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东北新闻界对日本新闻侵略的抵制——以《东三省民报》与《盛京时报》笔战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东北新闻界对日本新闻侵略的抵制——以《东三省民报》与《盛京时报》笔战为中心
作者：王翠荣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2019年第11期
王翠荣
近代日本人在东北创办的大量报刊，以“开通民智”“联络邦交”为名义，实际上则以
文化侵略为目的，主要是为日本武力侵占东北制造舆论。

《盛京时报》作为其忠实代言者，自
创刊起，便长期霸占东三省的舆论空间，充任“意见领袖”之角色，笼络欺骗了许多东北民众。

而以《东三省民报》为首的国人报纸作为先知先觉者，在参透日人报纸的险恶用心后，时常进
行议程设置，以犀利的笔锋不断对其实施的新闻侵略加以警示和抵制。

尤其是在1924—1925年间，围绕日本对中国实施的“文化侵略”及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五卅惨案”，《东三
省民报》与《盛京时报》展开长时间激烈的笔战，从而充分唤醒了东北各界爱国人士对日本殖
民统治、殖民文化侵袭的反抗，可谓开国人媒体抵抗日本新闻侵略之先河。

［关键词］民国东北新闻界；新闻侵略；《东三省民报》；《盛京时报》；舆论争锋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9）11－０12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七七事变前东北新闻界对日本新闻侵略的抵制研究”（17BXW017）
王翠荣，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

（浙江宁波 315100）
学者王向远曾指出：“文化被用来为武力侵略服务的时候——包括事先制造侵略他国
的思想舆论，对将来武力侵略他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种种学术意味的设想、研究和论证；
或在战争中为侵略进行宣传、辩护；或在占领它国的条件下，以奴役被侵略国的人民为目的，
蓄意歧视、诬蔑、毁损、破坏对象国的文化，并将自国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设施、自
国的语言文学等强加于对象国——这些‘文化’的行为都构成‘文化侵略’。

”［1］(P4)
作为近代侵华主力的日本，在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过程中，正是有目的、有组织、有
蓄谋地借助于新闻媒介，进行着虚假信息传递、利己舆论操纵以及该国意识形态的强加，通过
舆论导引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并带给国人深重的毒害，这种新闻侵略可以视为文化
侵略最为典型的一种形式。

自1903年秋在东北出版首家日文报纸《营口新闻》始，日本便以新闻侵略为导引，以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为宗旨，有计划地对东北实施一系列的思想渗透及舆论
钳制，从而逐步实现其侵略意图，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地位。

《盛京时报》作为日本的忠实代言者，自创刊起，便长期霸占东三省的舆论空间，充
任“意见领袖”之角色，笼络欺骗了许多东北民众。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面对日人报纸（即日
本人在中国办的报纸，下同）在东北的大肆横行及舆论干扰，东北新闻界的部分有识之士已开
始借助报刊，不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揭露日本操纵的媒体给东北民众带来的无穷
毒害，呼吁人们奋力抵制和抗争。

其中，以当时在东北发行量最大的国人报纸《东三省民报》
①最为突出。

特别是该报与日人报纸代表《盛京时报》在1924—1925年间进行的长时期正面交锋，堪称东北新闻界最早、规模最大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中日双方笔战，在国内新闻界亦属
罕见。

关于这段新闻史，学界目前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

因此，本文将以悉心搜集的第一手
文献资料为依据，以分析这段新闻交锋为中心，力图展现民国东北新闻界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深
刻洞悉，从而丰富相关课题的研究。

一、《盛京时报》肩负的“使命”及《东三省民报》鲜明的反日宗旨
《盛京时报》于1906年10月18日在奉天（今沈阳）创刊，至1944年9月14日终刊，历时38年，是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份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也是日本在华出版最久的中文报纸。

该报创办人是对中国有着深入了解的，有着日本文化间谍、军事特务及报人多
重身份的中岛真雄（1859—1943）②，他当时在答复自己密友，即时任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儿
玉源太郎为何要在奉天办报而且是中文报纸的提问时，就曾露骨地表示：“是为了新闻救国
（日本）。

”［2］(P40)该报在创办之初，即受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荻原守一在财务和行政方
面的协助。

