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文化与日本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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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影响中日关系发展因素之浅析摘要:战后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其中既有现实的矛盾,又有深层次的原因。
本文试图解析影响两国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希望为建立中日互惠关系提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中日关系矛盾文化差异国民性发展近来,自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日关系再次陷入了冰点。
自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始终处于曲折发展的过程中,究竟是哪些因素阻碍着这两个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使其始终无法走向和谐共赢的局面?两国之间又应当如何应对,才能够重新建构符合新形势的稳定的中日关系?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是中日矛盾产生的根源从日本方面来看,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力增强,日本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妒忌和防范心理。
在对华问题上,日本政府产生了矛盾心理:既想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保持中国的稳定,又担心中国强大;既希望大陆与台湾加强两岸对话与合作,又怕中国实现统一;既加强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合作,又要防止中国成为主导;既想将中国拉入国际社会以多边合作制约中国,又担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以扩大。
因而日本在对华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变双边关系为“亚太中”和“世界中”的日中关系,防止中国动荡或对外采取强硬政策而将中国拉入国际协调轨道;变中日特殊关系为“普通关系”以形成对华说“不”的态势。
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不顾中国的反对,我行我素,极力牵制中国的发展。
中日合作内容从侧重经济转向经济、政治、安全并重,以改变政治上的被动局面,经济上对华援助的重点从基础建设转向环保合作,并对经济援助附加政治条件,以防止中国经济发展过快。
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地位,想方设法寻求政治大国的言行让中国产生了警惕。
近年来,日本歪曲过去的侵略历史,积极地为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目标,重新称霸亚太卸去历史包袱和扫清障碍;散布“中国威胁论”,通过片面夸大和诬陷中国军事威胁,引开别人的视线,掩饰自己军事扩张的行径,同时,千方百计地通过酝酿修宪、自卫队走向海外、日美军事日益一体化等一系列政治、军事举措来寻求和确立其政治大国的身份。
本尼迪克特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说明了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原因,并把这种文化称为“耻感文化”。
一、日本人的双重性格●…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一个是美的、一个是武的,一个是顺从的、一个是反抗的,一个是美丽的、一个是血淋淋的。
所以这种性格可能是交织组合在大和民族的深处,也成为它心理结构或者国民精神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
●…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1.“菊”——日本人彬彬有礼的特征在日本,“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的标志,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菊”表现了一种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顽强蒸蒸日上前进的一种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了令人不能忘记的侵略战争,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特别是战后日本表现出的漠然的态度,更让我们感到无比愤怒的同时,又感到难以理解日本人的内心想法。
面对核武器的威胁与中国东北地区的丧失,日本天皇裕仁与内阁开始重新考虑投降。
日本帝国在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正式宣布投降。
最终的投降书是于1945年9月2日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署的,此后麦克阿瑟将军开始负责日本的重建。
这段时期在日本被看作是美军的占领期。
日本由自身的不投降政策,即不惜一切代价反抗到底的做法到后来的投降,并立即对美国表现出期望合作的一种态度,这样一种180度的大转折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日本人的这种表现仿佛让其他民族的人们觉得日本人正试图使得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由暴力好斗转变为善良顺从,并企图希望战争中遭受日本暴行的人们能够原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2.“刀”——日本武士精神的代表日本武士精神,它即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日本武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武士精神的核心内容是:效忠主人,忠诚之上;以武为本,崇拜武道;重名轻死,杀身成仁。
《菊与刀》描写的就是战争中的日本武士,“刀”原本就是血腥、刚烈、尖锐、冷酷、残忍的象征。
日本文化特点日本的企业文化特点1.耻感文化日本文化不同于中国的“仁道文化”,或者欧美“罪感文化”,它属于“耻感文化”。
