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提升中国

固提升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
发布时间：2012-07-20 文章来源：商务部研究院霍建国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表的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其所提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指以数字化、人工智能化制造与新型材料的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它直接的表现是工业机器人代替流水线工人，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其结果将导致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越来越小，规模生产将不会成为竞争的主要方式，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会更具竞争优势。

我们认为该论断的趋势分析是正确的，但对于实现这一愿景所需要的时间还难以判断。

这一论断或可以成为美国提倡“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的依据，而对中国目前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则预示着潜在的威胁，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一、“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国际间转移是客观规律
所谓的“全球制造业中心”是指为世界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品的生产基地。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英国、美国、日本都有过“全球制造业中心”的经历，且前者都是被后者所取代，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显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改变的客观规律。

19世纪初，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先驱国在蒸汽机革命的带动下，以其发达的纺织业、采掘业、炼铁业、机器制造业和海运业确立了“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制成品的主要供应者。

182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18%，1870年上升为22%，其制成
品产量占居全世界40%，铁和煤产量超过全世界50%，1837年机器出口总值为49万英镑，而到1866年就达到 476万英镑，美国和欧洲大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基本都是来自英国。

英国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历程延续了70年，培育了全方位的优势产业，形成了发达的纺织、冶炼和机器制造业、采掘业和海运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服务业。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在电力革命的带动下，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19世纪80年代，美国制成品上升为世界第一位，1929年达到了全球制造业43%的最高点。

在钢铁、汽车、化工、机器设备、飞机制造、电气产品、医药以及军事装备等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其生产规模和出口份额都位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工业品出口的重要基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成为全球经济霸主，并确立了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增长，经过30年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成为历史上第三个“全球制造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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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60～80年代，日本以“机械振兴法”和“电子振兴法”为推力，从以出口重化工业产品为主导逐步转向以出口附加价值高的机械电子
产品为主导，成为机电设备、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

借助“全球制造业中心”，日本经济年均增长高达9.8%，20年内制造业生产增长了10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许多工业制成品的产量都名列世界前三名，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很高的市场占有率，成为世界上家用电器、汽车、船舶和半导体的主要生产国。

注：根据中国海关及世界贸易组织相关数据测算，数据引用2009年。

从全球制造业中心发展的轨迹来看，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一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必须辅以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发达的产业体系，具备明显的要素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二是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转移是客观趋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占据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关键是如何延长这种优势；三是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国家，自身的市场需求环境和竞争环境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研究表明，当前全球制造业中心的空间布局正在从单一化走向多极化和均衡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以及生产、技术、商业模式的巨大变化，部分国家可能会凭借其优势成为某一产业的全球制造中心。

二、中国仍是初级阶段的“全球制造业中心”
在现代经济环境下，一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必须具备四个必要条件：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对外开放的市场环境、技术创新的活力和积极有效的产业政策。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的目标，鼓励制造业回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和维持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但从美国本身的经济条件来看，并不具备再次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优势，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描述的机器人生产也只能在某些高端领域。

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继续维持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但若再重新回到单一的全球制造中心格局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从历史轨迹来看，“全球制造业中心”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世界工厂、制造业中心和全球制造业基地。

而这三个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制造业的产值比重、出口的全球市场份额及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含量水平。

以日本为例，日本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过程，不仅是成为全球产值和出口值最高的过程，同时也是成为重要的技术创新大国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的总体技术水平已经领先于西欧、接近美国。

据1983年日本《通商白皮书》统计，在159项关键技术中，日本同时领先于美国、西欧的有39项，与美国、西欧接近的有38项。

80年代中期，在新兴的半导体产业技术方面日本超过了美国，赢得了全球半数以上的市场份额，从而确立了美国之后新的“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

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白皮书首度提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国制成品出口贸易的事实，中国的出口
很大一部分为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曾达到50%以上，虽然近年来这一比重有所下降，2011年也仍然为44%。

加工贸易比重较大说明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我国仍基本集中在中低端，获取的贸易利益比较少。

出口产品主要依赖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不高的加工组装环节，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的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仍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因此，中国仍处于“世界工厂”的阶段，还是初级阶段的“全球制造业中心”。

我国对外贸易虽然规模增长快，但质量和效益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

在我国的出口产品中，2011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65.3%，其中，机电产品出口额占我国总出口额的57.2%，但具备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产品比重低。

据测算，我国自主品牌产品出口金额比重不足10%。

产业是贸易的基础，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偏低说明我国的产业自主创新水平仍然很低。

目前，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

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等15个行业，技术水平普遍比国际落后5～10年，有的甚至落后20～30年。

产业创新能力的不足也使我国对外贸易缺乏强劲增长的内生动力，中国要从“世界工厂”走向“全球制造业中心”还需要加快提升自主创新水平。

此外，由于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政府政策等多重原因，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尤其表现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总体规模的90%左右，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整体规模偏小。

