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权的涵义受教育权，也即Right to Receive Education 或 Right of Access to Education 。
关于受教育权的定义和内涵，学术界有不同表述。
从权利性质的角度来解释受教育权，多存在如下几种理论：第一，接受教育的权利。
张维平认为，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接受文化知识教育、劳动技能教育和其他方面教育的权利。
李步云认为，“公民的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在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机构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学的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业务水平的权利。
” 姜小川认为受教育权是指达到一定年龄并且具有接受教育的能力的公民，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物质帮助，从而进入各种学校或者其他教育设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
第二，生存权说，也称经济性权利说。
其实质是为了使贫穷的公民获取与人的生活能力有关的教育，故而要求国家从经济角度提供必要的文化教育条件和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即认为受教育权是一种经济收益权利，其实质就是为了获取更好的生存能力而要求国家从经济角度公共必要的文化教育条件和均等的受教育机会的权利。
第三，学习权说。
它是从个体意义角度强调充分运用教育的自由权，积极的参加教育过程，选择教育内容，是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看待接受教育的。
其凸现了受教育权利主体在享受受教育权利时的主动性、自由性。
第四，公民权说。
受教育权为公民权利可以提升受教育权的法律地位，特别是受教育权的人权地位。
受教育权的这种法律地位决定受教育权对其主体所具有的固有性、不可剥夺性、不可让与性、不可动摇性和必须保障性。
受教育权为公民权利，即受教育权也不可避免的归入第一代人权，并带有第一代人权的特征属性，它关注的是选择的自由,以排除国家的干预。
第五，社会权利说。
受教育权是社会权利，或许直接的根据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社会权利是第二代人权，则受教育权也被划入第二代人权，并带有第二代人权的特征属性。
就社会权利而言,其重点是强调国家主体的积极保障作用和受教育权的主体的诉求和权利。
受教育权义务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因而各义务主体在受教育权的实现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担当的责任也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国家的主要主导作用是不可动摇的。
我国受教育权的现状1、有关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的程序性规定较少目前，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文件对程序的规定相当薄弱。
很多已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属于宣言性立法，条文多为原则性的规范，没有多少程序性规范，致使法律规定难以收到实效，立法的精神难以实现。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都规定了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有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的权利，但没有法规对“有效措施”作了细化，或规章对学生申诉制度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缺乏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关于申诉时效、申诉后处理机制等方面的规定。
学生申诉制度在法律性质上定位也不明确，是行政裁决制度是行政复议制度还是一种非正式的法律救济制度因此,在现实中很少有高校充分实行，以至于迫使学生不得不放弃申诉途径。
2、司法介入缺乏法律依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42条规定了受教育者具有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但《行政诉讼法》等相关程序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 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这些规定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司法介入教育纠纷的不确定性，况且我国高校法律地位不明确，致使很多受教育权利被侵害的事件，只能以受教育者权利受到侵害致使财产受到损失为由，转化为民事赔偿，最终使公民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往往既不符合行政诉讼要求，又与民事诉讼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使得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的诉讼以不在受理范围为由被驳回，结果得不到应有的司法救济。
3. 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对侵害受教育者权益的法律责任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
如《义务教育法》规定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不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应当承担的责任不明确，也没有规定学校违反职责的法律责任，不仅不利于督促未成年人的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履行义务教育职责，也给处理学校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案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因此, 行政机关在对这种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决定时难以形成具体内容，也很难对违法行为人产生约束力。
4.我国受教育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目前,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文件对程序的规定相当薄弱,这也使得高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缺乏充分的程序观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权利保障，不利于高校学生管理的顺利进行。
对于教育管理中的程序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已有诉案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问题：教育教学管理行为中的程序瑕疵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受教育权。
5、公民受教育权的不平等性我国公民受教育权实现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上存在严重的不平等。
