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道鹏程里4号杨十三旧居
本版老照片由杨小冀提供
摄影记者王建一本报记者采访杨效昭（中）、杨小冀
摄影记者王建一
插图谷雨成都道鹏程里4号
杨十三旧居
特点：鹏程里是典型的老式居民住宅区，这里狭窄而安静，大多是公寓式的旧楼房。
杨十三故居就是这些式样相同的公寓中的一座，整体分为上下两层，并带有地下室，曾为民航宿舍，现为居民住宅。
杨十三
（1889-1939）名彦伦，字灿如，又名杨裕民，家族兄弟中排行十三，故名，直隶（现河北省）迁安人。
1906年
考入天津工艺学堂，1920年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
后在我国首创苇草造纸新技术，曾回乡创办了冀东第一所“立三私立平民女子学校”。
在“一二·九”运动中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天津沦陷后积极抗日，1938年参与组织了“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屡建战功。
1939年7月21日，在随八路军总部转
移途中，牺牲于太行山附近的浊漳河畔。
我帮爸爸送情报
在北京一座古旧的四合院里，记者见到了杨十三的大女儿杨效昭。
98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只是有些耳背。
好在有杨十三的曾孙杨小冀陪同，协助交流。
虽然从没见过曾祖父，但在老人们的讲述里、在不断地探寻中，杨小冀早已把曾祖父的一生都铭记在心。
杨效昭早年参加革命，是八路军总部的医生，朱德等八路军著名将领都曾经是她的病人。
但是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上至将军下至士兵乃至普通百姓，她都同等看待。
她最初学医是父亲的决定，父亲一句“学好了给人民办点事儿”成了她
一生的追求。
在记者离去时，老人拉着记者的手，嘱咐记者要“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几十年风雨过后，当年的很多事老人都已淡忘，甚至对曾经在天津的住所记忆都不再深刻，可有那么几个片段，却似斧凿般刻在了老人的心里。
上阵父子兵
放假回家时，杨效昭就成了杨十三的联络员，不仅负责给生活困难的同志们送钱和米面，更重要的是以出诊看病的名义传递情报。
把情报放在随身的药箱里，外人也不会起疑。
送情报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那就是对暗号。
杨效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跟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接头。
“家有传染病人吧，得住院。
”
“没钱住院，你给看看吧？”
“看看也行，但看不好。
”
于是，杨效昭顺着话头就进屋了。
每次接头暗号都有不同的版本，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至今，杨效昭还记得父亲向她交代接头暗号的情形——杨效昭坚持说自己不懂传染病，杨十三无奈，只得说：“你这么说就行，人家怎么问你就怎么回答……”
说到对暗号的经历时，老人爽朗地笑了，仿佛刚讲了一件童年趣事。
记者却笑不出来，在那个笼罩在恐怖下的城市里，有那么一个父亲，为了他的信仰，为了更多人的幸福，把他自己连同他的家，一起送上了战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近五十的杨十三四处
奔走疾呼“吾侪与敌决战之期至矣，吾愤累年，誓当以死报国”，放弃了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并以自家为联络点，与好友洪麟阁、连以农等共谋光复冀东事宜。
他拿出了自己全部的家产，典卖了老家的土地，又动员亲朋好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
1938年7月，杨十三带领由杨效贤、杨效昭、杨效棠等子女和河北省工业学院学生组成的“工字团”参加了
抗战，和李楚离等人一起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
年近五十投笔从戎，战场上每每冲在最前面的杨十三，
总是牵动杨效昭的心。
她同时放心不下的，还有留在天津的母亲。
母亲被叛徒出卖给“宪兵队”
杨十三带着年长的孩子们奔赴抗日前线时，司湘云带着年幼的孩子留守天津，继续关照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
司湘云识字不多，但认得杨十三的笔迹，只要看到他的条子，诸事尽力。
杨十三牺牲后，司湘云则以李楚离的字条为准。
冀东大暴动后，因叛徒出卖，司湘云陷入了危险之中。
“日本宪兵闯入家里的时候，母亲机智地拽下床箱上的被子，把妹妹藏在被子底下。