“耻”是因外力而被动感受到的,是人前的抱负和炫耀。
因此日本的武士道在无形中让它自大,偏执和狂妄,此外日本又是一个岛国,地理上相对封闭和渺小的格局,构成了日本文化人格中的自卑、敏感、脆弱、悲苦和孤独。
这种二次元的性格特征,强化了员工个体对企业整体的归属感,因此终生雇佣制在日本才成为可能。
2.集体主义日本是一个虚拟的血缘社会,中国所推崇的“血浓于水”的观念在日本并不受用。
比如在日本,只要双方愿意就通过契约构成父子关系。
正是这种观念,促使日本在企业运行中,经常是集体做决策,集体承担责任。
日本公司就是一个共同体,它像一个家庭一样通过个体的作用而发挥其功能。
这样的共同体中员工加入后只要不被开除就会终生留在公司中,这也是终生雇佣制产生的根源。
3.“忠”“孝”观与中国忠孝观不同的是,日本的“忠孝观”没有以“仁”作为基础。
因此中国可能存在因为针对罪恶不仁之举而大义灭亲的现状,但,在日本则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日本的忠孝观更加绝对化、无条件化。
在过去“忠”的含义是绝对效忠天皇,现在则是效忠于所属的单位、公司或团体。
4.自我防护意识强日本人的自我防护意识很强,因此,这个民族天生就有一种对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不信任。
这一点,在日本公司高级经理人的聘用中,就很能体现。
通过对在华日企的调查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少有其他国家的经理人可以进入到日企的高级管理岗位中,大多数人只是停留在中层管理的位置上。
造成这种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就是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不信任,自我防护意识强烈。
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神特质企业文化精神既是企业文化的凝聚和灵魂,也是企业文化的实质和核心。
以我们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的理解为根据,可以发现,贯穿于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神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家族本位的集体主义精神。
由于日本民族在日本列岛上自始至终都是唯一的民族,因而不仅形成了单一的民族文化,而且培育了日本人对民族、国家的强烈认同感和强烈的归属意识。
中日耻感文化比较初探导言中日两国在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差异和特点,其中耻感文化也是两国之间的一个重要方面。
耻感文化是指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辞所产生的耻辱感和羞愧感的文化现象。
在中日两国的耻感文化中,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和体现。
本文将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耻感文化,探讨其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和影响,以及对两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一、中日耻感文化的概念耻感文化是一种由社会和文化传统所塑造的情感和行为模式,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特点。
在中日两国,耻感文化都是以个人的羞耻感和社会的道德观念为基础而存在的。
在中国,耻感文化是指个体对自身品格和道德行为所产生的耻辱感和羞愧感,以及对他人行为的批判和赞誉。
在日本,耻感文化也是指个体对自身行为和言辞所产生的耻辱感和羞愧感,以及对社会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遵守和尊重。
在两国的耻感文化中,个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的道德规范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
二、中日耻感文化的共同特点中日两国在耻感文化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重视社会道德观念。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有着严格的社会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
个体在其行为和言辞中要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否则会受到来自他人和社会的批判和压力。
2. 注重个人的自我批判。
在中日两国,个体往往会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辞进行反思和批判,以求得道德和心灵上的净化和完善。
3. 尊重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
中日两国都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个体在其行为和言辞中都要尊重和传承这些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
4. 重视集体利益和社会秩序。
在中日两国,个体的行为和言辞往往受到社会和集体利益的制约,要符合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
三、中日耻感文化的差异表现尽管中日两国在耻感文化方面有着共同的特点,但在具体的表现和体现上也存在着一些差异:1. 对待个人行为的态度不同。
在中国,个人的耻感往往表现为对自身行为和品格所产生的耻辱感和羞愧感,以及对他人行为的批判和评价,个体在面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时常常感到深深的羞愧和愧疚。
日本民族性格的耻感文化和等级制度日本民族性格的耻感文化和等级制度2009-05-1223:07:46 来自: 锐典(锐典的站)菊与刀的评论 4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摘要: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文化的着作,对日本民族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耻感文化、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日本人的特有的性格特征,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应该从中获得什么启示,以推进本国的发展以及与日本的交流。