正如荻原守一所言：“《盛京时报》创刊的目的，是对满洲的清国官民进行我国政
策的普及，并且企图扩张我国的势力。

”［3］(P10)
《盛京时报》虽名为个人创办，但自创刊以来便打上了日本官方、军方和特务机关的
烙印，一直接受着日本外务省、日本驻奉天领事馆及“满铁”机关的资金补助，曾被日本前首
相岸信介等称为“在满日本人的先驱者”［4］(P27)，因此无疑可将其称为日本在东北的机关报。

该报问世以后，因仰仗帝国主义殖民特权，不受军阀控制，“专以外交手腕挑拨中国
内乱为目的，对于日本侵略东省政策，维护粉饰，无所不至，但颇能于不关痛痒中责骂奉派武人，以故东省寡识的人们，皆甚爱阅”［5］(P119)。

著名报人戈公振曾评该报云:“《盛京时报》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发刊于奉天。

以张作霖取缔中国报纸颇严，而该报独肆言中国内政，
无所顾忌，故华人多读之,东三省日人报纸之领袖也。

”［6］(P66)可以说，《盛京时报》作为日本人的耳目喉舌，始终在东北扮演着记录者、宣传者、煽动者、鼓动者的角色，是日本侵华
的重要舆论工具，极力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谓“权利”，实施着日本帝国的对华政策。

《东三省民报》于1922年10月23日在沈阳创刊，由东三省民治俱进会主办。

东三省民治俱进会是1922年7月，由身为孙中山同盟会会员的高崇民倡导成立。

该团体成立的宗旨是“促进民主，唤醒民众，团结东三省的爱国志士，共同为反日救国而奋斗”［7］(P23)。

为有
效地进行革命宣传，东三省民治俱进会创办了《东三省民报》，由总干事高崇民协调，社长为
赵锄非，副社长兼总编辑为宋大章，国民党人安怀音、共产党人苏子元等为该报编辑。

③《东
三省民报》创办之初即旨在促进民主，唤醒民众。

因此该报创办宗旨即在于：“大力阐发三民
主义精神；发展经济，挽回失去的主权；注重社会问题，努力解决国民生计；提倡国有文化，
灌输科学知识，扶助教育。

”［8］(P6)
值得一提的是，该报的主要成员均正值而立之年，且大多有接受日本军校教育及从军
背景。

《东三省民报》为申办创刊向奉天警察部门提交的请示函中，曾介绍报社主要工作人员
的履历：“社长赵锄非时年三十五岁，毕业于日本东斌学校陆军科暨东京启监学校，曾充山东
第一师参谋长；经理陈丕显，三十四岁，日本东斌陆军科暨奉天讲武堂毕业，曾充山东第一师
团长；副社长暨总编辑宋大章，三十五岁，日本警校毕业，曾充北伐军第二军参谋长……”［9］这便意味着该报主创者均对日本的历史及文化背景有较深厚的了解，同时使该报相比同业有着
更为浓烈的忧患意识。

面对全国各界抵制日本的“二十一条”行动和轰轰烈烈开展的五四运动，日本开始改
变对华政策，不再明目张胆地彰显侵华野心，而将“中日亲善”作为对华话语的基调。

但是
《东三省民报》却未被日本的表象所迷惑，自创刊伊始，该报即配合民治俱进会开展收回旅顺
大连的群众运动，刊文揭露日本与袁世凯秘密换文的消息，对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
将旅大租期延至99年的要求提出严重抗议。

［7］(P17)1924年4月14日，《盛京时报》“抗议”《东三省民报》刊载所谓“对日皇不敬”的消息，随后日本领事馆谒见张作霖，要求《东
三省民报》停刊。

张作霖于23日勒令该报停刊一周。

［4］(P126)但复刊后，该报继续载文支
持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支持奉天教育会收回中国在满铁附属地教育权的倡议。

同时仍
不断披露日本的动向，并希求广大读者能有切肤感受。

该报于1924年8月18日开始组织发起
反对日本侵略的悬赏征文，明确设置议题：“日本朝鲜银行所出之纸币向不兑现，日本内地且
禁止使用，乃无限制地流行于东三省，究竟日本当局是何居心？同时东省人民受之不疑各怀无
上之信仰，闻该行并无若何基本金，究竟以何魔力而令吾人颠倒至此？试详言之”，“列强在
华经济侵略由何处足以证明试详言之”。

