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诉讼法的立法和缺陷思索 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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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解决程序诉讼与仲裁的利弊分析纠纷解决程序:诉讼与仲裁的利弊分析纠纷解决是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人们采取了多种方式来解决纠纷。
其中最常见的两种方式是诉讼和仲裁。
本文将对诉讼和仲裁的利弊进行分析和比较。
一、诉讼的利弊分析诉讼是一种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程序。
它具有以下几点优势:1. 公正公平:诉讼程序具有法律保障,法官会根据法律和证据来进行公正判断,确保争议的公平解决。
2. 法律权益保护: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可以依法提出自己的权益主张,并通过法庭审理来获得法律的保护,确保自己的权益不被侵犯。
3. 可执行力强:法院的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旦判决作出,当事人不能拒绝执行,有力地保障了胜诉方的权益。
然而,诉讼也存在一些劣势:1. 时间成本高:诉讼程序复杂,时间长,需要经历举证、开庭等多个环节,对当事人来说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2. 费用高昂:诉讼过程中需要支付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尤其是在涉及劳动纠纷、商业争议等大规模诉讼案件中,费用较高。
3. 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诉讼过程通常是对抗性的,容易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对长期合作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二、仲裁的利弊分析仲裁是一种通过仲裁庭解决纠纷的方式。
它与诉讼相比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 专业性强:仲裁庭成员通常是具有专业背景和经验的专家,在解决纠纷时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可以更好地满足当事人的需求。
2. 效率高:相比于诉讼程序,仲裁程序更加灵活高效,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纠纷得到更快速的解决。
3. 保密性:仲裁过程一般具有保密性,不像诉讼公开审理。
这对于某些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仲裁也存在一些劣势:1. 知名度低:相对于法院的判决,仲裁裁决的知名度较低。
这可能导致胜诉方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
2. 执行风险:仲裁裁决并没有法院的强制执行力,当事人不配合执行时,胜诉方仍需通过法院执行程序来执行裁决。
3. 仲裁费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需要承担仲裁费、仲裁庭的费用等,费用高于诉讼,尤其在涉及国际商务纠纷时更为显著。
民事诉讼普通程序的不足与优化对策一、民事诉讼普通程序的现状与反思(一)被告答辩义务的不明确及答辩失权的缺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2条,在答辩期满前被告应当提出书面答辩,答辩内容是对原告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反驳意见。
该条规定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对于答辩的性质,有三种观点:答辩只是被告的诉讼义务;答辩只是被告的诉讼权利以及答辩既是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又是其一项诉讼权利。
法律对此并未明确进行说明,主流观点认为答辩是被告的诉讼权利。
依据的理由是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的规定,根据该条,原告起诉被告后,人民法院应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在收到被告答辩状后,应在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给原告。
但是如果被告在此期间不提交答辩状,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因此,被告提不提交答辩状是其自主决定的,可以由其自由选择,不提交答辩状也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
从这一方面讲,答辩单纯就是被告的诉讼权利。
诚然,被告可以针对原告起诉的诉讼请求及依据和理由进行答辩,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也可以选择不答辩,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答辩是被告的诉讼权利又会造成一些困境。
在实践中经常出现被告在收到原告起诉状副本后不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不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反驳观点,而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对对方突然袭击,原告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仓促辩论,对原告权利是一大损害,而且也拖延了诉讼的进程,严重影响诉讼的公正和效率。
第二,我国法律中并没有规定答辩失权制度,答辩失权是指被告如果没有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限内提交答辩状的,那么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就丧失了再进行答辩的权利。
而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被告在收到原告起诉状副本后的15日内没有提交答辩状的,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仍然可以继续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反驳,据此,被告不提交答辩状对被告没有任何后果。
实践中被告往往不提交答辩状,而原告又必须要提交起诉状,显然地将导致诉讼地位不平等。
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缺陷与对策探讨(深蓝所戈运龙任兵)[摘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共同诉讼可以分为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根据外国立法和理论,必要的共同诉讼又可以分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在我国立法上并没有体现。
在我国此类案件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解决途径,但是问题仍然很明显,由此在实践中出现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
