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存废之争19页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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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3期J OU RNAL OF THE GRADUATES VOL.29l32008SUN YAT-SEN UN I VER SI TY(S OC I AL SCIENCES)2008/行0辨是非:从中医存废之争谈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张力(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陕西西安710127)=内容提要>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当前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其命运也面临兴亡的转折。
中医是否是/伪科学0而需要被废除,中医的特殊地位是否要动摇,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中医需要在新的视角下进行更为合理的透析。
=关键词>中医存废之争;科学;划界;标准真实的中医究竟是什么?中医是伪科学吗?中医是否百无一用,到了垂死挣扎将要灭亡的历史时刻了吗?中医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下经受考验。
是兴是亡,这是个问题,如何正视中医是国人更是学人所要深究的问题,在新的视野中探寻二难的新出路。
一、中医的存废之争与中医的困境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断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医学科学,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5黄帝内经6的成书,实际上标志着中医学基本理论的确立,它与张仲景的5伤寒杂病论6分别是中医学基本理论和辨证论治的奠基之作。
二者与5神农本草经6、5难经6一起,被历代医家奉为经典,由此而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给后世医学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一)中医的四次存废之争中医是否该废止?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一夜间成为争论热点,甚至招致包括管理*收稿日期:2008-8-30作者简介:张力(1983))男,陕西礼泉人,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2006级科技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陕西省第三届科技哲学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主题发言论文。
中医自《黄帝内经》诞生起,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绚丽的瑰宝之一。
然而,近现代以来,中医命运多舛,地位逐渐因西医的扩张而变得岌岌可危,并产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废止中医运动。
中医的三次废止之争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撬开,大量西方的文化和技术也随侵略者一道涌入中国。
西医也是在这个时期逐步在东方大地上落脚扎根,西医教育、西医理论及西医从业人数都呈迅速发展之势。
那个时期,西医在中国医药界还不是特别强大,中医仍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这次争论的焦点也仅仅是能否将中医同西医一样,纳入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体制之中。
这次的争论,也让当时的中医界师徒制的传教方式发生了转变,打破了单一模式,吸纳了现代医学教育传播中医理论的方式。
1929年民国政府废止中医案风波,是1912年北洋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法令的延伸,是五四运动后中西医地位高低、你存我亡的又一次大碰撞。
当时,新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封建文化的产物,被认为其中饱含了旧传统、旧文化的毒瘤。
当时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人,以及一些留学归来的人士都发表了否定中医的言论。
他们强调西医为现代文明,将西医和中医的对立称为新旧之争。
1920年,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归国的余岩(余云岫)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来对中医理论进行抨击,并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余杜之争”和“余恽之争”。
不过,这些争论还只是局限于“中医科学与否”的学理上的讨论,不至于上升到中医的生死存亡上来,真正掀起中医界轩然大波的事件是在接下来的一个会议上。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
一直致力于“废止中医”的余岩和胡定安等人在会上提出了四项议案,批评中医理论基础学说属于杜撰,中医荒诞无稽,且中医缺乏诊断方法,不能调查死因,疾病没有分类,无法防疫,更不能“强种优生”。
中医存废论争中的逻辑错误王华生在古典逻辑中,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都可以称之为不矛盾律,即是在同一命题、同一语句、同一理论背景中不能自相矛盾。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提出了充足理由律,他认为我们的思维是建立在两大原则之上的,一个是矛盾原则,即思维中不允许自相矛盾;另一个就是充足理由原则:“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实的或实在的,任何一个陈述如果是真实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虽然这些理由常常不能为我们所知道的。
”北京大学陈波教授认为,充足理由律的内容是:在同一思维和论证过程中,一个思想被确定为真,要有充足理由。
具体要求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所要论证的观点必须给出理由;二是给出的理由必须真实;三是从给出的理由必须能够推出所要论证的论点。
否则,就会犯“没有理由”、“理由虚假”和“推不出来”的错误。
充足理由律在于确保思维的论证性。
陈波教授举例说:古代,一家有祖孙三代。
爷爷经过寒窗苦读,由农民子弟考中状元,做了大官。
不料他的儿子却游手好闲,一事无成。
但他的孙子却考上了探花。
于是,爷爷就经常抱怨他的儿子,说他们家就他一个人不争气。
但他的儿子却说:“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我比你争气!”陈波教授解析说,一个人是否争气,主要看他自己的作为,而与他父亲、儿子的作为没有多大关系,因此,那位儿子所引用的证据与他所要证明的结论“我比你争气”不相干。
在中医药学存废论争中,我们看到教授们常常犯那位儿子类似的逻辑错误。
