快乐”连唱他不快乐的歌的劲头也没有了，因为和其他人一样，他在收入和物价的竞跑中彻底败下阵来。

钱其实并不少，几乎每个人都成了亿万富翁，只不过名不副实。

《时代》周刊特意刊登了一篇上海电话公司发薪日的报道，1200名职员共领到了160亿元法币的工资，一笔薪水表都盛不下的巨款。

但花钱的方式却已经由“张”变成了“捆”、“斤”和“袋”。

一位经济学家声称，如果钞票的发行量再这样激增的话，恐怕几个月后，人类的数字计量单位就将不能满足中国人的需要了。

面对法币低得可怜的购买力，“穷得只剩下钱了”，已经不是一句炫富的笑话，而是苦涩的现实。

1938年中共参政员缘何反对弹劾孔祥熙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24期1938年7月，在刚刚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傅斯年、梁实秋等拟提出一个弹劾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的提案。

当时，中共参政员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立即开会研究，认为这是一个“阴谋”，即发难者旨在“拥护汪精卫上台，便于实现汪与日本的妥协”。

此事“后经中共方面指出利害，对方打消了这个动议”。

为什么当时参政会中的中共参政员要反对弹劾孔祥熙呢？请看《党史博览》刊散木的文章。

（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是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1月回国的，当时他是带了共产国际的指令回来的，即共产国际七大之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指示王明公开回国以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尽快形成。

同年12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王明在报告中强调要达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之创造，全中国人民之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形成”，此为“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至于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其强调“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枢纽”，应取西班牙、德国和满洲的经验，致力于“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共同发展”以及“互相帮助”。

关于与国民党的必要的斗争，王明也指出“不能用分成左、中、右三派的分法”，甚至“对于CC与复兴社过去是叫法西斯蒂，现在应公开纠正过来”，不要“过早提出肃清汉奸分子”等。

上述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王明的报告在确定中国抗战主旨的同时，又造成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王明在报告中又批评了此前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没有突出“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又批评了此前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同时也批评了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和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提出的某些论断。

京奉铁路宾馆的百年风云(图)作者：苏莉鹏台儿庄路51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名人旧居，因为除了最初建房的英国人波尔顿在此住过几年外，这里先是作为京奉铁路管理局的办公场所，而后又成为京奉铁路宾馆。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这里虽有众多历史名人驻留过的足迹，但他们都是作为宾馆的客人在此短暂停留。

即便这样，这座古老而又美丽的房子，依然因为这些重要客人曾经的停歇，而变得格外厚重与神秘。

波尔顿只是一名普通的英国职员，当初他来天津任职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日后这座二层小楼会成为天津的一座很有名气的建筑。

一百多年后，台儿庄路51号的小洋楼已经成为重点保护的风貌建筑，很多人都会慕名来参观。

百年来众多名人在此留下的那些或真实或传说的故事，足以令它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小洋楼。

詹天佑曾在此办公英国人波尔顿在二十世纪初奉命来到天津，在津沽铁路公司任财务总监。

但他并没有给这座当初自己兴建的小楼留下太多故事，几年后，中国历史上一条重要的铁路——京奉铁路开通。

1907年，京奉铁路管理局在天津成立，作为管理局的一名职员，“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就在这里办公。

詹天佑成名于京张铁路，但在天津的任职，真正成为了他梦想的开始。

从京奉铁路开始，詹天佑致力中国铁路事业的生涯起步了。

而对于中国铁路同样重要的京奉铁路，则记载下许多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从1881年李鸿章上奏修建唐胥铁路起，到1911年京奉铁路全线通车，前后断断续续用了30年时间。

在这30年中，这条铁路经过商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收归官办、外国攫夺、收归国有并借外款修建的演变过程。

这其中经过无数艰难险阻，有顽固派的重重反对，无知愚民的拆毁，义和团时期的破坏，土匪的抢劫；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俄战争的劫难；从民间招股，到动用官款，到举借外债；从用骡马拖拽，到用小锅炉改装的简易机车，到先进机车、车辆的使用。

