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小说中的“我”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13级8班王宏坤鲁迅的文章为什么经常以“我”作为叙述者？比如《祝福》、《孔乙己》、《故乡》探究分解①不以“我”为叙述者行不行②以“我”为叙述者的妙处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督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就在于他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立人”主张。

他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

他毕生所致力的，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

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927年11月10日，茅盾以方璧名义在《小说月报》第十八卷十一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鲁迅论》。

茅盾认为鲁迅的价值在于使读者由阿Q等“老中国的儿女”而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中开出反省的道路。

这其实是鲁迅在中国最为重要的价值。

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指出：鲁迅最根本的精神是“为着将来和大众牺牲的精神”，“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

纵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就当时来说，还是把中华民族对鲁迅的认识推向高峰，是前一时期鲁迅研究成果的精神总结。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

新中国成立17年中就已渐占上风的左倾势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文化遭到空前的大浩劫，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被踏倒在地了，惟独鲁迅被推上了“神坛”，成为“文革”倡导者们恣意利用的政治工具。

然而另一方面，鲁迅的书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借以沿续文化脉络的惟一寄托，鲁迅又一次拯救了中国文化。

作者： 陈鸣树
出版物刊名：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9-22页
主题词： 鲁迅小说;第一人称;形象;作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狂人日记;祥林嫂;自叙传;精神世界;自传色彩
摘要： <正> 在鲁迅小说中,有些是以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如《狂人日记》、《伤逝》,这类小说很明确,当然谁也不会怀疑“我”就是作者自己。

有一类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如《社戏》,其中的“我”当然更多地概括进作者自己的思想和风貌。

但是,既然是小说,总要加以想象和虚构,因此也不可能完全等于自叙传。

其中的“我”,是一个封建阶级所谓书香门。

《孔乙己》和《我的叔叔于勒》中“我”的形象比较作者：张永红来源：《语数外学习·中旬》2013年第11期《孔乙己》和《我的叔叔于勒》分别出自文学大师鲁迅和莫泊桑之手，两篇小说都以曲折的情节、感人的细节以及深刻的主题蜚声文坛，两篇小说中作者都塑造了“我”这一人物形象，下面从两个方面对“我”这一形象进行比较。

一、两篇小说中的“我”所具有的相似点（一）都是作为线索人物而出现的。

在《孔乙己》中，“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小伙计，”做着“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所以在出入咸亨酒店的各色人等中，没有一个能离开我的视线。

孔乙己便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

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在这愚昧、冷酷而令人心酸的笑声中，孔乙己从一开始站着进来，到最后“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直至走完人生之路，作为店里小伙计的“我”，成了他悲剧一生的见证人。

同样，在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我”也是作为叙述的主体来贯穿全篇，“我”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拮据以及由此带来的苦恼，看到了父母因发了财的于勒即将归来而欣喜若狂的情形，见到了父母因于勒的落魄破产而六亲不认的丑态，“我”成为了穿针引线的人物。

其他人的喜怒哀乐、一举一动，都是从“我”的角度来叙说、评判的。

总之，两篇小说作者都用“我”的口吻叙述，不仅使情节集中紧凑、内容简要精练，而且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更深刻地揭示了文章的主题。

（二）两人的性格中都有善良的一面。

在《孔乙己》中，短衣帮愚昧麻木，“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而掌柜的精明阴险，经常摆在脸上的是“一副凶脸孔”，当孔乙己长久不来酒店时，他便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并且到了年关总要重复着这一句话。

最令人不可思议与愤怒的是丁举人，他凶残毒辣，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末路人孔乙己进行疯狂的肉体肢解，甚至让孔乙己失去了站着做人的资格；而作为小伙计的“我”，在人性中存在着和短衣帮、掌柜的、丁举人根本对立的一面，我善良，富有同情心，特别是当孔乙己最后一次到酒店时，他“已经不成样子了，”“他脸上黑而且瘦，”“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文祥林嫂故事镜中照出“我”的悲哀○李 杰摘 要：《祝福》是鲁迅的著名小说之一，对于该小说的传统解读主要集中在祥林嫂的人物分析上，此处转换解读角度细读文本，分析小说中的“我”，探讨祥林嫂对“我”的反作用力，试图透过祥林嫂反观“我”。

