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网侯外庐佛教思想研究略论

Vol.32No .10O ct.2011第32卷第10期2011年10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 o urnal of C hifeng University (S o c.S ci )一、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在为中国经济带来持续增长和人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

诸如,“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①面对这些诸多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大师、居土、专家、学者从佛教的基本教义和理论中发现和挖掘出与当前社会思潮相适应的伦理思想,为当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新的解决之道和新的思维视角。

二、主要观点(一)佛教的一般伦理思想杨曾文认为:中国佛教中蕴藏着丰富的伦理观念和诸如“五戒”、“十善”、“六度”、“四摄”、“慈悲”等等具有行为规范意义的伦理原则和戒条,它们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都可以与通行的社会公德、道德规范相通。

高振农认为:佛教伦理道德,不仅对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有时候能够弥补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之不足。

因为佛教伦理道德是由信仰而来,因此有一种内在的自觉的约束力。

佛教伦理道德思想中的积极部分,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建设有很大的关系,能促进社会公共道德的完善和发展,也都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意义。

姚卫群认为:佛教伦理思想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但其基本的原则或可涵盖大部分内容的纲要则不多。

在他看来,可主要概括为三条,即:平等观念、克己观念和慈悲利他的观念。

释如意从世间的伦理道德与出世间的伦理道德的比较来论述佛教的伦理思想对世间伦理道德建设的借鉴。

马克思主义者佛教观论文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和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整体的概观。

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佛学在理论思维方式上的相似和根本追求上的异趣是二者之间一系列交涉和冲突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佛学、辩证唯物论、唯心论一、前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

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

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

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

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

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

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毛泽东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范文澜、郭鹏、严北溟等。

忆侯外庐先生作者：王曾瑜来源：《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03期侯外庐先生在“文革”前是公认的五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其他的四位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和吕振羽。

关于郭沫若先生，我在《凝意斋集》自序中已经谈了一点看法，至少作为一说，也不在乎人们是同意还是反对。

记得在大学时代，我读过侯外庐先生的一些文章，只觉得艰深难懂，但唯其艰深难懂，就愈是敬重，他在我面前，总是一尊偶像。

我分配到历史所后，一些进所较早的同事一般都称呼侯外庐先生为“外老”和“侯所长”，他当时任副所长。

按他们的说法，侯所长最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学习，说他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熟悉，简直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人们随意说一段语录，他马上就能在全集中找出来。

郦家驹先生带着我们几个新入所的人，到侯外庐先生家中拜访。

我从此时方知，原来他的一个女儿，还是比自己低几级的同学。

侯外庐先生对我们纵谈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品的重要性。

我清楚记得，他说，宋代不是有五等户吗？其实，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就有指示。

我按他的指教拜读，果然受益。

不久以后，我接到一个任务，说是外老将出访日本，要宋家钰、朱大昀和我为他准备一篇《唐宋之际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的文章。

我至此方知，原来名家的一些文章，是可由别人握笔。

我们三人来到他家，聆听他的一些指示。

但其间也发生一件事，有一段恩格斯的语录，不知是何出处，他与女儿翻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多时，还是找不着。

我方才明白，外老对经典著作固然熟悉，但外界的传言无疑是夸大了。

为了完成任务，我不得不仔细研读他的《中国思想通史》宋代部分，也终于有所领悟。

此后，我先是私下，进而公开，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外老的理论架构不外乎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他强调土地国有制，用一句话就是品级性的结构。

其实，说是等级性的结构就可以了，但为了提高作品的玄妙程度，就改用了品级一词。

二是农民战争的思想，就是“狂暴的幻想”，此词也同样玄妙得令人不可捉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２０１６年第３期（总第１４６期）／五月号现代哲学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ｏ ３２０１６／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 １４６／Ｍａｙ佛玄之间：从《不真空论》析僧肇佛学玄学化问题方映灵【摘要】僧肇是东晋时期的著名佛学家，他以“即体即用”的理论贡献，在中国哲学和佛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