我们首先来看张功耀教授的逻辑错误:在《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四期)一文,张教授说:“在知识界的名流中,主张废除中医中药有居多,其中包括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张东荪、蒋梦麟、丁文江等。
经过120多年艰难地探索,笔者认为,对待中医中药的正确态度是自觉地与之告别,而不是人为地去废除它。
”初看,“主张废除中医中药的知识界名流居多”似乎是“告别中医药”的充足理由。
上世纪中医存废之争1. 始作俑者1879年,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清末国学大师俞樾先后发表了《废医论》和《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
到民国时期,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当做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
2.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
该《法令》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
3.首次请愿1913年10月,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赴京请愿,要求教育部设立中医药专门学校。
北洋政府则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并认为中西医“致难兼采”,而“专取西法”是“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
4.中西医矛盾深化1925年,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坚决抵制中国教育界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
因此,中西医矛盾进一步加深,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5.中医“命垂一线”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废止中医案。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的废止只是时间问题。
同年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
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
6.再起争端1934年,傅斯年的《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发表,舆论上再次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中西医之争。
7.中医得“解放”50年代初,政府和毛泽东大力扶持中医,甚至将提出“中医是封建医”的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撤职。
同时,“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开始兴起,并引起存废双方新的争论。
8.为中医“正身”1982年,在新修改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给予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我国历史上的五次中医存废之争2010-06-14作者:张功耀1936年,陈邦贤先生出版的《中国医学史》,把张骞从西域引种苜宿和葡萄也算做中外医学交流。
其实错了。
张骞的这个作为,充其量可算做农作物引种,与医学交流并不相干。
查历史,这样的农作物引种,从西汉开始一直都在进行。
后来,我国陆陆续续从波斯和印度引种了黄瓜、胡椒、大蒜、豌豆、青豆、亚麻、萝卜、甜菜、大枣、芹菜、葫芦、莴苣、无花果,等等。
这些都不能算是中外医学交流。
中国人从国外引进医、药、以及医药思想和方法,可能比引进蔬菜和谷物种子要早。
比如,“不调”这个中医病理学概念,就有可能来自古代印度的“四大不调”(地、水、风、火)和“饮食不调”,而不是古中国人自己创造的。
此外,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法药咒》有“五藏平和,六腑调顺,七十五脉,自然通畅”等语。
众所周知,中医生至今还不会做解剖。
他们的五脏六腑概念至今还相当混乱。
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五脏六腑”的概念可能是某些中国人从印度人那里在道听途说中得来的。
因为听得不那么仔细,口耳相传之后,便成了目前这个混乱不堪的样子。
还有,学过中医的都知道,中医把眼睛分成“五轮八廓”。
这个“五轮八廓”,可以清清白白地在印度的佛教著作《龙树菩萨论》当中读到。
这部佛教著作比任何一部中医典籍都早。
因而可以断言,中医里边的“五轮八廓”是件舶来品。
至于阿魏、诃勒黎、郁金香、丁香、龙脑、没药、红花、没食子、皂荚、苏合香、安息香、乳香、硼砂、芦荟之类的药材,都是来自国外的“上门女婿”。
对此,稍微有点中医药历史常识的人都很容易接受。
遗憾的是,任何外来的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
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就连科学这样严肃的东西,也难以幸免。
外来的医学和药学,一经“酱缸文化”(现在有人把它叫做“中国化”)的浸染,许多都失去了原有的样式。
最近在网络上议论纷纷的芦笋,在国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明明白白地只是蔬菜。
可是,到了咱们中国,它就变成了“抗癌辅助药”。
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近代中医废存之争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个热点话题,也是当前中医学界的焦点。
本文旨在探讨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的研究现状和争议焦点,以期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中医废存之争起源于近代,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和普及,中医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受到质疑和挑战。
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中医是否科学、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和发展。
围绕这一主题,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政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的研究,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和专家涉足其中。
例如,著名的中医学家张锡纯在其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医废存之争的看法和观点,强调了中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此外,一些西方学者也在研究中医废存之争,例如汉学家卜鲁姆在其著作《中国医学》中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医的优点和不足。