每一块碎石、每一根枕木和每一根钢轨都尝尽酸甜苦辣的滋味，都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东陵大盗案孙殿英原名孙魁元，又叫孙大麻子，孙老殿，是河南永城人，生于光绪十五年，小的时候读过几年私塾，父亲去世之后就失学了，他跟他妈妈穷得几乎去讨饭，俗话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所以这个孙殿英也想找个事儿做，于是呢就进了赌场，在哪里练就了一手掷子的绝活，一掷一个准儿，也学会了吸毒，但是孙殿英这个人很聪明，他知道在赌场里边混不出什么名堂，于是跳槽不干了，孙殿英不干赌场干什么呢？贩毒，这玩意儿利润大，所以他去贩毒，但干了几年之后发现这个活儿不体面，而且风里来雨里去，危险也不小，孙殿英的梦想是骑上高头大马，统领千军万马，毫无疑问当个将军肯定比贩毒的利润更大啊，但是怎样才能当将军呢，办法只有一个——当兵，孙殿英当了几年兵升到连长，但要想当将军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他等不及了，干脆把自己这一连兄弟拉到山上，自己任命自己是旅长，实际上就是土匪，干绑票的勾当，孙殿英势力越来越大，他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主儿，投靠过无数的主子，1927年春天，孙殿英投奔到蒋介石的门下,他的队伍成了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孙殿英担任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率领部队驻扎在蓟县的马伸桥一带,离清东陵仅一山之隔,孙殿英成了"革命军人"了,那么风光了几天之后,烦恼也接踵而至,毕竟手上万名兄弟,人吃马喂开销不小,再搞些贩毒,绑票,印假钞的勾当也是杯水车薪,国民政府经济窘迫,有限的军队首先满足嫡系部队,他这支杂牌军想跟着混口汤喝都难,所以孙殿英真是愁白了头,怎么弄呢, 东陵这个地方有不少土匪,都打东陵的主意,现在孙殿英在此驻扎,当然不容这些毛贼在自己的地面上横行,经过一番黑吃黑之后,孙殿英打跑了各路土匪,也从土匪哪里获得了重大启发,自己原来是捧着金饭碗要饭,东陵里面每座皇陵都是一座宝库,随便打开一座两座,那不就富可敌国了,他把盗陵的想法跟弟兄们一说,顿时欢声雷动,经过研究决定拿乾隆和慈禧的陵寝开刀,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挥金如土的主儿,估计地下宫殿里面财宝无数,而且慈禧刚刚下葬才二十年,熟悉墓道的人还在,容易得手,于是孙殿英宣布"军事演习"东陵三十里内戒严,居民擅入陵区枪子儿不长眼睛,把东陵给封锁起来了,在1928年的7月4日,派第八师师长谭温江带上两旅人开进了东陵,用绑票的办法绑架了当年参与慈禧陵寝修建的工匠,当然了一不要钱,二不要命,只要你说出墓道的走向,以此得知了地下宫殿的线索,经过七天七夜不停地挖掘,分别打开了乾隆裕陵和慈禧定东陵的地宫,其中为了打开裕陵的地宫甚至使用了爆破的方法,席卷了所有的宝藏，孙殿英亲临现场视察,眼看着将那些殉葬品,有什么呢,有珍珠,有翡翠,玉石,象牙,宝剑,书画等等,装了几十口大木箱,然后贴上封条,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之后拉回了军营,一个月后,孙殿英派人前往北平销赃,被警方拿获,一审是军人,于是移交平津卫戍司令部,同时孙殿英部队的一名士兵因为盗墓发了财,就不想当兵了,开小差溜回了家乡,在途中因为形迹可疑被警方拿获,从身上搜出珠宝,现金等这些财务,经过审问之后供出了孙殿英主持盗陵的这起惊天大案,顿时振憾了全国.