由于其出入于佛玄之间的思想特色，学界历来对其佛学玄学化问题评判不一。

本文试图通过对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不真空论》的解读分析，梳理、点评五种不同观点，并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由于僧肇佛学与魏晋玄学有不同的理路、不同的理论建构和不同的境界追求，从而使两者有内容实质上的区别，而“即体即用”的中道空观是僧肇佛学虽运用了玄学但没有玄学化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僧肇；《不真空论》；佛学玄学化中图分类号：Ｂ９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３－０１２０－０７ 僧肇（３８４－４１４）是我国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即“四圣”（道生、僧肇、僧融、僧睿）之一①。

他以擅长般若空宗著称，有“秦人解空第一者，僧肇其人也”之誉②，是东晋后期极为重要的佛教哲学理论家。

他的最主要代表作《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被汤用彤评价为“实无上精品……为中华哲学文字最有价值之著作也”③。

僧肇的突出贡献，是以“即体即用”的“体用不二”论，既解决了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空色分离难题，开启了佛学中国化发展方向，又解决了魏晋玄学的体用二分问题，推进了中国哲学本体论建构。

由于这种即佛即玄、出入于佛玄之间的思想特色，学界历来对僧肇佛学与玄学的关系评判不一。

本文试图通过对僧肇“解空”的重要篇章———《不真空论》的解读分析，进一步探讨和梳理僧肇佛学玄学化问题。

一“空”是佛教的核心基本概念，不同的佛教宗派对“空”有不同的解读。

般若中观学派对“空”的解读是“缘起性空”、空有相待而存。

它认为：宇宙的一切存在都是由于各自的因和缘假合而成的，并没有实在自性，不能自己规定自己、自己成为实有本体。

侯外庐与中国思想史研究方光华内容提要：侯外庐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都做了明确的解答，并对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综合统一的独特理解，是在继承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传统、参照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理论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科学定位。

他提出的“横通”和“纵通”相结合、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推进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性。

他所勾勒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中国思想发展史，揭示了中国社会与思想的主要特点，富有深刻的理论魅力。

关键词：侯外庐中国思想史对象方法一、侯外庐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独特理解19世纪末，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经验法、归纳法传播到中国，中国的学术观念开始发生变化。

20世纪初期，关于什么是学术，梁启超和刘师培都曾发表意见。

梁启超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显诸用者也。

”①刘师培也曾指出：“学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术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

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

”②这就是说，真正的学术必须有明确的理论体系与方法体系。

人们反观传统学术体系，认为传统学术虽然不乏幽玄高妙的体系，同时也有较为严密的实证方法，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相比较，尚没有达到“自觉”地位。

王国维认为，“中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

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

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③这就使得中国学术没有西方那样严密的综括和分析水平，抽象思辨的能力和精密分析的能力都有欠缺。

思想学术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先后出现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论六家要旨》、《伊洛渊源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理学宗传》、《清儒学案》和《近思录》、《性理大全》等论著与资料汇编，也产生了庄子、荀子、韩非、司马迁、朱熹、黄宗羲、全祖望等许多著名思想学术史研究家，但是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的佛教观和佛教的马克思主义观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和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整体的概观。

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佛学在理论思维方式上的相似和根本追求上的异趣是二者之间一系列交涉和冲突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佛学、辩证唯物论、唯心论一、前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

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1）。

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

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和佛教思想。

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

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

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毛泽东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范文澜、郭鹏、严北溟等。

-文化评论-重读《四书论》——□金春峰一、和侯外庐学派的交往在网上看到学术界已有了许多学派，有点像西汉经学分派一样。

女口《周易》有金景芳学派，政治思想史有刘泽华学派，学派之'学派开派应是《中国思想通史》这部 ,其是《宋明学史》。

部书学是中国中国思想西学中国思想（后中国思想）。

一代一,有传人了。

是冯友学生，做他的硏究生是19621966年。

景，说来奇怪，年《中国哲学史》及《：学》一有读。

巾《朱》，有这。

，1962年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二，了多，了，一上中一部了许多，是读了的。

书中还78一段摘录三（“”是一种特別的政权形式，即所谓“下庶”，“別贵贱、序尊卑……这一种制度，藏在尊爵彝重物之中，这种宗庙社稷的重替了古代法律，形成了统治利用阶级分化而实行专政的制度;这种权利义务专及于一个阶级的形式，完全是为了周代氏族贵族而设的一套机械……。