其后将入选文章分别在1925年1月1日的新年增刊中隆重刊出，从而有效引领了东三省民众的思考。

自1924年7月22日起至9月15日，该报连载了爱国人士周佛光（即周公任）的著作《日本侵略满洲史》。

文章以十分客观翔实的记述向民众呈现了日本多年来对东北的掠夺事实。

1925年2月6日，《东三省民报》重新刊载此文，但却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

迫于压力，该报
于2月22日第6版头条发表“本报停登日本侵略满洲史之声明”。

声明指出：“日人如此行为，原可置之不理，转念我省当局，向抱亲仁善邻之旨，所处地位，诚属困难，本报自应鉴此苦衷，暂将逐日披露日人所继续进行而恐被人窥破之满洲侵略事实之记载，从明日起停止发表。

但本
报所以出此，仍系希望日人最后觉悟。

”尽管该报顾及政府的外交方针停止了文章的刊载，但
此声明无疑向广大读者清晰地表明了不卑不亢的态度，一方面希望日本及时收敛，一方面再次
警醒国人。

二、《东三省民报》对日本利用新闻政策侵略东北的独特认知
早在1924年，《东三省民报》即对日人在东北所办的《满洲报》凭空造谣、别有用心地干涉中国内政现象十分反感，连续发表了《大家今后还看某报否？》（7月18日）、《外报
造谣》（8月13日）、《辟满洲报之谰言》（8月18日）、《对于满洲报之畸形记者忠告》
（9月7日）、《满洲报为何不称吴某为阿爹阿父》（9月25日）、《应注意某国报纸又施挑拨》（11月13日）等文。

在深谙日本媒体的侵略手段后，该报归纳出这些手段的四种作用：“宣传己国的声威，使中国人羡慕他”，“宣传拆白式的亲善，使中国人迷信他”，“用轻描淡写之术，肆行其挑
拨手段，使中国内乱延长”，“用似是而非的言论，以混淆是非，使中国人不知所从……以上
四种，即某国人所谓新闻政策。

此种政策之施行，与经济政策，以及武力外交等政策，虽方法
不同，而其足以致他人之死命……某国报纸阴险如此，诚为我东省最大之祸害，我东省人士，
如果稍有地方观念，国家思想者，对于此等显然之祸害，诚当设法抵制，毋使其横诀无已矣”。

［10］
为深化读者对这种新闻侵略手段的认识，该报又专门刊载了社论《何谓新闻政策》，
更加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在对他国实施侵略主义的过程中，文化侵略主义对广大人
民造成的危害，同时更进一步揭示了在文化侵略中新闻鼓吹主义带来的直接后果。

继而又以欧
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新闻政策发挥的功用作比较，阐明效仿德国该政策的某国（即日本）在中国大设报馆、广织舆论网络带给国民无尽毒害的事实，最后提醒报界同仁有所觉悟，
有所抵御。

该社论开篇即言：“新闻纸者，政府之监督，国民之导师，内政之木铎，外交之指针，宣传文化之置邮，通达世事之电机。

其最有价值者，能左右政局，转移民意，为世人之耳目，
故欧美列强，率依新闻纸为发展势力之利器，所谓新闻政策者，于是乎出焉。

”继而提及“今
世之帝国的侵略主义，约有三大动力：一、武力的侵略主义……二、经济的侵略主义……三、
文化的侵略主义”，同时指出“以上二者的主义为物质的侵略主义，此者为精神的侵略主义，
使人于不知不觉中蒙无量之毒害，其方术有数”。

接着将“文化的侵略主义”分为三类，“曰
文字的同化主义……曰学术的侵略主义……曰新闻的鼓吹主义”，然后进一步阐述：“就以上
三种帝国的侵略主义言之，前二者皆为害显而易明，吾人易知而防之，惟后者为害晦而难测，
吾人不慎，易受其愚弄。

在此主义中，尤以新闻的鼓吹主义为最甚。

”
在对德国实施侵略行为的认识上，论者认为，其“恃经济侵略的主义为先锋，依武力
的侵略主义为后盾，而以文化的侵扰主义为侦探，卒得新闻政策之功效，而使其帝国的侵略主义，日益展进。