关键词：祝福 鲁迅 祥林嫂 “我”小说《祝福》发表于1924年，被收于鲁迅第二部小说集《彷徨》。

它是中学语文教材传统名篇之一，无论是人教版，苏教版或是北师大版，都将其选入了必修阅读篇目，相关的解读文章与教学设计数量众多。

长期以来，教育界对《祝福》的常见解读集中于剖析小说中显而易见的人物“祥林嫂”，其悲剧根源是研究的兴奋点，关于《祝福》的主题也逐渐形成了两种固定的观点：一是“四权”（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对中国农村妇女的迫害；二是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吃人的本质。

[1]在祥林嫂临死之际，有一段“我”与祥林嫂的对话，祥林嫂问“我”关于灵魂有无的问题，“我”用模棱两可的话回答了她，之后祥林嫂死了。

在众多的解读中，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小说中的“我”，是祥林嫂唯一的希望，而“我”一个——剖析小说《祝福》中的“我”“说不清”的回答给了祥林嫂最后一击，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该角度的解读是将祥林嫂作为小说中心人物，“我”与鲁镇的鲁四老爷、柳妈等人一样，只作为祥林嫂事件的影响者之一，从而来探究“我”对于祥林嫂的影响和作用。

在以祥林嫂为人物中心的维度考虑，祥林嫂的死是因果关系链条中的结果，“我”与鲁镇的其他人一样，是造成这个结果的众原因之一。

换言之，祥林嫂是主角，“我”是配角。

本篇，笔者将重新细读文本，转换固定的解读角度，将“我“作为主角，祥林嫂转换为“我”的故事中的配角之一，从“我”出发，进行三个层次的解读，分别是小说讲述了“我”的什么故事，是什么让“我”选择再次离开故乡，以及从祥林嫂身上折射出的“我”。

期文学创作政治色彩逐渐淡化，关注人的命运和生命本身，回归文学情的传统。

“发愤著书说”，不仅仅是对社会政治情志的抒发，逐渐转向对个人情怀和生命遭际的抒发。

现代叙述学视角下鲁迅小说中的“我”鲁迅先生的不少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人的，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狂人日记》《一件小事》《故乡》《社戏》《孔乙己》《祝福》等篇目均是如此。

这些“我”的运用在不同小说中各尽其妙。

有的刻画人物潜在的心理活动，有的是为了从旁描写作品的主要人物，更多的则是熔铸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

总之，这个“我”与古代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人称仅为强调叙述的真实性已迥然相异，是作家现代审美意识的自觉运用，有相当浓郁的自我展示、自我剖析成分。

现代叙述学认为：叙述角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认知和体验的角度，不同的叙述角度实际上构成了主体与客体不同的认知和体验的关系。

在诸多角度中，第一人称是体验性认识性最强的一种，如果我们把第一人称理解为文学的感情主体，那么就可以颇为方便地在鲁迅小说叙述人“我”中析出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几种关系。

第一种关系可概括为自我认知，它对应于叙事格局中第一人称叙述人（作品主人公）。

叙述人讲述着自己的行为，并以其行为作为认知体验的客体。

换言之，“我”在自叙的时就在自省。

《一件小事》中，“我”思想变化是展开情节的线索，它着重表现“我”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车夫崇高无私精神的感动下进行深刻的自我解剖，车夫高尚行为主要从“我”的内心感受和变化中反映出来。

从严格意义上说，《一件小事》还称不上自传体小说，而“我”也远不能和作者等同，但“我”与作者的思想确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僧恶黑暗现实，勇于自我解剖，热爱劳动大众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再现了作者当时的思想境界与精神状态，那种朴实无华的直抒胸臆，有力的触动了人们的心弦。

作于1922年的《故乡》，则带有浓郁的自传意味。

本文的大量篇幅表现为自我精神历程的审视，“我”正像那个时代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在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挤压下，“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但在欧风美雨中的现代都市却找不到精神家园，而且依然为生活“辛苦展转”。