她被宪兵队捉了去，上了电刑，日本人还放狗咬她抓她。
”杨效昭曾见过母亲身上被狗抓伤的痕迹，提及那段历史，淡定的老人眼中满是泪水，“但是即使是和那个叛徒当面对质时，母亲也不承认她为地下党工作，并一口咬定不知道父亲和我们的去向。
”
日本人无奈，抱着放长线钓大鱼的想法放走了司湘云，但要求她随传随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司湘云几乎日日被传唤。
每次她去宪兵队时，人力车夫总是不要钱，并会一直在外面等她出来；还有一次，日本人逼问她家里人的去向，她受刑不过时，居然有个不认识的年轻人来到宪兵队，自称是她的大儿子，和她一起受刑……那时候司湘云就知道了，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鹏程里的老房子，真的远不是破旧就能形容的。
那种时光沉淀下来的斑驳和沧桑，让狭长的胡同都显出了几分幽深。
二胡声传来，眼前出现的却是北京那座四合院和院子里那位98岁的老人，耳边响起的居然是《红灯记》中李铁梅的一段唱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听杨效昭讲述的时候，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就是这部戏。
革命自有后来人，杨十三和他的家人演绎了另一个版本的《红灯记》：在杨十三的劝说下，他的父亲出资建立了“立三私立平民女子学校”，他的哥哥出钱支持革命；杨十三的七个子女全部投身革命，最小的儿子，11岁就成了“红小鬼”；他的侄子杨秀峰接触到进步思想的时间，比他还要早；大女婿李楚离，更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杨十三离世许多年后，就连未曾见过他的曾孙杨小冀都以他的精神为指引，在基层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杨十三一直有胃病，残酷的战争环境使他得不到及时治疗，最终牺牲在了担架上，年仅50岁。
在杨十三的追悼会上，毛主席亲笔书写了挽联：“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朱德总司令等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也题送了挽联。
各界人士约5000
人参加了追悼大会，纪念他们的同志和战友。
人心就是一杆秤。
书生报国，毁家纾难；投笔从戎，为国捐躯，终赢得生前死后名。
他的儿女们擦干眼泪，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
就如李铁梅所唱，他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鹏程里4号已经几易其主，现今的住户都不知道杨十三是何许人。
大门半敞着，几扇坚固的防盗门提醒着记者这已经不再是杨十三生活的那个年代，而应该是杨十三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年代。
这是一个应该得到珍惜的年代。
家里的表亲数不清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杨效昭已经离家赴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每次回家，都会发现家里依旧人来人往，而且大多数是陌生人。
对这种情况，杨效昭早已习以为常。
从担任河北省工业学院教授时起，杨十三利用他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经常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藏在家中。
他家实际上就是地下党的联络点。
那时的杨效昭并不懂这些，因为她的父亲从来没有解释过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杨十三只是告诫孩子们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是老家来的表叔、舅舅。
天长日久，家里再来“表叔”“舅舅”时，连杨十三不满十岁的小儿子津生都懂得去门口看看是否有可疑的人。
后来怕小儿子出去后乱说话惹出事端，通过党组织，杨家把刚刚11岁的小儿子送去了延安。
杨十三的妻子司湘云是个裹了小脚的农村妇人，一直默默地支持着她的丈夫。
据杨效昭回忆，母亲经常嘱咐孩子们
“你们听话，出门不要乱讲”，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探监”和“收尸”：“有些场合父亲不方便出面，母亲就去。
为那些遇难的同志收尸时，母亲总说那是‘表弟’，然后想办法买棺材安葬。
每次母亲都会哭，而且哭得特别伤心。
”
专家支持金彭育
作者：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