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各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简析各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一、非法证据排除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
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实施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

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是指如果采纳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将对审判产生不公正的影响，那么法官应行使裁量权将其排除。

英美两国均强调对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所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排除，但两者在非法证据的认定、范围和内容上又有明显区别。

（一）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美国的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与英国的自白规则一脉相承。

英国的自白规则是将不具有自愿性的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从证据体系中排除。

美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规则。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自白可采性的早期判例便是依据普通法规则而形成的，并且从是否存在不适当诱因的角度来阐述自白规则。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借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确立的反对自我归罪特权原则，形成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Miranda Rule）。

米兰达规则的理论基础是正当程序理念，其目的不止于查明案件事实，更为实现程序正义，确保嫌疑人的宪法性权利，防止警察滥用国家权力。

此后，虽然对米兰达规则的适用作了若干限制，也设置了“公共安全”的例外，但该规则仍是美国法院排除非任意性自白最常引用的理由。

（二）关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美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是指警察等法律实施人员违反联邦宪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搜查、扣押所获取的物品、文件等实物证据，不得作为定罪根据，在审判时应予排除。

美国法律注重搜查、扣押行为的合法性。

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许可证的有效性，即签证人与签证的形式、内容和程序均须符合法定要求；二是执法程序要合法。

在执行搜查、扣押的程序方面，联邦和各州的法律都规定，执法人员在进入住宅之前，应向被搜查人宣告来意和权利。

凡不符合上述规定而获取的任何物品和文件均不具有合法性，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在英国的法律实践中，将获取证据的非法方法和证据本身区别开来，不因证据的获取方式而影响证据的可采性，法官所关注的是证据本身的证明价值以及它能否使被告人受到公正的审判。

因此，英国以最大限度的采用非法证据为原则，以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排除少数的非法证据为例外。

一般而言，英国对非法证据的采用：一是强调所采用的非法证据必须具有真实可靠性和相关性；二是强调非法证据的采用不得损害诉讼的公正性，即不得影响对被告人的公正审判。

（三）关于“毒树之果”的排除
“毒树之果”理论是美国诉讼中特有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

依照“毒树之果”理论，违法收集的证据为“毒树”，以“毒树”为线索获取的证据便是“毒树之果”。

此时，“毒树”为“一级的”非法证据，而“毒树”所结的“果实”则为“二级的”或“衍生的”非法证据。

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一般而言，如果该“衍生证据”已被“污染”，变成了“毒树之果”，那么在诉讼中应予
排除。

“毒树之果”理论使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范围从“一级的”非法证据延伸至“二级的”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美国联邦宪法的正当程序理念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其不但表达了对程序的高度重视，体现了程序公正的价值目标，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的限制。

然而，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含着强烈的价值冲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基于高犯罪率以及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增加了几项例外规定，即“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例外”以及作为排除“毒树之果”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和“因果关系减弱”的例外。

此外，联邦最高法院还明确将该规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能够最有效地达到救济目标的领域”，为避免因“搜查”的外延过宽而扩大非法证据的范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严格界定“搜查”的内涵，将“搜查”定义为警方侵入个人有合理的隐私权预期的场所。

一旦超出此范围，便不属于“搜查”，因为个人在此范围外无合理隐私权的预期。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
（一）关于言词证据的排除
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实行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心证制度，强调在诉讼中追求实质真实。

因此，证据的证据力和证明力都成为法官的判断对象，也属于法官裁量权的范围。

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并不实
行口供排除规则，但禁止以非法的手段逼取被诉人的口供，从而保障被诉人的自愿性，同时反对仅凭口供定罪。

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重视通过排除非法取得的口供以保障人权，抑制警察采用刑讯、暴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

在法国，对于刑讯逼供和用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在立法和判例上均持否定态度。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如果违法对被告人使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诈欺或催眠方法、威胁、许诺以及使用损害被告人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方法所得到的陈述，即使经被告人同意，也不得采用。

（二）关于实物证据的排除
大陆法系各国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除禁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外，实行由法官权衡的原则，即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一种相对的、附条件的排除原则。

德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以宪法关于“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与“人拥有自由发展人格的目标的权利”的规定为基础逐步建立起来的，在具体适用时，法官以权衡原则为标准予以处理，对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证据原则上予以禁用，只在重大犯罪时，才有例外。

法国与德国的做法接近，也是由法官根据权衡原则自由裁量决定。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国际法上的规定
联合国分别颁布了《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这两个国际法文件明确规定以酷刑等不正当方法所取得的口供，因其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因而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还对酷刑的含义、特殊情况下可否使用酷刑以及酷刑的性质及法律后果加以规定。

上述规定，是联合国对有关国家禁止违法取证和排除违法所获证据的继承和肯定，从而为各缔约国处理非法证据问题提供了国际法准则。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仅限于言词证据，而不包括非法搜查、扣押所获得的实物证据。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当今世界各国对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普遍予以排除，但对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却有不同规定。

即使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对此规定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前者的规定更趋同于大陆法系国家，而后者则走的更远，不但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也排除实物证据以及由非法证据衍生出的“毒树之果”。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越彻底就越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一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应与该国的民主基础和刑事侦查技术、法律价值和法律文化传统、犯罪状况与政治需要、司法资源和司法水平相适应。

如不切实际的强调非法证据的排除，容易使有罪之人逃脱法网。

然而，忽视非法证据排除，则更容易使无罪之人身陷囹圄。

因此，设置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综合各方利益，实现价值平衡，立足本国国情并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根据不同情势作出适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