于是做着怀乡梦来到了久违的故乡。

浅论鲁迅小说作品中的“我”第一篇：浅论鲁迅小说作品中的“我”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考本科毕业论文浅论鲁迅小说作品中的“我”浅论鲁迅小说作品中的“我”【内容摘要】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杂文等作品，尤其以小说代表了他的文学最高成就，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共收录了其创作的25篇小说，其中共有l2篇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我”。

在这些小说中，有的“我”包含着作者自己的故事，有些则未包含，仅仅是作为小说故事的叙述者，而有的并非以“我”出现的人物则又有鲁迅的影子，这些“我”构成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散发出异样的魅力。

【关键词】鲁迅作品；“我”；作用；特征【正文】鲁迅是喜欢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一位大家，通过突破单一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小说模式，变换叙述观点，运用第一人称来叙事，增强了小说的亲切感与真实感，较好地反映了自己的思想意识，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他包含有“我”的小说作品中，其中“我”的类型又有区别，有的“我”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有的“我”只是小说的叙述者。

作者创造性的采用第一人称来写作，这对传统小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同时更显得真实可信、亲切感人，读者在感情上也更容易亲近、更容易接受，这些“我”都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爱与人道主义的低婉告白者、立国立人理想的实践者、国民性的见证与思索者。

一、鲁迅小说作品中的“我”的类型1、“我”是小说的主人公。

这类“我”，大多是知识分子，带有鲁迅的影子。

如《社戏》中的“我”——迅哥儿，不但名字让人产生联想，而且经历和生活环境与鲁迅都有诸多相似之处。

而在《孤独者》这篇小说中，虽然也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但中心人物却是魏连殳。

周作人说“这是著者自己的事情”。

据胡风回忆，鲁迅当年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那是写我自己的。

”小说中的魏连殳，“他是一个矮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夜里发光，”对照许广平笔下鲁迅给学生的第一印象：“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里来了。

鲁迅祝福中我的作用鲁迅祝福中我的作用《祝福》是民国时期文学家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写于1924年2月7日，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6号上，后收入小说集《彷徨》。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鲁迅祝福中我的作用，欢迎大家分享。

鲁迅祝福中我的作用“我”在文中起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以我的眼光，来描述祥林嫂的遭遇，所有的一切围绕我的所见所闻展开，我是一个有着新思想的人，对祥林嫂有着深切的同情，然而我的懦弱，却最终让我对祥林嫂予以漠视，封建迷信思想的顽固，最终使我放弃了固执己见，只得压抑自己的思想。

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意味的形式”，是小说虚构的关键所在。

简单来说“我”作为叙述者的独特性在于“我”是一个生于鲁镇又离开了鲁镇的有着进步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

在这一出悲剧里“我”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在场者；“我”直接面对了祥林嫂最后，见证了鲁镇众人对祥林嫂的嫌弃、排斥和冷漠；“我”的心理感受、自我反思考验着、提醒着读者的良知；“我”的软弱、动摇、妥协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在唤醒与救助底层民众方面的无奈和力不从心。

由叙述者“我”对祥林嫂的态度作为阅读的切入口，我们可以打开多层面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最终读出鲁迅先生的深刻用意。

但是“我”并不是鲁迅，而是鲁迅虚构的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

“我”有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憎恶鲁四老爷，同情祥林嫂，但又软弱无能，无力给祥林嫂以帮助。

在结构上，“我”起着线索作用，是祥林嫂悲剧的见证人。

我是个连接故事情节的线索。

“我”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形象。

祥林嫂的一生悲惨遭遇，正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来展现的。

因此，“我”既充当小说中的线索，又是整个故事的见证者。

作者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来结构文字，展开情节，增强故事的真实感；通过“我”的所感，来抒发感情，发表议论，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深化中心思想。

“我”憎恶鲁四老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倾向。

《祝福》中“我”的文化身份意识浅析近年我国文化研究领域中，“身份”概念就人来说是人在组成社会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

”[1]“文化身份”即某一文化主体在文学和文化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该文化的本质特征。

这一文化主体对该文化身份的认同就是文化身份意识。

具体到文学创作中的文化主体而言，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会动态地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

