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第 2 期 N0.2, 2017
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zhou Police College总第104期Suml04
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镜头下讯问
秦恒达
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 时纠正机制。
这些改革要求均对公安机关当下的侦查讯问提出了挑战。
目前，公安机关的侦查讯问 面临诸多不规范的困境。
如何在审判中心主义之下构建镜头下讯问机制，确保讯问工作符合改革路 线的要求，必须首先剖析审判中心主义的内涵对讯问工作的要求，再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制度构建。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侦查讯问镜头同步录音录像非法证据排除
作者简介：秦恒达，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分局法制支队。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确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 的检验。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健全落实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
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 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 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 正机制。
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出台了《关 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侦查机关完善讯问制度，防止刑讯逼供。
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探索建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 核查制度。
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的，侦 查机关应当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 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
2017年2月，最 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下文简称《全 面意见》），规定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 调查时，应当重视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审查。
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与讯问录音录像存在实质性 差异的，以讯问录音录像为准。
没有提供讯问录 音录像，或者讯问录音录像存在选择性录制、剪接、删改等情形，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 证据情形的，对有关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从上述中央髙层出台的制度规范不难发现，国家为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对侦查程序的规范 性越来越细致，对侦查行为的审查力度越来越严 格，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要求越来越高。
侦查人 员所实施的讯问、搜查、勘验检查等取证手段均 要在后续的刑事程序中得到逐级审查。
特别是在 当下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印证机制下，口供仍然 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作出程序性决 定，尤其是最终定罪量刑的重要根据。
作为口供 取证手段的侦查讯问措施，受到严格的程序评价 也就具备了逻辑根基。
从国家的基本态度来看，就是要通过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构建，把过去神 秘、封闭、不受制约的讯问过程逐步转变为监控 下的讯问，让侦查人员在讯问嫌疑人时有所畏惧、有所顾虑、有所忌惮，而不敢轻易地实施刑讯逼 供等非法取证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公安机关本 身亦非常注重讯问的合法性机制建设。
在确立以 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后，公安部在2016年 相继出台了最新的《公安机关领导责任追究规定》《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核评议规定》，均严禁侦 查人员在讯问中刑讯逼供，若违法刑讯查证属实，不仅办案民警要承担相应责任，直接领导也要因 此受到责任追究。
