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正当防卫/防卫认识/防卫意思/相互斗殴/挑拨防卫/偶然防卫
内容提要: 从客观主义刑法观即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出发，只要行为人意识到存在紧急不法的侵害，而对不法侵害人进行反击，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都应当成立正当防卫。就相互斗殴和挑拨防卫而言，不能仅仅因为双方都具有加害对方的意图而一概否定正当防卫存在的可能性，而应当先对对立双方的法益进行比较衡量，然后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内容，最后作出正当防卫成立与否的判断；就主观上没有防卫意识而客观上引起了防卫效果的偶然防卫而言，该行为不能说成立正当防卫，但该行为并没有引起法益侵害的结果，因而对行为人应当作无罪处理。
正当防卫是针对紧急不法的侵害，为了防卫自己或他人的权利，不得已而实施的行为，是排除犯罪性的典型事由之一。对于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即“为了防卫”的意义到底应当如何理解，亦即其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只要在客观上具有防卫的效果就够了，还是指行为人在行为时主观上必须具有防卫意图才足够，在国外刑法学理论上，自古以来就有争议。①长期以来，在违法性的判断上，由于行为无价值论具有绝对的影响，所以在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方面，“防卫意思必要说”一直占据通说的地位。近年来，随着结果无价值论的崛起，“防卫意思不要说”逐渐走俏。我国刑法学的通说在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上，采用了与国外的行为无价值论类似的判断方法，主张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不仅要考虑行为本身的性质和所引起的社会危害后果，而且还要考虑行为人在行为时的主观意思。另外，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0条第1款明确规定，正当防卫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因此，关于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我国刑法学的通说明确地坚持“防卫意思必要说”，即行为人不仅要有防卫认识，而且还必须具有防卫目的。②我国司法实务部门也贯彻了这种学说，将一些客观上具有正当防卫效果，但防卫人不具有防卫目的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③但是近年来，随着在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上主张不考虑行为人主观要素的“纯粹客观说”的兴起，④在成立正当防卫是否需要防卫意图的问题上，开始出现了“防卫意思不要说”的呼声。如有人认为，正当防卫的主观方面只要求其“知道有加害之事实”即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有认识便可，“认识到有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⑤同时，我国刑法学界认为，正当防卫的意识包括防卫认识与防卫意志，但重点在于防卫认识。换言之，行为人只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相对抗时，就应认为具有防卫意识。⑥这种观点虽然认可成立正当防卫，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防卫意志，但将其内容淡化，强调只要具有防卫认识就够了显然不妥。那么，对于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该如何认定？换言之，成立正当防卫，行为人到底是否需要有防卫意识呢？如果说在《刑法》规定之下，防卫意识是成立正当防卫所必不可少的要件，那么，对防卫意识的内容该如何理解就成为目前的刑法理论所需要迫切探讨的问题。以下，笔者拟从《刑法》第20条的相关规定出发，结合打架斗殴、挑拨防卫、偶然防卫能否成立正当防卫的争论，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一、防卫意识的具体分析我国刑法学的通说认为，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防卫意图)，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防卫认识和防卫目的。前者指行为人对不法侵害的诸多事实因素的认识；后者指行为人在认识因素的基础上决定实施防卫行为，并希望通过防卫行为达到某种结果的心理愿望。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对认定正当防卫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正当防卫之所以被立法者视为排除犯罪性行为，主要是因为正当防卫在客观上保护了社会利益，而且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防卫合法权益的意思。因此，在认定正当防卫的时候，必须将防卫的意图作为一个重要条件予以考虑。不符合正当防卫主观条件的行为，如互殴行为、挑拨防卫、偶然防卫，不能认定成立正当防卫。⑦确实，从我国刑法有关正当防卫的立法历史来看，除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中有关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⑧使用了“因防卫……”这种纯粹强调客观事实的用语之