本文尝试从文学作品层面入手，分析现代启蒙文化语境中鲁迅小说《祝福》中“我”这一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意识。

一、导语《祝福》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隅――鲁镇为背景展开创作，小说以鲁四老爷为首的各色鲁镇人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返乡的现代知识分子“我”揭开了各自的面纱。

就作品的结构设计来看，《祝福》中的“我”是鲁迅精心设置的一个情绪结构对象，它增添了作品的审美效果，使之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

进一步推敲，作品中的“我”具有两种文化意义：作家创作时一种不完全的自我化身、社会特定文化语境的凝结。

作为生活在20世纪初中国铁屋子里的一名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无论“我”间接还是直接地接触到祥林嫂，都抹杀不掉“我”对她命运的反思和对自我灵魂的拷问。

这是鲁迅自我解剖式的批判，更是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文化身份的自觉探寻，因为“身份是人们生存的一种意义方案”，“如果我们要对身份问题有足够的省察，对从事这种省察的主体的警觉，即知识者的自我批判就是不可缺少的”[2]，所以，与祥林嫂灵魂的“对话”中，“我”把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诉求――文明批判意识与悲凉孤独意识全面展现了出来，体现出作家及社会启蒙文化对普通下层劳动妇女这一素材的独特价值判断，如此一来既增添了祥林嫂生动的形象意义，又加深了《祝福》深刻的文化内涵。

二、文明批判意识《祝福》是受双重文化影响的鲁迅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浸染下的中国社会现象时的观感。

投射到作品中，“我”是一位离开故乡鲁镇，去探求新人生的“新党”知识分子。

《祝福》里“我”的作用鲁迅的小说《祝福》运用了最常用的“归乡”模式，其特点是“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共同发展，融为一体。

叙述者“我”是一个摆脱了传统社会精神和道德观念禁锢的知识分子，通过“我”“归乡”和“离乡”的行程，展示“我”不容于故乡的传统社会，并折射出现实故乡的闭塞、衰败和萧索。

在《祝福》里，“我”在“祝福”的前夜回到鲁镇，却“早已决计要走”的，因为对“我”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现实的鲁镇社会如此陌生，自己早已被排斥在外，在新年的“祝福”中乞求来年的好运气是他们的事，与“我”毫不相干。

身在故乡却有一种陌生感，“我”注定是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者”。

况且，鲁四老爷“俨然的脸色”和“不很留”，使“我”感到自己的不合时宜，所以这次归来并不打算久留。

正当“我”“决计要走”时，祥林嫂出现了。

接下来，作品一面展开祥林嫂“有无灵魂”的发问在“我”精神世界里激起的波澜；另一面，通过“我”的回忆、耳闻目睹和所感所想把祥林嫂的故事串联起来。

在这里，以“我”为叙述者首先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鲁迅小说对传统小说的革命首先就是对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的突破，他的小说多采用限制叙述，将作者与叙述人明显剥离开来。

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叙述者通常情况下即指作品中的“我”，这个“我”是故事中人，而不是置身故事之外的作者。

在《祝福》中，作者选择“我”作为叙述人，而不用其他人，如鲁四老爷、四婶等，这是为什么？因为作者对故事里的其他人物，即使是生活在祥林嫂周围、对她异常熟悉的人都持以不信任态度，即不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他们。

“不信任，不一定是不尊重，而是认为他们没有可能或没有能力把身边发生的事情依照作者需要的方式叙述出来。

”在鲁镇，没有人真正关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一个礼教道德的牺牲品，长期的封建压迫和禁锢，折磨得她像一个木偶，根本没有能力诉说自己的不幸和痛苦。

这些冷酷、麻木、愚钝的灵魂，感受不到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和社会的黑暗，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注定担当不起故事叙述人的角色。

鲁迅《祝福》中“我”的形象探析作者：田婧婧来源：《中学语文·下旬》2021年第12期摘要如何在课文的“一望而知”当中让学生看到“一无所知”，所谓“知无知”是语文老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只有让学生真正进入语言文字的世界，才能摆脱语文教学“鸡肋”的现状。

