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笔下的中国母亲形象
作者：刘彩月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1期
摘要：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作品表现了在美国文化浸润下成长的女儿与带着浓重中国气息的母亲的冲突。
中国母亲这一“他者”形象，既体现了以美国文化为主的移民子女对于中国母亲的认识，又渗透着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
分析谭恩美作品中塑造的中国母亲形象及其背后的中国文化形象，能够解读夹缝中成长的女儿们的双重文化身份。
关键词：中国母亲；他者；文化形象
作者简介：刘彩月，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2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两部重要作品《喜福会》、《灶神之妻》，塑造了多个中国母亲形象。
她们作为第一代移民身上带着浓重的中国色彩，她们不肯抛弃中国文化习俗，并难以接受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然而她们的子女却全盘接受了美国文化，甚至因习得英语而与母亲们产生了交流隔阂，并进一步误解甚至厌弃母亲们的生活方式。
两部作品中塑造的六位中国母亲形象，正是华裔儿女眼中所注视的他者，她们站在美国文化的立场注视着母亲们不融于美国主流社会的行为举止。
一、坚韧与愚昧的中国母亲形象
两部作品中，作者首先透过女儿的视角塑造了支离破碎的母亲形象，片段式的描写使得母親形象呈现破碎的样貌。
其次，作者又以母亲自身的回忆呈现一个完整的母亲形象。
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方面塑造了愚昧迷信的中国母亲形象，另一方面又呈现了具有坚韧品格的中国母亲形象。
（—）束缚子女的愚昧
《喜福会》中，许露丝的母亲许安梅，是一位典型地负载中国封建迷信思想的母亲。
谭恩美在塑造许安梅时，透过其自身的回忆呈现出许安梅曾居住过的“阴森森”的宅院、“令我怕惧”的外婆以及舅母的“咒骂”，用这些语言词汇堆积而成的中国母亲许安梅便浸染了一层神秘、迷信的色彩。
在女儿许露丝眼中“妈很迷信，一切行事都对照一本老皇历。
这本书上，每页都注着，某日某时，对某年某日谋时出生的孩子，是凶是吉。
”[1]当弟弟平溺水死亡后，母亲来到海边以戒指祭龙王，希望神仙归还儿子。
在这一故事情节上谭恩美不吝笔墨，花了整整三页刻
画“母亲救弟”的愚蠢行为。
在整个故事中女儿始终居于高处，俯视着她古怪的母亲，并采用一种不以为然的口吻叙述母亲的故事，这种等级关系正体现了叙述者对于中国母亲迷信愚昧的鄙视。
《灶神之妻》中塑造的母亲江文丽更是随时可以预见未来命运的好坏，她坚信剪刀掉在地上寓意着不好事情的发生，所以当她的孩子死亡时，她自责道“要是我那把剪刀没掉地上该多好。
”而《喜福会》中的其他三位母亲身上均带有一种迷信的神秘色彩，显示出她们是在灾难与挫折面前将一切归咎于鬼神与命运的弱小存在。
而对于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女儿们来说，坚强独立的自我才是她们所肯定的价值。
束缚自由也是女儿们所厌弃的中国母亲特征。
她们认为母亲对她们捆绑式的教育也是一种愚昧的表现。
薇弗莱的母亲龚琳达为了培养女儿的象棋天赋，整日守在女儿身边。
当女儿用美国式的眼光看待母亲的爱时，便使得中国式的无私母爱变成了愚昧的存在。
作者在呈现中国母亲愚昧特征之时表现出他者形象与他者本身的差距，女儿眼中的母亲形象与母亲自我回忆中的形象存在着明显差距，而作者所塑造的愚昧的中国母亲形象与真正的中国母亲也存在着差距，夸大了其迷信的思想。
（二）坚韧的爱与信念
谭恩美对于中国母亲形象并没有憎恶的态度，她和作品中的女儿们一起作为注视者合理的关注了中国母亲的好与不好。
她们在鄙视母亲们身上迷信与落后的因素之外，也纠结地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那种不动声色的坚韧气质。
当母亲打开心门，讲诉一个完整自我的时候，女儿们便看到了母亲的坚韧。
几乎每一个母亲都是经历折磨、战乱、逃离，却从未被打败。
龚琳达挣脱娃娃亲、映映·圣克莱尔挣脱有许多姘妇的丈夫、吴精美的母亲更是走过战乱漂泊、丢失子女的痛苦。
在中国男权社会体系中，弱小的她们因为坚韧最终获得了新的生活。
谭恩美所塑造的这种母亲形象特征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战乱年代中以男性为依托的中国母亲的伟大品质，她们或许弱小却坚韧不拔。