本文就当前我国的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发展做一个客观的表述,和外国的制度构建做一个横向的比较,从而找出值得借鉴的地方,并提出笔者在此制度的缺陷弥补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必要共同诉讼类似共同必要诉讼有利说共同诉讼制度是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适用的一种诉讼制度,它针对的是当事人双方人数众多的案件。
我国民事立法在该制度的探讨和适用方面,在近些年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凸显出了我国共同诉讼制度的漏洞和缺陷,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结构,也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所以在法院的判决中,往往出现一些随意的处理方法。
这些处理方法中虽不乏有一些好的做法,但也有许多处理方法造成了诉讼迟延和公共诉讼人的讼累。
①针对这一屡见不鲜的现象,需要对外国的先进理论和制度加以吸收改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解决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矛盾。
一、必要共同诉讼概述(一)必要共同诉讼的概念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个,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并作出同一判决的诉讼形式。
必要共同诉讼是共同诉讼的一种,它特定在诉讼标的是同一个,具有同种标的的当事人,同时人民法院对于这样的案件必须要合并审理并作出相同的判决。
(二)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的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共同构成共同诉讼,两者都要求案件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在人数上要多于两人,但是两者具有显著的区别:第一,必要共同诉讼的标的是同一个,而普通共同诉讼的标的是同一种类,这个区别也是人民法院在合并案件时判断的标准;第二,必要共同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必须进行合并并作出同样的判决,不必经当事人同意,而普通共同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并经过本院的认可才需要对案件进行合并并作出同样的判决。
诉讼案件非讼审理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刘璐【摘要】在诉讼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单一适用诉讼程序,采用诉讼法理,已经难以满足实现实体法的权利和使纠纷获得妥当解决的需求.诉讼案件的非讼化审理,即法院适用非讼程序或采用非讼法理审理诉讼案件,从目前审判实践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看,它已经成为得到合目的性、妥当性判决的必要途径.在中国本土语境下,实现诉讼案件的非讼审理,仍存在一些障碍和困惑,针对非讼程序的具体适用范围,非讼审理过程中法定听审权的保障以及非讼审理中法官裁量权的扩张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思索.2012年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项,给了我们有益启示.【期刊名称】《天中学刊》【年(卷),期】2014(029)003【总页数】6页(P52-57)【关键词】诉讼案件;非讼案件;非讼审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项【作者】刘璐【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3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5.1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与此相对应的纠纷的表现形式也会更加复杂和多元。
作为纠纷解决终极归宿的法院,在应对这一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必须转变传统单一的纠纷处理模式,采取多元化的审理机制进行应对。
为实现解决纠纷的需求,理论界多致力于各种替代性解决机制(ADR)或合力解决机制的研究,近年来实务界有关“大调解”①“综合调处”②等纠纷解决模式的出现,理论界有关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相关文献和著作层出不穷,就是该种努力的具体表现。
然而,在程序之内,与诉讼程序存在截然差别的非讼程序作为纠纷解决的另一种程序,却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与非讼程序在我国立法中的界定不明有关,该类程序本身的特性也是其无法得到广泛运用的原因之一。
然而,从纠纷解决的立场出发,不可否认的是,在正确认识和分析非讼法理的前提下,该类法理的运用对于解决传统诉讼模式所带来的诉讼拖延及司法资源过度消耗等难题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反思一、引言行政诉讼制度,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司法途径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从萌芽到建立,再到不断完善,每一个阶段都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和努力。
本文将对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以期为未来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二、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一)制度萌芽阶段早在建国初期,中国就开始了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探索。
1954年《宪法》第97条明确规定了公民对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控告的权利,这为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宪法基础。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这一规定并未得到真正落实。
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行政诉讼制度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制度建立阶段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
该法明确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起诉条件、审理程序等基本内容,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此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三)制度完善阶段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对行政诉讼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国政府加大了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力度。
