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司股东权的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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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公司法对股东权的保护摘要股东权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是公司制度及《公司法》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1993年制订的《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规范极为不足,新修订的《公司法》完善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机制,成为新《公司法》的一大亮点,但新公司法对股东权的保护仍有不足之处。
本文拟从新旧公司法对比的角度,论述新公司法对股东权保护的完善,进而阐述其仍存在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股东权保护;新公司法;完善;不足引言我国1993年通过的《公司法》,对确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法人制度,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使得对公司、股东、职工及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有了法律依据,提高了对相关利益者权益的保护力度。
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自身因素,旧《公司法》对股东权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的保护还十分薄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为了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在旧法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股东权益的保护力度。
从对股东权的保护方面来说,新《公司法》向前迈了一大步,但在笔者看来新《公司法》对中小股权权益的保护力度仍然不够,仍有许多待加强改进之处。
一、股东权及股东权保护的界定股东权是基于股东资格而依法享有的权利。
股东权一般包括财产权和管理参与权两部分,其中财产权是核心,也是股东出资的目的所在,管理参与权则是手段,即保障股东实现其财产权的必要途径。
所谓股东权保护即通过法律、规章制度以及公司章程等以条文形式体现出来的对股东权益的保护制度、措施与方法。
在实际中,往往大股东控制着公司的行为,尤其是第一大股东,无论是绝对控股,还是相对控股,其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及在选举董事上实质上都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
当大股东积极行使控制权来管理企业时,中小股东倒是能得到“搭便车”的好处;但现实中大股东往往利用其垄断性的控制地位做出利己而有损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利益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中小股东处于弱势地位,故谈到股东权的保护问题,通常情况下是针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
一、引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问题备受关注。
中小股东作为公司的一部分,其权益的保护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的公平性与稳定性,对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情况,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二、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的现状1.法律保护我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由股东依法出资组建,股东以资本损失承担责任,公司以营利为目的,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
”《公司法》对公司的设立、组织形式、股东权益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确保了中小股东在公司内的地位和权益。
2.权益保护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对股东行使权利、公司合并分立和资产重组的程序等方面做出了保障。
三、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1.信息不对称在我国,许多中小股东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获得公司内部的信息,无法有效监督和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容易导致权益受到侵害。
2.股东诉讼难度大由于我国法律程序繁琐、成本高昂,中小股东想要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不容易,导致部分不法行为无法得到有效制约。
3.权益保护措施不足当前,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措施相对不足,很多时候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并不平等,容易受到大股东的压制。
四、改进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建议1.加强信息披露我国应当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度,确保中小股东能够获得公平的信息披露,增加公司内部监督力度。
2.完善监管机制应当建立中小股东保护的监管机制,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进行持续性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
3.降低诉讼成本应当简化股东维权的诉讼程序,降低诉讼的成本,提高中小股东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便利性。
4.加强股东参与应当改善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环境,鼓励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增加其在公司治理中的话语权。
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股东的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非法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股东的权益亟需加强。
因此我国现行《公司法》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为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护,一方面是直接对中小股东相关权益的保护规定,另一方面是对大股东权益进行限制的规定。