王公遗老们穿着棉衣,手持洋蜡,顺着盗洞口下到了慈禧的地宫中,经过两道石门才到达幕室,顿时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扑面而来,抬眼一看一片狼籍,价值连城的棺椁一半被掀了下去,斜倚在石床上,棺椁的盖子被扔到了墓室的西北角,慈禧的遗体就放到棺椁的盖子上,还盖了一层薄板,掀开这层薄板景象惨不忍睹,只见慈禧嘴巴被撕烂,上身的衣服被脱光,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寿衣上缀满了珍珠,口中含有夜明珠,你再看,左手搭在后背上,下身穿着裤子,色彩已经辨不清楚了,脚上的袜子被脱下来扔到一边,浑身长满一寸长的白毛,眼睛烂成两个黑洞,就这么个景象,王公遗老赶紧找来一些妇女,因为他们不能动手,用黄级绸子包裹,把慈禧的遗体包起来,然后放到残破的金棺之中,在清理的过程中,还发现地下有一些散落的珍珠,清理者把它收集起来之后全部砸碎投入慈禧棺下的金井之中,最后由木匠对金棺做简单的修理,整个过程历时五个小时,相比之下裕陵地宫的清理真是困难重重,经过几天的抽水,到8月28日,积水基本被排除,王公遗老们就钻进了地宫,头三道石门洞开,乾隆皇帝的身份,他四道石门,慈禧两道,头三道石门洞开,第四道石门被炸药炸毁了,被炸毁了,然后西扇石门倒塌压在一具棺材上,东扇石门斜挂在门轴上,摇摇欲坠,一根根白骨散落在泥水里,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活了89岁,几位皇后早就先他去世了,所以地宫里边除了安葬乾隆帝以外,还有五位皇后,皇贵妃,经过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大多成了白骨一堆,再经过这一番折腾,根本要不清哪块遗骨属于哪位先人,你怎么弄你说,王公遗老真是悲愤难忍,又莫衷一是,研究了一宿最后研究出一个办法,把所有的骨头都捡到一个棺材里安葬,只能如此没有别的办法,那么8月29日开始捡拾遗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件事儿是在泥水里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女尸,"似五六十岁人,而皮骨具存,丝毫未腐,笑容圆相,有如古佛",说的是遗容的端庄,似乎还带着一丝笑容,经过分析,认为是嘉庆皇帝的生母孝仪皇后的可能性最大,当然也仅仅是推测,那么仿照安葬慈禧的办法,用黄绸子包裹放到棺材里边,另一件事是忙活了半天找到了四具头骨,大家知道我刚才说,大家一想就能想起来,地宫安葬了六个人,有一具完整的女尸,那么还剩下五个人,四具头骨还少一个,少谁呢,经过随行的法医鉴定,找到的四具头骨均为女性,也就是乾隆皇帝的头骨下落不明,王公遗老急的团团转,这还了得,又一宿没睡,第二天早晨,有人建议说到地宫门口被石门压住的棺材里面去找一找,于是雇人挖了个洞然后钻进去,从里面拎出个头骨出来,果然乾隆的头骨在那里,那么乾隆的棺材怎么跑门口去了,说据分析可能是地下水把他这个棺材给冲下了宝床,漂到了门口,捡拾工作大体结束,令大家痛心疾首的是没有能够找全遗骨,据分析在盗墓结束之后,本地的地痞进入地宫,将泥土装筐抬到西大河过筛子,一些零碎的骨骼顺水漂走,已经无法找回,乾隆的遗骨缺少左腿骨,肋骨不全,手指,足趾缺得更多,骨骼呈现出紫黑色,尤其是脊骨还粘着皮肉,看到这里王公遗老们心酸落泪,放声大哭,大家把遗骨捧到金棺里面去,盖上黄绸子,然后由工匠对金棺做了修理,又对裕陵地宫做了简单的防水处理,8月31日中午,裕陵地宫再次封闭.