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

皖南事变原因研究综述作者：张萌来源：《东方教育》2016年第13期摘要：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背后是国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75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变发生的原因又是怎样的，直到今天，依然扑朔迷离。

关键词：皖南事变；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合作一、皖南事变的爆发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第一种观点：杨奎松认为，皖南事变的爆发，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

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

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和共产党必欲独立自主有很大的关系。

国民黨人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和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使得皖南事变的爆发存在着某种必然性。

但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要想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来防止共产党的壮大，也并非易事。

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

蒋介石作为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无法简单的只从国民党一党的角度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因为一旦批准此计划，不仅中共做出激烈反应会有碍于抗战的全局，而且在国共日三方力量交错牵制的情况下，此计划未必能达到目的。

作战计划批准后，蒋介石的内心还是忐忑不安，他特别暗示周恩来，若不听令将难免一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绝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遵从蒋介石的北移命令，而是选择了南渡。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并非想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他对军方剿共的作战计划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至于其后批准的军方的作战计划，夜雨对苏联政策的估计和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

所以皖南事变的爆发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蒋介石没有处心积虑地想消灭皖南新四军。

《皖南事变》散谈摘要:《皖南事变》是部历史小说，如何处理好历史与小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作者是想以文学形式表现历史，但又以表现历史为主，从而影响了小说的艺术价值。

但这部长篇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意义是确定无疑的。

关键词:革命历史小说;《皖南事变》;作品研究1.历史机遇看完近八百页的《皖南事变》，我情不自禁地浮想联翩．首先感叹的是这部长篇小说产生的历史机遇。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涌现出一大批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

然而，为什么没有人去描写一度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皖南事变呢？诗人、作家的心灵感受是最敏锐的，他们的感情是最易激动的-皖南事变--九千人的命运突变--难道会不敲打他们的心弦吗？这是不可能的。

黎汝清在《代后记》中写道：“我早在二十年前就瞩目于这个题材，因为它难度太大，是个险峰，再加思想不够解放，所以迟迟未能动笔。

”很显然，不会只有黎汝清一个人曾关心过这一事变，他们之所以未能写出反映皖南事变的小说，可能也是因为觉得“难度太大”。

是啊！要真实地描写皖南事变，确实是有难度的。

从现在的《皖南事变》所描写的内容来看，它既属于军事题材，也属于革命题材，同时，它当然也属于历史题材。

任何历史题材小说都有真实反映历史事件和同时是艺术作品的完美统一的问题。

要完成这一任务。

困难固然不小．但在过去，在革命历史研究不属于个人，革命史研究大有风险，资料很难收集的年代，如何保证这样的小说在政治上不出问题。

其难度远远超出了其他一切技术性难题。

黎汝清说的”险峰”大概也包含有这种意思。

至于人的思想不够解放，那也是他们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吧。

然而，21世纪的到来并未给每一位作家都能描写皖南事变的历史机遇。

黎汝清的写作实践给予他以这种荣幸。

当然，如若他仅仅是一位曾经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战士，是远远不够的；如若他仅仅是位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家，也是不够的。

他在写《万山红遍》、《叶秋红》、《雨雪霏霏》三部长篇小说时，他间接地知道了皖南事变的基本过程；当创作《突围之后》(《芳茗园之夜》)时，他初步接触到皖南事变的原始资料。

深刻反思历史，珍惜和平未来皖南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它不仅改变了当时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也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阅读了有关皖南事变的资料和研究之后，我深感这是一段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刻反思的历史。

通过这次阅读，我对皖南事变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对和平与团结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进行的一次严重打击。

这一事件导致了新四军的大部分被消灭，国共合作名存实亡，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

从这段历史中，我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以及在民族危亡时刻，内部分裂给国家带来的巨大伤害。

阅读中，我被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英勇奋斗的先烈们深深感动。

无论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战士们，还是其他爱国志士，他们不畏艰险、不惧牺牲的精神令人敬佩。

他们的牺牲和努力，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些英雄的事迹让我深刻理解到，和平与自由是多么来之不易，需要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

同时，皖南事变也反映了当时国内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种内部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外抗争的力量，延缓了战争的进程，甚至可能导致了不必要的牺牲。

这让我认识到，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团结协作都是成功的关键。

只有放下成见，携手合作，才能够克服困难，实现共同的目标。

此外，皖南事变的发生也让我思考了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件事都有其复杂的背景和多方面的因素。

我们在回顾历史时，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正邪来评价，而应该全面地、客观地去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而得出更加准确的结论。

