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建筑系这回要我来，隔了行，谈建筑，我没有资格。
可是奇怪，两年来，所谓“城市建设”居然成了我的一个话题。
初起是上海“绿地集团”房地产公司找过来，说是在我的书中读到我对上海城市景观的批评，问我为什么说上海变“土”了，要对话，给我一组问题。
我想，对话就对话，于是对北京上海城市建设批评了一通。
结果他们真的印成小册子，题目叫作《城市建设与历史记忆》。
不久，给上海建筑杂志《新潮建筑》看到了，又来叫我同其他几位建筑家一起谈论城市景观的话题，我写成一稿，叫作《建筑设计与行政文化》，发表后被收进《上海建筑设计年鉴》的一本图册里。
这些意思大概给媒体看见了，就约过去在不同频道说说。
不过眼下的媒体还不是真正的媒体。
前不久，贵大学建筑系有位同志特地来京，同我做关于上海“一城九镇”开发计划的访谈，我说，“一城九镇”完全是疯狂的计划，结果呢，整篇稿子被拒绝了。
访谈人很抱歉，我倒觉得正常：人家意思要你捧场子，然后对外说：你看，我们请了人家某某发表意见，人家也是赞扬的。
可是我不识抬举，不讲顺风话，岂不跟人过不去。
为什么我总要批评城市建设？理由很简单：第一，城市建设，好话说尽了，我不会说好话。
第二，批评城市建设，一点没有用的，从梁思成那代人一路叫嚣到现在，一点没有用——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到了写写文章，说说话，就已经没有用了。
真在做事，真有权力做事的人，闷声不响就在那里做了。
那我就自比一只苍蝇，索性叫几声。
今天我的讲题可能有点费解：“建筑景观”，好理解，什么是“心理景观”？什么是“行政景观”？所谓“心理景观”，就是我们看一事物，并不见得就是那事物本来的样子，本来的意思，而是跟我们的心理有关系，跟眼睛反而不一定有关系。
哲学有所谓“三段论”：“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是山”，大约有点接近这意思，但我不懂哲学，只稍微懂一点绘画，就先拿视觉艺术举例子：二十多年前，我同一位很要好的老师争论。
他说，“美”是有客观标准的。
我说不对，譬如晚霞，只是大气层和日光照耀的光学效果，是人类自作多情，发生感动，又写诗，又画画，弄成所谓“美”；再譬如花朵，根本是植物生殖器，时节一到，太阳底下开开来，结果人自作多情，又写诗，又画画，弄成所谓“美”——这不是人类傻，而是人类了不起。
他于是说，难道你认为维纳斯雕像不美吗？我说，那是艺术品，经过种种暗示，形成一种美的观念。
但这种观念总是在变，往上古时代看，女裸体石雕奶子垂下来，肚子凸出来，是生育型的女体，古人觉得好看极了。
往现代看，则西洋人恐怕也嫌维纳斯太胖一点，哪位女士真有维纳斯的腰围，连报名参加模特大赛的资格都别想。
美的绝对标准到底有没有？我希望有，或者谨慎地说，当我们心理上准备好，就可能有。
怎样叫作“心理准备”呢，就是一套精致的“暗示”与“被暗示”的作用——譬如“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心理起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艺术鉴赏，说得好听点，就是适当的教育和教养。
贡布里希曾经说，要是有人给你看幅画，说是他十四岁的儿子画的，或者说，是毕加索画的，你听了，心理反应会不同。
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你早已被长期暗示：毕加索是大师，你会认真对待你面前这幅据说是毕加索的画。
诸位仔细想想看，我们平日有没有类似的经验？美的标准，纠缠不清，让我们回到日常生活，看看心理经验怎样影响观看，比方说，对于建筑的观看。
我猜，大家想必有这样的经验：你长大了，远游了，有一天回到幼年的老家、街道、校园，忽然惊讶，在记忆中那么熟悉的房间、空间，原来那么小，儿时看上去高不可攀的大楼，原来那么矮——这是心理景观涉及的尺寸差异。
再譬如，诸位要是搬过家，从山沟搬到城里，从破弄堂搬进新公寓，一定有类似的感慨：啊呀，以前我怎么住在这样的条件，没有卧室，没有马桶，没有空调，居然也住了那么久，真是不可思议——这是心理景观涉及的品质差异。
再譬如，我十几二十岁在苏州无锡逛园林，要么烦，要么毫无感觉。
那时，我满脑子向往的都是欧洲的油画，西方的景观。
几十年后从美国回来，在苏州沧浪亭网师园梦游一般地走，这才发现中国园林实在太好看，太成熟了。