喻大华：在全国一片声讨之中,国民政府最初摆出了一副公事公办的姿态,蒋介石指示查办,让谁查办呢,让阎锡山查办,于是头阎锡山一方面派兵保护东陵,西陵,严防再发生类似事件,另一方面呢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前往北平销赃的孙部师长谭文江被警方羁押,审判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同时天津警方在海关查获了35箱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孙殿英发觉事态严重了,原来没想有这么严重,现在看来这个关不是太好过,不过他根据多年跑江湖的经验,感觉也不难应付,一方面他以案情以外的第三者的身份向上级递交呈文,为谭文江辩护,好像这事儿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另一方面他从赃物中拿出一些来分赠民国要员,根据孙殿英自己透露,他送给戴笠两颗朝珠,很大很大的朝珠,然后拿出一柄镶嵌着宝石刻着九条金龙的宝剑,请戴笠把这个宝剑转交蒋介石或者何应钦,给谁都行,又捎给宋美龄一颗夜明珠,给宋子文一个翡翠西瓜,给孔祥熙两串宝石,此外据说送给阎锡山价值五十万元的黄金,还给一些文化界的监察委员送过书画,大家知道俗话讲,钱能通神,孙殿英通过这番打点之后,来自上面的压力自然小了很多,更何况这个时候蒋介石跟阎锡山之间明争暗斗,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愿把孙殿英推到另外一边,至于一般社会舆论,大可不必过虑,只要时间一长自然风平浪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审判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吧,这个案子在1928年底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1929年4月才开庭预审,这期间审判方面一直含混其辞,回避盗贼的国民革命军身份,而是使用残军,逆军这些含糊的字眼,谭温江拒不承认盗陵一事,而主犯孙殿英始终逍遥法外,那么审到6月份的时候,在6月中旬,军事法庭封存了全案卷宗,呈交南京国民政府处理,然后就无下文了,不久谭温江也被释放了,随后孙殿英背叛蒋介石投奔阎锡山,冯玉祥,参与中原大战,中原大战之后孙殿英转投张学良,抗日战争期间孙殿英投降日军,做了汉奸,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孙殿英重投蒋介石,1947年其部被解放军歼灭,孙殿英被俘不久死于战俘营中,孙殿英虽然盗取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但经过官兵分赃,用于行贿,主动上交,法院扣押,还有海关截获,最后所剩无几,中华民国扣押的赃物也没有发还清室,最后这笔宝藏流失了,清朝统治者骄奢淫逸,死后依然占有巨额的宝藏,他的陵寝被盗可能就是个时间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个陵寝他是属于国家的文化遗产,那么孙殿英盗挖乾隆,慈禧陵寝的行为是赤祼祼地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破坏,是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兽行,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应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孙殿英虽然是土匪起家,但做案的时候毕竟属于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一支共和国的国军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对历史文化遗产实施爆破,挖掘,破坏,这是一起多么骇人听闻的事件,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这样一起事实清楚,情节恶劣,主犯一目了然的惊天大案,国民政府竟然刻意歪曲掩盖,没有一个犯罪者受到追究,没有对受害者做任何交代,连一句表示歉意的空话都没说,影响盗掘准备垂涎。