各级公安机关对此问题不可谓 不重视。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在当下客观证据生 成机制并不发达的背景下，过于严格的限制刑事 审讯，不可避免地会对取证效率、侦查效果造成 严重影响。
但是,若不对侦查讯问施加一定的限制，
又极有可能出现冤假错案，对公安机关的执法公 信力造成严重损害。
所以，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这一对现实矛盾体该如何协调解决，是当下乃至 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公安机关所要认真面对的 难题。
本文就在这种思考的推动下，以审判中心 主义为背景，探讨公安机关怎样构建“镜头下”的讯问机制，从而在降低侦查办案风险与推进诉 讼改革之间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
二、公安机关侦查讯问的现实境况与问题
自2014年公安部出台《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 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后，公安机关的讯问程 序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变，比如，办案场所的硬件 设施得到加强，基本能够保证每起刑事案件提供 讯问录音录像。
但和改革的总体要求相比，仍然 存在着一些现实的不足。
(一）讯问行为不规范
实践办案中，由于警力不足，侦查人员缺乏 办案经验、法律素养不髙等原因，侦查人员在镜 头下言行不规范的现象依然存在，反而使同步录 音录像成为了 “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据。
主要表 现在：
第一，讯问程序不合法。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 规定，侦查讯问必须由侦查人员进行，并且不得 少于两名。
由于辅警不能在讯问程序中成为讯问 主体，也就不能审讯，更不能制作讯问笔录。
按 照当前的警力配置，通常一个案侦组通常配备3 名至4名侦查人员。
以毒品犯罪为例，嫌疑人在 到达办案区后，一名侦查人员负责提取、固定物 证并及时送检,一名侦查人员负责准备侦查文书，一名侦查人员负责讯问。
也就是说，一个案件通 常就是一名侦查人员在审讯并同时制作笔录，当讯问结束后，再由其他侦查人员在笔录上签字。
如果遇到组织卖淫等多人犯罪案件，人手就更加 紧张。
在警力紧张的情况下，一些经验丰富的警 务辅助人员也可能临时登场，担任审讯人员，这 显然是不符合规定的。
第二，讯问人言行不规范，比如使用交易、恐吓、诱骗用语，如“交待就可以取保候审”等 用语。
比如在讯问过程中有随意走动、接打手机、说笑等情况，特别是存在大量吸烟现象。
大量的 烟雾使监控设备无法拍摄到清晰的画面，被讯问人的体态和表情无法看清，从而使录音录像资料 的证明力下降，而在封闭的讯问室里，烟雾会使 犯罪嫌疑人非常反感，不利于进行讯问。
(二）同步录音录像不能覆盖完整讯问过程
从公安机关移交给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和移送 审查起诉的同步录音录像来看，通常只有侦查人 员制作讯问笔录时的影像资料，而没有嫌疑人进 人办案区至离开办案区进人看守所这一期间的完 整录音录像资料。
另一方面，实践中有的侦查人 员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然后根据犯罪嫌疑 人的供述情况，再决定是否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符合侦查人员的取证要求,就进行补录，这种做法使录制的全程性难以体现，同时，也存在技术上的难题。
在同步录音录像的 过程中，讯问人在讯问过程中经常遇到新问题，需请示汇报，导致存在大量的讯问中断现象。
但 是实际操作中，录制人员不能停机，否则，讯问 人员要再次讯问，不能与前面的讯问连贯起来。
如果不停机，录制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静止画面，存储容量有限，而且在法庭示证时不易查找，影 响了录音录像证据的可信度。
从证据证明的原理来看，只有制作笔录期间 的影像资料，只能证明嫌疑人在这个时间段内没 有遭到刑讯逼供。
一旦嫌疑人在法庭上坚称在办 案区内的其他时间点上或者监控盲区内遭到了刑 讯逼供，公诉方在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讯问合 法性时将承担败诉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全面意见》中，明确规定“公 诉人没有提供讯问录音录像，或者讯问录音录像 存在选择性录制、剪接、删改等情形，人民法院 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不得以侦 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替代侦查人员 出庭。
经人民法院通知，侦查人员不出庭说明情况，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 据应当予以排除。
”因此，在公诉机关可能面临 败诉风险时，公诉机关可能会对案件采取退侦、存疑不起诉等程序手段以降低自身风险。
另一方 面，该规定也否定了过去长期存在的“情况说明”做法，侦查机关要么提供全面的录音录像资料，要么派员出庭作证。