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的通过,进一步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简化了诉讼程序,提高了诉讼效率。
同时,各地法院也积极探索创新行政诉讼制度,如设立跨行政区域法院、推广行政诉讼调解等,为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对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反思(一)制度建设的成就与不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在保障公民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行政诉讼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例如,部分法院在受理行政诉讼案件时存在“立案难”的问题;在审理过程中,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审查力度不够,导致一些违法行政行为得不到有效纠正;在判决执行阶段,执行难的问题依然存在等。
「内容提要」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目前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很不完善,存在缺陷。
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现状:(一)立法方面。
1、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均不完善,立法粗疏,缺乏可操作性;2、公、检、法司法解释中的程序立法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
(二)理论研究方面。
1、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研究未给予足够重视,尚有欠缺;2、混淆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3、理论研究有脱离实际之嫌。
笔者力图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反思以寻求更为合理的规则。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收集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乃至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侦查中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
其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
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很不完善,现有的收集规则零散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
学术界对此问题也较少涉及。
笔者力图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反思探寻更为合理的规则。
一、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立法现状及反思我国现代证据立法吸取了大陆法系证据立法的有益成分,在诉讼法内以专章对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作了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也有专门规定。
然而,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法律规定却不甚完善,存在立法缺陷。
(一)立法现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了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该法第89条至第118条、第131条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诉讼法的三大基本原则诉讼法作为我国司法体系的重要法律文件,确立了一系列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保障公正审判、维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将就诉讼法的三大基本原则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是诉讼法的核心原则之一。
它体现了审判活动中对公平、公正的追求,要求法庭在对待当事人、律师和其他参与人员时,不得有任何歧视。
同时,平等原则还要求各方在诉讼中享有平等的机会行使权利,公正地阐明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以实现法律权益的最大保障。
平等原则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也关系到司法体系的公信力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第二,公开原则。
公开原则是诉讼活动中的又一重要原则。
它要求诉讼过程的公开,在合理范围内向社会公众提供审判信息,确保司法的透明度。
公开原则不仅帮助公众了解司法活动,增强对司法公正性的信任,还能起到监督司法行为的作用,有效制约司法权力的滥用。
当然,公开原则不是绝对的,根据法律规定和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况,可以适度限制公开,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合法证据原则。
合法证据原则是诉讼活动中确保审判公正的关键原则之一。
它要求法庭只能采纳经法定程序取得的合法证据,禁止对非法证据进行使用。
合法证据原则的遵守能够保证审判的准确性和公信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对当事人造成不公平的影响。
同时,合法证据原则还要求法庭在评估证据时,需根据事实、证据及法律规定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确保证据的充分性、真实性和可靠性。
这三大基本原则构成了我国诉讼法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准则。
在实际诉讼过程中,法院应该坚守这些原则,确保诉讼活动的公正、公开和合法。
对于当事人来说,也应积极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法治的进一步推进。
只有在诉讼法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在法治的框架下实现全面发展和人民的幸福。
首先,阐述了《行政诉讼法》制定的意义。
《行政诉讼法》颁布和实施的意义重大,除了人民所熟知的维护行政相对人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促进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之外,还有诸多重要意义。