这种历史观念的培养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皖南事变给我的最大启示是和平的宝贵。

在今天的和平年代，我们很容易忽视和平的重要性。

但是，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乱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因此，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和平环境，努力为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初中历史皖南事变教案反思
教案编写人：XXX
教学内容：皖南事变
教学目标：
1. 了解皖南事变的背景及起因
2. 掌握皖南事变的经过和后果
3. 能够分析皖南事变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皖南事变的经过和后果
难点：皖南事变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教学过程：
一、导入（5分钟）
通过一个小视频或图片展示引入话题，激发学生对皖南事变的兴趣。

二、讲解（15分钟）
1. 讲解皖南事变的背景及起因：介绍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以及皖南事变的导火索是什么。

2. 讲解皖南事变的经过和后果：详细介绍皖南事变的过程，包括淞沪会战、北平事变等，以及皖南事变给中国社会和政治带来的影响。

三、讨论（15分钟）
1. 让学生分组讨论皖南事变对中国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

2. 指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辨析皖南事变的意义和价值。

四、总结（5分钟）
总结本节课的内容，强调皖南事变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并鼓励学生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究。

教学反思：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发现学生在理解皖南事变的背景和经过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可能是因为对历史背景了解不够导致的。

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多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事件的原因和影响，以提高他们的历史思维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以上仅供参考，具体教学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调整）。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军事失误与教训再探讨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军事失误与教训再探讨作者：张永惠蓄意已久精心策划搞阴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由于日本的诱降政策和英美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开始由较积极的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在华北的进攻遭到失败后，国民党便将反共活动的重点转向华中，妄图对我华中新四军聚而歼之。

黄桥战役结束的第九天，即一九四O年十月十九日（皓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总副参谋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这就是所谓的“何白皓电”。

“皓电”污蔑我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1）“不服《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2）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集中到黄河以北，而且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合并后总编制不得超过十万人（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已有五十万人）。

何白皓电是一个阴谋，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一个信号。

“皓电”发表的次日，顾祝同即指令第三战区司令官部参谋长岳星明拟出增强皖南的兵力，作堵击的准备的防堵计划。

蒋介石下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30万大军，会同江南顾祝同，准备向我新四军进攻。

李品仙乘机向我方提出交出整个皖东政权；韩德勤要我在苏北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也有助韩攻我之势；东北军霍守义部由山东南下，增援韩德勤；汤恩伯在皖北地区积极向我推动，不断制造摩擦。

十二月七日，蒋介石批淮《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

十二月八日，蒋又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齐电，再次限期强令新四军北移黄河以北。

十二月九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要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月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 皖南，战云密布、阴霾满天；华中，爆发一场新的反共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但是，尽管国民党早有围歼皖南新四军的计划，如果要完善其军事包围尚需一定时日，皖南新四军如乘国民党军队布置未就，迅速离开皖南险地，觅路北上，还不致在皖南遭到惨败，当韩德勤向苏北陈毅进攻已露端倪时，中共中央就明确指示：“确悉军令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准备自卫行动。

皖南事变的原因是什么皖南事变为何跟这两人有关
本文导读：
首先，先来看一下叶挺将军。

叶挺将军是我们新四军的重要领导人，更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战场上打起仗来那可是一点也不手软，并且指挥起来十分有经验，是正儿八经接受过训练的。

再来看一下项英，则是我们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更是抗日的著名将领，他在游击战中多次立下汗马功劳，十分值得我们尊敬，可惜逝世的早，没能熬到新中国的建立。

按理说，这样两位十分强的将领，应该联起手来更加强大，让我军走的更快更好才对，然而事实恰好相反，新四军在这二人的手上，发展的并没有那么好。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二人在意识形态上差异太大。

叶挺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早期加入的是国民党，由于受过正统的训练，因此叶挺将军平时都十分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不仅穿的十分整洁，而且常常带着白手套和指挥棒。

而项英则平时没那么多讲究，穿的衣服上不少补丁，而且平时吃的也都是野菜。

除此之外，便是在对于新四军未来走向和规划上的问题，二者之间意见不合。

叶挺的想法则是和毛主席相同，想要赶紧撤离江南一带，以防蒋介石背后下手，但项英却不这样认
为，他始终觉得蒋介石胆子没打么大，怎么着也不可能公开和共产党打起来。

就这样，二者意见不合，撤离的事情拖了很长事件，最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的9000多人最后只剩下了2000多人，其中还有不少伤患者，此时，一切都迟了。

作者： 张光宇;李仲元
出版物刊名：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69-74页
摘要：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失误甚多。