如果没有完整的录音录像资 料，公安机关面临的风险将被全面放大。
(三）讯问语言与笔录内容存在差异
在目前公安机关所提供的部分录音录像资料
中，讯问语言与笔录内容存在差异的问题较为突 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嫌疑人的 权利告知在很多时候并未在影像资料中得到反映,影像资料直接以侦查人员讯问犯罪问题开始。
而 刑事诉讼法要求侦查机关在讯问程序开始时就应 当告知嫌疑人相关的诉讼权利。
第二，讯问人员 使用的本地方言，以及嫌疑人回答讯问所用的地 方方言，并未全部反映在笔录中，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对笔录内容可靠性的判断。
第三，在不同 阶段的笔录中，如侦查讯问、刑事拘留、逮捕等 不同阶段，讯问的对话内容在同步录音录像中不 一致，但反映在笔录中的内容却高度一致，说明 侦查人员在电脑中对笔录的粘贴复制行为存在。
这种以最初笔录为基础的粘贴复制，并未反映出 嫌疑人在整个侦查过程中的思想动态，更没有反 映出嫌疑人的自我辩解。
第四，犯罪嫌疑人对同 步录音录像心存抵触不敢检举揭发他人犯罪。
在 办案过程中，有检举揭发欲望的犯罪嫌疑人对同 步录音录像还心存顾虑，害怕形成录音录像资料 后会被他人知晓其揭发行为而受到报复，因而不 敢检举揭发他人犯罪。
《全面意见》明确规定：“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与讯问录音录像存在实质 性差异的，以讯问录音录像为准。
尤其是在嫌疑 人会见律师后，可能在讯问中提出一些对自己有 利的证据或辩解，侦查人员若并未反映在笔录中，可能会加大后续的程序风险。
三、审判中心主义对讯问的原则性要求
上述公安机关在讯问阶段的不足可以归纳为 三个方面，一是客观的硬件原因所导致的过程不 规范。
二是主观上对嫌疑人权利的不重视产生了 无所谓的思想，只要能够保证罪案生成就万事大 吉。
三是传统的公、检、法在分工制约上的不足，使得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对讯问取证中的灰色行为 产生了容忍度。
但就目前国家决定以审判为中心 进行诉讼制度改革以后，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必 须引起高度重视。
特别是审判中心主义的内涵和 要求，更是有必要进行深刻的理解和接纳。
(一）以证据裁判为中心，实现权力制衡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界普遍认为“侦查 中心主义”让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受限于侦查阶段，公诉与审判仅仅是在走过场，三机关之间的制衡沦为摆设，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就是由于这种失衡 的权力体系而造成。
国家对此也引起了高度的重 视，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理念，其根本目 的就是真正实现权力的相互制衡。
因此，国家不 可能让诉讼制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更 不可能将权力集中在法院。
相反，三机关的日常 权力运行并不因此受到影响，而只需要在一定程 度上进行制度改进。
那么，实现三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只有围 绕一条始终贯穿于刑事司法主线的制度才具有可 行性。
毫无疑问，这条主线就是证据裁判。
刑事 程序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均要对证据进行评判，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要得到检察机关的评判，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要得到法院的评判。
这也 意味着，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需要达到法庭裁判 的证据标准，并符合相关证据规范要求。
在这种 背景下，将侦查讯问放置在“镜头”下，也就成 为制度的必然选择。
特别是讯问时的取证过程、取证手段以及最终的证据载体，均要接受重重检 验与审查。
也就是说，在证据裁判为主线的情形下，审讯不仅要接受程序上的审查，更要接受实体过 程的审查。
为此，侦查机关必须提供能够反映整 个讯问过程的影像资料，而不仅是制作笔录期间 的影像资料。
(二）贯彻无罪推定，构建对抗制诉讼
无罪推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刑事诉 讼基本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亦确立了这一规则。
现代刑事诉讼体系的诸多原则，均是基于无罪推 定原则衍生发展而来，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对抗制 诉讼的制度演变。
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地区，传统 的纠问式诉讼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均逐步实现了对抗制诉讼，与英美法系最大的区 别就是,这些国家的法官仍然保留了自行调查权。
欧洲人权法院的态度就更为明显，在诸多判例中，明确要求审前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均要保障嫌 疑人的律师帮助权、x t®询问权等对抗式诉讼权 利，否则就违反了公约第八条规定的公正审判权。
