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离开单位多年，我极少注意那些张贴在十字路口的东西。
什么通知、律令、十不准、三热爱、某个有身份的人物寿终正寝或者暴亡的讣告、书法恶劣的决心书、告XX的公开信等等，它们往往庄严几天，迅速就被花花绿绿的促销彩页、性病广告以及一些号称“包打开”的锁匠传单反复而坚决地淹没了，公告栏就像一个结痂的老脸，但渴望着春色。
这是一个向往规范的年代，不准随便张贴广告已是一种公民常识，但赚钱的原动力驱使人们敢于犯忌，就像企图在这层老脸上榨出油水。
但这些都与我无关，它只是告诉我，人们的识字水平在提高，这么多人围着那张结痂的老脸张口结舌，严肃地复习汉字的威力，说明文盲已经不多了，文明也在“与时俱进”。
曾经路过十字路口，发现公告栏的位置的确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结果。
因为不论我的目光是在看天空还是欣赏美女，在眼光稍微松懈的一瞬，总是会被公告栏吸引过去。
这种吸引眼球的苦心布局是需要功力的，也许灌注了格式塔美学或者黄金分割的伟大意旨。
这样的话，我的眼球就被吸引过去了，我看到的是两个达到100磅字号以上的粗体黑字：布告。
布告是什么？是书面的或印刷的通告或公告。
这种出自于词典的解释是收敛的，它有意省略了一个更为关键的主体问题，你敢发布布告吗？你算老几啊？发布布告的主体绝对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部门，是权力中的权力机构，才配使用如此粗大的字体，提醒阅读者回忆当下的特殊事件。
可见，启动公众回忆之门也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问鼎的。
回忆是一种权力。
我靠过去一看，果然是一张执行死刑令的布告，出自法院以及它直属的印刷机关。
印刷术的体制创新在这张容纳几百字的对开白纸上显露无余。
纸张是80克的双面书写纸，激光照排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具有粗细均匀、亲水亲墨性能好、网点还原性能优异、分辨率高、涂层平整美观、制版宽容度大、耐印力高等时代特点。
它醒目、挺括、清楚，很容易让我联想到档案室的构造和那些机构极其夸张的门楣和台阶。
死刑犯的名字都是提行另起式的，名字被大一些的黑体字标识出来，呆头呆脑的，就像是匿身于一个毫不起眼地域的居民，被火眼金睛发掘出来了，把他们集合起来，成为黄泉路上的一帮乌合之众。
后面的宋体字是陈述其斑斑劣迹。
叙述是节制的，有档案语言的显著特征，用后果说话，以危害说话。
体制最爱使用的形容词在这里几乎因为节制的原因被大幅度的裁除了，只剩下“丧心病狂”、“民愤极大”、“危害极大”、“影响极坏”等等，语焉不详，但阅读者明白，说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找不到很恰当的词汇了，说明这个罪犯的行为已经越出了汉语既定词汇的圈定范围，罄竹难书嘛，想象的翅膀被打开，接下来是阅读者自己空飞的时候了。
我们应该注意到布告的下面，那是一个巨大的徽记和一个更大的毛笔画出的勾，均使用套红印刷。
PS的制版工艺是先进的，它套出的红色均匀而平稳，但是过于平稳，就像一个毫无起伏和变化的程序。
比如，当那支毛笔以书法的笔触即将收笔时，就出现了某种“枯笔”的高超笔法，这就是说，这里的颜色应该逐渐变浅才符合毛笔的策略和技术。
笔从血色深处返回，与刚才述说的名字隔行而望，而立。
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读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上面提到的那些名字的实体，已经在我们阅读之前几个小时被粉碎了。
现在，他们之所以还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着，成为黑体字的脑袋和宋体字的身体，毫无光泽和立体感地被吊立在纸面，只能是配合纸质死亡的一种需要。
几天以后，它们才被那些花花绿绿的广告纸淹没，入纸为安，直至彻底消失，无声无息。
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幼年时看布告的情形。
那是一个铅字泛滥的时代，看到不断张贴枪毙人的布告、大字报以及血写的申诉书，好像都伴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赶忙簇拥在高高在上的布告周围，大家自发地排开，很自然地排成了一组弯曲的朝阳花队形。
我那时大约7岁，识字不多，看到“鸡奸犯”三个字时很是担心自己理解岔了，但不大好意思问大人。
“气焰嚣张”、“现行反革命”、“十分猖狂”、“疯狂复辟”、“变天账”、“偷听敌台”等等词汇和词组是熟悉的，因为阅读一次就等于复习了一遍课文里的词汇。
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些出自法院的印刷品。
这项出自德国人古登堡的创世纪技术，使铅与火的辨证在炼丹术之后，终于得到了正本清源。
纸有一张《人民日报》大小，但纸质比较薄。
宋体的铅字印刷物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威严，就是说，你说出的话一旦变成宋体铅字，无论你怎么看，也不像是出自于自己。