）这录也是我那时留存下的可贵“文物”了,它竟因隐藏在《中国思想通史》之中而得以被保全,也是难机缘与福分了。

\Z X lM，兪女”呼.冲I啲史、I顺的国廣嵐施的專耿.越辰屮”、小小：血怖乐其-门然的fr的仆一•當、罠的不分,<••••»严•<•步処旳点越h储产咆了所air礼・.i+ul赵®j t忡0阳半丽丽，代沃m,忒「r就治得利用-■'••州堕'、电皿丿占朋的矗Q!f^r,那对“中国分期与社会性质”问题,也很感兴趣。

1961年在学本，就了《中国古分期问题讨论集》，了章。

《中国古代社会》过。

这-文化评论-在潜移黙化中形成了和“学派”类似：思路。

《汉思想史》不取单纯概念分析路，而极重与汉会结合，实是这种影响。

汤一介曾经问我，取《汉学史》，许多是哲学：,天看，实《中国思想通史》的影 响;论《》一章也曾引用了《中国思想通史》点。

1990年到学东访问时，余英闲谈，说一看你的《汉思想史》，就知你书是《中国思想通》。

这本书了余《中国古代士阶层》点。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研究》课程推荐书目2014年2月一、通论1、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

2、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3、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4、陆玉林著：《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5、周桂钿、李祥俊著：《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6、向世陵著：《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7、张怀承著：《中国学术通史（隋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8、张立文、祁润兴著：《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9、陈其泰、李廷勇著：《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10、步近智、张安奇著：《中国学术思想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

11、冯天瑜等编：《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上、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

二、先秦诸子1、吕思勉著：《先秦学术概论》，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2月。

2、朱志凯著：《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3、晁福林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

三、两汉经学1、周桂钿著：《秦汉思想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2、胡适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

3、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4、钱穆著：《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

5、刘汝霖著：《汉晋学术编年》（上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

6、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

魏晋南北朝研究书目及部分作者简述-.-.三、社会、经济类：-.-.-.五、文化、文学类：-.-.六、人物、地理类：-.-.九、文艺、考古类：十、工具、综述类：-.华山馆丛稿华山馆丛稿续编十二、部分作者简述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

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

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曾留学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191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

归国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

解放后，任中山大学教授。

《陈寅恪集》（含《柳如是别传》，三册；《寒柳堂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诗集附唐篔诗存》；《金明馆丛稿》，二编；《书信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二○○一至二○○二年。

共14册。

唐长孺（1911—1996）教授。

江苏吴江人。

武汉大学教授。

早年从事中国辽、金、元史的研究。

1944年后，专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并从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

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国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唐书兵志笺正》等书。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隋唐五代部分）、《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等王仲荦(1913－1986)，余姚明伟乡人，生于上海。

1930年师事章太炎，开始从事文史研究。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长期从事文史教学和研究，精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著有《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古代物价史》、《敦煌石室地志行记综录》等。

曾参加点校二十四史，负责《宋书》、《南齐书》和《南史》点校的定稿工作。

马克思主义的佛教观和佛教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概观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和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整体的概观。

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佛学在理论思维方式上的相似和根本追求上的异趣是二者之间一系列交涉和冲突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佛学、辩证唯物论、唯心论一、前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