而作者在文本中借由母亲们对女儿们敞开心扉、讲诉过去，使这种中国母亲形象得到女儿们的理解。
中国母亲的愚昧不为美国文化代表的女儿们所理解，中国母亲的坚韧可以激发并感动个性主义文化下的女儿们，这意味着在夹缝中生存的女儿们，可以同时将两种他者文化糅合，即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
二、中国母亲形象所呈现的中国文化形象
谭恩美在塑造中国母亲形象愚昧与坚韧的两面性时，引申出华裔子女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误解与不解。
文本中女儿对母亲种种行为的厌弃其实是对中国文化习俗的误解与不解。
（一）愚昧特征下的中国文化形象
1、落后的中国文化形象
文本中所呈现的中国母亲形象愚昧的特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迷信，二是捆绑子女自由。
中国母亲的愚昧渗透了华裔子女视角下的落后中国文化形象。
母亲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也展现了一个科普思想落后的国度，如许安梅坚信一个不听话的女孩会从耳朵里流出她的脑子。
无论是占卜、鬼神、还是恐吓孩子听话的故事，中国母亲的种种行为都体现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落后，谭恩美在作品中把中国母亲对鬼神的信仰进行了夸大，这种夸大正体现了华裔子女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她们以为这是一个人人信仰鬼神的落后国度。
直到吴精美前去中国，并一次次发出“这是共产党中国吗！”这样的惊呼时，作者才为这种落后的形象正名。
2、以家庭为重的中国文化形象
在中国母亲束缚式教育的形象特征之上所呈现的是中国家庭文化观念深重的文化形象特征，这与美国个人主义的文化相冲突。
《灶神之妻》中母亲常常要女儿带着孩子、丈夫回家，可女儿却和白人丈夫觉得这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核心，中国文化以群体为核心，“核心家庭是西方家庭的典型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家庭对西方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2]谭恩美意在揭示母女冲突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冲突而起。
华裔子女还对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的孝道存在误解，认为孝即对父母百依百顺。
“可是反正，你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那几乎与犯谋杀案一样被视为大逆不道。
”[3]这里体现的是女儿对于孝道的不解，所以与母亲产生隔阂。
（二）坚韧特征下的中国文化形象
1、男尊女卑的中国文化形象
中国母亲形象坚韧的特征中呈现了中国女性地位低下。
作品中母亲们的回忆均显现出中国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卑微，她们不是被婆家虐待，就是丈夫三妻四妾，从她们的不幸中看到的是女性地位低下。
她们的坚韧源自于长期丧失话语权而锻造的隐忍，所以小说中中国母亲形象的坚韧体现的正是男尊女卑的中国文化形象。
《灶神之妻》透过江文丽的眼睛呈现了被丈夫压迫、失去尊严的中国女性，并将罪恶之源指向儒家文化。
显然这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负面形象的呈现，甚至扭曲了儒家文化的形象，误会是儒家文化导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现了问题。
2、崇尚牺牲精神的中国文化形象
中国母亲坚韧的形象特征更体现了崇尚牺牲精神的中国文化。
《灶神之妻》中文丽曾多次产生离开的念头，可是为了儿子、为了父亲又不得不牺牲自己，文丽的内心有这样一段旁白“我想哭。
我的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改变了。
我永远要为别人担惊受怕，没有时间考虑我自己的问题。
”正是因为要不断地牺牲自己，母亲们才经受了诸多的苦难。
龚琳达因为父母的一句“不要给我们丢脸”，就好像担负起了娘家兴辱的使命一般，对于婆婆的虐待一再忍耐。
当薇弗莱以为母亲不能与美国女婿处的来时，可是母亲却为了女儿选择忍受。