关键词:《菊与刀》耻感文化等级制度一、前言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不过是我们这两个邻居的关系并没有想当然的友好,反而是争执不断。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离得越近,反而对双方都没有一个客观而真实的评价和判断。
美国人类学家在上个世纪却向世界交付了一份关于日本人性格特点的一份报告——《菊与刀》。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
德国、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败局已定,加紧制定战后对德国、日本的政策,成为摆在美国当局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而对于和自己在太平洋战场上厮杀了数年的对手日本,美国除了在战场上的交手之外,对于它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则显然还有那么的茫然。
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它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和人民? 战后美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日政策方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为了弄明白这一系列的问题,美国政府于是动员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始全力研究日本。
鲁思•本尼迪克特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写出了这部影响深远的着作。
正如本尼迪克特自己所说,《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着作。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
中日耻感文化比较初探
中日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其中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就是在耻感
文化方面。
耻感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对于行为和言语的道德规范与感受。
在中日文化中,
耻感文化的差异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1. 社交交往
在中日文化中,社交交往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中国,人们注重面子,因此在社交
场合中,说话时通常会避免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以防止对方失面子。
相反,在日本,人
们注重礼仪与尊重别人的感觉,因此会尊重对方的意见,同时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这种情
况下,建议不要过于强调个人权益,而是以协调为原则,避免可能的尴尬状况。
2. 动机与行为
在中日文化中,人们对于一个行为的美丽度判断标准是不同的。
在中国,人们会更加
重视行为的意义,关注行为的本质和背后的意图。
反之,在日本,人们更注重行为的外在
特点和表象。
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表象看似相似,但其实背后意图和初衷有所不同的行为。
3. 个人认识
总的来说,中日文化中的耻感文化在细节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在跨文化交流中,
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去了解不同文化中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避免出现语言和行为上的冲突。
在实际交流中,建议尊重不同文化和个人差异,注意细节和方式方法上的差异,这样可以
更加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合作。
日本文化对日本外交政策影响论文摘要:日本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的今天,中日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周边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指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合作不仅是历史与现实对两国的客观要求,更是两国的根本利益基点所在。
”但如何处理好两国之间的关系是新一代国际关系学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文化视角分析日本民族性格、民族价值取向、国家行为模式,该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本对外政策的合理性,对日本未来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预判。
文化之于人的影响主要在于人的行为目的与行为模式,外交之于国家行为体亦在此两方面受到文化的影响。
具体表现来看,一国的外交行为主要在外交行为目的与外交行为模式方面受到文化的影响。
在行为目上,国家的外交行为涉及到国家诸多领域的利益得失,如何认识这些利益、如何分辨主次以及如何认识自身,对于国家制定对外方针政策乃至战略起到指导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一国的文化背景所包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这些和外交所要达到的目的有必然联系。
一、日本文化的主要内容1.自然环境纵向构筑日本文化基调对土地的追求究其本质是资源的重要性,在有限的土地上如何尽最大可能地获取资源成为了日本民族贯穿始终的一份坚持,在日本资源的节约与重复利用多见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延伸至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在近现代的日本生活中,日本人致力于实现的是这样一种物质文化:“它以经济有效的途径利用资源,来维持大众的身体健康。
”在这一点上,可以从日本的传统民居上找到大量的印证。
2.临海而生的海洋资源开发观念生活在四周临海的环境中,陆地面积狭小且多山,在农耕文明繁荣以前,生产力的低下不得不使处于这种环境中的人类将手伸向海洋。