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1）。

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

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

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

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

本文着?塾诓煌枷胫魈宓牧⒊》忠埃月砜怂贾饕逵?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行禅师基于和平思维的佛教教育理念和实践作者：阮氏秋霜来源：《西部学刊》2020年第02期一、前言1967年，一行禅师被马丁·路德·金（Dr. Martin Luther King，Jr）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禅师早年身处在越南长期战争时期，体会到越南人民的痛苦、贫穷和恐惧等不安的生活，于是禅师致力于佛法基本教义的研究与教育的实践，在佛教教育中善巧地融合南北传佛教的教义，以南传“观呼吸”“四念处”的法义，结合中国华严宗“无尽缘起”与禅宗“活在当下”的理念，随时注意身心一如，念念分明地做手中当下的事，并事事无碍平等自在地运用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充满着喜悦与温暖。

一行禅师认为，和平不只是没有暴力，和平是培养了解、智慧与慈悲，并结合行动。

禅师所创造的和平思维，是以正念分明，看事情不二分的方法，带入到和平运动。

禅师想透过宗教心灵教育促进和平，以正念修习和平，从个人内在转化出发，进而引导世界走上和平。

本文主要是探讨禅师一生的教育理念是如何导入在和平道路上的思想开展与实践作为。

二、禅师佛教教育理念走向和平道路的历程禅师经历了法越战争与越南抗美战争两次大战乱，战争对越南人民来说，是一场长长的噩梦，人们渴望和平，渴望过着平淡安定的生活。

面对当时越南的情形，他想推动佛法僧团教育改革，透过僧团与信众的互动，促使双方能在佛法的正念禅修上有所精进，整体提升人们的心灵修为，进而推动和平。

一行禅师说：“世界和平来自于心灵和平，而心灵和平在于秉持正念。

”（一）禅师和平思维的背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越南对美战争规模一发不可收拾。

推动和平运动的一行禅师，对局势日渐焦虑。

当时很多越南僧人参与抗战活动，但禅师却选择另一条道路，来救国护民，他离开了佛教组织，于1965年初，与越南大学教授、学生，创立青年社会服务学院，当时北美报界称为“小和平军”，纳入万行佛教大学之教育体系，推出相关课程。

主要是引导青少年积极地投身到救助战争受害者的活动中，重建家园。

宋明理学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独特的理论思维，比如，论人性就提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刚柔善恶中。

论“心”就讲心量广大，藏往知来；人心、道心之别。

论“气”就有天气地质，气以成形。

论“理”，就讲事外无理，事理交融，一本万殊，显微无间，体用一源。

论功夫就讲下学上达，格物致知，渐修顿悟，主一无适。

论“行”就讲修己治人，事亲从兄。

论“诚”就讲自诚明，自明诚。

论宇宙就讲无极而太极，阴阳动静，万物化生。

论鬼神就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讲阴阳二气之良能。

宋明理学把中国古代的理论思维和经典做了综合性研究，主要是对《易传》、《中庸》的融合，也有对外来文化（如佛教）的消化吸收。

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长达七百年之久，比西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时间都要长！这为什么？因为它探讨的问题多，思考的问题复杂。

需要学者们从多方面去研究。

我国当代（指20世纪、21世纪）学者们，他们在论述自己学术思想的时候，有不少是“接着”理学讲的。

如冯友兰先生（1895—1990年），他说他是接着二程、朱熹讲新理学。

三、邱汉生先生与《宋明理学史》一书侯外庐、邱汉生先生和我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真正发挥了学术指导作用的，是邱汉生先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外庐先生的身体不好，很难进行学术指导。

而我虽然是主编者之一，但我主要做了编辑的工作，对来稿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等。

真正从学术思想上把握方向，进行研究成果的归纳，是汉生先生。

我在一篇文章《忆〈宋明理学史〉的编著》中有这样的话：“汉生先生在《宋明理学史》的编写过程中，经常对编写组的朋友们说：我们研究宋明理学，有一个譬喻，从‘看山’到‘上山’，这要付出很大的精力。