这种文化形象的呈现对于
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显然是一种冲击，当华裔子女终于从自己母亲身上窥视到这种精神时，不免因震撼而产生理解与感动。
三、以亲善态度审视中国母亲形象的原因
（一）寻求母女和解
谭恩美的文本最终呈现的中国母亲形象是被理解的，她们身上的愚昧无知最终也被她们坚韧的气质所遮盖。
之所以以这种亲善的态度塑造中国母亲形象，是作者有意为之。
在女儿们的注视下的母亲们是愚昧、刻板的，所以谭恩美给予了在美國强势文化下丧失话语权的中国母亲们一次讲诉回忆的机会，以丰富其破碎的形象。
母亲最后的回忆就成为了中国母亲形象最终得到理解的关键。
母女之间因为沟通障碍，才会一再产生误解，言说的机会就是最好的化解之策。
（二）寻求异质文化的融合
为处于夹缝中的女儿们确定文化身份，是谭恩美塑造中国母亲形象的最终原因。
对于女儿们来说，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母亲们是他者的存在，同样的她们所倾向的美国文化也是他者的存在。
谭恩美塑造中国母亲形象最终是要以此来反观女儿们的文化身份，一方面她们与母亲的冲突体现的正是她们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她们不属于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她们虽然接受并习得了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方式，但是她们的外貌特征以及中国血脉又一次次提醒她们并不属于美国文化。
所以实质上她们的文化身份是难以确定的，始终处于两种对立文化的夹缝中。
中国母亲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塑造中国母亲形象上的愚昧是为了体现母女冲突，更为了体现两种异质文化的对抗。
而塑造中国母亲坚韧的形象特征是为了给女儿一个理解的入口，打开与母亲的交流。
一旦寻求了母女和解，就代表女儿接受了中国文化，象征着两种异质文化在女儿们身上得到了共存。
在美国主流社会的主流文化下，代表中国文化的母亲是弱势者。
在与美国强势文化的对峙下，母亲们自然便丧失了话语权。
“和东方意识不谋而合的是，母亲在母女对抗关系中，不去据理力争，和女儿争辩不休，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忍让，以退为进的办法。
”[4]在与女儿们的每一次对抗中，都是女儿获得胜利，而母亲们则是“一言不发地，蹒跚着回到自己的房间”，中国母亲在强势文化面前主动地将自己隐藏，代表的是中国文化被边缘化。
所以谭恩美最终以母亲的言说打破了母女对抗关系，寻求在强势文化下中国文化获得理解的可能。
谭恩美笔下的中国母亲因失去话语权而成为了愚昧的存在，一次言说的机会又使她们被理解，成为了坚韧的存在。
当《灶神之妻》中的珍珠最终接受了母亲的神像礼物；当薇弗莱和母亲一起踏上去中国之路；当吴精美终于回国寻亲时，华裔子女们终于获得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在她们身上两种对立的文化得到了融合。
作者最终以两种东西方异质文化的融合冲击了美国强势文化和欧洲中心主义。
注释：
[1]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6.
[2]薛玉凤.美国华裔文学之文化研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57.
[3]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58.
[4]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41.
参考文献：
著作类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6-266.
[2]薛玉凤.美国华裔文学之文化研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38-113.
[3]张琼.从族裔声音到经典文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00-270.
论文类
[1]吴晓云.《浅谈“他者”形象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体现》[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