彼其国家对于新闻事业，由政府设为专官以统辖之，以谋调动灵敏，言论统一。

各新闻机关，亦有互相联合之组织，以同力合作，一以辅助国家发展之为前提”。

充分揭示出
帝国主义国家为达到侵略目的，对在被侵略国设置的新闻舆论机构进行的有序组织和精心调遣，是必须引起国人注意的要旨。

因此，论者不无忧虑地向东三省民众发出警策之语：“近世继承德意志帝国政策之某国，亦惯用新闻政策以直接图侵扰我之国家，彼某国对于我国，屡次强迫之条约成功，新闻纸
有力焉；对于我国的经济侵略主义成功，新闻纸有力焉；对于我国挑拨内乱，发无用之军械，
乘机要索权利……之政策成功，新闻纸亦有力焉。

”作者最后痛心疾呼：“我之同胞乎，其亦
知某国在我国设立几何之报馆乎？其亦知某国设立报馆之微意乎？其利我乎？利彼乎？同胞当
以清醒之头脑思者之，勿以醉梦之耳目听视之也，尚希望我报界诸同志，各宜有此种觉悟，对
于某国之新闻政策，宜为正义的监督及抵御，俾我民精神上所得保障，不至受某国之愚弄也可。

”［11］这篇《何谓新闻政策》的出台，不仅道出了日本在东北蓬勃发展的新闻事业于该
国侵略“宏图”的作用，而且深情呼吁报界同仁能充分警醒，并同样借助于新闻媒体来抵御侵
略者的阴谋。

三、《东三省民报》与《盛京时报》在新闻战场的激烈角逐
为顺应国际退还庚款之趋势，也为营造“日中亲善”之表象，日本政府曾于1923年3
月通过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还组建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以资助中日文化
交流，开展补助中国留日学生学费等“东方文化事业”。

中国文化教育界最初对此均抱有期待，但随着“东方文化事业”的开启，许多有识之士逐渐发现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不过是日本
侵华扩张的一种方式而已，于是开始从抱有期待、尝试合作逐渐转向怀疑、失望、抵制和反对，将其视为“文化侵略”。

［12］
（一）两报舆论争锋的中心议题：“文化侵略”真伪之论辩
1925年4月14日，《东三省民报》在第3版刊载了一则新闻，题为《日本政府未改
变其文化侵略方针》，文章对中国教育界针对日本政府的质疑之声进行了客观报道。

但1925年4月21日，《盛京时报》却在头版发表主笔傲霜庵④的社论《驳文化侵略》，其后连载4天，
斥责持“文化侵略”的中国人是“被害妄想狂”者，语言极其阴损毒辣。

傲霜庵称：“近来中
国有倡‘文化侵略’之说者，固系一小部分人士，本不成为问题。

若辈由吾观之，非‘被害妄
想狂’患者，以排日为饭碗之徒耳……所谓排日论者，本以为排日为饭碗，小题大做，万事重提，系其惯用手段……今乃奇想天开，竟创‘文化侵略’之愚说，不亦滑稽之甚耶。

”其后，
该文以俄国的讬尔斯泰（托尔斯泰）、郭尔基（高尔基）、屠而该捏夫（屠格涅夫）、妥也德
富司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思想家、文学家被日本文坛坦然接受，德国马克思、喀乌基、伯
比尔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征服全球而未有“倡文化侵略者也”来加以佐证。

又以中国文字输入
日本、朝鲜，不闻日本有抗议之事；中国古玩书画之流入日本者，日人“视为拱璧”；印度佛
教自中国输入日本，“未知有日本爱国志士，向中国朝廷或印度国王，提出抗议书之事”等蔑称：“今之中国‘排日’论者，为‘丧心病狂’，为‘迫害妄想狂’，为饭碗奴隶也。

”
在4月22—24日连载的《驳文化侵略》中，《盛京时报》继续从日本所用重要文字皆为中国文字；日本著名之著作多纯用中国文字，其编纂方法，亦系中国式；日本亦祭祀孔庙；
奥国使用德语，美国使用英语，瑞士使用德法意诸国之语等现象得出“盖文化之于国境，并无
关系”，“盖文化之性之质，确为非侵略的，与兵力、资本、征服，及国家主义绝无所涉也，
欲以文化为侵略之具，犹如南辕北辙不管缘木求鱼耳”之论断。