一、对中小股东相关权益的保护规定如下:(一)通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行使公司权力的权利1、通过对股东会首次会议的召集和主持权特殊情况的规定,弥补召集和主持可能会出现的纰漏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一百零二条: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前者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后者是指股份有限公司。
当某些董事会或监事会被大股东控制后,在法定期限内拒绝或者怠于召开的,股东可自行召集和主持,从而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2、赋予股东临时会议的提议召开权,让中小股东的声音更能得到关注根据《公司法》第四十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
第一百零一条: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两者都希望通过这一政策能鼓励中小股东积极地行使其权利,在必要时联合起来请求召开临时会议,表达自身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利益。
3、表决权代理的确立,有利于中小股东主动行使权利《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浅谈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法律制度摘要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是公司法的核心问题,由于中小股东的股权比较分散,在实践中极易受到侵害。
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成为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话题。
本文主要通过探讨和分析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具体措施来针对性地提出完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以期更有效、更全面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进一步推动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作者简介:王学先,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法、知识产权;孙曰娜,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在我国,公司内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矛盾日益凸显,司法实践中,大股东或控股股东更是肆意侵害中小股东的股东权益。
限制大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的肆意侵害行为,切实为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护成为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的迫切要求。
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途径和方法来实现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但在实际实施中仍然有不足和缺陷,需要法律予以进一步完善与加强,从而促进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一、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法律制度概述(一)中小股东的概念关于中小股东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中小股东可以界定为在公司中对公司事务不具有控制权、对公司没有实际控制和支配能力的股东,主要指股东因其在公司中所持股份较少,占公司所有股份的比例较低,而无法形成对公司业务和董事会组成的掌控权,根据其股份所享有的较少表决权不能有效地参与公司事务的决策,进而不能对公司重大决策和重大经营方针政策的制定产生绝对的持续性的影响力的股东。
(二)中小股东权益的概念中小股东权益是指上述对公司无实际控制力的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和股份而获取公司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
这种权利按照行使目的的标准,可以分为共益权和自益权:共益权指股东即为谋求自身利益,又为谋求公司利益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决策而享有的一系列权利,如股东表决权、股东大会决议撤消诉权、知情权、股东大会自行召集权、累计投票权、提案权、质询权等;自益权是指股东为谋求自身资产收益而基于其股东资格和股份享有的一系列权利,如股利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优先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股份转让权等。
产业科技创新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60Vol.2 No.27〈管理世界〉探讨国有股权交易中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保护董雪梅(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510623)摘要: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法律为维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和稳定性,在股权转让中赋予股东优先于其他非股东第三人的权利。
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股权转让需进场交易,而现行法律法规对进场交易过程中股东如何行使优先购买权未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各交易机构对此问题的交易规则又不一致,因此带来执行标准和规范不统一的问题,导致国有股权交易缺乏稳定性和确定性。
文章从典型案例入手,着眼股东优先购买权行权要素“书面通知”“同等条件”,通过分析规则冲突和法律规定空白,提出股东优先购买权保障措施建议。
关键词:国有股权;股东;优先购买权中图分类号:F2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164(2020)27-0060-031 优先购买权的含义及行使条件1.1 优先购买权的含义关于优先购买权的定义和价值,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无争议。
王泽鉴教授认为,优先购买权是指特定权利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而享有的得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受让某标的物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对有限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做了解释,是法律规定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其他股东拟对外转让的股份享有的优先购买的权利,是一种为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而赋予股东的权利。