其主要表现:在北移问题上,不听中央的劝告与命令,使部队丧失了北移的有利时机和条件;在作出北移决策之际,对敌情判断严重失误,选择了错误的转移路线;转移中,实际指挥与其行动企图自相矛盾,屡屡违犯用兵原则;战斗打响后,不能沉着果断地实施指挥,丧失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战机,项英等人临阵动摇也给部队造成极坏影响。

这些失误,使新四军避免或减少损失的可能没有成为现实,也从多方面为我军提供了深刻教训。

在建设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的今天,我们应珍视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些教训。

“皖南事变”研究述要
杜美卿
【期刊名称】《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年(卷),期】1993(000)003
【摘要】“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的历史公案,是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利用他的最高统帅地位,布置陷阱消灭异己,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皖南事变”的发生,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事情,它涉及的问题很多,既有国民党方面的问题,也有共产党自己内部的问题。

与国民党方面的争论已被历史作出公正的审判,但现在港台的一些史书中仍有颠倒黑白之说,如台湾李守礼所著《国民革命史》中
【总页数】3页(P31-32,24)
【作者】杜美卿
【作者单位】山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61.41
【相关文献】
1.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读《皖南事变史论》有感 [J], 何世芬
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皖南事变研究综述 [J], 路佳宁;赵文强
3.皖南事变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 [J], 李亮
4.大学历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以皖南事变一课为例 [J], 王利中
5.谈皖南事变研究和《皖南事变》小说 [J], 何理;张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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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皖南事变为例分析国共合作的困境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

国民党政府对中共采取从“编共”到“容共”再到“限共”的政策转变，两党矛盾逐渐积累。

在国外因素的推波助澜之下，蒋介石对形势产生误判，最终发生了裂度很大的皖南事变。

因国共合作的抗日基础犹存，在国际抗日局势的影响下，事变暂时平息。

一、皖南事变前国共合作的困境自1927 年之后，国共经历了十年内战，积怨颇深。

20 世纪30 年代在日本入侵不断之际，两党合作曙光重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 年 2 月9 日，经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酝酿与起草，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为国共合作奠定了谈判基础。

国共谈判之初，蒋介石对国共并不信任，试图对其“先监视后统制”，但为抗日之需，把“编共”“容共”“抗日”并列，但其条件相当苛刻。

严格限制中共军队的数量和所占区域。

因中共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故国共合作很难避免苏联的影响，如两党顺利合作，蒋可通过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支持和改善中苏关系，但蒋介石又不愿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过密。

另外，共产党方面，八路军开赴抗日战场后，吃力国共合作小心谨慎，多国民党加以防范，引起蒋的不满。

在历史积淀之下，国共两党尽管为抗日而携手，但误会甚深，不信任之事时有发生，蒋欲着手制定对中共的防御计划。

随着中国军队抗日失利，蒋并未从国民党内部自身找原因。

反而担忧中共趁国民党政权危急之际快速崛起。

在国共合作政治环境中，中共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力量快速发展，政党组织发展空间扩大，此中现状虽然有助于全国抗战的进行，亦必挑战国民党政府的主体地位。

蒋介石对此心生恐惧。

蒋企图对中共采取“防制之道”导致了1939年初国共小规模事件的频繁发生。

显然，国共两党基于抗战而第二次合作，其进程却磕磕绊绊，矛盾不断积累。

一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已退至西南，生存空间日益缩小，对局势掌控的自信心减弱，因而，对中共有从“编共” 到“容共” 到“限共” 的转变。

聊聊皖南事变（7）：项英的决策——错误的路线，错误的策略当时皖南新四军北移有两个方向，一是直接经铜陵、繁昌北渡长江；二是向东到溧阳，进入苏南抗日根据地之后，再待机北渡长江。

如果直接北渡，则早上出发，当天就可以到达繁昌与铜陵之间的荻港、新港，经此北渡，可以进入江北，然后到无为。

这条路线的好处在于：路线短并且熟悉，白天出发，傍晚就可抵达江边，当晚便可过江；另外，沿江两岸都是我军活动区域，北岸是孙仲德部的游击区，过江后即有接应，南岸是三支队的驻扎区，可保后路无忧。