简析中国共产党没收官僚资本的全面胜利作者：刘忠锋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4期摘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急剧膨胀,逐渐垄断全国的经济命脉,其反动本质暴露无遗。

鉴于此,我党适时提出没收官僚资本,并在各解放区进行深入细致的接管和没收工作,从而为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国营经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官僚资本经济纲领国营经济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5-372-02官僚资本是近代以来依靠地主买办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国家垄断资本。

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获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抗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德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企业和财产,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官僚资本在全国的工业资本总额中占2/3,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形成对就中国经济的全面垄断。

它不仅是国民党发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而且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勾结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因此,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

我党于1947年10月1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次提出“没收官僚资本”。

之后,1947年十二月会议上,我党又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

遵照党的指示,没收官僚资本工作随着各地的解放逐步展开起来。

建国后,又对隐藏在私营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进行清理,没收工作取得全面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然而,建国前后我党究竟是怎样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是值得研究和总结的问题,本文对这一问题作了以下简要分析。

一、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的认识历程及没收官僚资本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的理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早在1923年共产党人瞿秋白同志在《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中就曾使用过“官僚资本”,成为我党最早使用这一名词的先例,但其含义是指早期的官办、官督商办等企业。

民国名人的珍贵影像１９５６年７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张群（右）陪同蒋介石夫妇接待。

从１９２８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张群即掌握对外工作的实权，尤其是当时十分重要的对日关系。

１９３５年张群任国府外交部长时，对日本采取较强硬的主场，并在随后８年抗战中，对日本与汪伪政府积极斗争。

蒋XX和宋美龄蒋XX在开罗会议宋氏家族唯一的一张全家福,前排：宋子安；二排左起：宋霭龄、宋子文、宋庆龄；后排：宋子良、父亲宋嘉树、母亲倪桂珍、宋美龄１９３６年底，「西安事变」前夕，陈诚等国民党要员随蒋介石赴西安，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最后攻击。

「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员遭东北军扣留，幽禁于西安全家巷仁寿里五号，俟事件落幕后，被扣大员等合影留念。

前排右为陈诚。

１９７９年，蒋经国（后排右二）与陈立夫（左二）的家属及友人合影。

１９６６年蒋介石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自任会长，同时提名陈立夫为副会长，１９６９年，陈氏夫妇终于返回台湾定居。

依陈立夫自己的意愿，他已决定彻底脱离政治，不过却愿意为复兴中华文化效命，事实上，他美国时已全力撰写「四书道贯」，回台后更以提倡中华道统与传统医学为己任。

１９５７年，民国元老于右任欢度７８岁华诞，由其子和孙女奉待在旁。

于右任，陕西泾阳人，光绪年间举人，却因倡言革命遭通缉，赴上海。

１９０６年再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先后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等，言论激烈，武昌起义后，参与上海光复的行动，１９２２年创办上海大学，出任校长。

１９５８年，胡适博士与于右任相见欢。

这一段时期，中国大陆发起了大规模的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那时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

那个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拥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

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式，把他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

北平无战事经典台词1、“你擦干净点，今晚你也睡这儿。

”2、记住了啊，你大哥不听国防部的，就听你的~~3、一边是国家机器，一边是国家脸面，一旦发生冲突，国家机器就会踏着国家的脸面碾过去。

4、“那等着掉下来吧，反正我能跳伞。

”5、政府不要脸，可国民还要脸呢！6、“你这个同志，怎么就不接受上级的批评呢？”7、国产，党产，私产，从来就没有分清过。

8、“局长，仓库的电话线让老鼠啃坏了”9、“看！仓库的老鼠都没吃的了！”1、崔中石：北平分行很多事，我们行长都是交给我在管，有些事我必须请示行长，有些事我必须瞒着行长，不知道我这样说，徐局长体谅不体谅。

2、方步亭：我总是觉着啊，步琼还活在人世。

3、谢培东：内兄，你我都老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4、方步亭：你觉得孝钰这孩子怎么样？5、经纶，你再跟孝钰说说，有些事不要去掺和，乱着呢。

6、梁经伦：我只能跟你说，让你去接触方孟敖，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7、梁经伦：一个新的中国就要到来了，我们不能只是在等着它的到来，也不能只是在迎接它的到来。

新中国的到来，是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做出无私的贡献和牺牲的。

当她的脚步降临的时候，那里面就应该有我，还有你。

8、方孟敖：我立刻就带领大队，现在就去找马汉山。

9、方孟敖：记住了啊，你大哥不听国防部的，就听你的。

10、方孟敖：民食调配委员会的科长，见一个带一个，直到找到马汉山为止。

11、崔中石：时局如此，我考虑也没有用。

跟着行长同进退吧。

1. 梁经伦：古老的夜晚，和那来自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

但那不属于我。

2. 曾可达：不要再看萨特的书了，有空多看看曾文正公全集。

（第六集）3. 方步亭：辛幼安有一句词怎么说的？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吧。

谢培东：不要这样夸他行长，孟韦当不起这句话（第七集）4. 崔中石：孟敖同志，我代表党，代表组织，送你一个祝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

5. 崔中石：保护你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第八集）6. 蒋经国（建丰）：难道一切顺应民心的事都应该是共产党干的吗？7. 谢培东：咱们立个约定吧，北平解放那天，我、孟敖都穿上军装，咱们三个在德胜门照张相。