外，之后的历次刑法草案以及现行刑法均是使用“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种主观色彩浓厚的用语。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说成立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可以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防卫意识，只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就可以了，这应当说是勉为其难的。但是，将防卫意识作严格的界定，认为防卫人除了要认识到正面临现实的不法侵害之外，还要求其具有通过反击行为来消除不法侵害、防卫自己的目的，则是过于苛刻的要求，不仅与现实当中发生的防卫行为的实际情况不符，也有不当限定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之嫌。笔者认为，从正当防卫是立足于人的自我保护本能而赋予公民的一种特殊权利的角度出发，对其适用应当偏重于客观上的自我防卫效果，而没有必要在主观方面进行过多的限制，特别是不能要求行为人在实施反击行为时一定要具有防卫的意图和动机。理由如下：首先，上述要求违背了刑法设立正当防卫的本意。正当防卫的规定本来具有源于人的自我防卫、自我保护本能的一面。在面临不法侵害的紧急状态下，行为人可能由于吃惊、恐惧、紧张而陷入无意识状态，本能地对加害行为进行反击。这种反击行为不一定都是基于冷静的判断而实施的具有防卫意图的行为，但客观上只要是因为面临正在进行的紧急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反击行为，就是其自我防卫、自我保护本能的体现，从而难以否定其正当防卫的性质。同时，在现实生活当中，防卫人在防卫的时候，防卫意思和加害意思并存的场合也不少。如先前因为某种客观情况的存在，防卫人预感到会遭受难以预测的侵害，于是事先准备好武器，在对方来袭的时候，使用武器对对方进行迎击的场合，显然不能说防卫人具有纯粹的防卫意思，在这种防卫意思当中，实际上也有通过反击行为加害对方的内容在内。但是，如果认为在这种场合下防卫人的防卫意思不纯粹，因而不是正当防卫，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在预料到可能受到的攻击而事先做好防范准备的场合，不能说因为行为人具有对方若来犯就反击对方的动机就否定其具有正当防卫的权利。也正因如此，日本的判例认为，防卫意思和攻击意思并存的行为不是欠缺防卫意思的行为，可以将其评价为正当防卫行为。⑨从《刑法》的规定来看，行为人必须具有明确的防卫认识和防卫意图才成立正当防卫的观点，也是不合适的。按《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进行反击，即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也不属于防卫过当，而是正当防卫。这种正当防卫与一般的正当防卫相比，在其他成立要件上并无特别之处，只是在防卫限度上被大大地放宽了。那么，为什么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进行反击的时候，在防卫限度上可以放宽呢？这是因为，“这些严重的暴力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严重，且强度大，情况危急，而防卫人通常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受不法侵害的，心理上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要求行为人即时采用适宜的手段进行防卫，显然是过于苛刻”。⑩可见，在《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特殊防卫当中，对防卫限度的放宽，实际上是源于对行为人主观上的防卫意识要求的降低。在面临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紧急情况下，法律不要求防卫人对自己的防卫行为的强度、所应使用的手段和将会造成的后果具有大致的认识，只要客观上发生了防卫效果，即便是出于无意识的本能反应，或者是在愤怒、惊恐、亢奋下实施的行为，都能够认定为正当防卫。这种有关特殊防卫的规定，实际上也是对成立正当防卫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明确的防卫认识和防卫意图的学说的否定。其次，“防卫意思必要说”的论证理由值得商榷。“防卫意思必要说”认为，人的行为及其性质是受自己的目的制约和支配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思想意识的支配。防卫意图是正当防卫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正当防卫的认识因素是意志因素的基础，没有认识就谈不上意志，更谈不上正当防卫。(11) 这种学说对防卫行为的理解，是从目的行为论出发所得出的结论。目的行为论从思考心理学的观点出发，认为行为是行为人有意识地支配自然因果过程，为达到设定目标而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因此，行为就是“有目的的身体动静”，目的性是行为的本质，它操纵支配人的行为，离开目的性就无所谓行为。(12) 但是，若将目的行为论贯彻到底，那么过失行为和不作为行为都不是行为，因为在过失犯中，行为人不可能具有目的，而不作为在存在论上属于“无”，无所谓目的。然而，目的行为论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