早在“绳文时代”,日本民族便开始了捕鲸的行为,在现代的和歌山地区与富山地区都出土过大量的捕鲸用具以及人类食用过的鲸鱼骨鲸皮等遗存物品。
即使是在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肉食禁止令”发布之时,日本民族仍然没有放弃捕鲸。
岛国性情与耻感文化----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所有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斗争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最捉摸不透,在太平洋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岛屿登陆战中,日本人也让美军吃够了苦头。
二战后期,德日法西斯败局已定,美国继续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
对德国,美国比较了解,政策也比较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
对日本,美国不太了解。
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
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参阅大量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
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
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名叫《菊与刀》,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
“菊”使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它们象征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本尼迪克特根据观察分析,得出有关日本民族性格的论断,她认为,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善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
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日本人为什么发动侵略战争?受侵略国家的人民都认为,这是因为日本推行压迫弱小的罪恶方针,无情践踏“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这条国际准则的结果。
可日本人对战争则另有看法。
[摘要]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神道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决策制定人员及外交政策的牵制作用;“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集团主义”表现为在国际交往方面十分谨慎和追求与强国的结盟。
文化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
文化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外交的进行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
无论是对交往对象的认识,还是对外交往政策的制定过程,文化始终是在幕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
政治文化是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政治文化深刻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政治文化也是一国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一国外交总是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体现该国的政治文化,在个人层面上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
[1]从政治文化入手研究一国外交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从日本的政治文化入手,来分析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内容日本政治文化是与日本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扎根于日本,但是又不仅仅来源于日本,它不仅包括日本本土的政治文化而且包括与外界交往过程中吸收的政治文化。
纵观日本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政治文化中蕴藏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是: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结合东西方文明,既有吸收性又有对传统的保守性。
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脱亚入欧”口号的提出,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吸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日本政治文化不断学习汲取和模仿其他先进文化的图画,因此有学者又把日本文化称作“混血文化”、“合金文化”、“飞地文化”……。
文明之旅RAND GARDEN OF SCIENCE金术的研究和体会有关。
正如迈克尔·怀特所说:“如果我们以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冷静明智态度来审视炼金术,我们应该承认它带给了这个世界一些有用的技术与器具……最重要的是它至少激起一位伟大的17世纪哲学家的灵感,使他产生了一系列构思,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心满意足了。
”牛顿一生中创造出许多令世人惊叹的成就。
即便今天,他的理论成果也影响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演进。
然而,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没有人能够一直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牛顿作为科学的解惑者,探索者,一个天才,当然具有理性的光辉,但同时他也与江湖术士、秘术知识的寻觅者共享隐蔽的和谐。
