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苏轼黄州词
韩国强：也说苏轼黄州词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
.h2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h3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DIV .union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DIV .union TD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苏轼一生作词三百多首， 而黄州的词作就有近百首 说超百首），占他全部编年词作的约四分之一。饶晓明著文 指出，“东坡词的创作高峰在黄州”①。苏轼作词始于“神 宗熙宁五年， 他出官杭州以后” ②， 谪居黄州， 他的词创作，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顶峰。王灼《碧鸡漫志》卷
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这种文化现象引起历 代评论家的关注与思考。本文也就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休将白发唱黄鸡”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在
《予以事系
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 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 （其二）写道：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安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乌台诗案” ，苏轼惊魂未定，被贬至黄州为检校水部
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③，正是他当时心态的写照。 苏轼初到黄州就遭遇着贫穷和饥寒的困扰。他给章子厚的信 中透露出他但时的困境： “现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
—“ 云：“ 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 出向上
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他带着惶恐的心情到黄州
平生文
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廩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又在给门生秦太虚信中陈述他初到黄州的生活窘况：“痛自节检，自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大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苏轼居黄州的饥寒生活可见一斑。
生活饥寒交迫，疾病也随之而来。他在给陈朝请信中说:
“春夏以来，目病几百日，今尚苦目疾。”又在给蔡景繁的
信中说：“某卧病半年，终未清快。近复以风毒攻左目，几失明。”由于水土不服，他先后患过腹泻、臂疾、中暑、水疫、疮疖、红眼睛等疾病。
更有甚者，“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六亲不
相保”，“亲友至于绝交”④。
苏轼初到黄州，内心充满着困顿与矛盾。然而，苏轼毕
竟是苏轼，他有“平生文字为吾累”的沉痛感受，但“他的
心情没有一天平静过，笔墨没有一天停止过；只是不直言其
意，借笔抒发其内心真, 情”⑤。
苏轼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最能反映他不为
艰难困苦所吓倒，乐观进取的情怀: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作品由兰溪而西流而想到人生可再少。这是词人“对失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⑦的感慨。
去了的青春的热情呼唤，是不甘寂寞的表现。”⑥于是有“竹我们考察苏轼谪居黄州的经历，有两点值得注意:
是躬耕东坡，自食其力。饥寒交迫没有使苏轼消沉，
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他得到故营地数十亩，开始了经营田宅之举。他
从劳动中得到了欢乐，免除了仕途风波。他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和南堂，过着陶渊明式的生活。
是“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⑦。我们查阅
苏轼谪居黄州的文学作品，惊讶地发现，苏轼改变了创作的路数，“干脆改弦更张，利用’谑浪游戏’的‘小词’来自由充分地灌装心里的苦酒。”⑧这个时期，他的词作明显增多。
二、抒情言志，“小词不碍苏轼创作路数的改变是有其原因的。
“乌台诗案”后，苏轼给亲朋好友的书信中说出“不复
作诗文”的原因:
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
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答秦太虚》之四）
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所谕四望起废，固宿
志所愿，但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
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与陈朝请》之二）
困躓之甚，出口落笔，为见憎者所笺注。儿子自京师归，
言之详矣，意谓不如牢闭口，莫把笔，庻几免矣。虽托云向
前所作，好事者岂论前后。即异日稍出灾危，不甚为人所公耳。（《黄州与人》之二）
众所周知，“乌台诗案”是苏轼因诗而下狱。据宋人朋
九万《乌台诗案》载，苏轼的政敌何大正、舒亶、李宜之、李定等收罗“苏诗”，“笺注”，罗织罪名，把苏轼打入狱中。
“乌台诗案”苏轼因诗获罪，差点丧命，被贬黄州，便格外小心，“不如牢闭口，莫把笔”，以免“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
我们仔细审视苏轼的书信，他只说“不复作诗文”，并
不包括“词”。
关于苏轼的黄州词，王兆鹏、陈冰清、莫励锋、饶晓明
等先生都有精辟的论述。
苏轼选择“词”来抒情言志，是由于当时社会对“词”
的认识，以及苏轼在黄州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
胡寅《题酒边词》对苏轼以前的五代北宋人“诗尊词卑”
有一段论述。他说，“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
当时人把词作为“遣情娱兴”的小道，我们还可举出
些例子。
其一：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
而笑曰: “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 “彼亦偶然自
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