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明代法律制度第九章明代的法律制度第一节明代立法思想与立法概况第二节明代法律内容的发展及其特点第三节明代司法制度的发展变化明朝法制概况（一）明王朝的兴亡1、朱元璋与明朝的建立元朝的统治：法纪松弛，吏治腐败，造成民不堪命，引发元末农民起义（红巾军起义）。
朱元璋：出身于安徽凤阳的贫苦农民家庭。
“凤阳花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朱元璋小时做过叫化（乞丐），因家无力抚养，只好将其送到庙里做和尚。
后来学了一身武艺，参加郭子兴领导的一支红巾军。
朱元璋依靠这支武装，既打官军，又打各路起义诸侯。
由于朱元璋的才略过人，很快在各路诸侯中崛起。
1367年，朱元璋占领金陵（今南京），自称吴王。
后来打败势力最大的陈友谅、张士诚部，于1368年在金陵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朱元璋即是名声显赫的明太祖。
在1387年，明朝平定辽东，元蒙势力被赶出塞外，一个国力远较宋朝雄厚、也比赵宋更加集权的封建王朝终于建立起来。
朱元璋是一个既有雄才大略、又生性残暴的皇帝，共在位31年。
在位期间，朱元璋费尽心力，为自己的子孙打下一个几百年的基业。
“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重典治国”的目标：（1）打击权臣对皇权的威胁朱元璋：“帝王六大祸根”：权臣、宦寺、后宫、外戚、方镇、诸侯消除“祸根”措施：废丞相，废中书省；废大将军都督府（2）打击贪官污吏朱佑樘18岁时即皇帝位，年号弘治。
在位期间，更定律制，复议盐法，革废一应弊政，政治清明，朝野称颂，人称弘治中兴。
孝宗在位18年间，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官宦，勤于务政，倡导节约，与民休息，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
但孝宗疏于武备，在军事上无所建树，对于北部边患没有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
明孝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对女色一生淡泊的皇帝，后宫中只有一位皇后张氏，恩爱和谐如民间夫妇，别无其他嫔妃。
孝宗于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卒于乾清宫，年36岁。
尊谥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庙号孝宗，葬北京昌平泰陵。
2、明朝的灭亡朱元璋的子孙，是一代不如一代。
除明成祖朱棣以外，大都是个性乖僻、不负责任。
如世宗嘉靖皇帝、神宗万历皇帝、武宗正德皇帝等。
共同特点是宠信宦官，敌视朝臣，怠于朝政。
所以明朝的政治很快败坏。
有史家谓：明朝不是亡于李自成，也不是亡于满清，而是明朝君臣齐心协力，终于把明朝亡掉了。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
第一节明代立法思想与立法概况一、立法思想——从德主刑辅到明刑弼教的转变（一）“明刑弼教”的立法指导原则朱熹首先对“明刑弼教”作了新的阐释。
他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礼法均是理的体现，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决“不可偏废”，强调刑与教的实施可“或先或后”，“或缓或急”，可以“先刑后教”行事。
中国封建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对明清两代法律实施的方法，发展方向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
风行于后世的“明刑弼教”思想，则完全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政策提供思想理论依据。
（二）“重典治国”的司法指导思想“明刑弼教”主张在处理德、刑关系上，可使统治者根据形势与本身利益的需要，在重刑罚还是重教化的道德问题上有充分选择的余地，所以，它被奉行“重典治国”的朱元璋视为明初立法、司法的重要原则。
二、立法概况与法律形式——礼律之间的权衡（一）《大明律》的制定与颁行洪武二十二年《大明律》，以名例一篇冠首，其下按六部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基本条款仍同唐律，只是“轻其轻罪，重其重罪”。
（图为明应标撰《大明律释义》）（一）《大明律》的制定与颁行１、吴元年《大明律》２、洪武六年《大明律》３、洪武二十二年《大明律》４、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二）《御制大诰》的颁行《明大诰》是以判例形式出现的，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是律外之法，也起到了宣传法制的作用。
“明刑弼教”是其颁行《大诰》的重要指导思想。
太祖死其便被后人抛弃不用。
大诰比之明律新增了许多禁令、罪名，且处刑多重于明律，手段残忍，偏重于惩治贪官与豪强。
（三）“例”的编修律书所载有限，囿于“祖制”，为防“法外遗奸”和力求“情罪无遗”，遂据“一时权宜”定有不少的例。
１、《钦定律诰条例》２、《问刑条例》弘治十三年钦命三法司及卿等，将历年有关问刑方面条例“经久可行者”297条议定，作为常法与律并行。
３、《真犯、杂犯死罪条例》关于死罪严重程度、量刑轻重、处刑期限的规范。
“真犯”指情节性质严重的死罪，常赦不原，减一等仍为流刑，且执行“不待时”；“杂犯”指性质、情节不太严重的死罪，判刑后不马上执行，等秋审、朝审时再行处理，并可比五年徒论赎。
该条例几经修订，趋势是“真犯”越来越多。
4、《充军条例》明代减死之刑以充军最重万历十三年新增充军条例39条。
同年刑部尚书舒化等纂辑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以后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中与刑名相关部分，编例382条，作为明律正文的附注，形成了今日我们所见到的《明律集解附例》。
各朝条例相当多，“事同而二三其例”的情况比比皆是，朝廷生杀任情，律反成具文，刑狱冤滥十分惊人（四）《大明会典》的编纂仿《唐六典》体例，内容更充实。
体例“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有关各职的历朝律令典籍（所谓“祖宗旧制”）规范和历代损益之事分载于后，使“官领其事，事归于职，以备一代之制”，对调整政权机关的行政活动有重要作用。