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对于维护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及稳定性,保持股东间的信任和股东投资公司的原始期待,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营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1.2 优先购买权的行权要素我国现行法律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七十二条及《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七条至二十二条。
根据相关规定,优先购买权的行权要素包括行使范围、行使方式和行使条件。
行使范围是指股东优先购买权限于股权对外转让股权的情况,行使方式是指转让股东以书面通知的方式将其股权转让事项通知到其他股东征求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见。
2001年2月第31卷 第1期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N o rthw est U 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 Feb .,2001V o l .31 N o.1 收稿日期:1999210206 基金项目:〔美国〕国际教育基金会资助项目(99IEF 008)。
作者简介:程宗璋(19702),男,河南郑州人,北京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保护中心副主任,美国国际教育基金会中国事务高级法律顾问,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实务与理论研究。
【法学研究】论我国公司股东权的司法保护程宗璋(北京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保护中心,北京 100080)摘 要:股东权的司法保护,是国家对股东的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和实现,即股东的诉讼提起权。
我国公司法对此有粗疏之不足。
对于股东权的保护,除股东可以提起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外,也可以由监事会代表公司提起诉讼。
这既是我国公司法制与国际接轨的要求,也是当今国内经济和法治发展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股东权;司法保护;直接诉讼;派生诉讼;监事会中图分类号:D 922.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731(2001)0120063207股东权即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与监督的权利,分为自益权(或称个人性权利)和共益权(或称公司性权利)两种,主要包括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优先权、表决权、知情权和诉讼权等等,在以股份制公司为主要企业形态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股东权无疑是一种十分重要、普遍而又年轻的民事权利。
随着我国公司法逐渐从宣传立法阶段向深入实施阶段转化,公司立法上的粗疏与操作性欠缺已日渐显露出来,股东权的保护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从股东权的角度看,股东权的司法保护是国家对股东的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和实现,即股东的诉讼提起权,它是现代公司法上公认的“股东所享有的一种基本的诉讼权”[1](P 111)。
股东提起的民事诉讼有两类,一为直接诉讼,一为派生诉讼。
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
”显然,该条所规定的,基本上属于直接诉讼的范畴,而对于股东的派生诉讼,该法并未作具体规定,但是如果运用民商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应该说还是有规可循的。
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条文为基础,结合公司法基本原理和股东权案件的法律实践,就股东权的司法保护的若干方法问题进行探讨。
一、股东提起的直接诉讼所谓股东的直接诉讼,是与股东的派生诉讼相对而言的,是股东在自己所享有的(而不是公司的或者全体股东或者他人的)个人性权利和利益遭受损害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基于其股份所有人的地位,向公司或者其他人提起的诉讼。
这其中也包括股东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即如果受损害的是某一类的性质的股东,则其中某些股东可以推选一名或几名代表人为维护受损害的全体股东而提起诉讼,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上是有规定的。
代表人诉讼制度,属于股东直接诉讼的一种,代表人提起诉讼在于维护自己和他所代表的个人的个人性权利(自益权)和利益。
董事是由股东选举的,经理是由董事会聘任的,董事、经理与公司及股东的关系,基本上属于一种委任关系[2](P114),具体言之,主要包括董事、经理对于公司、股东的注意义务、忠实义务和其他法定义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存在着相关的规定。
所谓注意义务系沿用英美法系的说法,相当于大陆法系的善管义务,是一种传统的法律义务,即董事作为公司的受任人,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
它要求公司董事和经理在从事公司事务时,以一个普通董事在正常情况下所能够谨慎从事的标准来活动,它偏重于对董事工作之谨慎和后果的考查。
忠实义务原来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现代公司法上多将其纳入法律义务的范畴,根据我国《公司法》第59条规定,它是指董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
它偏重于对公司董事、经理主观心理和态度方面的考查,诸如擅自与公司成立交易、擅自以公司财产为个人信贷提供担保以及违反竞业回避规则等。
如上述,既然董事、经理、监事等对公司和股东负有诸种职责,那么一旦其违反了上述义务,实施了不法的行为、不公平的行为、有背于公司宗旨、章程的行为,以及滥用权利的行为,侵犯了股东的合法权益,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股东的实体上的诉权,相应地在程序上产生了股东的直接诉讼的提起权。
总体上讲,在目前中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允许的范围内,从可操作的角度出发,对于侵犯股东和公司利益的不适行为,股东除了通过公司内部程序处理之外,可依法提起的直接诉讼包括以下五种诉讼[3](P188):11停止侵害或不法行为之诉 根据《公司法》第111条,如果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公司或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个人可以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
一般情况下这是一种积极作为的不适行为,但并不排除某些不作为方式的情形,比如在股东提出的合法、合理的要求被无理拒绝甚至不予理睬等情形,这同样是公司董事、经理的一种意思表示,这种不作为方式的不适行为也解释为系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的范围内,因而也能形成制止不法行为之诉。
总之,这里的“侵害或不法行为”是广义的,不能局限于普通民法意义上的侵权行为,而包括一切违反《公司法》,侵犯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作为和不作为。
