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农业税的起源和发展变化；
●我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的几次主要变革；
●新中国的农业税政策
●分阶段政策和负担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几次重大变革。
农业税同国家相伴而生，贯穿历朝历代。公元前594年鲁宣公15年实行“初税亩”，拉开了农业税征收的序幕。经历了从起源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三个时期，先后达4200年和2600年。其共同的特征是土地及其附着产生的农业收入始终是国家税收的基本来源；税人或税地、纳物或纳钱始终是税收制度设计的主要命题；税收负担的高低始终随着改朝换代和税费改革起伏变化而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积累莫返之害”的“黄宗羲定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三次农村革命推动下，彻底取消农业税，开创了中国农民无税的新时代。一、农业税的起源和发展变化
（一）农业税的起源时期。
公元前2200年左右，夏王朝的开始赋税便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公共权力维护的需要捐税便成为惯例，贡赋
的产生，是农业税初始阶段，也是出现剥削国家的一个重要标记。现存的《尚书禹贡》是夏代一部完整的系统的农业税法。《尚书•禹贡》规定根据土地的肥瘠情况制定出贡赋的等级。
商代实行助法，商主把一部分土地交给农户去耕种，实行七十税一，孟子说是十一税率。周代实行彻法。实行井田制，农民种田百亩，实行什一税率。并且有专人征收实物税收。
（二）农业税的确立和巩固时期。
到了春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土地私有制开始盛行，于是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15年颁布“初税亩”成文法律，规定对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缴税，亩十取一。使得赋税从人头变为以实物为依据。承认土地私有，均平纳税，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
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后，统一农业税收制度，为中国封建社会集中统一农业税收制度的开始。秦朝除了田赋外还设立了人口税。但过重的税负导致国富民穷终于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农
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秦王朝随之灭亡。
（三）农业税的改革与完善时期。
鉴于前车之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缓和与农民的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保证封建国家职能的实现，在农业税上，各个朝代都采取了不同的名称和做法。
如西汉承袭秦制，采取“薄赋省刑”政策，实行“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的田赋税率制度。
从东汉末年实行租庸调到唐中叶租庸调法瓦解，农业税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各朝实行计亩征税，计户而征的办法。
唐朝中期实行“两税法”改征实为征钱，反映了从实物向货物税的过渡。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中唐以后，均田制濒于瓦解，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逃亡，加上藩镇割据，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改革。
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颁地方田均税法、募役法。
明神宗时期，张居正任首辅秉政，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夏税、秋粮、里甲、均徭、杂役和土贡合并编成总数征收，一条鞭法规定赋额一律按田亩计征，占有土地多的要多征，少的就少征。这就必然增加大土地占有者的赋税，而减轻少地和无地农民的负担。赋税一律征银，由过去的银物兼课变为完全以银纳税，从而把实物税全部转变为货币税的转变。一条鞭法名义上规定各种征派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但
实际上一旦有新的需要，封建统治阶级仍随时增加赋额，任意加征加派
清王朝建立后，国赋征纳仍遵行一条鞭法，按明朝历年间的则例征收，地赋和丁赋发别征课。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地银和丁银分别征收的弊端日益突出；由于人口增长快于土地面积的增加，土地又不断集中到大地主手里，农民不断丧失土地，又要承担沉重的丁赋，所以无地农民被迫逃隐，既影响了国家税收，又造成社会不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针对“户口日增，地未加广”的情况，规定固定丁银数量，此后所生人丁，不再征赋。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将固定的丁银首先在广东摊入田亩征收，并逐渐推行于全国。地税从此称为“地丁”，这就是清朝“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摊丁入亩，不仅是明朝一条鞭法以来赋役内容的继续简化，更重要的是全国赋役制度的一次再统一，不仅有利于国家财税制度的贯彻，而且促进了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这项改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摊丁入地改革相当艰难，从雍正元年（1723年）全国正式推行最后到光绪29年（1883年）前后搞了150多年。
一条鞭法名义上规定各种征派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但实际上一旦有新的需要，封建统治阶级仍随时增加赋额，任意加征加派其总的精神是“役归于地”，计亩征。使货币税确定为主流。清代中期实行“摊丁入亩”，将各种应收的丁银摊入地亩之中，废除了历史
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结束了长期以来地户、丁分别征收的混乱现象，完成了役赋合并即人头税归于财产税的过程。
（四）农业税的混乱时期
从1912年到1927年旧中国进入了历时15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承袭清代的地丁、漕粮、租课土地税、附加四大类，另有差杂、徭杂税。由于各地军阀各自为政，财政制度混乱不堪；苛捐杂税日益繁多。据统计，从1922年到1928年田赋税率提高了20%到53%，农民负担明显加重。
从1927年到1948年是国民党政府时期。农业税包括田赋、附加、预征；实行三征：田赋征实、粮食征购、征借。特别田赋附加和三征，超过正税几倍，农民不堪重负。
历史上的这三次税费改革基本上是改费为税，统一税制，化繁为简。既规范了收费管理，扩大了税基，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财权的集中统一，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权收费和各级官吏巧立名目、强取豪夺的腐败行为，有利于整顿吏治。开始都取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但持续时间都不长。而且每次变革，都为后来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使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对此作了深刻反思，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被后人称作黄宗羲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