因此，我国
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仍受到国内布局不均衡的制约。

从出口加工区的分布来看，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在25个省（区、市）共批准设立了102个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中，东部沿海地区76个，而中部地区仅有11个，西部地区仅有15个。

2011年，我国东部11省市出口额为16749.3亿美元，中西部20省市出口2236.7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对外出口总额的88.2%和11.8%。

可见，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主要集中于中国东部地区。

受要素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东部地区作为制造业中心的优势有所减弱，出口增速有所减缓，而中西部地区仍具备较强的基础优势，出口增速要普遍高于东部地区。

2011年，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等东部省市出口分别增长17.4%、15.6%、19.9%和16%，增速略低于全国总水平。

而重庆、河南、贵州和江西等中西部省市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165%、82.7%、55.5%和63.1%，均大幅高于全国同期出
口增速。

中西部地区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较上年上升了1.9个百分点。

2012年1-4月，中、西部地区出口分别增长23.6%和39.9%，而东部地区出口仅增长4.1%，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央支持中西部加快发展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应，另一方面也归因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加快。

2011年，中西部加工贸易进出口平均增长70%，高于全国加工贸易增速56个百分点，占比从2006年的2.5%提高到5.9%，在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势头减弱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正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中国制造业中心正呈现内部转移现象，即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转移，且转移速度已明显加快。

三、提升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的对策
尽管舆论对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评价不一，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加快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升了产业竞争力，已建成由完整的原材料能源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国防科技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组成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丰富的配套链条，使中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贸易大国。

当前，世界经济步入调整转型期，发达国家的制度性缺陷逐渐显现，从长周期理论来看，世界经济的复苏与振兴仍需时日。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面对即将兴起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既是挑战，也是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能充分把握机遇，全面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和水平，增强技术创新的能力，由低端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向中高端发展，必能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集聚更多内在动能，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稳
步推进贸易强国进程。

具体应落实好下列五项工作：
一是要形成巩固和提升“制造业中心”的共识。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凭借改革开放和要素禀赋优势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中心”，无论是对中国经济本身和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的短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技术创新的发展滞后，导致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严重削弱，加上中国又面临着“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等挑战，片面否认中国“制造业中心”的成就、任何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路径显然是对客观事实的不尊重。

面对已经形成的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对中国“制造业中心”的评判和采取的举措将直接影响未来中国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仍需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巩固世界工厂地位和既有的制造业竞争优势，并逐步延长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发展阶段，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转型升级，强化贸易大国地位，实现经济更加稳健和强劲的增长。

二是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之路。

我国技术创新发展滞后，有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的问题和障碍，同时也是现阶段发展水平的客观现实。

我国应以开放视角，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将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落到实处。

首先，制定和落实鼓励自主创新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国际贸易领域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健康发展。

其次，构建以企业为主、产学研贸相结合的创新体系，为企业的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市场、制度、法律和政策环境。

第三，大
力吸引研发创新类外商直接投资，充分利用财税、金融等扶持政策，提升重点领域吸引研发和创新类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四，改革教育体系，培养和吸引创新型人才，畅通高端人才跨国流动的绿色通道，支持高端人才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间科技创新活动。

三是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

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主导作用。

要理顺资源要素价格，打破垄断，规范财税体制，营造一个有利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努力创造一个全国统一、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政府职能的行使需要更多考虑遵循市场发展的规律，给市场更多的主导权。

对于一些竞争力强的加工贸易企业支持其转型升级，对于那些一旦缺乏政策支持就难以为继的企业，应让市场来决定其淘汰整合之路。

应该在国家统一指导的基础上，给予地方以更多的决策权，由各个省市、各个地区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资源的开采使用情况，产业发展实际、劳动力成本优势等，制定符合本地发展特色的制造业发展和创新规划，量力而行实施财税支持政策，产业引导政策等。

四是要加强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

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脱离一直是困扰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难题。

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出口竞争力反而较弱。

这一方面由我国长期发展的历史原因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分属不同的部门，这些部门之间缺乏兼容机制或专门的协调机制，存在各自为政现象，贸易政策的制定较多考虑外需，产业政策的制定则主要立足于国内，虽然贸易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的布局和结构变化，但
由于没有形成合力，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动力不足的问题便会显现。

合理的产业政策应是开放型的，任何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才是真正的竞争力，过度地保护相当于保护落后。

因此，我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要更多考虑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

而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也需要兼顾我国产业的国际化和制造中心的特殊地位和贸易大国的现实。

五是要鼓励中西部地区加快制造业发展。

从工业化的发展角度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化程度普遍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已近90，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平均指数仅约40左右，中西部地区正是需要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的阶段。

在当前制造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的形势下，我国可以将原来东部沿海地区已享受的政策便利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支持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各种类型的产业转型，特别是要加快利用外资和以加工贸易的发展来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但中西部在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不能再因循东部地区的依靠要素成本模式，应走出一条质量效益型的新兴产业和持续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绿色生产、绿色贸易，以技术创新来引领中西部的加工贸易发展。

（来源：商务部研究院；作者：霍建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