这些意义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使人民群众从共和国的国民成为法治国家的公民。
公民是享有公权利的主体,在《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公民的私权利。
正是因为《行政诉讼法》的公布和实施才使国民成为真正具有公法权利的公民。
第二,使政府由权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始终在为人民利益工作,但主要依靠行政权力进行管理,依据法律规定管理的方式不占主导地位。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揭开了真正用法律治理政府、治理社会的新篇章。
第三,扩充了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职能,使人民法院拥有了监督行政权的职能。
第四,使社会由人情关系社会逐步步入规则社会。
《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后,《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陆续颁布,行政法律体系日趋完善,社会的规则化程度逐步提高。
第五,使国家的规范体系日益完善。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尤其是填补了公法领域的诸多空白。
第六,使我们党主要依靠政策执政走向依法、依宪执政。
过去评价党和政府决策与行为时,主要看是否符合政策,或者是否符合某种原则与精神,但是《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后,评价决策或行为主要以法律为标准,对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一《行政诉讼法》的颁行,为法治中国建设举行了“奠基礼”;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装上了“安全阀”;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提供了“保护伞”;为行政权的行使戴上了“紧箍咒”;为官民矛盾的解决找到了“金钥匙:其次,他总结了30年来行政审判制度发展的基本经验:第一,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改革开放是《行政诉讼法》得以较好贯彻实施的根本保证。
我国行政审判事业能够顺利发展,离不开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收稿日期: 2008-05-03基金项目: 本文系张显伟主持的广西教育厅2006年研究课题,批准文号:桂教科研[2006]26号。
作者简介: 张显伟(1969~),男,山东微山县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行政法与诉讼法;蒋玮玮(1981~),女,安徽淮北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2005级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我国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缺陷分析张显伟,蒋玮玮(广西民族大学 政法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摘 要: 诉讼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长久以来,基于种种原因,我国采用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绝对确定的一元化诉讼证明标准,然而这一诉讼证明标准曲解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无视三大诉讼以及相关诉讼证据制度的特点,有碍程序自身伦理价值的实现,同时又与法治国家的司法实践相左。
绝对确定的一元化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缺陷,因此一元化证明标准必然向多元化证明标准进行转变。
关键词: 诉讼证明标准;绝对确定;一元化;缺陷分类号: DF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8233(2008)04-0052-05Analysis on Standards of Proof inLitigation and Their B lemishes in ChinaZ H A N G X i an 2w ei ,J I A N G W ei 2w ei(Colle ge of Politic s a nd La w ,Gua ngxi Universit y for Na tio nalitie s ,Na nning Gua ngxi ,530006.China ) Abstract :Standards of Proof in Litigation lie in t he core of t he p roof system.Traditionally ,t he absolute determinacy of t he cent ralized p roof standards in litigation "t hat t he case fact s are clear and t he proof is definite and f ull"has been adopted in China for various reasons.However ,t his mis 2in 2terp reters t he epistemolog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ignores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t he proof system of t hree greatest and related litigatio ns.As a result ,it is a hindrance to t he realization of self 2p rocedure of et hics values ,and meanwhile ,it goes against t he judicatory p ractice of law 2ruled count ries.It is obvious t hat some blemishes do exist in t he absolute determinacy of t he cent ralized proof standards in litigatio n ;t herefore ,t he diversified p roof standards will unavoidably replace t he cent ralized p roof standards. K ey w ords :Standards of Proof in Litigation ;Absolute Determinacy ;cent ralized ;blemish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证据制度逐渐为人们所重视,诉讼证明标准作为一个蕴涵着丰富理论和实践争议的问题,已成为证据理论研究的热点。
(精)心得体会:行政诉讼法修改时的七个争议问题(最新)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这是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多年后第一次修改,修改决定共61条。
修改决定扩大了受案范围,畅通了诉讼渠道,完善了管辖制度、证据制度、诉讼程序、审判监督和执行制度,加强了对行政行为的监督。
新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对加强公民权利保护,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行政诉讼法是1989年制定、1990年实施的。