最可惊讶的是：为什么从前我毫无感觉？从前，我简直是个畜生——这是心理景观涉及的文化差异。
所有问题，都出在文化差异上。
同我辩论的那位老师说，“美”是“客观”的，我则认为是“主观”的——今天我得承认，在主客观之间，所谓美，可能是有标准的，至少，假如你是“情人”，你面对一个人，面对一种景观，“美”就是有“线索”的，这条“线索”细微地牵扯到各种各样心理活动和心理经验，这里不细说，单是论城市建筑，我就来叫作“心理景观”。
心理景观中的尺寸差异、品质差异，问题不大。
关于城市建设的不同意见大多属于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最深刻的作用，是在心理层面。
譬如苏州园林那样成熟的美学，就是一整套上千年积累传递的文化教养，文化样式，文化符号。
中国人在这种样式和符号中构成一代代心理景观，心理景观，又构成文化记忆，一见到那种样式、符号，心里就踏实。
张大千先生在南美定居时，为满足他的心理景观，特意花钱造了中国式园林，住在里面骗骗自己，觉得自己在故乡。
西方人也一样，许多欧美留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到处旅游，很开心，可是一到上海，见到外滩帝国时期的欧洲建筑，他们就想家了——外滩，唤醒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心理景观和文化记忆。
今天的上海市政府很聪明，将外滩帝国风格大厦全部腾出来开放给外国人，就是满足并利用人家的心理景观，让他们一面做着帝国旧梦，一面把钱挖出来，在今天的上海做生意。
可是人的心理线索很复杂，既通向熟悉亲切的，有认同感的历史景观，又会迷失在异己的，陌生刺激的新奇景观。
一百多年来，中国持续发生剧烈的西化和现代化运动，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发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景观变化，中国人心理景观中那条源远流长的大线索，开始模糊、混乱、断裂，到了今天，我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线索了。
还是以我作例子：我生长在当时中国境内最摩登、最西化的上海市，幼年少年时期的心理景观，绝大多数是西式建筑，而不是民族建筑。
青年时期，我忽然去农村，去西藏，农耕社会、农牧社会构成我另一部分心理景观。
之后，我去纽约，并在这个全世界最摩登最现代的城市里一住十八年，到了中年，忽然，我“发现”了苏州园林的“美”。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心理景观中的文化差异非常冲突，非常矛盾——外国留学生看见外滩会想家，我现在看见外滩却想起纽约：论地点，纽约是我的家，论文化，不是我的家。
而苏州园林呢，论地点不是我的家，论文化，却是我的家——我在苏州园林看到了江南民族世世代代的家，虽然我从未在这样的家园居住过。
这就是一个现代中国都市人的“心理景观”，认真说来，我的心理景观患有严重的“文化分裂症”。
现代中国另一巨大的群体，就是农村人口。
他们未曾离开本土。
如果他们活在明代清代，会理所当然接受并欣赏中国留存千年的历史景观，但他们处在空前的现代化过程中，心理景观就出现剧烈的冲突，也患有严重的“文化分裂症”。
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近二十年来华东华南地区的农村建筑。
诸位到杭州附近看看，全是我称为“迪斯尼风格”的尖顶伪洋楼，在密密麻麻金光闪闪的伪洋楼周围，是江南农耕生活的日常形态，养着鸡鸭猪狗。
诸位再看看全国各地的乡镇建筑，广大农民再也不愿看见破砖烂瓦，不愿意整天看见泥土。
他们用廉价的玻璃贴面或瓷砖墙瓷砖地装配自己的家园，他们要在本乡本土住洋楼，至少局部实现他们心理上的“现代化”与“都市化”景观。
请诸位想像：在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当地农民会不会竞相起造中国式或日本式房屋，然后坐在里面吃面包、涂奶油、啃牛排？可是，上海一城九镇计划，北京周边开发计划，正在干这样的事情。
他们有计划地摧毁郊区的乡镇历史生态，将那里变成缩小的迷你型伪英国、伪法国、伪荷兰、伪意大利，加上伪美国。
我在美国各地看到的各种当地地名，如橘县、苏荷、上东城、曼哈顿、时代广场、公园大道等等，最近几年被命名为北京各个新建小区。