中共中央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第一批）展开全文中共中央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第一批）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国民党战犯名单，共43人。

中共发言人指出，这43名战犯罪大恶极，是国人皆曰可杀者.1. 蒋介石（1887～1975），字中正，浙江奉化人，特级上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在国民党七大至十大上，均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

1975年4月5日心脏病突发逝世，终年88岁。

遗嘱：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

遗愿，“灵柩暂厝于慈湖，俟来日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死后为表示对其的尊敬，国民党取消总裁一职。

2.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人。

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

首批一级上将，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

1948年12月5日由港赴美手术，1965年6月13日只身离美赴欧，7月17日偕郭德洁，程思远绕道瑞士，雅典，贝鲁特，卡拉奇飞回大陆，文革中13人保护名单之一，1969年1月30日患肺气肿死于北京，终年78岁。

3. 陈诚（1898～1965），字辞修，浙江青田人。

曾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时任国民党政府台湾省主席。

一级上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毕业。

1950任行政院长，1954年3月当选第二任副总统，1960年连任，1965年3月5日因肝癌病逝于台北，终年67岁。

4.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桂林人，回族。

桂系首领，1948年5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总”总司令，1949年4月任华中军政长官。

一级上将，保定军校第三期卒业。

1949年赴台后知道被利用真相后一直郁闷，1966年12月2日因心脏病不治(一说被蒋介石派特务毒死)，终年73岁。

5. 何应钦（1890～1987），字敬之，贵州兴义人。

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和行政院国防部长、行政院长。

首批一级上将，武昌陆军第三中学选派入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毕业。

1950年5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

孔祥熙开办皮包银行，争得英商代理权，靠英国煤油发家——一度家道中落的孔祥熙，靠着英国煤油名利双收四大家族，一般是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即20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个家族：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

有道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

蒋控制的是政治，陈控制的是党，孔祥熙与姻亲宋家则先后担任财政部长，长期把持国家的财政大权。

1915年，孔祥熙携夫人宋霭龄从日本回到太谷。

他满以为凭着自己老兴中会员的资历以及与孙中山的关系，起码在省里得混个一官半职，可是当时的山西都督阎锡山只让他当了个山西省督军兼省长公署参议，毫无实权。

这难免使孔祥熙感到有些失意。

起初，孔祥熙想拿下美孚公司代理权政坛失意，孔祥熙开始转战商场。

由于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

于是，孔祥熙便开始筹办祥记公司，想凭借其与美国的关系，使自己成为美国洛克菲勒集团下属美孚公司在山西的推销人，垄断美孚油在山西的销售。

开办企业的资本，主要是孔祥熙在1914年从阳泉向外国人贩铁赚的20来万元。

由于美孚公司要求必须有一家银行担保，可当时孔祥熙的资力和声望都有限，寻觅不到为其担保的银行，于是，他于1914年在天津自行开设了一个“山西裕华银行”，谎称是由山西太谷“志诚信票号”改组，实际上是个空架子。

开办买办企业而名利双收后来，因英国的亚细亚石油公司付利比较丰厚，孔祥熙便弃美孚而就亚细亚。

1918年，孔祥熙在太谷西街成立祥记公司。

这个公司除太谷总号外，还在太原、阳泉、平定、榆次、祁县、平遥、交城、离石、汾阳、忻县、运城设有分号，在天津、上海、石家庄等地设有分公司。

其营业主要是包销亚细亚的铁锚牌、元宝牌煤油和壳牌汽油、机油等，同时也包销洋碱、洋蜡以及颜料、肥料、杀虫剂、各种化学品等。

祥记公司不仅是买办性的商业企业，在华北多个地方广设商店和代销点，允许先领货销售然后付款，而总公司、分公司和分号又不嫌道远，主动送货上门，因此，商品推销得很快，平均每月营业额可达15万元，年获利35万元左右。

游离于军统中统之外的另一个国民党特务集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除了CC系、政学系、黄埔系等派系之外，另有以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人各自为核心分别形成的小派系。