《驳文化侵略》首篇刊发后，《东三省民报》即在4月22日的“三省论潮”专栏中登载了署名为“叔举”的小评论《狠毒哉某外报记者之用心》，文中回应：“该记者之倡此谬说，正是实行其新闻政策，亦正是文化侵略之另一队伍……某记者为欲掩饰帝国主义之阴谋，竟不
惜诬吾国知识分子为丧心，为病狂，呜呼，若而人者，其手段之辣，存心之毒，真可恨，亦殊
可畏也。

”
《盛京时报》中《驳文化侵略》系列文章刊载完毕，《东三省民报》开始集中火力对
其谬论进行逐一反驳。

尽管《东三省民报》1925年4月29日—5月19日的报纸有缺失，很多
文章尚不完整，但我们仍能窥见其气势之猛烈。

仅现存的4月27日及28日两日报纸就登载了
7篇驳斥之言论。

分别是主笔安怀音的两篇社论《为什么反对文化侵略》、署名“庸”的评论《驳文化侵略论之研究》、兼慈的两篇评论《我也谈一谈文化侵略》、高仰霁的评论《驳“驳
文化侵略”》和尧羽的《校正“驳文化侵略”》。

在这些评论中，《东三省民报》有的放矢、抽丝剥茧、入木三分地揭穿了《盛京时报》为反驳“文化侵略”而实施的张簧弹舌、巧言令色之伎俩，批判了傲霜庵把文化输入和文化侵
略混为一谈的观点，帮助其澄清了相关概念：“输入云者，是沟通的，是流入的，是自然彼方
必须的……侵略者，是含色彩的，是勉强的，是有手段的。

”［12］“文化输入是输入方和被
输入方两厢情愿的，其结果仅能把被输入方的知识或思想给提高或扩大，而丝毫不带有灭国的
使命；文化侵略则是输方猛用其势力和财力，对于被输入方施以文化的教训，这种教训的结果是，能把被输方的旧有文化，给逐渐抹灭而用输方的文化以代替之，使令被输方的民众，逐渐
忘却其祖国，而惟知感恩戴德于输方的统治之下。

”因此，“吾人之所以高喊‘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者，非排日也，非排文化也，乃欲排出侵略之恶魔，而完成自卫之策也”。

［13］
《东三省民报》直接揭穿《盛京时报》的惯用手段：“他天天鼓吹我们战争，最好南
北战争，东西战争，天天战争，月月战争，战得我们庄严灿烂的神州，变成遍地都是白骨皑皑
相支持。

那么他们快乐了，欣悦了，要手舞足蹈了……啊！帝国主义的毒锋，真可怕啊。

”［14］至此，《盛京时报》的《驳文化侵略》等文观点已被批得体无完肤，当时日本人口中对“文化侵略”这一命题的质疑便不攻自破。

《盛京时报》在关于“文化侵略”是非之论争中并未占据优势，于是转而又于4月29日—6月4日，连续刊载了《恐日与排日》《中华与支那》《谈何容易》等10余篇社说，批判
近代中国数年来“内治腐败，外交日绌，兵连祸接，摧残同胞，国不为国，民不聊生”的现状，要求“被压迫阶级之百姓们工人们商贾们”不要盲目“排日恐日”，而应找到内乱根源，将
“军阀与官僚”等“寄生虫阶级”归为“亡国之祸”，貌似深刻地分析中国人的心理，欲将
“中华”的旧思想彻底打破。

同时一再为自身的侵略行为辩解，竟大言不惭地提出“试就日本
方面观之，甲午役以前，暨自甲午役起，至日俄战之间为日本困于列强（中国在内）‘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之时代。

自日俄战，至日德战（提出二十一条时）之间，系日本窘于列强资
本主义之时期……而日本欲免此压迫者，已非一日。

偶值欧战勃发，压迫已除，而日本此种宿望，发为二十一条之要求，盖势所必至”［15］，鼓噪之丑态已显露无遗。

尽管《东三省民报》5月末至6月中旬的报纸多有缺失，但从现存的版面中，同样可
让后人领略到该报抗争风采。

尤其是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东北之后，《盛京时报》仍为
日本百般倾身张目，其侵略御用机关的面目更加昭然若揭。