———澎湃新闻网访问过日本的外国人往往提出问题:如此文雅执礼、勤谨而有序的日本,何以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多次发动外战,并在战争中表现得特别顽强、格外残暴?又可怪异的是,战后七十年日本取得卓异的经济、文化成就,何以拒不反省近代历史上的战争罪行?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深入探究日本文化,了解日本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
其一,“神国意识”笼罩的岛国情结。
“岛国情结”又称之“岛国根性”。
一般而言,“岛国根性”呈现四种心态:自我封闭、排他意识、强烈的危机感、狂傲又不安于现状的性格。
日本的岛国情结又被“神国意识”左右,“神国”是笼罩日本人的集体理念,使日本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包括其他岛国民族。
神国说脱胎于神道,乃日本的精神之根。
《古事记》、《日本书纪》等神道元典将日本说成“天神创造之国”(神国),日本人是“天孙之后裔”;天皇是神性与人性兼备的“现人神”,拥有“万世一系”皇统,是日本国家及国民之象征;天皇权威自然天成、毋庸置疑,必须无条件遵从;尽管天皇并不实际治理国家,但任何人不得挑战天皇权威。
这一套“元历史”(民族起源)说教,蕴藏着种族优越论、日本中心论、天皇神圣论、世界一统论(“八纮一宇”),在国家战略层面必然产生突破岛国狭小、资源贫乏局限,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扩张性追求。
从日本的耻感文化心理看中日关系从日本的耻感文化心理看中日关系日本,是一个樱花遍地、国土狭长的蕞尔岛国,有着追求唯美与崇尚武力的民族个性。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它的重要性更在于地缘上的关系——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国,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当代,都发生了许多的联系,有友好交往,也有暴力战争。
而中日关系,应该说,是一个历来都被赋予高度重视的问题,我试着从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耻感文化心理的角度出发来重新看待这个问题。
一、“耻感文化”“耻感文化”一词是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作品《菊与刀》首先提出的。
本尼·迪克特指出:不同于西方人的“罪感文化”,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的信仰原则自我约束,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必须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他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决定的。
对于传统的日本人来说,名誉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永恒追求的目标。
为了这一终极目标,他们可以不顾事实,不辨善恶,不承认错误、缺点,甚至包括过失。
信仰基督教的民族的原罪感不为日本人所接受,日本人的耻感文化让他们做事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
中国有句古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但是日本人不同,他们做了坏事,甚至犯了罪,只要事情没败露,没让他们感觉到羞辱,他们就绝不会认错。
而一旦感觉到羞耻,他们会选择极端的方法——复仇或自杀来洗刷耻辱,保全名誉,毫无疑问,这一做法在拥有“惜生崇死”独特生死观的日本来说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宽恕和原谅的。
这样一种行为模式一方面可化为一种动力,促使人奋发向上,不甘落于人后;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消极影响:为保持所谓的名誉不肯正视历史、不肯承认错误、不肯忏悔罪行。
日本对二战罪行的掩盖无疑与这种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二、“耻感文化”影响下的对中态度中日关系的萌芽,追根溯源应该是在中国的汉魏时期,最初中国称日本为“倭”,《汉书》及《后汉书》中都有关于中日交往的明确记载。
而真正意义上的广泛接触则应该是在中国的隋唐时期。
中国“名”的文化与日本“耻”的文化中国“名”的文化与日本“耻”的文化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对于“名誉”和“羞耻”的观念进行分析比较,以及东西方对于中日的文化的区别的看法的解析,以期能够加深两国人的相互理解,促进交流的繁荣,和平常驻。
关键字:名的文化,耻的文化,罪恶感引言:中日国交正常化到今年已经迎来了41周年。
在这41年间,中国和日本在文化,学术,体育,青少年交流等多方面多领域进行了持续性的频繁交流互动活动。
这些活动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的构建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然而,围绕钓鱼岛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中日关系似乎骤然恶化。
造成这样的局面,历史现世各种因素错综复杂。
暂且撇开政治家们之间的交涉不谈,笔者认为中国国民和日本国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的不足,不深入也是造成两国之间关系冰冷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是隔海相望的邻居,但实际上对于彼此感觉陌生感觉惊异甚至费解的地方还有很多。
笔者希望通过本篇文章,从中国和日本的“名和耻”的文化性差异的观点出发,对于两国人进行比较和分析,借此加深两国间的互相理解。
“名”的文化相对于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意识到“耻”,中国人特别重视的是“名”《孟子》尽心编里有这样一句名言警句。
“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重视名声的人,为了守御自己的名声,即使将拥有成千上万的战车的大国拱手让给别人在在所不惜。
由此可以看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看重名声,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即使以牺牲物质财富为代价也觉得值得。
