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程序正义是英国行政法的标志性原则。
该原则是在行政权急剧扩张的现代社会背景下，普通法院将起初用以规范司法权的自然正义原则适用于控制行政权，并根据行政行为的特点加以调整。
避免偏私是程序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而公平听证则构成了程序正义原则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英国行政法；自然正义；程序正义；避免偏私；公平听证英国是普通法系的母国，是世界宪政与法治的发源地。
程序正义集中代表了英国的宪政传统与法治精神，是行政法的标志性原则。
该原则不仅构成了美国、加拿大等普通法系国家程序正当思想的直接渊源，而且对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立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正如f·弗兰克福特大法官所言：“自由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守程序保障的历史。
”追溯程序正义原则的起源与发展，分析其基本内容和根本要求，不仅有助于深刻把握英国行政法的本质，深入理解普通法系国家行政法的特征，而且对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程序正义原则的起源与发展程序正义原则在英国行政法上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深刻的社会原因。
概言之，古老的自然正义理念是该原则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普通法院的权威地位是该原则得以形成的制度基础，而行政权在近代英国的急剧扩张则构成了该原则得以发展的社会原因。
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
”程序公正原则渊源于英国普通法上古老的自然正义理念，是自然正义理念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应用与发展。
自然正义即“自然的是非观”，是对公正行使权力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
其核心思想被凝练为两句法律箴言：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
在古代和中世纪，自然正义被认为是自然法、万民法和神法的基本内容。
之所以被称为“自然”，是在于表明该原则所具有的不因时间的流转而被抛弃的永恒品质以及不因地域的不同而遭废置的普遍属性。
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行政权在英国还没有充分发育，自然正义在当时主要是用以规范普通法院司法程序的基本准则。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正义原则得到了普通法院始终如一的坚持和遵守。
早在1371年的里伯案中，一名巡回法院法官就由于与案件当事人有利益牵连而被取消了审理案件的资格。
1723年，剑桥大学所作出的剥夺本特利博士学位的决定被法院撤销，理由是该决定在作出前未听取本特利的意见从而违反了自然正义的基本要求。
“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引导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
”通过对自然正义原则的严格遵循，普通法院成功地控制了司法权在公正的基础上运作，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司法权的滥用。
因此赢得了英国民众的衷心支持，树立起了自由之维护者与法治之保障者的良好形象，进而在英国政治体制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所谓法治无非是普通法院之治，而普通法院之治就是自然正义之治。
这就为自然正义原则向行政领域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同时，自然正义原则在普通法院的严格践行过程中，不仅成为规范司法权运作的基本准则，而且逐步具备了超越所有权力之上的品质，成为奉行法治的基本标志。
自然正义原则被认为是“落在每一个裁决者身上的义务”，甚至国王和议会也不例外。
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明确规定王权要受到自然正义原则的限制：“凡自由民，未经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放逐或被加以任何其他方式侵害。
”其中的“经国法判决”与自然正义、正当程序系属同一意义。
在1610年的伯翰姆大夫案中，首席法官柯克宣布：如果议会法律让某人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法院可以宣布该法律无效，因为这样的法律触犯了普通法的权利与理性。
也就是说，在17世纪以前，自然正义就已经逐步具备了限制所有类型权力的属性。
这就为该原则超越司法领域向行政领域扩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英国的宪政体制和权力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集中体现为：议会代替国王而获得了国家的最高权力。
之后，随着现代政党制度在英国的发育、成熟，国家权力开始向以内阁为代表的行政机关集中。
为了灵活应对和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行政机关获得了议会的广泛授权，其角色开始从消极的“守夜人”向福利的提供者转变，其职能也从传统的国防、外交、税收等急剧扩展至教育、卫生、交通等广泛的领域。
面对行政权的急剧扩张，奉自由为生命的英国民众内心的忧虑也日益加剧。
如果对行政权不加以限制，行政机关就有可能演变为现代社会的专制君主，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将化为乌有。
1929年，英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g·休厄特勋爵所发表的《新专制》一书集中代表了这种社会思潮。
在上述社会背景之下，普通法院举起了自然正义的大旗，意图以正当程序控制行政权的行使，以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然而，在新的宪政体制之下，普通法院的努力遇到了议会和行政机关的联合抵制。
这主要表现为，议会经常通过法律授予行政机关以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排除自然正义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应用。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议会在形式上代表着民众的意志，但实际上是受到以内阁为代表的行政机关所控制的，其所制定的法律直接反映的是行政机关的意志。