一句话，我们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将中国变成外国，变成欧美。
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患了严重的“文化分裂症”，我们的“心理景观”处处来自西方，指向西方。
我们斥资亿万元制造的伪古典民族风格建筑群，以及保留不拆的一级文物古建筑，恐怕也是为了吸引西方，而不见得因为是我们在文化上“想家”了。
经常有人反驳我：难道不要建设？不要发展？难道我们就该像从前一样过下去吗？这就像小孩子看电影老是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无法回答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诸位有什么好办法来回答，请告诉我。
欧洲各国也很古老，也要建设。
前年我到巴黎郊外瞻仰印象派老巢枫丹白露，米勒柯罗笔下19世纪田园风光不见了：高压电线、高速公路，看不到一个农民在种田。
可是印象派元老的故居完好如初，小镇和两百年前一模一样。
老画家卢梭的故居正在维修，那两百年前的老房子搁在中国，绝对拆毁，可是人家在维修。
人家的文化线索没有断，人家的心理景观，处处牵连着历史记忆。
在这种记忆中，我看见，一个民族的“美”是有标准的，有线索的。
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建设，而是怎样建设。
不是不要新景观，而是这种景观出于怎样的心理。
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人不惜代价为了一件事：中国要转型、要西化、要强大。
它的代价是：我们的文化线索从那时开始纷乱，断裂，我们的心理景观，开始一步步西方化。
说到这里，应该说到几位关键人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还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李鸿章精通洋务。
他穿着清朝朝服，家里是西式家具。
他抽着雪茄和欧美各国银行家谈判，同时要曲折暗示满朝文武：不西化，中国没有出路。
康有为呢，公车上书之前，他就在广州和上海租界亲眼看到洋人怎样修建道路，起造洋楼，管理市政，他知道，中国不改良，没有出路。
孙中山在广东长大，广东是当年最先进、最西化的区域，用广东话说，他从小就是典型的“西崽”，他在美国接受教育，他的心理景观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完全看不惯又老又土的旧中国。
以上几位人物，是“心理景观”最早西化的先驱。
可是他们要面对大清帝国和几亿愚民，怎么办呢，要么割让地盘，让一些地区先被殖民，先西化，要么起来革命，用强权推行西化。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由中华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初步完成了由帝制转型共和的历史使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西化。
过了一百多年，今天，中国的“二次现代化”程度，已经和意大利等先进国家扯平，中国的自主、强大、小康社会、经济成长，都大致不成问题了，可是我们忽然发现：生态环境发生大问题，城市的建设和景观发生大问题，于是有不少苍蝇飞出来叫唤。
但是毛主席早在50年代就批判过这些苍蝇。
1957年“大鸣放”，张奚若批评北京城市建设规划，总结十六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
”这“既往”二字，就是指历史，“未来”二字，就是指西化。
取张奚若这十六字来说今天的城市建设，照样准确，只是今天的高官层没有张奚若这样的人来说话了。
但毛主席当年怎么说呢？他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说：“不好大，难道好小？不喜功，难道喜过？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在这里，毛主席将中国整个历史简化为“小脚”和“辫子”，是典型五四运动的激进思路和激进话语，甚至和洋人看中国的角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