群众基础也好，部队活动容易保密。

并且这条路线是蒋介石下令要新四军走的路线，在法理上能站得住脚。

中央和项英最初均打算部队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

所以，项英在11月也派人侦查过这条路线，甚至还派出了一支约200人的筹备组，到江北筹备船只。

三支队也在修筑工事，为部队过江作掩护准备。

但问题是，铜陵、贵池一带为日军第16师团活动区域，芜湖一带有伪绥靖部队2团。

国民党故意对外大肆泄漏新四军将要北渡的消息，使日军有了准备，以致日伪军在铜、繁之间的沿江要口严加封锁，巡逻艇昼夜在江面上逡巡。

李品仙还调集了三个师的兵力到庐江、无为一带，扬言新四军过江便打。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项英也都认为，为安全计，还是先移苏南较好。

苏南抗日根据地最早由新四军老一、二支队，在陈毅、粟裕的带领下，根据中央1938年“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的指示创建。

1939年，在溧阳水西村成立江南指挥部。

根据地以茅山为中心，控制了东起丹阳-金坛公路，北至长江、西抵苏皖边界，南达溧水-武进公路以南的地区。

1940年7月，原江南指挥部北移后，成立新的江南指挥部，指挥罗忠毅，下辖新3团，第4团，独立1团和独立2团四个团。

如果走苏南，则有两条路线可选。

第一条路线为东线，大致为经马头镇、杨柳浦、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簧桥、水西地区。

这条路线是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线，直线距离较短，沿途均有兵站和民运工作组，群众基础较好，也便于苏南部队接应。

聊聊皖南事变（18）：中央对皖南事变做出决议：由于项、袁领导错误导致发生在皖南的悲剧结束了，但它的影响还在继续。

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在决定中，中央明确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并回顾他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是“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

对他在统一战线上的理解，定性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措辞严厉地指责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

”并且“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今始证明依然未改。

”对于皖南事变的失败，也在决定中指出是“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导致的，是“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甚至提出“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具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

”并且也对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决定最后要求“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并“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但为了避免给国民党以口实，也要求“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中共中央对于历史问题的定性向来持极为谨慎的态度，有些问题要拖上数年、十数年才会形成决议，特别重大、特别复杂的问题甚至干脆不作决议。

而对皖南事变，却是在叶挺、项英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就直接做出了决定，将整个事变定性为项、袁的错误导致的，并在没有任何佐证的情况下，竟然提到了对“内奸阴谋”的怀疑，这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但也由此可见中央领导集体对项英以往作法的极度不满，和对造成今日之后果的极端愤慨。

在做出了对事件的决议之后，中共中央还面临着事件引发的更为棘手的问题：与国民党的合作是否还能继续。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激烈的，尤其是蒋介石声称已于12、13日向顾祝同下达了解围的命令，并且表示他还可以再下一令给顾祝同，但实际上皖南的国民党并未停止作战和对突围者的围剿。

聊聊皖南事变（14）：皖南事变是如何产生的？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从1941年1月7日皖南新四军在移动途中遭遇阻截起，到14日叶挺谈判被扣，项英下落不明，皖南事变战斗部分全部结束，历时7天。

这是一场不应该上演的悲剧，对“失败者”共产党而言，是一场极大的挫败，更是损失了包括叶挺、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高级军政干部，以及任光等知名艺术家和进步人士，还有东南局和教导总队等优秀人才；而对“胜利者”国民党来说，其实是一场损人不利己的作战行动，除了使本就脆弱的抗日统一战线分裂之外，几乎一无所得；就算是这场大三角斗争中的第三方日本，也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好处。

胜者未胜，败者未败。

但这场悲剧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现象？还是从国共合作开始就注定的历史必然？是项英与中央战略分歧的产物？还是叶项矛盾的必然结果？评价历史，最忌讳抛开时代背景去纠缠是是非非，这会陷入因果律的圈子里去脱不出来。

因为凡是能被载入历史的事件，没有一件是孤立存在的。

288比如说，很多人把皖南事变视为国民党对黄桥事变的报复，但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说，黄桥事变是共产党对韩德勤消灭陈文团和独立三团的报复；而反对者则还可以说，韩德勤消灭陈文团是因为他不听调遣，消灭独立三团是他跨防区活动；但我们还可以说，独立三团之所以进入韩德勤的防区是因为国民党给新四军划定的防区太过狭窄，无法生存；然后反对者再说，之所以……在这个追溯是非的磨盘中，我们可以一直追到国共两党成立，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原来皖南事变全怪共产党成立。

历史不是这样来评价的。

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国共两党在本质上就不可能合作无间。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继续，而不是偶发性、突发性事件。

因为国共两党的政治理念是相互抵触的，不可能相互融合或包容。

所以，两党的最终结局必然是你死我活。

在此期间，两党可以因外来势力相互妥协，暂时休战，但却不可能尽释前嫌。

在国民党强大的时候，消灭共产党，就只是机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