由此，便使《东三省民报》与该报
的舆论争锋达到高潮。

（二）由“五卅惨案”引发的论争高潮：分辨日本新闻侵略的试金石
1925年5月30日，因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英租界内抗议竟被英国巡捕开枪打死打伤学生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消息传至东北，群情激昂。

《东三省民报》不但及时向读者发布电报讯息，而且连续推
出多个“惨案特刊”，刊载惨案发生后各方反应、政府态度及民众呼声，同时在特刊标题栏下
方注明“打倒暴徒，主持正义”，表达了对英日帝国主义言行的愤慨及对学生的深切同情。

面对国内汹涌的五卅运动高潮及反对英日两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呼声，《盛京时报》却
一再呼吁国民需沉毅慎重，切勿冲动。

劝诫学生不要罢课，工人不要罢工，商人不要实施“无
抵抗不合作”策略，广大民众不要抵制外货，不要与英日经济绝交。

同时把惨案的发生归咎于
英国巡捕的残暴，归咎于国内军阀淫威、党派倾轧。

在此期间，《盛京时报》在头版“论说”
栏刊发了以傲霜庵为主撰写的文章，不断阐明该报立场。

但《东三省民报》迅速识破其险恶用心，以主笔安怀音为代表，同时组织许多爱国读者，撰写大量文章进行强力反击。

两报唇枪舌剑，展开了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更加深入的舆论争锋。

在这场争锋中，相比之前的笔战，《东
三省民报》的迎击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观点更加突出，态度更加明朗。

《盛京时报》自6月5日起，连续刊载了《学
潮慨言》《工业之危机》《实力救国论》《评经济绝交》《论上海事件》《沪案善后策》《论
英人外交》等文，向东三省民众倡导实力救国，根据东三省物资进出口状况不要实施经济绝交
策略，同时拟将民众的怒火导向英国。

《学潮慨言》中劝导学生群体不要参与其中：“是以就
学潮言，为学生一己计，固已不值……吾故窃愿莘莘学子，躁释矜平，先谋对内，然后对外，
天下无尚可为也。

”［16］更有甚者，针对国内及东三省汹涌澎湃的关于实行抵制外货及不合
作之善后办法，《盛京时报》蔑称其为：“奇怪声音”，“白昼鬼语”，“极不祥之事”，
“固其为害，千百倍于所谓‘文化侵略’矣”。

［17］
现存的6月13日《东三省民报》上，集中发表了4篇观点鲜明的文章：主笔安怀音的社论一《再论不合作为亡上策》、兼慈的社论二《是谁煽惑？》，还有来自读者的呼吁《呜呼
当醒不醒之同胞》《请国人勿再阅读盛京时报，并勿再登广告于该时报》。

主笔安怀音严厉抨
击了《盛京时报》对国人“不合作”之策的反对态度，指出“不合作云者非亡国之悲鸣，正图
存之上策。

非示人之以弱，正克敌雄图。

凡我同胞，幸各认清此点，勿为敌人奸细之谰言所误”，呼吁国人不供给敌人原料，不受雇于敌人之工作，不受教于敌人所设之学校，拒绝在敌
人报纸上刊登广告等，并言“此种克敌之办法，其用力虽猛，其态度则绝对从容，其行为则绝
对和平，使敌人虽遭困窘，而莫我如何”。

［18］
在《是谁煽惑？》《呜呼当醒不醒之同胞》两篇评论中，该报明确表示《盛京时报》
记者指责《东三省民报》记者所谓“煽惑”的构陷，实是为英日暴徒所辩白的实质，并连续用
痛彻心扉的反问句式正告东北民众：“呜呼吾最亲爱之东省同胞乎，胡为冷静若斯乎？将认上
海去彼数万里，彼地之事无关于我东省乎？将谓热烈狂呼无补事实乎？将谓国事交涉自有其人
非吾侪之责乎？抑将谓帝国主义之压迫不敢有所表示乎？呜呼误矣，呜呼误矣！”而在《请国
人勿再阅读盛京时报，并勿再登广告于该时报》中，则直接揭露《盛京时报》以“侵占文化，
挑唆军阀为其天职”，呼吁国人须今后戮力同心，不要再阅读该报，也不要再在该报投放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