中医废存之争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医是否科学:这是中医废存之争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部分人认为中医理论和方法不符合现代科学理念,应该被废除;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医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临床疗效,是科学的,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
2、中医的适用范围和限制:中医是否适用于现代疾病的治疗?中医的治疗方法是否适用于所有患者?这些问题也是中医废存之争的争议焦点。
3、中医的国际化和文化认同:随着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推广,中医的国际化和文化认同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一部分人认为中医应该积极融入国际医学体系,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医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总之,近代中医废存之争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敏感的话题。
虽然历经了很长时间,但这场争论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研究中发现,中医废存之争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是存在着许多复杂的因素和角度。
首先,中医废存之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中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拥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和普及,中医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受到挑战。
上世纪中医存废之争1、始作俑者1879年,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清末国学大师俞樾先后发表了《废医论》与《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
到民国时期,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当做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
2、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
该《法令》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
3、首次请愿1913年10月,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与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赴京请愿,要求教育部设立中医药专门学校。
北洋政府则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并认为中西医“致难兼采”,而“专取西法”就是“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
4、中西医矛盾深化1925年,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坚决抵制中国教育界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
因此,中西医矛盾进一步加深,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5、中医“命垂一线”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废止中医案。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的废止只就是时间问题。
同年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
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
6、再起争端1934年,傅斯年的《所谓“国医”》与《再论所谓“国医”》发表,舆论上再次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中西医之争。
7、中医得“解放”50年代初,政府与毛泽东大力扶持中医,甚至将提出“中医就是封建医”的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撤职。
同时,“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开始兴起,并引起存废双方新的争论。
8、为中医“正身”1982年,在新修改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与我国传统医药”,给予中医与西医同等的地位。
中医存废之争(二)三、中医发展困境近代以来持续不断对“中医科学与否”的争论,使越来越多的国人对中医产生怀疑甚至抵触。
调查中,仅有27.7%的人生病后首先想到看中医,61.3%的人认为“中医在我国的发展越来越不乐观”。
中医确实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问题,甚至是巨大的危机。
“取消中医”风波现已渐息,但由此而起的“中医存废之争”,引发了人们对当前中医困境的关注。
1、困境之一:体制现实情况是,即使没有要求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激进主张,中医中药在现存的国家医疗体制内已经退得差不多了。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民国初年,中国共有中医80万人,1949年为50万,但是随着人口从5亿剧增到13亿,现在中医却只有27万人;而且据调研估计,其中大约只有3万人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
与此相对照的则是,西医从1949年的约8.7万人发展到目前的175万人,接近中医的6倍。
还有统计显示,我国的著名中医人数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
在全国等级医院方面,以西医占绝对优势的综合和专科医院与中医院之比约为6:1,中西医院校之比为3:1。
另据报道,目前国外中医药从业人员约50万,大大超过国内中医人数。
对比之下,有媒体报道甚至惊呼“中医不再姓中”!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多年来国家政策上“重西轻中”造成的:(1)国家对中医的投入非常有限,但对中医院的考核却有很多指标,有些中医院为了生存只能多开西药,造成现在很多学中医的人对西医懂得很多,对中医却所知甚少。
(2)中医科研成果的评价也要拿西医的标准来套,套不上就评不上,这也严重阻碍了中医科研的发展。
(3)西医院抢救病人,不用中药病人发生意外,不会被指责;但是中医院抢救病人如果不用西药,一旦病人发生意外就是医疗事故,这种规定,让中医院越来越不像中医院。
如果国家在这些方面没有完整的立法,中医的发展确实令人担忧。
2、困境之二:生存在中国现有的卫生体制下,仅靠廉价的中医药的确无法养活医院,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