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卉摄影当具中国特色

花卉摄影当具中国特色

林伟

随着数码相机的不断普及和升级，花卉也成为拍摄的重要内容之一。精美的花卉摄影作品正在进入我们欣赏范围，带给我们美的享受。但仅仅借助器材和技术把花卉拍准确、拍清晰、拍鲜艳是绝对不够的。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拥有花卉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花卉栽培的发源地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花卉充满着人文主义色彩。道家认为，宇宙间有三种活物：人、禽兽、花木，三者都是天地的产物，没有等级上的差别。尤其在中国文人的潜意识里，从来没把花卉当作外在的自然物，而当成有智能的生命物。我们从现有花卉的命名上也可感受到拟人化的气息，如罗汉松、湘妃竹、君子兰、美人蕉、含羞草等；并将花卉分成帝王、宰相、君子、师长、朋友、仆人的等级，赋予了人格化的内涵，如“花王花相”、“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花中十二师”、“花中十二友”、“花中十二婢”等等。把自身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性情爱好都赋予了花卉――以至于“花中有我、我中有花”。苍松不但有虬龙之姿，千仞之势，经冬历暑，容颜不改，正是高寿坚贞的象征；翠竹则“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虚心”；而菊花“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孔子也以兰自比“芝兰之生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周敦颐“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对其圣洁则“远观而不可亵玩也”。桃李争艳，春意盎然，生机无限。迄于清代，前人留下来的吟咏花卉的诗词，共有三万多首。更有大量神话传说、曲艺绘画作品，其影响深远广泛。所以高士其先生说过：“花代表了人类的许多感情：真挚的友谊，纯洁的爱情，崇高的信仰；花体现了人类的许多精神：坚韧不拔，傲然不屈，神圣贞节；花象征了人类的许多愿望：幸福和平，自由独立，健康快乐”。

虽然花卉客观是美丽的，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紫葳科的绝大多数花卉都是藤本植物，而且都很美丽，但对待花卉摄影的审美取向上东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的凌霄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藤蔓是攀龙附凤，没有骨气的象征，几百年来受尽唾骂，直到现代还对其不屑一顾。客观地说凌霄花的确是观赏价值很高的名花，自17世纪从中国引入西方后，其观赏价值备受青睐。又如醉鱼草花形似丁香花（丁香花只在春季开放）在夏季开放，作为丁香花的替代品，于19世纪引入欧洲后，一跃成为欧洲最常见的花卉灌木而大受欢迎，又有了夏丁香的别称。而醉鱼草在中国因其名中有“醉鱼”二字，便不被重视。当然，中国人也不会欣赏“因邪恶而美丽”罂粟花和草原上盛开的狼毒花。与欧美艺术美学相比，西方摄影只注重对花卉“真”的科学表述和对“美”的细节刻画，充其量是标本记录和艺术再现。中国人喜爱花卉，不仅因为花卉五彩缤纷，姹紫嫣红，而且更看重其象征美。我以为在情感的表达上中国比西方则大进一层。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层面下，一副优秀的花卉摄影作品，窃以为必须具备三个标准：

一、鲜明的主题，高远的立意。鲜明的主题，是作品的生命之本；立意的高低，则是作者修养境界的标杆。如古往今来咏花的诗词歌赋，以梅为主题者最多，或咏其风韵独胜，或吟其神形俱清，或赞其标格秀雅，或颂其节操凝重。但其立意的高低决定着作品审美价值的总高度。例如北宋著名诗人林逋，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性格孤高自好，喜欢恬淡，不趋荣利，长大后漫游江淮间，后来隐居杭州西湖孤山。在西湖孤山的20年里，不娶妻生子，只种梅养鹤，自谓“梅妻鹤子”。他的《山园小梅》诗：“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体现了追求高古、不

染世俗、不同污流的绝俗情怀。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生活在金朝派兵攻打宋朝的时代，面临山河破碎的现实，他力主抗战，然而遭到的却是投降派一次次的打击和排挤。于是愤然写下了《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表现了他就像梅花一样，寂寞高洁，孤芳自赏，不想去争艳夺宠，任凭百花的妒忌与排斥，即使粉身碎骨，也不改变坚定信念的坚贞品格。而毛泽东读了陆游的词后，反其意写下了《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他写了梅花的美丽、积极、坚贞，不是怨愁而是笑傲，歌颂了梅花凌寒独放、俏不争春、乐观谦虚的品质，让我们领悟到了一代伟人敢于和一切困难作斗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宽广开阔的胸襟。三者比较，毛泽东咏梅的立意最为高远。

二、精美的构图，炫烂的光影。技术是艺术的保证，艺术是思想的形式，思想是艺术的内核。简洁的构图、完美的用光、和谐的色调是花卉摄影的构成载体，在构图上当运用“远取势，近取质”的原则。比如我们在表现春花烂漫、竹海碧波、油菜金黄、霜叶如火等，可运用大面积的中、远景取势；而在表现小荷尖角、蝶恋花蕊、冰雪梅花、凌波仙子等，可运用近景或微距着力刻画其细腻的质感。在光影色彩的运用上，尽可能朝形质统一的方向努力，如我们可用硬朗的低调光影，表现梅花的冷俊孤傲；用明亮的高调光影，表现水仙的轻盈纯洁。用嫩绿的色系表现柳帘的妩媚；用淡黄的色系表现莲蕊的出污不染；用红绿对比色彩表现初夏花园的热烈；用金黄色彩表现秋实的收获。在器材的使用上，尽可能保持相机的稳定，并根据需要使用不同焦距的镜头以达到视觉的冲击，尤其是微距镜头对景深的控制，星光镜的产生光芒、三棱镜的影像叠加等，效果都很明显。在表现内容上，则尽可能添加其他元素，以增加图片的信息量和趣味性，如花卉上的水珠、蜜蜂、蝴蝶、蜻蜓，甚至加入砖雕、花窗、宫灯、中国结等东方元素，求得出彩呈新。

三、情感的共鸣，人生的启迪。没有鲜明的主题、精美的光影肯定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但即使有鲜明的主题、精美的光影，也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的花卉摄影作品。例如我们看过数以万计的“大美女”照片，闭上眼睛能回忆出几张？！冯骥才先生曾说过“笨拙的艺术家只把自己的想象去塞给别人，而聪明的艺术家却设法启动人们万能的想象。”两者都是艺术家，关键区别于：前者只在煸情，强调“我看到什么”或“我说了什么”；后者重在启迪，更关心“你看到了什么”或“你想到什么”。当然从禅宗佛教的角度看，更是“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这些都要求花卉摄影要从较高的标准定位作品，主动预测与读者的感情共鸣，并给读者留下较大的想象空间或人生启迪。这也是李少白“画中有话”的魅力所在。

这三个标准既独立存在，又相互融合不可分割，共同支撑着作品。能不能运用好这三标准，则是花卉摄影成败的关键，更是摄影人的梦想和追求。

在中国历史中，有无数风流文人为花卉草木所倾倒，从屈原佩兰示节、陶潜采菊东篱、李白醉卧花丛、杜甫对花溅泪、白居易咏莲吟柳，乃至林逋梅妻鹤子，创造了许多以花卉为题材的诗词、书法、音乐、绘画、雕塑等千古佳作，这些都为花卉摄影提供了大量学习和借鉴的资源。当我们理性地把花卉摄影定义在中国传统文化层面时，托物言志，定能拍摄出更具生命力的优秀作品。

（林伟，中学高级教师，安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