现代汉语中,人们常常通俗地使用“面子”一词来表现“名誉”的意思。
我们常常会说“有面子”,“没有面子”,“长脸”,“丢脸”这样的话语。
其实日本人也挪用了中文的“面子”一词,他们也会说:“よくもおれの顔をつぶしてくれたな!”,意思是说“你这样做真是毁了我的面子!”但是并不如中国人那样使用得非常频繁。
这样的话语多出现在黑社会集团的对话中。
然而在中国社会中,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面子”的问题格外注目。
日本耻感文化探析摘要:日本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耻感,日本耻感文化发源于中国传统儒家的“耻”文化,又深受日本岛国封闭的地理环境、共同体意识以及等级制度等自身因素的影响,逐渐富有日本特色。
日本的耻感文化主要表现在重视外在的评价,将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更是处处能看到耻感文化的痕迹,例如大量的道歉用语、敬语,鞠躬行为和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等。
一方面,日本的耻感文化促使日本人严守规矩规范,还造就其著名的工匠精神;另一方面,耻感文化却导致日本人较为淡薄的生死观和造成日本人浑浑噩噩人生观的“宅文化”。
关键词:日本耻感文化原因影响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广义上指与自然物相区别的一切人类所创造的东西,狭义上指精神上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以及宗教。
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观点,世界上共有四大文化体系,分别是以中国为核心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的中华文化体系;包括印度半岛与伊斯兰卡的印度文化体系;包括沙特、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埃及等伊斯兰教国家的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洲文化体系。
在世界璀璨的文明星空中,日本文化并不是最耀眼的那颗星星,但日本文化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必不可少的。
纵向看,日本文化按时间顺序分别主要是绳纹文化、弥生文化、明治文化、大正文化、战后文化、平成文化等;横向上看,日本文化又主要有武士道、柔道、寿司等饮食文化、茶道等。
而日本文化体现在日本国民性格上具体表现为“耻感”。
耻感,是一种害怕被他人耻笑的主观心理感受,其实质是一个人看重名誉及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并且形成一种外在的道德标准约束力,起到约束自己行为的作用。
在社会这一网络结构中,人与人存在着物质联系与精神联系,而精神联系就在于个体的精神会在他者的评价中被褒扬或贬抑,耻感只有在人际交往中才会出现。
而耻辱感“则是首先意识到外界压力,最终化为个人灵魂深处的。
”学术界对日本耻感文化的研究,硕果颇丰,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此书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之作。
从语境顺应看《菊与刀》中的耻感文化褚倩雯【摘要】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中指出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
Verschueren认为,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
本文在顺应论理论框架下对《菊与刀》中的"耻感文化"进行了语境顺应性的分析。
通过分析耻感文化背景下的日本人在交际过程中是如何对交际语境进行动态顺应并作出相应的语言选择,进一步探讨了语言的选择与文化语境的密切关系。
%In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Benedict declares that the national culture of Japan is a "shame culture" rather than a "guilt culture".In Verschueren's Adaptation Theory,it is believed that language use must be constituted by continuous choice making.Based on the theoretic framework of Adaptation Theory,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contextual adaptability of shame culture advocated in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Based on an analysis of shame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s on the Japanese's selection of language use,this paper makes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choice-making and cultural context.【期刊名称】《巢湖学院学报》【年(卷),期】2011(000)004【总页数】4页(P71-74)【关键词】文化语境;语境顺应;耻感文化【作者】褚倩雯【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合肥23000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6.5Verschueren的顺应论认为,人们在语言选择过程中总是在努力地去顺应语境以及语言结构,并且这种顺应具有动态性特征。
日韩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摘要:政治文化存在于一个国家政治体系内的深层结构之中,能对国家的政治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韩国和日本都地处东北亚地区,在历史上受到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各自民族主义特性的基础上形成了有共通之处但又不尽相同的政治文化,它们各自所体现出来的国家政治行为也不相同。