而从有知到无知最好的桥梁就是激发兴趣。

对于鲁迅，学生主要怕在语言艰涩难懂以及社会时代背景的隔阂。

本文以《祝福》为例，试图对文本中的“我”进行较为深入的探析，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赏析鲁迅“匕首”“投枪”般的语言，看到冷峻面孔下那颗火热的心灵。

关键词《祝福》;形象探析;文本解读一、梳理情节，发现矛盾《祝福》作为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许多教师对于其教学重难点及教学方法都有很多的探究，各类教辅资料中也有很多相关的文本解读，学生有了更多的资料可以参考，这其实给教师上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想找到新颖的角度，需要回归文本本身，按照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概括小说情节，让学生对整篇小说情节结构有更清晰的把握。

学生很容易理解小说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但批判的深度与广度以及高超的语言技巧，在学生初读时很难体会到，需要深入文本进行品味鉴赏。

那么如何切入文本，进一步深入地解读文本就成了教师备课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因为教学切入口是激发学生兴趣、引领学生进入文本的关键。

学生通过阅读不难发现，《祝福》当中串联情节的线索是文本中容易被读者忽视的人物“我”，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在于，他并不是整个故事情节的参与者，而是类似旁白的角色。

但又是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现的，将整个故事和读者的距离控制得恰如其分，既有身临其境的代入感，同时也有跳出情境的理性思考。

可以很好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因此，成为我们深入文本的最好角度，也成为了课堂教学最佳、最新颖的切入角度。

二、形象分析，深入文本文本当中，祥林嫂与“我”的唯一的交集就是祥林嫂向我询问死后有无灵魂的事，鲁迅运用倒叙的手法将其放在了小说的开头，继而以“我”的回忆串联起了整个文章。

关于鲁迅作品中“我”的解读文豪鲁迅的作品清晰的挖掘、解读了处于特定时代的人物个性、思维方式、心理架构、同时也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及社会群体的精神疾病症候。

而作为作品思想的承载方式,第一人称”我“的频繁使用成为叙述结构的显著特征.从叙事者角度来看，通常人们都会把书中的叙事者等同于作者本身，同样是叙事行为的发动者，叙事者的思想行为特征必然会带着作者的精神旨向。

但两者是不能等同的。

在鲁迅的众多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那里经常会出现“我”的角色的参与，而这样的“我”的角色，又符合人们对鲁迅的一贯判定，因为成长环境、处事风格、个人经历都与其颇为相近，因此在相当广的领域内社会接受者似乎都接受了“我”即是鲁迅本人的“客观事实”。

而事实上，他作品中的“我”有时候仅仅代表着一个多余人的身份，有时候是以主角的姿态串联了整部作品，有时候则是以连配角都算不上的身份掺杂进去，或者带着作者的主观色彩来冷眼旁观，审视着周遭的形势与处境。

《狂人日记》，作为鲁迅的第一部小说，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他运用叙事者的手法已经初见端倪，文中大量的“我”的运用，实际上也是聚焦着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的能力。

一方面”我”可以参与到事件过程,又可以离开作品环境面向读者评价或者描述发生的概况,让人感同身受,便于理解作品主旨,像是”我”一直怀疑哥哥、街上的人们要“吃我”，通过自身的口吻记录出来，增强了体现社会存在“吃人”现象的感染度与影响力，“我”作为主角，实在是无数类似群体的象征——被迫害被压制的个性，同时又极力想挣脱“道德”无形有形的网。

同时，运用“我”也易于让读者理解作者的思想意志与主题表达，人们很自然的可以从故事主人公那里提炼出分析出作者的想法。

这里的“我”也就成为了故事的主人公。

《狂人日记》里的“我”尚且可以理解为叙事者本身身份的界定，那么《孔乙己》中的“我”很显然是文本剧场设置的“旁观者”。

“我”只是文本中的次要人物，同整个故事本身几乎不发生关系，只是以客观的方式与姿态审夺着故事发生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同时也是故事案件的见证人，“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正因为“我”的这种身份地位，才间接引出了所要叙述的故事的发生，才为孔乙己的出场铺垫了合理的场所与时间，也为整件事情的发生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这种不带感情色彩的陈述，更为客观的反映社会状况，也不容易过多的烙印上作者过浓的主观情绪，所以可以说”我”是以公证人的身份存在于故事的文本中，只是一个交待事情的发言人,而不是事件的参与者。

