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中遗失的人文关怀
摘要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言论更加开放、自由的国度，因此，我们对具有争议的历史会有更加客观、合理的评价，但很多文学评论者仍时常会犯孩童般的错误，喜欢用自己的喜恶或当下的价值观点来定义过去的一些文学现象。时至今日，仍有人会全面否定“十七年”文学，认为“十七年”文学是政治铁链下的囚徒，没有文学层面的美学价值，总是将其与民国时期的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作比较，认为其地位与后二者相差甚远。对于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我们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费尽心思定义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为当代文学背后的一些历史，现在的我们还没有看清，正如唐弢先生所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面对刚刚过去的历史，最适宜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当时的背景入手，探讨其产生的原因，而不是急于进行盖棺定论。“十七年”文学便是这种文化环境中极为复杂的一种文学现象，文学对人性的关怀在这里几乎零存在，那么，“十七年”文学的人文关怀遗失在了什么地方呢？
关键字：“十七年”文学政治色彩人文关怀
早在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为社会主义文学指明了方向。讲话指出其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革命一词在这里反复出现，这也说明了讲话的内容是针对当时特定的环境，外有侵略，内有饥荒，只有所有工作围绕革命展开斗争，才能使中国摆脱厄运。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活动也进入了新的时期，社会环境由分裂走向统一，文学任务由战时斗争走向维护和平。但在1949年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这也就意味着即将开始的当代文学不可避免的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就像各个朝代刚刚建立之时，文学总是要完全服从于政治，以达到统一文化思想、维持社会安定的目的。
“十七年”文学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变化的，之所以用变化一词，而不用发展，是因为发展是一个褒义词，是指事物往好的方向前进，但“十七年”文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前进而发展，它始终没有摆脱政治的桎梏。这个时期的文学很少有寓含文人思想的自然意象，而是直接、浅露的人文意象，毫无含蓄之意，贯穿始终的便是英雄这一格式化、缺失人文关怀的单一主题。“十七年”文学沿袭的是解放区的文学，是战争年代的思想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初，确实需要积极向上的生活作风和工作热情，而无论是作家还是底层群众，都对给他们带来光明的共产党无限崇拜。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反映，人们的这种心态也极大地体现在
文学之中，尤其是小说这一体裁。小说通过对英雄人物不厌其烦的描述、歌颂，来追忆过去的战争年代，赞扬当下自由光明的社会，最后终于形成了模块化的格局，所以它也就走向了一元化的狭窄道路，进入了死胡同。
《保卫延安》是一部反映战争年代人们誓死保卫胜利的优秀作品，其中的英雄式人物将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刻画的淋漓尽致。周大勇的连队在撤离延安时举枪高呼：“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收复延安！”周大勇在奉命诱敌北上中，在攻克三叉湾中，在长城线上的突围战中，都机智勇敢，沉着应对。小说的这些情节突出展现了其浓厚的军事小说色彩，令人读之激情澎湃，无限向往。但小说却忽略了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似乎战士们像机器一样，只知道和敌人死拼，没有自己的思想。特别是为了掩护部队，李老汉抱着自己的孙子跳下了悬崖。这一点安排得几乎绝情，大人知道眼下的形势，懂得牺牲的意义，可孩子未必懂得，我们无权剥夺他的生命，使其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一情节可以看做杜鹏程因革命热情而走向了极端，淡化了悲剧中的人文关怀。这里可以在孩子拴牛身上多做一些笔墨，孩子是未来的希望，我们可以使读者在绝望中看到希望，但过分的英雄主义描写却忽略了这一点。
体现人文关怀的主要方式是人物内心的独白，要体现生活中的浪漫，浪漫并不一定非是欢乐，忧愁也是浪漫，体现内心最真实情感的就是浪漫。而“十七年”文学中许多长篇小说都是单一的战斗生活，脱离了客观现实，使英雄完美无缺，真正的人民大众却不知所踪。正如周扬所说：“我们有了一个抽象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支配我们行动的却仍然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冲动。”文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殊途同归的是，都要让人们的心灵受到感动，引起共鸣，从平凡的人物中去反映伟大的时代，让读者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而不是将英雄看得高高在上，触不可及。
《林海雪原》是另一部英雄史诗，在作品中，杨子荣善于随机应变，在与敌人的斡旋中游刃有余。而座山雕在小说中虽老谋深算，却怎么也算不过杨子荣。这样的情节安排使读者仅仅感受到对英雄的膜拜和对敌人失败的嬉笑，如此模式化的演绎与评价其实是对人性的隐瞒，忽略了只有失败的积累才能换取成功。《林海雪原》是曲波在建国之后根据其自身的真实经历创作的，他深入东北地区与国民党的残匪进行了半年的艰苦斗争，其中必定会有惨痛的失败，但曲波在创作时会不会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对此，应有一定的疑问。在进行英雄主义描写时，不一定非要写其失败，但一定要在适当之处表现人物内心柔软的一面。事物总是矛盾统一的，既然有阳刚的一面，就一定有阴柔的地方，单一地叙述其激烈的战斗生活和浓郁的豪迈情感，只会削弱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高度。
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创作思维无疑是受政治影响的，其中也有作家思考文学中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但其微弱的呢喃早已被政治的洪流吞没。1954年，俞平伯发表了《红楼梦简论》，而之后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主观唯心论”进行批判，成为“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毛泽东）这显然是在曲解红学家从具体个人的角度出发所进行的创作方法，但这一问题很快被提升为政治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可以说，文学本身在这个时期是在苦苦挣扎，因为政治与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在这里荡然无存，文学俨然成为了政治的附庸，也就不可能摆脱政治观念，深入人文关怀。
值得庆幸的是，“十七年”文学中，还有一年的短暂的春天，那就是1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