实施二十多年来,对于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利、促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立案难、审理难和执行难问题。
长期以来,法院不愿受理行政案件,每年全国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只有十二三万件,大量行政纠纷进入信访渠道,老百姓“信访不信法”;有的案件即使法院受理了,也很难作出公正裁判,法院不愿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调解结案比较多;有的案件即使裁判了,执行同样很难。
这些问题主要缘于实施,同时也有制度不完善的原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行政诉讼法是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部法律,需要总结实践经验,进行修改完善。
多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和实务部门的同志,对修改行政诉讼法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
行政诉讼法修改工作启动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提出了修改方案。
在立法过程中,大家积极参与,献计献策。
总体来说,各方面共识比较多,很多制度取得重要进步;存在争议的问题,主要围绕制度是更理想一些,还是更实际一些。
关于受案范围原行政诉讼法用列举的方式规定受案范围,明确了哪些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受理,哪些不能受理。
宪法诉讼在我国的不可行性分析宪法诉讼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宪法及法律规定之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司法途径向法院申请保护自己的宪法权益。
然而,在中国,宪法诉讼的实际可行性存在许多问题。
其次,司法独立受限。
宪法诉讼需要依赖司法机关提供有效的保护,而中国的司法独立在现实中受到了限制。
司法机关在处理宪法诉讼案件时,经常受到政府和党的干预,司法判决往往被政治、经济和利益因素所左右。
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宪法诉讼的机构设计还是司法审判过程都难以真正实现公正、独立和公平。
此外,宪法诉讼缺乏有效的救济机制。
即使有公民或组织提起宪法诉讼,也没有明确的法律程序和有效的救济机制来保障他们的权益。
宪法诉讼案件在司法审理中往往被政府或其他利益集团所牵制,导致诉讼的实际效果不明显。
此外,由于司法程序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很多个人或组织往往因为无法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时间和精力的消耗而放弃宪法诉讼,这使得宪法诉讼实践的可行性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再者,宪法诉讼的审查尺度模糊。
宪法诉讼需要依靠司法机关对宪法及其衍生法律的审查判断,然而这一过程缺乏明确的审查标准和尺度。
由于宪法与法律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不同的司法解释导致了宪法的适用结果的不同。
这种情况下,无法保障宪法诉讼案件的一致性和公正性,容易导致司法裁决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从而削弱了宪法诉讼的实践可行性。
最后,宪法诉讼缺乏社会意识和支持。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公民对宪法的认知和理解相对较低,对宪法诉讼的认同和支持也不普遍。
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提起宪法诉讼,往往得不到足够的社会声援和关注,导致司法审判的结果和效果受到限制。
宪法诉讼需要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参与,而这一条件目前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还较为欠缺。
综上所述,宪法诉讼在中国的实际可行性存在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宪法地位不高、司法独立受限、缺乏有效的救济机制、审查尺度模糊和缺乏社会意识和支持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推进司法体制,提高宪法地位和司法独立,建立有效的救济机制,明确审查尺度,加强公民对宪法的认知和理解,以实现宪法诉讼的真正可行性。
第一专题诉讼法学导论1、诉讼产生的原因及意义。
原因: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来自公权利或他人的侵害,而采取的一种保护行为。
意义: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制止不乏侵害的持续进行。
4、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是什么。
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传统上认为,“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诉讼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全部生命的表现。
在此认识下,程序法是“形式法”,不具有实体的意义,而且仅仅局限于诉讼法。
这种把程序法仅仅看成是实现实体法的手段和工具的解释,在自边沁以来的功利主义法理学被发展到极端,程序法沦为纯粹的工具。
对程序法的这种认识是片面而错误的。
在法治国家中,程序法无疑具有作为手段和工具的功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只具有工具的价值,程序法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它和实体法共同构成法治国家的“法律”。
对于法治的实现而言,程序法与实体法都是极为重要的,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法治的本质和实现都离不开程序,这一方面表现了程序对于法治的手段功能,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法治的价值和理念也反映和应当反映在程序之中,离开了程序,法治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就不可能实现。
同时,程序法本身也具有实体的意义,这一方面表现在程序合成(由诉讼行为所构成的关于诉讼进行的作用机制)对实体法有补救作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实体法是通过一环扣一环的程序行为链而逐步充实、发展的,因此程序法不能被视为单纯的手段和形式。
另一方面,程序的实体意义还表现在西方宪法的“正当过程”条款上。
从法源上讲,程序法与实体法在20世纪不断出现交融的趋势。
除了专门解决纠纷的程序法外,行政法、经济法、民法、商法等传统的实体法,已越来越多地出现程序法律规范,甚至程序法与实体法交融成为其一个特点。
因此,相对于实体法而言,程序既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