用第一人称写作有什么好处由于文章的内容是通过"我"传达给读者，表示文章中所写的都是叙述人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或者就是叙述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使读者得到一种亲切真实的感觉。

直接的表现，更形象、生动得多。

这样表现，不仅情感浓郁，而且构思也显得巧妙、新颖，使内容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采用第一人称，由于叙述人是当事人，所以叙述的人与事，只能是"我"活动范围内的人物和事件。

活动范围以外的人物和事情就不能写进去。

第一人称使文章让人读起来更加亲切,第二人称使文章更有说服力,第三人称使文章读起来像故事,悬念层叠,让人更想读完文章.首先来说用第一人称的好处,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让人读起来更加有兴趣,将自己和主角进行人物交换.而且作者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吧,而且也比较好写.其次是小说情境显得更为真切,作者与读者的距离缩小了。

三是可以让文章行文通顺,娓娓道来,口语化,给人以一种亲切、可读的感觉。

小说通过对叙事人不同的安排形成不同的叙事视角。

比如阅读《祝福》，我们思考一下：小说的叙述者为什么选中“我”? 显然, 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意味的形式”, 是小说虚构的关键所在。

简单来说“我”作为叙述者的独特性在于“我”是一个生于鲁镇又离开了鲁镇的有着进步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

在这一出悲剧里“我”是一个旁观者, 又是一个在场者；“我”直接面对了祥林嫂最后的**子, 见证了鲁镇众人对祥林嫂的嫌弃、排斥和冷漠；“我”的心理感受、自我反思考验着、提醒着读者的良知；“我”的软弱、动摇、妥协反映了20 世纪20 年代知识分子在唤醒与救助底层民众方面的无奈和力不从心。

由叙述者“我”对祥林嫂的态度作为阅读的切入口, 我们可以打开多层面的“看与被看”的关系, 最终读出鲁迅先生的深刻用意。

如果我们联系鲁迅弃医从文中的“幻灯片事件”, 联系到那个“看与被看”( **本同学、鲁迅、幻灯片里的看客以及被杀头的人等等) 结构中的独特位置, 联系到“看与被看”作为鲁迅小说中的一大原型，我们完全可以说, 由《祝福》所开启的阅读还未完成。

从鲁迅小说中“我”的分类反观鲁迅思想作者：景怡来源：《语文学刊》 2014年第3期○ 景怡(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摘要］鲁迅小说中的“我”是一位十分特别而又神秘的人物，作者对“我”着墨不多，“我”在文中看似可有可无却常常贯穿全篇，确有其存在的意义。

无论是作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还是人物形象，独特的“我”都散发着鲁迅思想的魅力。

本文意在通过“我”的人物分类反观鲁迅思想，挖掘鲁迅小说中“我”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鲁迅；“我”；知识分子；少年［中图分类号］I21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4)03-0018-02鲁迅的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许多鲜明典型的人物形象，如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而“我”在其中是一位十分特别而又神秘的人物形象。

作者对“我”着墨不多，“我”在文中看似可有可无却常常贯穿全篇，无论是作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还是人物形象，独特的“我”都散发着鲁迅思想的魅力，反映了鲁迅丰富又深邃的思想。

小说中的一切人物形象都是作者虚构的，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一文曾谈到：我的小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绝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

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1］233所以“我”当然不是鲁迅本人。

但“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2］39，“我”时常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我”又何尝不是鲁迅的影子呢？鲁迅通过“我”来说自己在现实中想说而不能说的话，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思想。

在《呐喊》和《彷徨》共计25篇小说中，其中提到“我”的就有12篇之多，几近小说总数的二分之一。

在这些小说里，“我”或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或作为事件的叙述者、旁观者、当事人，都与故事本身有着无法割舍的利害关系，“我”对其他人物的塑造都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能我们（读者）并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但通过“我”的眼光、心态、体验、话语、动作等，我们（读者）分明强烈感觉到“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