就行政机关而言，当然不愿意自己的手脚受到自然正义原则的束缚而希望获得行使权力的绝对自由。
因此就出现了行政机关通过议会法律转而授予自身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法院如果强行再推行自然正义原则，将与议会法律发生冲突。
这在英国是不允许的，因为议会法体现着议会主权，而议会主权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标志，是英国宪政的基石。
因此，“自然正义不得不谋求新的立足点，并发现它是实施制定法而不是推翻制定法的一个范式。
它的基础现在存在于解释规则之中”。
普通法院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推行正义而不是推翻正义。
对法律的解释必须以正义为基本准则，自然正义是作为法律中潜在的、暗示的条款而存在的。
即使议会法没有明确规定自然正义原则，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守。
相应的，议会法授予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受到自然正义原则这一法律的暗示条款所拘束的。
通过上述解释，普通法院在形式上维护了议会主权原则，避免了与议会的直接冲突。
同时又在实质上将自然正义融入了议会法律之中，否定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绝对性，从而成功地将自然正义原则拓展至行政领域，成为控制行政权运作的基本规则。
但是，在历史上，自然正义原则是用以规范司法权运作的，当该原则扩展适用于行政权这片新的领地时，其历史局限性也开始显露。
这主要表现为该原则只能适用于司法性质的行为，而无法包容所有的行政行为。
为了克服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局限性从而扩大法院通过行政权进行程序规制的范围，越来越多的法官开始用“程序正义原则”取代传统的“自然正义原则”。
不过，程序正义原则在核心理念、主要内容、基本制度等方面与自然正义原则都是相同或相通的，只是根据行政行为的特点对自然正义原则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如果将自然正义原则比喻为一棵老树，那么程序正义原则就是这棵老树发出的新枝。
二、程序正义原则的基石：避免偏私，保持行政中立“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自然正义的基本精神，其实质在于保障法官的中立性和判决的公正性。
这一规则在普通法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以至于柯克认为它应凌驾于议会法律之上。
将自然正义的上述规则应用于行政领域，将法官改换成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就形成了避免偏私，保持行政中立原则。
这是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程序正义原则的基石。
(一)基本要求为了使行政机关在案件中保持中立的、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地位和态度，程序正义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做到“没有利益牵连”、“没有个人偏见”。
“没有利益牵连”首先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其亲属不得与案件有财产上的牵连。
“任何直接的金钱利害关系，哪怕多么微小，都是丧失资格的理由。
”在1984年的一个案件中，法院宣告地方当局授予某公司的许可无效。
理由是该地方当局通过先前的一份合同与该公司产生了财产上的利益牵连。
按照合同的约定，如果地方当局不授予许可的话就要对该公司承担赔偿义务。
其次，“没有利益牵连”还包括不得与案件有精神上的或者感情上的利益关系，如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友谊或者恩怨关系等。
“没有个人偏见”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使个人的感情受到某种预设的观点或偏好的支配。
为了避免个人偏见的形成，任何人不得在同一案件中既是追诉人又充当裁判者。
如已经投票赞成起诉的治安法官不得再以裁决者的身份出现。
当然，仅仅由于是控诉组织的成员并不必然导致其裁判资格的丧失，如某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可以裁决由该协会提起的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避免偏私原则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要做到实质上没有偏私，而且在外观上也不能让人们有理由怀疑可能存在偏私。
避免偏私是一个“表象比真实情况更为重要的领域”，必须达到排除他人合理怀疑的标准。
在1956年的格林姆斯贝上诉案中，首席大法官戈达德说道：“我们强调的偏见是偏见的真实可能性，而不是确凿的偏见。
”此即休厄特法官经常被引用的一句名言所说的：“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
”(二)适用范围随着自然正义向行政领域的扩展，避免偏私原则目前在行政法领域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普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行政行为。
但是，有些情况法律不认为是偏私，或者看起来是偏私，但实际上不是偏私。
这主要有：1、法律的排除性规定。
“法院使用反对偏私原则是如此之严格，以至于议会在特定情况下授予豁免来予以缓解。
”当议会法律中出现豁免条款或者庇护性条款时，法院不得坚持避免偏私原则的适用。
在实践中，法院对这类条款采取严格解释的方法，以限制其应用范围。
法院认为，避免偏私是法律的默示条款，任何排除适用这一公认的程序正义原则的情况必须有立法上的明确言词。
2、无法替代的行政机关。
“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原则的应用是以存在另外可以替代的法官为前提的。
在法律将某项权力赋予唯一的行政机关的情况下，即使该行政机关与案件有利益牵连，其所作出的决定仍然有效。
因为除了该机关之外，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裁决。
而且，如果该行政机关放弃行使职权，这本身就是违法的。
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偏私的要求不得不让位于必要性。
否则，行政管理无法正常进行。
如某殖民地总督有权批准关于豁免自己行为的法律，因为唯有他拥有这项权力。
如果坚持适用避免偏私原则，其结果是该法律根本无法获得通过。
与此相类似，某环境国务大臣所发布的关于支付自己费用的命令也被认为是合法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