”他说：“譬如看山。

看到前面有一座山，它高耸入云，它林木葱翠，它溪涧琤琮。

我们大体上对它有些了解，于是我们攀登，拾阶而上，攀悬崖，登高峰，升降流连，渡溪涉涧，然后浩歌而归。

一一写下来，乃成一部《山志》，这部《山志》还是粗略的，不免有遗漏，也有失误，但总堪作揽胜之一助。

原始佛教思想论木村泰贤著欧阳瀚存译［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本1990年9月第六版录入］目次第一篇大纲论第一章原始佛教之整理法与本书之方针一、研究资料之整理法二、原始佛教及其问题第二章时势与佛教一、时势概观二、当时之一般思想界甲婆罗门教乙各种沙门团丙奥义书之思想三、特论各沙门团之主张四、原始佛教之地位及其特长第三章教理纲领一、佛陀之说教法及其考察法佛陀之说相与教理问题考察之对象考察方法二、正法中心主义三、法之意义四、法性关于现象之法性关于理想之法性法性一与多五、教法六、法与人第二篇事实世界观（苦集二谛论）第一章世界的原理之因果观一、当时之世界观二、因缘论三、因缘之类别四、与外道说之比较第二章有情论概要一、无我论二、有情之组成要素三、有情成立之动力因四、有情之本质五、当时之生命观与佛教之生命观第三章心理论二、生命与心理活动二、感觉机官三、认识之过程四、内心作用之概观五、特殊心理及烦恼第四章业与轮回一、佛教教理上轮回观之意义二、死后相续之概观三、特论业之本质四、前生与后生际人格的关系五、业与果之性质及其伦理的妥当性六、有情之种类附录业说价值论第五章十二缘起论一、绪言二、当时之缘起观与十二因缘观三、缘起支之数目四、十二缘起之一般解释法五、往观立场之解释六、基於上述之还观的解释七、分段解释之萌芽第六章存在之本质论一、常识的倾向二、观念论的倾向三、无宇宙论的倾向四、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倾向第七章对于存在之价值判断及其根据一、一切苦二、苦观根据之无常无我三、苦观根据之常乐我净四、常乐我净心理的根据第三篇理想与其实现（灭道谛论）第一章修道论总说一、修道之根本方针二、当时之修道法与佛陀之修道法三、不苦不乐之中道四、修道者资格之四姓平等五、道器之妇人观六、在家与出家之道器第二章道德概论甲理论方面一、道德于修道上之意义二、奖励止恶行善之根据乙实际方面三、家庭道德家庭经济家庭中各人之义务四、社会道德五、政道论其一实际的政道其二理想的政道第三章信徒之修道一、为信徒之必要二、为信徒之条件三、信徒之境界第四章出家之修养法甲出家之意义暨关于修养德目之精神一、正真出家与其动机二、由于不真纯之动机而出家三、戒律之精神四、修道之品目及其精神乙实际之修道法五、智情意及其修养法六、特论禅定的修养第五章修道之进程与罗汉一、过失与忏悔二、得果与其本质（罗汉论）三、罗汉之力用第六章涅槃论一、二种涅槃二、有馀涅槃三、无馀涅槃之当体相四、绝对法性之涅槃界与以后之思想本书引用巴利经典之符号D Dighanikaya （汉、长）M Majjhimnnikaya （汉、中）A Anguttaranikaya （汉、增）S Samyuttanikaya （汉、增）Vin.T.Vinaya text （汉、凡揭举律名者）Milinda inda panhaDh pada DhammapadaSutta n. Sutta nipata原始佛教思想论第一篇大纲领第一章原始佛教之整理法与本书之方针一、研究资料之整理法佛教研究问题之所在。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特色《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本是一部由思想史专家张岂之教授主持撰写的学术著作。

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现代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立，则以侯外庐先生等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260余万字)为主要标志。

《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本力图在总结五十年来、特别是二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思想发展历史的新认识，丰富和发展中国思想史学科体系。