21确认无效之诉和撤销之诉 从原理上讲,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它应该能够对董事会的决议行使最后的监督权,如果董事会的某行为或决议有违于公司的宗旨和目的而越权,或者违反程序,或者董事会实施不法行为,有损于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等,则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将其撤销,但是现代公司法上的董事会中心主义使得这种原本存在过的制度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均早已变为不可能。
根据现代公司法,董事会享有对公司一般事务的抽象管理权,对公司业务的执行权,除非法律和公司章程有明文限制,否则股东大会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或者章程上的权限,而将董事会的行为撤销或认定为无效[1](P113),即便大股东也往往束手无策。
在此情况下,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无效或予以撤销,将是公司股东所能采用的最有效措施。
同样,如果大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定原则,代表大股东利益和意志的股东大会竟然做出了侵害少数股东的权益,违反诚实义务,违背公序良俗,直接侵害公司利益的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应当视为无效;无论公司以及公司中的任何一位股东,都有权提起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确认之诉和撤销之诉[3](P255)。
31赔偿之诉 如上述,根据《公司法》第111条,当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实施了违反法律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时,股东可依法提起制止不法行为之诉。
虽然该法条并未明确股东能否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但是既然股东有权制止不法行为,那么如果该不法行为已经对股东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实际损失时,自然就产生了股东的请求赔偿的实体上的诉权,因而应当是可以提起赔偿之诉的,这是公司法原理的应有之义。
南京大学吴建斌教授在解释该条时就认为:“两会决议违法而致股东损失,股东可否请求公司或董事进行损害赔偿,本条也未明确。
结合其他条款的规定,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4](P111)以上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少数股东保护的场合,赔偿诉讼更有其意义,即如果公司大股东对公司事务的决定权违反了公司法、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规则的规定,形成对公司和少数股东合法权益的践踏,则少数股东会面临公司资不抵债甚至破产的危险。
此时,少数股东既可以对公司提出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要求公司就大股东的决议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直接对大股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权,要求他们就自己的行为对少数股东承担法律责任,这样可避免因公司无力清偿或破产而置少数股东以讨债无门的境地[1](P170)。
41返还之诉 即由于公司董事、经理从事内部人交易,违反善管义务、忠实义务及其他义务而从中获利的话,其所得应当返还公司,多数派股东根据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或滥用权利而形成的无效决议获得的不当得利也应承担返还责任[3](P256)。
当然,如果董事、经理侵占股东财产等,也将承担返还责任,从而提起返还之诉。
51诉请解散公司之诉 诉请解散公司是一种最严厉的法律救济措施,它以股东合理期待的落空为判断标准,对于股东之间陷于僵局而无法开展有效经营的公司,通过行政主管部门解决而又无效的情况下,起诉请求解散公司无疑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但是,目前无论是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强制性解散,还是公司股东的诉讼权方面的规定,均未明文规定股东可起诉要求解散公司,但是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研究,笔者认为该种诉讼还是存在可行性的。
我们知道,公司的解散有强制解散和自动解散之分,即除了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外,还可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强制解散。
“强制解散的原因是指由于某种情况的出现,主管机关或人民法院命令公司解散”[5](P238),诉请解散公司之诉就属于强制解散的一种。
《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显然,这里的“责令关闭”,并没有规定主体,即决定责令公司关闭的是何机关?该法条并没有明确规定,也并没有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仅限于“行政机关”,那么我们是否可将“人民法院”也概括于其中呢?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从强制解散的的原理出发,对该条进行解释认为,公司实施违返行政法律法规,或严重侵犯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有关行政机关有权责令公司解散,或由人民法院根据股东起诉强制公司解散,进行清算,如此解释不但没有违反法条规定,不与法律体系发生矛盾,而且与公司法原理完全符合,并无不妥,此其一;其二,当事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要看其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显然,股东诉请解散公司并不与民诉法的有关规定相违背。
因而笔者认为,既然该种诉讼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可资引用,法律又未明文禁止,且这种诉讼对公司法的规范化、对于保护股东有利无害,不妨在实践中予以肯定,当然也有待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做出明确规定。
二、股东提起的派生诉讼股东的派生诉讼,是股东的公司性权利或者说共益权被侵害时,股东所行使的一项诉讼权利,是相对于股东的直接诉讼而言的。
根据《公司法》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是我国公司法对董事、经理、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规定。
从公司法原理角度分析,上述赔偿责任似应包括:(1)公司董事、经理违反其善管义务(注意义务),负委任债务之履行责任,赔偿公司、股东所受损失;(2)董事、经理违反忠实义务,包括从事内部人交易、违反竞业禁止规则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而对公司、股东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监事怠于行使监事职责而使公司或股东受到损害的,应当向公司赔偿损失;监事对公司第三人负赔偿责任,而董事亦负同样责任时,该监事与董事应为连带债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