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法律适用研究宣炳昭酆士维*摘要：危险驾驶行为列入《刑法修正案（八）》条文之中，独立成罪，顺应了风险时代的趋势，发挥了刑罚预防的功能，提升了社会防卫的理念。
危险驾驶罪属危险犯范畴，但对其主客观方面的构成特征应如何理解，刑法学界尚认识不一。
本文分析了本罪主观心理的故意性和客观行为的危险性，并对其与相关犯罪的界定问题予以探讨，以期对司法实务中处理此类案件有所裨益。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追逐竞驶；醉酒驾驶；主观故意；客观危险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罪列入刑法条文之中，给“醉酒、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入罪的争议划上了句号。
该修正案第22条规定：在刑法第133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133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但是，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形式是什么，其行为方式应如何理解，以及本罪与相关犯罪该怎样认定，学界认识并不一致。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简要探析。
一、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危险驾驶罪是基于法益保护的前置化予以设置的。
对本罪主观方面的心理态度，有学者认为其为过失，与交通肇事罪等过失实害犯的主观方面并无不同；有学者认为其为故意；还有学者甚至认为该罪主观方面之故意、过失可以不论。
笔者认为，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的观点应予支持。
我国刑法第14条所称之“危害社会的结果”不仅包括实害结果，而且包括危险结果。
详言之，“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不仅包含对保护法益的现实的侵害，而且包括侵害保护法益的危险。
前者是将法益侵害作为结果的犯罪，称为侵害犯，后者是将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结果的犯罪，称为危险犯”。
①行为人在道*宣炳昭，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酆士维，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①[日]山口厚著：《刑法总论》，有斐阁，2007年第2版，第56页。
转引自张明楷：“危险驾驶的刑事责任”，路上实施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的或醉酒驾驶的行为，虽未造成实害结果，但却使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处于危险状态。
因此，将危险驾驶罪定位为危险犯，争议不大。
但是，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在风险社会理论下，危险驾驶罪的危险性来源于行为人驾驶行为本身，这也是危险驾驶罪的危险性本质。
换言之，刑法所规制的是该种危险驾驶行为本身，而非该危险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实害结果，即行为人在主观意志的支配下，一旦有该种危险驾驶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如此以实现法益保护的前置化。
可以说，只要行为人对其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具有认识，并在其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实施了该种危险驾驶行为，即构成犯罪，属行为犯范畴。
根据客观构成要件的故意规制机能，故意的认识内容与意志内容是由客观构成要件的内容决定的，而客观要素的内容所表明的是行为的违法事实，故意又是使行为人对客观的违法事实承担刑事责任的要素。
①“在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中，对危害结果的明确认识是最根本的明知内容。
危害结果是犯罪行为危害社会具体的、客观的表现”。
②而在危险驾驶罪中，危险驾驶行为即属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该罪的社会危害性结果就在于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即危害结果依附于危险驾驶行为的存在而存在。
故，我们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
危险驾驶罪包括两种行为类型：一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其中对追逐竞驶行为的主观故意认定无太大争议，但对醉酒驾驶行为之主观认定却并不统一。
如有学者认为，醉酒驾驶行为人是在醉酒状态下实施的驾驶行为，其主观方面难以认定，且该罪属危险犯，与交通肇事罪等实害性犯罪又有本质区别，直接将其认定为故意，可能造成行为人处遇的不公正。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
醉酒驾驶犯罪之行为人的确是在醉酒状态下实施的危险驾驶行为，其主观意识受酒精的影响而处于麻醉状态，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均有一定减弱或者降低。
由此导致醉酒驾驶行为人主观方面难以认定。
但难以认定并不等于不能认定。
根据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无论行为人在醉酒驾驶时是否存在故意，只要其饮酒致醉的原因行为是在其自由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均可推知其醉酒驾驶的主观故意的存在。
换言之，只要行为人非因自己的原因陷入醉态而实施危险驾驶行为，如陷害、被迫等原因，则不能排除其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11月第6期，第26页。
①参见张明楷：“危险驾驶的刑事责任”，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11月第6期，第25页。
②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醉酒驾驶的主观故意性。
那种认为危险驾驶罪主观方面为过失的观点，是对危险驾驶罪性质的误解，是对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误读。
危险驾驶罪的社会危害性来自于危险驾驶行为本身，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的内容在于该种客观的危险驾驶行为，而非在于危险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实害后果。
而行为人对该种可能造成的实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一般是过失，而非故意。