它似乎应该是来自一个高高在上的、遥不可及的地方，一个令黑夜与白昼交替而行的时间无法正常运转的巨大的暗室。
字字千钧，铅字只能用华丽的普通话高声朗读，并从单声道的高音喇叭里汹涌出来，才配得上其字义的威严。
铅字在纸面的凸凹感是那样的强烈，具备一种力透纸背的雍容气度。
字体纷纷向纸的反面塌进去，仿佛力道要挣脱纸张的约束，它正在锲进墙壁，并企图勒石为碑。
若干年后，我读到瓦尔特·本雅明在《单行道》里的一段话，他指出：“若干世纪以来，文字经历了从直立慢慢躺倒的过程：最初是直立在碑石上，之后半卧在倾斜的书桌上，最后终于在印刷书籍的床上躺下来。
而今天，文字又开始慢慢站了起来。
”这就是说，使用宋体字铺排出来的事件，具有一种正式、尊严、无法遮蔽的意味，它的笔画具有刀的锋锐与熟铜般的韧性，它几乎是体现强力意志的一种文字，一种无须讲道理的载体，或者说，它摆渡的自然是真理，久而久之，连这种字体也成为了权力的秘书。
因此，凡是与之产生抵牾的思想，选择是如此的苛刻，要不然立即缴械投降，要不然立即被绞为齑粉。
我进一步联想到我的学习课本，正文是要求学生识记、理解和运用的内容，一律采用宋体字，其中要求学生识记的法律条款。
楷体字部分是阅读课文，其功能是说明、补充、拓展正文的内容……那时的布告竟然有三个感叹号并置的使用手法，小一号铅字大小的感叹号的脑袋与身体是分家式的，这样一看就是一排被钢丝挂起来的人。
浓厚的油墨变得十分的无计划和奢侈，使字体个个变得鲜活起来，水灵而油头粉面。
估计是印得很急，油墨里加了过量的“燥油”以求速干，于是，字体裹挟着尚未全干的效果和训令，在纸上大面积地漫漶，并且立竿见影地营造出迅捷的钢铁手腕。
记得我用手抚摸过这样的布告，手掌感到了它的坚硬，它毫不光滑，容易让抚摸的动作产生巨大的摩擦系数，而且，弄得我一手黑。
后来我进一步知道，铅墨的毒性是很大的。
有意思的是布告上面的那个血红色的大勾和大叉。
作为小学生，我太熟悉这个勾和叉对我的作用了。
我的作业本上总是遍布着很少的勾和很多的大叉，我一直把那个大勾视作一把兵器谱中的勾镰刀，至少是农民手里的锯齿镰刀，而那个叉就是一双阴阳剑。
它们彼此配合默契，植物以及软弱的喉管一闪即断。
比如，你刚刚翻越了那个勾，但你完全可能被所谓的成功劈成两半。
勾与叉是不可捉摸的，它们甚至具有一种彼此异型的品行。
学生时代的我，在它们呼啸的破碎空间里延宕和喘气，并苦苦构思着如何把叉涂改成勾的秘密工艺。
我不愿被绞碎，我必须从勾上翻越过去。
因此，当我看到布告像批改的作业高挂出来时，同样没有放弃涂改它们的念头。
这种幼稚的研究对7岁的我来说，是细致而饶有兴味的。
后来我还发现，那个大勾和大叉是在黑色印刷完成后补印上去的。
它们的模子是硬木头雕刻成的。
何以见得呢？因为所有的布告上大叉和大勾均是一致大小，它们的干燥性与黑墨并不一样，往往是黑墨透亮，而红色像淤血。
多年以后，当我在单位办理辞职手续时，盖完了十几个章，我猛然发现，小官员在上面的签字尚墨水淋漓，而硬木雕刻的大红公章印痕已经提前干燥并冷却下来了。
这就是说，木头与血色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与那些掌握着木头印章的人一样，他们是干燥和冷却的，酝酿着一肚皮粘乎乎的红汁液。
因此，木头模子具有的吸食性，以及在压力之中的反弹力，均在布告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笔锋以昂扬而亢进的刀路从名字上切过去，凡是被红色覆盖的字体立即被褪去了油墨的神光，浮在纸面，从一个侧面看过去，这些字就像是死鱼，把“鱼肚白”呈现出来。
而没有被红色切到的黑字却以空前的黑闪进了纸背。
这个时候，才从远处穿来凄厉的声音。
大人们说，枪毙开始了。
这样的布告要张贴很久，谁也不敢动一动。
直到它们被风揭下来，揉软，扔出去，遍地乱滚，像一件破烂的尸衣，碎裂在昏暗的街头……当一阵狂风再次把它们抛向高处时，我似乎听到了黑字被肢裂的叫声。
处在一个阶级的热烈专政时代，我被布告培养出来的“细读”习惯，并不意味着我将反对法律的正义，以及对那些玩忽职守、草菅人命者的死刑判决的非议。
他们是罪不容赦。
何况，本人绝对不是西语的“人权鹦鹉”，各位不要以为我在犯以偏概全的习惯性毛病。
如果说铅字时代的布告与激光照排时代有什么相同的话，那就是，它们好像都没有错别字。
它们是正确的。
是一直正确的。
唯一的“例外”大概是掌握这些权力的少数人，造成了“微乎其微”的过失。
比如，一个冤案终于平反了，但交给死者家属的平反通知书，一般都是稀稀疏疏的一张，字体是小5号宋体，你不用放大镜就几乎难以辨认这是自己亲人的某种缩小，以及体制大度和谦逊的错误改正。
这几乎是说，现在的宋体字对那个早已经被粉碎的黑体字脑袋，诉说着“你不该被粉碎、但并不意味着你就正确”的结论。
因此，每当我看到现在这些PS版印刷的布告时，除了觉得它们似乎更干净、字体边缘更锋利以外，我从来没有发现这些扁平的字体具有丝毫的活力。
这个事实提醒我，每当听到一些文人说，一见到汉字就诗意飞扬的时候，我就想，不知道他们眼中的汉字，是宋体还是黑体？是从高音喇叭里汹涌出来的，还是来自于想象中墨水的咆哮？——《青年作家》2007年4期“身体政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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