本书由总主编提出整体设想和编撰大纲，聘请各分卷主编，由分卷主编提出关于各卷的具体编撰思路。

六卷本的具体分工是：先秦卷，由刘宝才、方光华教授主编；秦汉卷，由黄留珠教授主编；魏晋南北朝卷，由刘学智教授主编；隋唐卷，由洪修平教授主编；宋元卷，由朱汉民教授主编；明清卷，由方光华、萧永明、范立舟教授主编。

全书从1999年6月开始启动，预计完成时间在2003年6月，后经过反复修改，直到2007年3月才全部定稿，历时8年。

本书在组织撰写过程中，采取了以下步骤：1.1999年9月，在西北大学召开“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及编著研讨会”，交流50年来海内外中国思想史研究取得的成果，讨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商讨编撰大纲，确定编撰原则，明确参与撰写人员的具体分工。

2.2000年10月，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由全书总主编召开分卷主编编务会议，重点讨论编著工作中所出现的具体问题，并约请有关专家学者进行指导。

3.2002年6月，在西北大学召开“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进一步研究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理论与方法特点。

4.2004年5月，组织对隋唐卷、宋元卷、秦汉卷进行审读，提出修改意见，并对其他各卷的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调整了部分分卷的写作人员。

5.2006年7月，在西北大学召开部分主编参加的定稿会，对先秦卷、明清卷进行了重点审读，删改、补充或重新撰写了部分稿件。

《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本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理论与方法问题以及相关学术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具有六个特点。