作为手段的程序是法律目的之实现所必须依赖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程序具有为实体法服务的功能,但不能因此认为这是其惟一的功能,因为程序也具有其独立的价值,同时具有目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程序的正义甚至决定着实体决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当前起诉书存在的问题及反思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文书也在不断完善和更新。
起诉书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重要法律文书,起着指导司法机关正常进行审判工作的作用。
然而,当前存在的起诉书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这些问题不仅给司法工作带来不便,还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影响。
因此,对于当前起诉书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寻找解决之道,才能进一步提高司法公正和效率。
一、起诉书表述不准确的问题在起诉书中,还存在着一些表述不准确的问题。
一些起诉书在指控犯罪事实时,常常不够具体和明确,导致在后续的审判过程中,很难对被告人进行有力的辩护。
此外,起诉书的控告对象也应该有明确的界定,避免给无关人员造成困扰和误会。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加强起诉书撰写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其对法律表述的准确理解能力。
同时,司法机关应加强对起诉书的审核和查证工作,确保起诉书中的事实和法律适用准确无误。
另外,起诉书的撰写过程也可引入审核机制,对审查起诉书的工作进行把关,减少错误和不准确表述的出现。
二、起诉书信息披露不足的问题当前起诉书中存在信息披露不足的问题,这不仅阻碍了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对案件的全面了解,也对法庭审理的公正性提出了挑战。
起诉书中应披露的信息包括犯罪的事实、证据、适用的法律等,这些信息应当充分、准确地呈现给辩护人和被告人,以保障其合法权益。
为解决此问题,司法机关应建立起诉书信息披露制度,要求起诉书在呈交法庭前,必须充分披露所有相关信息。
此外,司法机关应该加强与证据的质量控制,确保起诉书中的证据来源可信可靠,并能够容易被辩护人和被告人理解。
各级人民法院也应积极采纳辩护人的意见,确保起诉书中的披露内容具有全面性和准确性。
三、起诉书的篇幅过长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一些起诉书篇幅过长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这种情况下,起诉书的阅读和理解成本较高,也给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降低了司法效率。
为解决起诉书篇幅过长的问题,撰写起诉书的人员应严格按照事实和法律适用的原则,删减无关内容,简洁明了地叙述犯罪事实。
代表人诉讼制度设计缺陷一、本文概述代表人诉讼制度作为一种集体诉讼形式,旨在维护众多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然而,在实践中,该制度却暴露出诸多设计缺陷,严重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
本文将对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揭示其内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本文将简要介绍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基本概念、历史沿革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通过梳理相关案例和法律规定,本文将揭示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实践中遭遇的主要问题,如代表人的选定机制、诉讼权利的行使、判决效力的扩张等。
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和立法实践,对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进行归纳和总结,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基本理论代表人诉讼制度,又称为群体诉讼或集团诉讼,是现代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具有共同或同类利益的众多当事人提起诉讼,判决结果对全体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诉讼效率与诉讼公正的平衡追求,以及避免对相同或类似法律问题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从诉讼效率的角度来看,代表人诉讼制度通过集中审理具有共同或同类利益的大量纠纷,避免了因相同或类似法律问题反复起诉导致的司法资源浪费。
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法院能够一次性解决大量同类纠纷,提高了司法效率,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从诉讼公正的角度来看,代表人诉讼制度通过集中审理,确保了法院对相同或类似法律问题作出统一的法律判断。
这避免了因多次审理可能导致的相互矛盾的判决结果,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代表人诉讼制度还赋予了被代表人以程序参与权,通过代表人进行诉讼行为,确保了被代表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然而,尽管代表人诉讼制度在理论上具有诸多优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面临一些挑战和困境。
例如,如何确定合适的代表人、如何保障被代表人的程序参与权、如何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也关乎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实现。
诉讼制度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引言诉讼制度改革是一个涉及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重要议题。
通过对传统诉讼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和评估,本文将探讨诉讼制度面临的问题以及改革的必要性。
然后,将介绍一些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并探讨它们的影响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
诉讼制度面临的问题1.1 高昂的诉讼费用传统的诉讼制度通常需要当事人支付大量的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用、法院费用和调查费用等。
这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可能使他们无法享受到公正和平等的诉讼保障。
1.2 长时间的审理周期诉讼经常需要经历漫长的审理周期,甚至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获得最终判决结果。