关键词:政治文化;韩国;日本每一个国家都在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政治成员的心理、性格等因素,其影响力体现在政治运行过程中的各个方面。
特有的政治文化特征。
政治文化能够规范个人政治行为,反映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并影响着政治过程。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一)集团主义德川幕府时期中央和地方处于幕藩体制之下,形成的集团主义的共同体意识影响着日本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主张共同体的利益重于个人利益。
集团主义的政治文化使日本的政治兼具强调“伙伴”意识和内外有别的“和”意识政治倾向。
(二)等级秩序观从古至今,等级制度几乎渗透到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日本政治民主化成都很高,等级观念依然存在于日本社会并发挥作用。
日本具有“与强者为伍”的“崇强”政治心理,日本可以靠拢中国华夷秩序,也可以迅速投向英国而与英国一起对抗俄国,也可以转向强大的美国。
(三)武士道与尚武精神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在两者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和关系。
武士道精神之下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外发动侵略战争奠定了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尚武的行为被民众所接受。
由于日本的岛国意识和神道思想,日本人崇尚使用武力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意识。
(四)耻感文化与德国的罪恶感文化不同,日本的“耻感文化”成为其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并深刻影响日本的外交政策。
这种耻感文化的特征是依赖于外在的强制力来约束而不是内在的罪恶感,可以因为害怕“羞耻”而缺乏是非标准,掩盖事实不分善恶。
耻感文化是日本外交行为的核心文化。
二、韩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一)权威主义韩国的权威主义是韩国政治文化的最主要内容,其特征是政治精英的“支配”和大众的“隶属服从”,即政治过程中政治权力不受限制,政治方向趋向于权威与服从。
耻感文化与日本外交
前言
在冷战结束后,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不断的增强。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各国的外交政策。
文化成为外交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主要从文化因素对外交影响的角度浅析日本“耻感文化”对于日本外交的影响。
一、日本耻感文化的简介
耻感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对大量二手资料分析后,在《菊与刀》一书中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是在区别于西方“罪感文化”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
[1]她认为耻感文化是以躲避别人的耻笑为目的的。
(一)耻感文化的特点
耻感文化强调外在的约束力。
罪错暴露,才会受到他人的谴责与惩罚,社会才会把耻辱降落到这个人头上。
假如罪错不为人知,那么也就不会有社会群体的压力。
耻感文化中的个人,其所作所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社会的评价,以受人赞许为荣,以人人排斥为自己的羞耻。
“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感到犯罪的行为,那里的人们则感到懊恼。
这种懊恼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不能像罪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
”[2] 耻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忏悔就等于自寻烦恼,[3]因此在“耻感文化”的指引下,日本人的忏悔和“罪感”的心理比较淡漠,所怀有的内疚及悔过,往往是因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
简单来讲,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
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
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又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
[4]所以说耻辱文化的是非判断标准是不确定的。
所以说,耻感文化是一种依靠羞耻感来约束自身行为的一种特殊文化。
起过分注重于外界的看法而不是像一般社会是依靠既定的道德规范来衡量行为准则。
因而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某种做法是让一般国家不能够认同,甚至是抗议的。
(二)耻感文化的根源
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源于中国儒教教义。
儒教把廉耻看作立身之本,抬到一个极高的位置。
儒教的八德核心:忠、孝、诚、信、礼、义、廉、耻。
《论语》:“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4]
耻感文化的产生究其根源是来自于日本民族的自卑感,由于自卑才过分地看重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日本人很注重名誉,对名誉十分敏感,有时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正义还重要。
对传统的日本人来说,“永恒不变的目标是名誉”,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事实,不分善恶。
[5](321)
二、耻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
耻感文化极度注重名誉、缺乏既定行为标准等特点影响了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系列的对外政策。
(一)外交的敏感性
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政策具有超乎寻常的“敏感性”。