我国当下确立的审判中心主义，更多的是走 一种折衷路线，逐步将对抗式理念融人诉讼过程。
具体到侦查讯问程序中，国家并未急于确立侦查 讯问的律师在场权，也并未赋予嫌疑人的沉默权，而仅仅要求侦查机关在初次讯问时告知嫌疑人所 享有的权利义务，尽可能满足嫌疑人对诉讼权利
的知情权，以及对后续程序性后果的预见权。
那么，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在讯问嫌疑人时，严格按照程序 法要求，告知相关诉讼权利，在能够证明嫌疑人罪 轻或无罪的证据时，应当尽到最起码的收集义务。
(三）转变侦查观念，健全客观证据生成机制
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愿景，对于公安机关既 是挑战，也是机遇。
从国内外警务改革的历史发 展来看，公安机关的任何改革均难免阻力重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警务部门独有的保守文化。
在保守文化的影响下，侦查工作不可避免走向低 成本化与低风险化。
换句话说，就是在具备侦查 手段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仍然倚重于讯问取证。
只要突破了口供，后续的取证并不需要技术侦查、秘密侦查等成本较髙的侦查手段。
但是，审判中 心主义已经倒逼改变这种保守的侦查观念，必须 在侦查程序的前端加大取证力度，用更多的客观 证据去促使嫌疑人开口供述，从而摆脱刑讯等非 法讯问风险。
因此，审判中心主义在宏观上给予 了公安机关健全侦查取证机制的良好机遇，在微 观上则为未来的案件质量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降低侦查人员自身的办案风险。
四、审判中心主义之下如何完善镜头下讯问
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下，侦查机关践行讯 问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机制已经势在必行。
那么，如何在原则性的要求下，进一步完善讯问制度，是本文的落脚点。
(一）宏观层面：转变思想误区，缓解改革阻力
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已经形成了一种思想观 念：“只要嫌疑人承认有罪，检察机关起诉了，法院审判了，那就足够了。
至于其中的细节问题，并不重要。
”但是在审判中心视野下，法院不仅 要审查嫌疑人是否作出有罪供述，还要在庭审中 听取嫌疑人罪轻或无罪的辩解。
如果嫌疑人提出 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还要启动法庭调查程序。
过 去的“情况说明”已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 代之的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若控辩双方就非法 证据各执一词，公安机关又不能拿出完整的审讯 影像，基于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判处无罪的可 能性就很大。
在当下的考核机制下，无罪判决同时也意味着追责机制的启动。
因此，笔者认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制度改革，必须树立新的侦查讯问观念。
第一，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表面上看起来限制了侦 查空间，但实际上是对侦查人员自身的保护。
讯 问的封闭空间若没有“第三只眼”的监督，权力 失范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第二，保障嫌疑人的诉 讼权利，表明上看起来给侦查程序带来了阻抗，但实际上能够将案件风险控制在侦查阶段，而不 至于在后续程序中处于被动的境况。
第三，同步 录音录像，既可以证明违法的侦查讯问，也可以 证明合法的侦查讯问。
全面践行同步录音录像，实际上堵住了嫌疑人在庭审阶段指控刑讯逼供的 辩护空间。
(二）微观层面：规范讯问细节，提升取证廣量
镜头下的讯问，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是全新的 挑战，这意味着过去粗放式的审讯将被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规范化、法治化的审讯。
因此，讯问的细节处理非常重要。
第一，硬件的 要求，必须建立从嫌疑人进入办案场所一直到离 开办案场所的无死角监控机制，包括嫌疑人外出 指认现场，也必须要有执法记录仪随时进行录音 录像，由此可以彻底阻断嫌疑人的任何刑讯抗辩。
硬件方面还要保障配备专业人员为同步录音录像 提供技术支持，防止中断、卡带、停滞等现象。
第二，侦查人员的内部安排上，必须保证讯问人 员在镜头下随时处于两人状态，若中间更换人员，那么在讯问笔录的签名应当是所有参与了讯问的 侦查人员签名。
第三，镜头下的讯问语言必须规 范，过去那种明显超过道德底线的威胁、利诱的 语言不能再使用，侦查人员应当尽可能的掌握多 样化的谈判技能，力争在找准嫌疑人弱点的基础 上智取。
第四，镜头下的讯问应当是完整的，能 够反映整个侦查程序进程的行为。
从嫌疑人的权 利告知，再到看守所的提讯，均必须全程进行录 制。
第五，侦查人员的法律素养必须进一步强化，尤其是在镜头下给嫌疑人释法说理时，所引用的 法律规范、刑事政策必须符合国家规定，否则难 避不当引诱、欺骗之嫌。
[责任编辑：钱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