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解读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一、背景重现

布迪厄出生在法国南部偏远的山区小村，父亲是个乡村邮递员，以后进入法国知识分子的摇篮--- 巴黎高师，求学期间，他在哲学上出类拔萃，同时他的政治意识也明显成长起来。他反对斯大林主义和保守主义体制；他站在左派知识分子这边抨击法国殖民政策。布迪厄与那些出身富有。有文化优越感的精英子弟格格不入，因此他从未认同精英政治论和唯智主义传统。

大学毕业后，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殖民地和殖民战争可怕的现实，这是布迪厄从哲学进入社会学的转折点。就个人经历而言，阿尔及利亚战争深深地唤起他关怀现实，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的政治冲动。希望用科学研究揭示社会困难的来龙去脉，以自主性的学术批判介入社会。

从知识层面而言，布迪厄的研究工作是在法国战后学术领域展开的。考察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必然要与这一特定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话语联系起来。布迪厄的学徒时期正值法国知识盛行存在主义学说的50 年代。在他看来存在主义夸大了主体的主观选择能力，接受了历史理性主义思想，并沉浸在现象学中，此后结构主义理论登上思想舞台，对布迪厄最初的理论积累和研究道路的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结构主义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经验学科--- 社会学提供了走出实体的，本质主义研究的方法。然而，阿尔及利亚的田野考察使得布迪厄越来越怀疑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的可靠性。结构主义如何揭示实践者的生成性活动？由此布迪厄开始抛弃结构主义的“规则”而选择了潜意识的“策略”概念。

布迪厄曾多次说自己的工作是“哲学的田野工作”，意思是指结合经验调查和理论建构的“参与性社会学”研究。排斥经验研究的哲学冥想，掩盖和自然化了社会及知识长于的等级区域。脱离社会实际的流动和丰富的事实；而实证研究则陷入唯方法而方法的琐屑材料中，同样不能透彻地揭露社会世界的隐秘神话。在他长达40余年的研究中迎接了跨学科，多方位的挑战。布迪厄几近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完全无视学科界线，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他都有所涉猎。布迪厄向当今的学科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他在涉及范围极广的不同领域中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质询：从对农民、艺术、失业、教育、法律、科学、文学的研究，到对亲属关系、阶级、宗教、政治、体育、语言、住房问题、知识分子、国家等的分析。布迪厄还具有融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学风格的能力，从艰苦的人种论阐述到统计学模式，到抽象的元理论的和哲学的论辩等等，布尔迪厄一律照单全收，他向已被公认的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

大师逝去，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文告，称他为最具才华的知识分子之一，继涂尔干和韦伯之后使社会学出现新的改观，向众人指出"文化的时代并非经济的时代"。左派总理若斯潘则说布迪厄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批判的领头人物，他个人完成了思想和行动的辩证统一。在同行之中，大家普遍承认他对社会学的贡献和他一代宗师的地位，但也有人认为只有60、70年代教书时的布迪厄是可取的，后来他过多卷入政治活动，故而此后的著作根本不能称为社会学，而纯属"宣传鼓动"。

二、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

（一）、场域(ｆｉｅｌｄ)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ｎｅｔｗｏｒｋ),或一个构型(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场域是把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虽然场域中有社会行动者、团体机构、制度和规则等因素存在,但是场域的本质是这些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网络。

（二）、惯习（habitus）

惯习的概念是一个构筑在实践层面上的后天获得的性情系统,属于感情认识和评论活动的范畴。惯习具有多重内涵,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是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也可以说是经由社会化而获得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

第二,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是作为一种社会性变量而存在的,它是在历史中建构的、植根于制度的生成性母体,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因此它又具有历史性。

第三,惯习是一种形塑机制(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其操作来自行动者自身的内部。这种机制表现为生成策略的原则,使得行动者能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境;它还表现为各种既持久存在、又可变更的、开放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

第四,惯习具有能动的实践意义,它是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之中的。

（三）、场域与惯习的关系

第一,场域和惯习是相互交织的双重存在。场域是具有惯习的场域,没有惯习的场域是不存在的;惯习是场域的惯习,脱离场域的惯习也是不存在的。

第二,在一个场域内部,场域与惯习之间存在“本体论的对应关系”(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布迪厄认为,存在“本体论对应关系”的惯习与场域的关联有两种作用方式。“一方面,这是种制约(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织的场域,它们彼此交融或离异的程度,正是惯习的内在分离甚至土崩瓦解的根源)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又是种知识的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

第三,此场域的惯习与彼场域之间存在着“不吻合”现象。由于场域是分为不同类型或形式的,惯习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惯习,把在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去必然会造成“水土不服”,产生各种“不合拍”现象。一种是“纵向的不合拍”,另一种是“横向的不合拍”。关于前者,布迪厄认为主要是由于“惯习和它特有的惯性,特有的滞

后现象”造成的,他用两个实际事例作了生动精辟的说明。

第四,场域与惯习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通过“实践”为中介的“生成”或“建构”的动态关系。

（四）、资本

“资本”概念是布迪厄理论体系中又一个核心范畴。对于“资本”，马克思曾在经济学领域给出这样的定义即“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布迪厄则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在他看来，,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这种劳动可以作为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有。布迪厄把资本分成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

三、文化资本理论分析

（一）、布迪厄对社会流动的解释

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流动吗？为什么有相同教育机会的人会取得不同的教育成就？传统习惯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往往将其归因于个人的自然能力，即个人的天赋、能力、努力程度等等，以及家庭经济资本的不同，却很少注意到家庭的经济资本是如何运用到教育中去的，其实当我们在教育领域中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家庭的经济资本已经部分地转化为了文化资本，从而对一个人在学校中所取得的成绩甚至对他未来在社会取得的成就产生影响的

关于社会流动，主要有两派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精英群体是不断循环流动的，该理论的倡导者是帕累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精英是可以“父贵子荣”，能够复制的，这是再生产理论的体现。帕累托是精英循环理论的信奉者，在他看来，由于个人的天赋和其在等级制中的地位之间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任何社会都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那些有才干的人会随时准备好补充到精英群体中。一个社会的精英流动越是顺畅，社会越是稳定。帕累托指出：“新的精英通过不停地循环运动，从社会的下层阶级中冒出来，登入上层阶级，在里面发展壮大，随后衰落、被消灭、消失。”他写道：“贵族不会永存。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段时间后，他们就消失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历史是贵族的墓地……由于低门第家族的崛起，统治阶级在人数上和品质上得到了恢复，并给他们带来继续掌权所必需的活力。他们还通过清除自己队伍中的腐化堕落分子来恢复生机。”马克思对此做过解释：“统治阶级能够吸收被统治阶级中的第一流人才越多，它的统治就越加稳定。”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培养中产阶级群体的意义所在。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够有较好的民主基础，与其社会具有相对较多的流动机会是分不开的。该理论是一种强调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理论，可是我们知道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很多因素，这些因素使得付出同样努力的人们得不到同等的回报，或者要付出更大的投入才能拥有相似的成就。

20世纪60年代以后，再生产理论引起广泛关注，代表人物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他提出了“文化再生产”这一理论，认为教育制度本身也有其文化专断，也就是说，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会用制度化的方式将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固定下来。布迪厄由此来证明社会和教育体制的不平等由此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