纵观日本外交史,可以发现日本这个国家的外交战略缺乏一贯脉络。
日本外交实际上是针对外部世界行为的刺激而作出的被动反映。
耻感文化注重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自身缺乏发自内心的道德约束,因而行为很容易陷入盲目过激的地步。
典型的事例是二战前和战中,整个日本民族对战争的狂热,用一位著名的日本研究学者的话来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一旦发动起来,就永远不会主动停止下来的民族,除
非有外力的强制作用。
这正是对日本民族心理缺乏自主约束力状态的真实写照。
而当今日本,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边,做其在亚洲地区的拥护者。
但由于美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强势,使得日本在耻感文化的作用下惧怕美国的“批评”,从而在许多问题上,并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经常使本国的外交陷于被动。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中就建交秘密达成共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进行了所谓的“越顶外交”,日本朝野震惊。
由于美中关系的先行一步,使得日本不得不仓促应付在谴责美国做法的同时,加快与中国建交的步伐。
而在此事件之前,日中关系还停留在以“民间外交”为主的阶段。
1990年美伊战争期间,作为美国的同盟,虽然美国一再要求日本出钱出力,但是由于日本宪法向海外派兵的限制以及国内的反对舆论,使日本外交陷入两难境地。
虽然日本最终在国会通过下拨款100多亿美元,但是仍被美国批评为“too little,too late”。
[6]
(二)对历史的否认
耻感文化的三个特点造成了日本人不知罪的劣根性,主要是对历史的否认,对自己所犯下错误的不负责任。
尤其是在对二战时期日本法西斯对世界人民,尤其是亚洲人民的暴行拒不承认。
其中慰安妇问题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1日的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对于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慰安妇问题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河野的“承认发言”是“慰安妇”问题的根源,必须予以否定。
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公开明确表示否定“慰安妇”问题。
早在1993年,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代表政府发表了一份谈话,承认了政府参与了“慰安妇”问题的事实。
他在谈话发表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公开承认绑架慰安妇“这样的事实是存在的”。
作为内阁大管家和政府发言人的菅义伟长官,在内阁委员会会议上回答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山下芳生的质询时称,河野当时的这一发言“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否定这一发言。
作为政府,为了恢复日本的名誉和信赖,将会尽力(向国际社会)阐述立场。
”[7]
日本在二战时期发动侵略战争但最终失败,使其受到世界各国地谴责。
而像慰安妇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比比皆是。
由于耻感文化的作祟,日本不能够接受如此奇耻大辱,所以就要千方百计地抵赖,找借口不承认。
通过拒绝接受这种耻辱想以此来蒙混过关,以保全自己的面子,逃避耻辱所带来的的压力。
(三)与强者为伍
鉴于耻感文化中内心对道德制约的缺失,使日本重视利益而非考虑道义,所以始终选择与强者为伍。
对比自己强的人,受辱可以变成一种奋进动力。
从羞辱中找到差距,反过来向施辱者认真学习,直到自己强大超过对手。
[4]
历史上从“脱亚入欧”到“脱亚入美”,再到“亲美入亚”,无不体现了日本外交政策选择中的“耻感文化”。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利用模糊的身份定位,依据自身利益得失及国际格局的转变,对其身份进行见风使舵式的解构和重构,始终以“脱亚”和“入亚”为媒介,游走于西方与东方之间,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上半期,面对西方的崛起和强大,在向“东”还是向“西”的抉择上,日本选择了后者,通过“脱亚入欧”抛弃了亚洲身份,建构了以扩张为本性、以侵略为手段的日本国家利益,并与欧美列强为伍,共同染指和瓜分亚洲。
二战后,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外交上奉行“脱亚入美”政策,对美奉行追随路线,同时,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又运用地理上的“亚洲身份”与欧美周旋。
晚近以来,随着亚洲区域经济的勃兴和战略地位的上升,日本各阶层又开始评估“亲美路线”的可行性,重新评估和界定自身的亚洲身份,“亲美”又“入亚”的“双头鹰”策略,成为日本当下的外交政策选择。
[8]
结语
因此,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弗尔所说:“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
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
”[8]一国的外交政策的选择往往是基于该国文化的指导,所以在全面分析一国外交政策的意图及未来方向时,文化是最好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 耻感文化百度百科
[2] 庄严.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差异——《菊与刀——日本文化类型》读后黑龙江社会科学
[3]程毅,李阳辰.日本右翼思潮:文化基因透视[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2).
[4]周志柏,张雪玉.论日本的耻感文化:电影评介
[5]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臧秀玲,宋小霞.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06年1月第15卷第1期
[7]信莲.日本首次公开否认慰安妇问题遭国际谴责:中国日报网2014-10-22
[8]舒绍福.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