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
本科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从杨维祯看元末明初南方文人的矛盾心态
课程名称：杨维祯研究
姓名：张弛
学院：文学院
学号：08124549
2011年3月11日
从杨维祯看元末明初南方文人的矛盾心态
元朝的南方文人生来就面临严峻的抉择：首先是元朝以游牧骑兵驰骋天下，尚武轻文，对于文学艺术并不重视，而这恰恰就是南人最引以为豪的东西；其次身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作为少数种族处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将人分为四等，南人列为最低等级人种，更为人所看轻；南人受到传统儒家礼教正统观念的熏陶也认为元朝的统治并不符合规制。
精神的不认同、出身的低贱与为了生存而与现实社会的妥协、斗争一直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虽说当时的文人地位并不像谢枋得、郑思肖所说的元人分十等，八倡九儒十丐那么夸张，但读书的确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成为人们获取仕途，加官进爵或者为民请命、匡扶社稷、实现理想抱负的途径。
虽然元后期恢复了科举考试，但因此而录取的文人仍是少数，而且官职底下并没有很好的上升空间和施展才华的余地，汉族文人尤其是南方文人的地位仍然得不到很好的提升。
元朝对于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的不重视有两面性：首先文人得不到施展抱负的空间，忧愁苦闷，文学色调偏于消极，社会也不会出现像前朝那样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心态；同时统治者也放松了对文化的管制，元朝文化由此走向又一个自由散漫的以文人自觉为机制的文学时代。
其中除了一些反应底层文人生活疾苦，为自己悲惨生活痛苦申诉的作品外也诞生了大量寄情山水、归居山林，不问人间世事的隐逸文学，这或许只是文人不得以而为之的行为，但的确推进了元朝文学向多元文化的方向发展。
杨维祯就是一个处于这样纷繁复杂世界的杰出文人，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父亲杨宏在铁崖山麓建了一所红楼，红楼周围植满鲜艳的梅花树，阁楼上藏书万卷，并将梯子撤去，好让他与从兄杨维翰专心攻读，每天用辘皿传食，就这样苦读了五年，除了父亲的逼迫还有什么信念使他能坚守下去？按理说当时文人的出路并不明朗，甚至是受人唾弃。
海外贸易、统一货币、纸币广泛流通，使元代经济交流和商业日趋活跃，江南市镇密布，商品经济繁荣；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得各种宗教人士得宠，道家和佛教获得长足发展，儒家地位削弱。
理学思想的推行使得人们的观念走向务实，三教合流的风尚也使得人们的生活理念更加灵活，大多数的家庭宁意选择经商务农，或者握有一技之长，尚可在元朝社会中谋一立身之所。
然而杨维祯家庭选择以读书为己业并坚守苦读，除了家族传统，也是为了展现一种抗争的态度，为读书正名。
杨维祯内心是想极力促成元朝变革，恢复传统，以改善自身地位，但他之所学又教育他要以君臣名教为重，不能扰乱纲常伦理，所以只能用温和的方式来改良，充满了妥协
的气息。
礼教文化可以调整阶层关系维系社会稳定，而被每一个时代的统治者所采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就是君臣的关系是如何确定的，他是一直不变的么？如果是，那么哪里才是君臣关系的本源，如果不是，那么新的君臣关系如何确定才是被认同的。
君臣名教看似森严却似空架子，难以令人信服，归根结柢又成了实力的较量而非道义的选择。
因为对这种关系范围的理解不同，同样的文人就做出了不同的抉择。
杨的身上显示出灵活的一面。
或许正是由他从来矛盾的处境与复杂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导致的。
元末明初，群雄战乱，时代剧变。
整个国家处于战火纷飞、动荡不安之中。
松江被张士诚占领后，成为战乱中相对安逸的地带。
张士诚“持重寡言，好士，筑景贤楼，士无贤不肖，舆马居室，多厌其心，亦往往趋之”吸引了大批文人避祸于此，杨维祯也参与其中。
至少在名义上杨维祯并没有投靠张士诚。
张士诚屡次召见杨维祯，他都没有去，而是戏答：“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
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祯站在元政府立场修书一封，臧否张士诚。
信中责备张士诚“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骂他自选官吏，不缴粮食，确为实情。
此外，指出张四个优点“兵不嗜杀，闻善言则拜，俭于自奉，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以及四个缺点“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将帅、守令、亲族等“为阁下计者少而身谋者多”，“狃于小安而无长虑”，“身犯六畏，衅阙多端”。
可见他对张的态度是不亲近也不排斥的，这恰如他身处元朝的态度，既排斥又亲近，并一直延续到明朝。
杨维祯并不非苟且偷生、虚情假意、没有原则的人。
即使他很珍惜来之不易的职位，也常常为坚守自己的信义和职责而抵触上司，遭受迫害。
任天台县尹时，因依法惩治作恶县吏，遭奸吏报复被黜。
继任职钱清盐场司令，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方获准减额三千，但以忤上故，十年不获升迁。
后来又冒犯丞相达识帖木儿而徙居松江，筑园圃蓬台。
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
”真可谓性情中人，可见其真。
他绥靖妥协的姿态矛盾挣扎的结果，因为迷茫所以犹豫，摇摆不定。
这种迷茫除了内心挣扎也来自对于明初文人的思索。
新锐文人在明初积极入世，但很快就因为各种原因，对新王朝的态度由希望转向失望，最后因惧祸而退隐。
这一派的代表有高启，入明后，高启因全国的重新统一而兴奋，为明朝大唱赞歌，比如《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我生幸封圣人其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他还积极勉励有才能的亲友出仕，“北郭十友”之一余尧臣调为新正簿时，他作《答余新郑》：“幸逢昌期勿自弃，愿更努
力修嘉名。
”然而入京后，敏感的高启很快就感觉到巨大的政治压力。
朱元璋攻破苏州后，对吴中官叔和富豪大加挞伐，这其中就包括高启的亲朋故友。
而且朱元璋对江浙文人一向抱有怀疑之心，士子无辜罹难的消息不绝于耳。
洪武七年就有人建言曰：“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之一二。
”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高启的干云之志早已破灭，他能做的唯有在依附与疏离的夹缝中寻求尊严与，即便如此，京城夜提供不出这有限的政治生存空间。
在这样政治背景下，高启选择了逃离。
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环境，杨维祯对于政治也只能敬而远之了。
故被迫到南京，见朱元璋时，奏称：“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
”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书叙例略定，即乞归家。
明太祖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门召其纂修礼、乐书，婉辞不去，答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
老妇之所以不再嫁，是行将就木了，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当然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但也暗示了他对明朝是有所接受的。
洪武三年，再被有司敦促，无奈赴京，赋《老客妇谣》一首再明不复出仕。
然而他的补集中有有《大明铙歌鼓吹曲》，非刺故国，颂美新朝，被乾隆命为《贰臣传》。
这种圆滑的出世方略乍看并不符合杨等文人的气节，如果用矛盾的心理来解答或许更为人所接受，因为这不是主观的投机而是客观的顺从时代与心志统一。
毕竟元朝在他到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统治者了，从礼教而言它是合法的，但从情感上却不能认同，但是又不能彻底摆脱，最多做一些不本质的反抗。
当元被明推翻后，他理智上仍无法摆脱礼法的束缚，再加上明初对文的重视也限制了文层面的扩展，杨选择了谨慎。
至于对明的赞美，除了政治与个人处境的需要，情感上的认同也是真切的。
这种想法在元末明初的文人中具有典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