汇集了明代法令典章，也具有法规大全的性质第二节引导案例胡惟庸案胡惟庸案起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终于二十五年。
明初，朱元璋对丞相胡惟庸专权擅政、结党营私、骄横跋扈的举动极为不满，采取种种方式对其限制。
洪武十三年正月，有人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处死。
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逐渐暴露。
朱元璋肃清谋反的党羽，株连杀戮者达3万余人。
前后延续达10年之久，朱元璋并作《昭示奸党录》通告天下。
因“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除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1公、21侯。
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
引导案例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明代史籍中关于胡惟庸案的记载多有矛盾，因此关于其是否确实谋反，当时便有人怀疑，明代史学家郑晓等皆持否定态度。
明史学家吴晗更是专门撰文《胡惟庸党案考》加以批驳。
上面案例说明了明代废除丞相制度的缘由，它是明朝行政制度和行政法制变化的直接原因。
而明朝的法律还有哪些重要制度和变化，便是本节着重探讨的内容。
第二节明代法律内容的发展及其特点一、明代行政立法（一）皇权专制的内阁与六部１、内阁及其权限朱元璋借“胡蓝之狱”趁机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
中央的府、部、院、寺，分理庶务，各不统属，一切大权都由皇帝掌握，皇权和相权合而为一，保证了皇帝的专制独裁。
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处，协助皇帝处理大量的公文章奏。
在制度上内阁不能领导六部，但后来内阁大学士却是事实上的宰相。
明朝的中枢机构设置衣和冠禽和兽明代阁臣“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
阁臣初由皇帝直接任命，谓之“特简”，后由廷臣推荐，叫做“廷推”。
明代实行“厂卫”特务统治，司礼太监遂因此成为特务最高指挥官，在政治上“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
２、六部机构设置（二）通政使司和廷议制度１、通政使司：“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实际上是朝廷负责收管内外章奏的机构２、廷议制度明代朝廷的议事制度,结果须上奏皇帝，廷议意见不一致时，应摘要奏闻皇帝作裁决“朝议”和“部议”制度。
“朝议”和“部议”制度。
前者指皇帝亲自参加的朝堂集议，后者指皇帝交由主管部门讨论决定。
（三）地方省、府、州、县制度省: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布政使为一省行政长官;提刑按察使司掌一省法律监察事务;都指挥使司的都指挥使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
三机构地位平等，彼此牵制，便于皇帝操纵。
（四）官吏的管理1．科举与选官有明一代通过科举成为获得任官资格的最普遍和重要的途径乡试、会试、殿试，内容为”四书“”五经“，科举成为获得任官资格的最普遍和最重要的途径，论资排辈成为任官通例。
官吏的选任分为四种：“大选”、“急选”、“远方选”、“岁贡就教选”２、考核与致仕文官有考课之制。
分“考满法”与“考察法”。
“考满法”：内外官任职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
每次“考满”分上、中、下三等，即“称职”、“平常”、“不称职”。
按三次考核的政绩决定去留。
“考察法”：京官六年一察，称“京察”；外官三年一察，称“外察”。
二、明代刑事立法的发展（一）加重对危害封建国家犯罪行为的惩罚在“重典治国”原则指导下，对“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一类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权的犯罪，明律量刑轻于唐律；但对“贼盗”及“帑项钱粮”之类直接危及专制统治的重大犯罪量刑则重于唐律（也称“重罪加重”）（二）严法整饬吏治１、重惩贪官污吏。
２、严禁臣下结党内外官交结实践中大杀“奸党”之狱明律“猜防臣下”，禁绝奸党的意图随处可见，成祖以后因宦官权势发展，上述律文渐成具文，终酿成为宦官专权的恶果。
（三）刑罚制度的变化１、廷杖制度化２、刑罚手段异常残酷。
承用宋以来凌迟，刺配外，又增加了充军，创制了枭令，枷号，枷项发遣等酷刑（四）加强文化思想专制的“文字狱”三、强化对经济的法律调控（一）颁行《茶法》《盐法》等单行特别法（二）严行《钞法》禁私铸钱（三）严格控制市场加重商税四、民事法规的发展明代有关民事方面的法规，与唐宋相比，变化不大，加重了对田宅钱债的违法惩处，并编有鱼鳞图册等。
至清多承用不改。
明代传统土地制度集中反映着其时的主要民事法律关系。
明代的土地占有形式还是官有与私有两大类。
诸如所有权的形成与变更，债与契约的规定等。
明初在长期战乱之后，各地荒田数量剧增。
国有土地规模前所未有。
明中叶以后，土地国有制渐衰，土地私有制急剧发展。
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土地再分配的频率增高，土地兼并的程度超过了前代。
（一）土地所有权的形成——鱼鳞图册与垦荒１. 鱼鳞图册与土地所有权——增加赋税的手段之一自元末丧乱到明王朝重新统一的二十余年间，兵祸蔓延，饥饿相继，百姓死亡流移，到处是土地荒芜，人烟稀疏。
所有这些遗弃的荒闲无主之田，自然都被政府没为官田。
朱元璋在掌握政权之后，首先关注的是如何均赋役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均土地以安定流民。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
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鱼鳞图册：为征派赋役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以所绘田亩状如鱼鳞而得名“鱼鳞图册”，是官府在丈量土地基础上制定的田亩清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