诸派之间，相互排挤，其中尤以戴笠之军统为甚。

除宋子文、何应钦及胡宗南与戴笠的关系较深外，其他派系均与戴笠处于对立状态，并先后受到戴笠的无情打击。

但对于陈诚集团，戴笠始终未敢贸然下手。

提起陈诚，我们大多只知道其土木系，而以其为首的“研究系”特务组织则知之不多。

其实，数十年来，陈诚之所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及；蒋介石之所以对他没有任何猜忌戒备之心；国民党败逃台湾时的众多大员如何应钦、胡宗南、白崇禧、汤恩伯、桂永清等人之所以被“冷漠”或“悬挂”，而陈诚则继续受到重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陈诚本人实力雄厚、权重一时，且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集团比较起来，又是较为廉洁踏实肯干的，也较少官僚主义和腐败习气，办事雷厉风行；另一方面则与陈诚本人所培育的特务组织渗透到各处有关。

“研究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人们对陈诚所属特务组织的代称。

虽然陈诚矢口否认这个机构，这个机构也极力避免社会上把他们当成为一个特务集团，但事实上从抗日战争开始直到国民党逃台，以张振国、阮成章、刘庄如为首的一班人，始终打着陈诚的招牌，在“军统”与“中统”两大特务派系势力的夹缝中，以独树一帜的姿态开山立柜。

总之，凡是陈诚势力范围所及之地，也就是“研究系”人员频繁活动的场所。

作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特务组织，“研究系”的发展演变经历了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谍报队、湘北情报联络组以及第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三个阶段，其存在历时十余年。

抗战初期，在日军节节进逼之际，国民政府第九战区长官部不得不由武汉撤到长沙，司令长官陈诚苦于对日军行动缺乏情报，常常一筹莫展，而对新四军在敌后捷报频传又分外眼红。

1938年武汉陷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湖南南岳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

中华奥运健儿的血泪史１８９６年，光绪２２年，清政府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希腊雅典的信函，邀请中国参加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世运会），清官员不知奥运会为何物，连信都懒得回。

那一年，中国最大的新闻是，从事反清运动的孙中山遭劫持于伦敦中国大使馆。

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４日，天津举办第五届校际运动会，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张伯苓，呼吁清政府成立世运会代表队。

第二年，张氏又撰文吁请政府主办世运会。

１９２２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被聘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此后国际奥委会又增加了两名中国委员，他们是孔祥熙（１９３９年）和董守义（１９４７年）。

１９２８年７月，第九届奥运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中国驻荷兰公使罗忠治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宋如海代表中国出席开幕式，但未派运动员参赛。

１９３２年第十届洛杉矶奥运筹委会发函邀请中国派代表团赴会，但国府当局却以中日关系紧张为由，决定不派队参加。

此时，侵略东北的日本军方和伪满洲国抢先以满洲国名义报名，让东北大学体育科毕业的短跑名将刘长春和中距离好手于希渭参赛。

民族意识极强的刘长春听到消息后，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表示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参赛。

举国上下亦同仇敌忾反对伪满洲国报名参赛。

张学良出资八千现洋给刘长春、于希渭、宋君复三人作旅费，并要求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王正廷和副会长张伯苓采取措施阻止伪满洲国参赛。

张伯苓急电奥委会，补办报名手续，然报名期限已过。

王正廷乃透过外交途径和争取国际同情的方式，迫使奥委会撤销满洲国的报名资格。

刘长春和领队沈嗣良、教练宋君复自上海搭轮船先抵洛杉矶，于希渭则因身陷大连，遭日寇软禁而未能成行。

刘长春等三人在太平洋上颠簸了２３天始抵美国，下船后即赶赴奥运会场参加开幕式。

领队沈嗣良为了“壮大行色”，临时拉了一名华人、一名韩国人和一名美国人加入中国队行列。

刘长春掌旗，沈嗣良殿后，宋君复和三名杂牌军充当团员，迈着整齐的步伐步入会场。

刘长春因舟车劳顿，身心俱疲，未能取得１００米和２００米短跑的复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