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内容是由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构成的，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离，社会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个人是构成社会的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个人与社会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只有科学地把握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协调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为人生价值的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个人在社会中的定位。
正确认识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关系。人具有个体性，有其特定的思维、行为方式和需要。人总是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外界事物，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性。人又具有社会性。人是社会的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在社会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任何个人的个体性都打上了深深的“社会性”的烙印。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人的个体性中蕴含着社会性。人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同时又以社会的形式存在。在生物本能上，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生命生存和延续的条件，在自身价值的实现上，也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找到途径并具有可能。人的这种社会性，意味着人必须经过充分的社会化的洗礼，使个体性与社会性统一起来，才能获得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基本条件。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在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认识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关系。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有维持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但是，人的需要不同于动物的需要，即使是人的本能需要，也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历史的印记，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需要。人的需要的满足，只能借助于社会，凭借一定的社会关系，通过一定的社会方式实现。因此，个人需要不纯粹是个人的，它或多或少是社会需要的反映，受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需要也不是脱离个人需要独立存在的，社会需要是个人需要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全体成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需要的反映。孤立地、不联系社会需要来考虑个人需要，将使个人需要失去基础和条件，还可能导致个人欲望、个人需要的无限膨胀，最终不仅不能使个人需要得到满足，甚至还可能使个人走上危害社会、违法犯罪的道路。
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个人与社会都有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体现在社会关系中就是个人利益，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体现在社会关系中就是社会整体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社会利益离不开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也离不开社会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所有人利益的有机统一，它体现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它也保障着个人利益的实现。个人应自觉地维护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整体利益。当个人利益一旦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要自觉服从社会利益。
正确认识享受个人权利、自由与承担社会责任、义务的统一关系。利、自由也就无从实现。因此，享受个人的权利、自由与承担社会的责任、义务是统一的。但是承担社会的责任、义务并不与享受个人的权利、自由简单对应，在道德要求上，不能把享受个人的权利、自由作为承担社会的责任与义务的先决条件。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为社会做贡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只有人人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社会多做贡献，社会的财富才能不断地增加，才能为人们享有权利和自由提供雄厚的基础，人也只有在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中，才能使自己的人格健全、品德高尚，个人的自我价值也才
能得到充分实现。
中国人的情理法---谈谈文化与心理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有情理法三种力量的存在。无非是各种力量发挥作用的层面不同，作用力不同。情理法的排列，比较能够反映中国的文化。而美国文化大约要按照法理情来排列。所以，中国是一个人情国家，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税务部门通知某家公司：你们公司涉嫌偷漏税款，怎么办？美国人一般会说：好！你和我的律师（会计师）去谈吧。解决思路，按照法律办事。中国人会说：好！我们私下谈谈。然后，就会去找（动用）各种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解决思路，规避法律。
中国建立法治国家遇到的困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取得了十分惊人的进展。从各种法律出台、法律总量难于计数可见一斑。但是，中国距离法治国家还差的很远。甚至，我怀疑中国能不能建成西方式的法治国家？有没有必要建成西方式的法治社会？一是从文化角度看，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情理法的文化现象，或者说是思维模式。二是中国历史上就是以德治国，今天，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这些都不是法律概念；三是从本国国情出发，西方的法治社会适应西方的文化和历史，中国的情理法适应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任何一种制度没有绝对好与坏之分，只是看适合在什么地方。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法治建设，而是说要承认中国的特点，法治建设也不能西化。情理法三个层面，都应该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在中国这样的国度中，很多事情仅靠法律协调是远远不够的。今天我们还不够发达，即使将来发达了也同样如此。法律能够协调的关系，毕竟有限，设立再多的法律也不可能将人的行为全部规范住，更不用说思维层面。法律毕竟是冷冰冰的东西，往往与人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并不相称。而情与理对人身心的发展、工作和生活，往往会带来愉悦。
在中国有一种社会现象—上访，就最充分的体现了情理法的交织。以拆迁补偿发生争议为例。领导或者被诉部门会说：我们按照法律办事，该补偿的都已经做了，并且已经高于法定标准，你们再上访也没有用。被拆迁方会说：按照法律你们是补偿了，但是，你们补偿标准太低，给我的钱根本买不起一套房子，更别说与原来面积一样大。这是在讲理。领导或者拆迁方说：标准不是我定的，你和我说也没有用。被拆迁方说：标准不是你定的，但房子是你拆的。你看我上有老、下有小，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家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吗？你忍心让我们睡到马路边吗？这是讲情。结果如何，中国人都知道，法理情共同发生作用，经过多次博弈，会拿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尽管有时某一方面会勉强接受）。其实，上访制度本身就是情理法相结合的产物。党中央说，信访制度是党和人民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这是理和情层面的说法。国务院有信访条例，这是法方面的要求。
了解了中国这种文化现象，在处理事情时就要考虑中国的国情。有些外资企业，就是不了解中国国情，以致在中国投资后多年无法实现经营目标，甚至长期亏损。有些中国企业，脱离中国国情处理事情，也会闹出很多笑话。
情理法的结合，也许是中国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