如果行为人对其危险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实害结果是故意的，显然就不属于危险驾驶罪的范畴，而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认为危险驾驶罪主观方面为过失的学者，显然是将该罪之主观方面与危险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实害结果相联系，而忽视了危险驾驶行为本身的的严重违法性，即犯罪性，也忽视了行为人对其危险驾驶行为的主观故意，曲解了将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入刑化的本质原因。
有学者认为，对危险驾驶罪主观方面的考察，“最有效的途径是扩大危险驾驶罪的罪责范畴，引入规范罪责理论（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通常称之为‘规范责任论’），把期待可能性和规范沟通作为故意或过失之外的罪责要素。
这种理解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法律要求行为人作为一个适格的驾驶员（之所以称其为“适格”，是因为，能拿到驾驶执照的，都应该被训练过，应该知道存在着‘不能追逐竞驶或者醉酒驾驶’禁止性规范），在驾驶的时候不能处于饮酒状态，更不用说醉酒状态，但是适格的驾驶员却没有理会法律的规定，从而没有按照法规范的要求去行为。
也就是说，对危险驾驶行为人进行处罚，不是因为他是否具备故意或者过失，而是因为他违反了法规范对安全驾驶的期待，这种期待的基础是行为人的意志自由，期待的内容是应该不去实施违反禁止性规范的行为，而却在意志自由的支配下违反义务规定”。
①这种观点提出在刑法责任论上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符合我国刑法思潮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价值，并且认为该罪行为人违反遵照法律行事的期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期待可能性理论是否可以适用于对危险驾驶罪主观方面的认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因为期待可能性与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存在并不相悖，而上述观点暗含之意是将期待可能性与行为人之故意、过失相排斥，有期待可能性便不必考察行为人主观内容。
另一方面，该种观点否认犯罪行为之“故意”或“过失”的存在，缺乏其合理性，与我国传统刑法①吴华清：“危险驾驶罪的理解与适用”，载于《中国检察》，2011年第4期（司法实务），第35页。
理论相悖，忽视了“故意”的内容是行为人在意志自由下对自身行为的认识和意志因素的统一，曲解了客观构成要件的故意规制机能。
再次，该种观点有缩小该罪之主体范围、放纵犯罪分子之嫌。
何谓“适格的驾驶员”，在刑法上难以认定。
如果“适格的驾驶员”就是指取得驾驶执照的人员的话，那么，实践中一些并未取得驾驶执照的人员实施危险驾驶行为，则将因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即不具有遵照法律行事的期待，而将免受刑法的追诉。
二、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行为类型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的规定，危险驾驶罪包括两种危险驾驶行为：一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该罪状是否已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危险驾驶行为涵盖在内，暂且不论。
但对这两种行为类型的理解，学界存在一定的差异。
两种行为方式在空间上的要求均以“在道路上”为其要件，这是两者的共同因素。
“在道路上”，既包括“在公共道路上”，即在供不特定车辆通行、使用的城乡交通道路或者公路上；也包括“在非公共道路上”，即在特定区域的道路上，如厂矿区域内、学校内的道路等。
在该种特定区域道路上，人员的不特定多数性、财产的重大性并不亚于公共道路上，危险驾驶行为的危险性仍是客观存在的。
即使由于受该种特定区域的范围大小的限制，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行为的可行性不大，但仍不能否定其存在的可能性，更不能忽视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行为的客观存在性。
至于在罕有人、车通行的道路上，虽然有危险驾驶行为，但根据行为时的客观环境，不能认定使公共安全处于危险状态的，可以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以犯罪论处。
由此可见，“在道路上”实施危险驾驶行为的，必须与公共安全是否处于危险状态联系起来，才能予以正确认定。
另一方面，两种行为均不要求产生实害结果，这也是该罪属于危险犯的必然要求。
当该罪之危险驾驶行为造成实害结果时，则产生数罪竞合的情况，应按相关规定从一重处断。
没有实害结果并不等于没有其他危险结果。
危险驾驶罪是使公共安全处于危险状态的犯罪，危险驾驶罪之行为结果便是该危险状态。
如果行为人虽然实施了该罪状列明的危险驾驶行为，但并未使公共安全处于危险状态的，则不应以犯罪论处。
如此，亦符合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包含某种后果的行为，即“危害后果”是犯罪行为“本身所包含”的要素。
犯罪行为的这一特征表明，在某些犯罪要件中，不仅行为人必须实施了或未实施某种行为，而且必须由于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而产生了某些后果。
①（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刑法修正案将“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列入刑法条文予以规制，是基于现实中“飙车”日益猖狂，给社会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现实需要。
但如何理解“追逐竞驶”，学界存在一定分歧。
首先是行为主体单复性的问题。
在一般语义中，“追逐”是指追赶、追击；“竞”是指争竞、角逐、比赛。
在刑法意义上，“追逐竞驶”，就是指两人以上驾驶机动车相互追赶，相互角逐，高速行驶。
由此可知，“追逐竞驶”之行为主体一般须为两人以上。
但是，现实中一人（单车）“飙车”的情况亦是存在的，其产生的社会危害并不亚于多人“追逐竞驶”。
可以说，这种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否使公共安全陷入危险状态，仅与该种危险驾驶行为有关，而与行为人的单复并无太大关系。
由此，出现了法条的含义无法涵盖现实中应有的危险行为的现象，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漏洞，亦与立法目的相悖。
虽然有学者将“追逐竞驶”直接类推解释为包含“飙车”行为，即存在一人单独实施“飙车”行为的情况，但这种类推解释的合理性却有待商榷。
“立法者是通过文字表述其立法意图的的，因此，在解释刑法时，只能在法条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内进行解释；同时，由于刑法本身有自己的体系，故在确定文字含义时，应当在维持刑法整体含义的前提下进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