隋唐佛教可参考书目《隋唐佛教文化》[日]蛎渡护《隋唐佛教》郭鹏《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一篇：佛教在隋唐时期的发展概况佛教在整个隋朝时期都处在发展时期.隋文帝和炀帝本人与佛教关系亲密,隋文帝从小在尼姑庵里由尼姑带大,此尼还给他起了佛名"那罗延"(梵语端正猛健之意).隋炀帝也有关系至密的僧人为师,曾亲自受戒于当时的高僧智.由于有封建皇帝的支持提倡,佛教在隋代得到很大发展,仅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年),就在全国修建一百一十三座舍利塔.隋炀帝时僧尼受到和贵官一样的尊重,凡在宫廷设宴,除帝后一席,亲信权贵一席外,僧尼道士也都另设一席.到唐朝时,虽在佛教发展的历史上曾几度有所曲折(如唐太宗,玄宗时对佛教的禁令,以及唐武帝灭佛),但实际上佛教势力仍在迅速发展.例如唐太宗时,一次下令剃度天下僧尼即达一万八千五百余人.武则天时代,因为篡政的需要,更是借用佛教压制道教,于天授三年(691年)下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到唐武宗时,佛教已经发展到"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寺院众多,寺院经济发达.隋朝文帝,炀帝二君,三十七年间全国寺院达到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开皇年间,有个山西蒲州僧人,他在长安住持的清禅寺,规模大得惊人:"九级浮空,重廓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园成,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实是一个非常不小的僧侣地主庄园.到唐朝,规模更加庞大,到武宗灭佛前夕,捡括全国大,中寺院竟达到四千六百所,小庙宇尚有四万所.当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千万".唐武宗灭沸之后,从寺院地主那里刮收肥沃良田数千万顷之多.所以唐时有人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第二,僧尼数多,而且僧侣地主的上层人物和隋唐王朝常有密切关系,他们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其中有不少是政治上很有实力的代表人物.据道宣的《大唐内典录》计算,隋朝一代剃度僧尼达三十万人.到唐朝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天下申请为僧尼者,更有七十万人之多.寺院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不仅直接夺走了国家收税的民户,而且有些佛教首脑人物在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隋朝智,本人即为南朝贵族世胄,从南朝陈开始,他成为佛教著名宗派天台宗的祖师爷.隋王朝时,文帝刚刚灭陈,便给智一封口气十分尊重的书信,表示对他"敬信情重",要求他的政治上的合作,后来炀帝杨广更从他"受菩萨戒",登门拜师.所以智一直很自豪地对门徒们吹嘘:"我与晋王(杨广)深有缘契".唐朝太宗,高宗时,玄奘的地位也是相当高的,唐太宗称赞玄奘"夙标高行,早出尘寰",亲自为他译的佛经写序,即有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序中盛赞玄奘为"沙门之领袖",其功"将日月而无穷","与乾坤而永大"武则天时代的薛怀义,则更是在政治上显赫一时的人物.他出家后被武则天任命为洛阳白马寺主,并让驸马薛绍认其为"季父".《旧唐书·薛怀义传》称他得势时,"朝贵皆匍匐礼谒,武承嗣,武三思皆执憧仆之礼以事之,为其执辔",他"纵横犯法,人莫敢言","气盖一时,出百官上".这当然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子,但说明了当时僧侣地主政治地位确实很高.第三,隋唐时期佛经翻译数量之多,和佛教各宗派形成之众,是以前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的.根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载,隋代共有佛经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共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之多;唐代时比前更为增多,据德宗时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共为二千四百四十七部七千三百九十九卷.从230唐高祖武德里德宗贞元年间共一百八十多年,我国共译出佛经总数达四百三十五部二千四百七十六卷,翻译家共四十六人.所以,隋唐时期是我国佛经翻译史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我国佛教史上一些有影响的教派,也大多数在隋唐时期形成.比如,前面提到的隋朝时形成的天台宗,和唐朝形成的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律宗等,皆是.这些佛教宗派各有高僧,如天台宗的智,唯识宗的玄奘,华严宗的法藏,禅宗的慧能,密宗的不空,净土宗的道绰,律宗的道宣,怀素,义净等等,皆是当时学问很高深的佛教大师.隋唐沸教的发展,对我国文化史有深远的影响.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曾指出:宋明道学正是佛教华严宗,禅宗和唯识宗主观唯心主义思潮的"延续",该书认为"佛学在开始时是与玄学合流,而最近则通向道学".宋朝的许多道学家和理学家,常常深通佛学,程颐,程颢所说的"理"和"事"常常和华严宗所谓"理事"共通.史称宋朝大政治家和大学问家欧阳修,临终时是读了八卷《华严经》"倏然而逝"的,可见当时佛学对知识界的深刻影响.禅宗对宋朝理学家影响也很深,以至明人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一时讲究禅机,参禅成为宋代文人们的风尚.佛教对唐宋的文学也有极大的影响,盛唐时候先于李白,杜甫成名的王维,曾被文学史家称为"诗佛".他对佛学有较深的研究,在他的诗中有不少是谈佛理的.他的诗恬淡闲适,是与他具有佛学修养分不开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信仰佛教,是天台宗的信徒,虽然在哲学上他有许多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在某些哲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上仍摆脱不了佛家的超脱人世的世界观.唐朝另一位杰出诗人白居易,也受到佛教影响,晚年当他结束了宦途生活后,退休隐居,和僧侣们共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佛教在我国小说史上的影响尤其深远,唐人传奇小说里有不少故事是讲佛教的因果报应的;此外,我国后来发展成为演史,俗讲,长篇章回小说和戏剧等文艺形式,其始源,都莫不与隋唐时代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佛曲,讲经,变文有关.据向达先生考证,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提到的"俗讲僧"和在敦煌所发现的《降魔变》,《目连变》,《维摩经》变文故事,都属于早期的演义小说的内容.到宋朝,这类俗讲文学才由佛堂转到市井,又分成"说经","讲史"等数大类,终成为后来的白话小说.在我国绘画史上,佛教也有很大影响,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创作的作品大部分为寺院绘画佛教故事,据统计,仅在长安,洛阳寺观中所绘宗教壁画,即达三百多壁.这也可以看出佛教在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至于敦煌莫高窟艺术和洛阳龙门石窟中唐朝雕塑艺术,就更明显可以看出佛教文化方面的影响了.(选自《中国古代史问答一百题》,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又一篇：隋唐佛学思潮泛论——黄钊2010年05月08日湘潭大学学报隋唐佛学思潮是我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