最为突出的是高等教育上的严重不平等，也就是说教育的每个层次上都存在不平等问题。
(1)义务教育领域的不平等。
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占有和受教育权的实现程度，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既有纯地域上的表现，也有身份上的表现。
由于我国城市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国家财政拨款，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则基本上是以摊派的方式由农民自己负担，这使农村儿童无论是受教育的机会还是受教育的待遇都无法与城市儿童平等。
城市受教育者拥有比农村受教育者更多、更好、质量更高的义务教育，城里人享有比乡下人(即使他们已经生活在城市，也只能成为城市“边缘人”)更优秀、更廉价的义务教育。
(2)高等教育阶段的不平等。
主要是接受高等教育权上的差别对待，即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中的偏向主义和身份歧视。
在我国现阶段，高考仍然是决定公民能否进入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手段，是直接关系公民受教育权的一个重要筛选机制。
因此，高考整个组织过程是否公平，是否真正平等，特别是录取标准是否统一、一视同仁，直接关系到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与否，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高考这种重要筛选机制长期以来是由行政部门规章调整的，具有很大的不规范性和任意性，它难以体现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要求，不能公正、平等地利用教育资源，从而造成公民受教育权存在极为严重和明显的不平等。
(3)性别保障上的不平等，尤其是对农村贫困地区女童的受教育权保障严重不足。
我国已从宪法的高度赋予了妇女在教育上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在获得教育机会上亦然。
但现实中，由于观念和文化因素、家庭经济困难、教育资源短缺等，使得女童的受教育机会严重缺失。
特别是经济困难家庭，女童处于因性别和家庭贫困而导致的双重不利处境，受教育权利很难得到保障。
由上可知，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受教育权有时会受到来自各方的侵害。
这些侵害不管来自哪里，不管方式如何，如果国家在侵害之前没有一个及时有效的预防侵害发生的机制，在侵害发生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及时有效的制止侵害继续的机制，在侵害发生之后没有一个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则公民的受教育权就得不到有效的实现和保护。
受教育权的保障机制1、公民受教育权的行政救济继续加大各级政府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力度。
教育经费是教育发展的物质保证，也是公民受教育权的物质保证，是国家财政部门为教育作出的财政贡献。
我们应当建立起科学的教育投资体系，即以投资为主，设立教育拨款委员会和教育基金会，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筹措资金。
使教育经费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促进我国教育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从而切实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
2、加强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和惩罚力度。
在我国，为了保障公民基本的受教育权，国家已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已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受教育权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的现象，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受教育权。
因此政府应当运用其行政权利强化对法律规定的监督实施，对于任何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组织和个人，都应该一查到底，追究责任，切实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落到实处。
3、建立完备的教育执法制度。
全面建立有关教育处罚制度、行政复议制度、教育申诉制度、教育仲裁制度等教育法律救济制度;国家执法、司法机关必须严格公正执法，正确地规范和引导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追究违反教育法的责任人，依法保护公民的一切合法权利。
同时要建立健全教育执法、司法机构，要明确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在教育执法中的职能，强化该机构在处理教育申诉、教育行政复议等教育纠纷中的职责和权限，同时建立教育纠纷处理过程中的听证制度，保证行政处理的公平公开公正，要进一步增强司法机关在教育执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人民法院对教育行政纠纷的受理范围;同时要建立受政府授权委托的教育仲裁机构，明确教育执法、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职责和分工，保证大量的教育纠纷和违法案件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
4、建立和完善学生申诉制度。
学生申诉制度是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或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重新作出处理的制度。
但是，当前我国的申诉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申诉权的内容和范围相对狭窄，申诉中还存在着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现象，以及对执法过程缺少必要的监督等。
为此，我们应不断完善我国的学生申诉制度，真正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
5、明确司法介入的正当性。
相对于行政救济而言,司法救济是一种更公正、更彻底、更权威、更令人信服的救济方式。
因而必须尽快建立起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机制。
从理论上可引入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的概念，把我国公立学校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公务法人”，承认高校在教育管理活动中行使了国家公权力,至少部分行使了国家公权力，因而高校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其管理相对人的行政诉讼被告。
立法上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进行修改，在该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也可通过新的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司法介入教育纠纷的标准，规定公民在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受教育权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