这不仅浪费了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也增加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1.3 法官权力过大在传统诉讼制度下,法官通常拥有较大的决定权,这可能导致某些法官滥用职权或者对案件偏袒一方。
这种权力过大的问题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减弱了公正司法的信誉。
改革的必要性2.1 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诉讼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
通过降低诉讼费用、缩短审理周期和加强对法官权力的监督,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透明和高效的司法制度。
2.2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诉讼制度改革不仅影响当事人的利益,还涉及到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通过提高司法效率,减少社会冲突和矛盾的积累,诉讼制度改革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进步。
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3.1 电子诉讼系统建设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和降低诉讼费用,许多地区已经实施了电子诉讼系统。
该系统通过数字化和在线化的方式,使当事人可以通过互联网提交诉讼材料、查询案件进展,并参与在线调解等。
这大大提升了诉讼的便利性和效率。
3.2 三审终审制度改革为了加快案件审理速度,一些地区已经实施了三审终审制度改革。
传统的诉讼制度通常需要通过两个审理阶段,而三审终审制度改革将一审和二审合并为一个阶段,减少了审理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3.3 法官评价和监督机制建设为了加强对法官权力的监督,各地已经建立了法官评价和监督机制。
诉讼法的立法和缺陷思索
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经常遇到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和近亲属范围的确定两个法律问题,但现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此却有不同的规定和互相抵触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这一缺陷,给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带来了不便和困惑,也有失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一、诉讼文书留置送达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缺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规定收件人本人或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的时候,送达人可以邀请他的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文件留在他的住处,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绝的事由、送达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认为已经送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也作出了相类似的规定。
由于种种原因,在审判实践中常常遇到受送达人或其亲属或代收人拒绝接收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名等送达难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送达人可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者代收人的住处,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视为送达,使诉讼文书留置送达难的问题得以解决。
但细心的审判人员发现,同是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4条第3款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如果收件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送达人可以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并将诉讼文书留在收件人或者代收人住处或者单位后,即视为送达。
《民事诉讼法》第79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这两处规定,一是与刑诉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相抵触,有失法律的统一和尊严。
二是给诉讼文书的送达带来了不便和困惑,使审判人员无所适从,也使案件审理的周期拉长。
三是迎合和助长了某些当事人的不正常心态和软磨硬抗心理,不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抵触之处主要是当出现收件人本人或代收人拒收或者拒绝签名的情况时,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送达人可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代收人的住处,即视为送达。
而按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4条第3款和《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送达人虽然也可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也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送达日期,但须由送达人和见证人同时签名后,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者代收人的住处才视为送达。
前者仅这达人签名即可,后者须由送达人和见证人同时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按照这一规定,行政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虽可参照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但同样碰到上述不易操作和无所适从的问题。
二、近亲属范围界定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缺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却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此没有作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可参照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对近亲属的范围规定得更宽行政诉讼法第24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